海洋生態話語的哲學觀及對外傳播

　　提 要：“海洋生態環境”是我國提出的相區別于國際社會通用的概括性詞語“海洋環境”的全新概念，其新增“生態”一詞表明，我國更加注重從生態系統的視角關注海洋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體現我國的生態哲學思想。 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應當運用生態話語展開分析，注意社會生態話語中的參與者角色，在術語翻譯中要注重生態哲學觀的構建，其有助于揭示全球海洋生態環境治理的意義。 在“海洋生態環境”治理理念的對外傳播中，傳播主體要在對文字進行翻譯的基礎上，注重體現國家對生態環境的重視，同時把握對外新聞翻譯要點，既要體現中國特色，也要做到能夠被國際社會所理解與接受。

　　本文源自黃玥; 韓立新， 外語學刊 發表時間：2021-07-14

　　關鍵詞：海洋生態環境;中國特色;國際生態話語;生態哲學觀;生態語言學;對外話語傳播

　　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在內容上涵蓋中國對外話語實踐過程中的建構( 生產)、翻譯( 再生產)、話語傳播(消費)3 個階段(司顯柱 2020：1)。我國提出“ 海洋生態環境” 的完整概念，即“ 建構”，將其用適當的生態話語轉述成英文供國際社會了解，即“翻譯”，隨之在不同國家間傳播以進一步強化我國在國際海洋話語體系中的作用。

　　1 生態語境下“海洋環境”向“海洋生態環境”的轉變

　　海洋生態系統是全球最重要的生態系統之一，影響著全球生態系統的穩定與安全。 與國際社會通用的概括性詞語“海洋環境” 不同，“海洋生態環境”結合我國特殊國情，具有現實性意義。從目前的文獻看，“生態” 的含義用得比較寬泛，幾乎所有與“環境”有關的問題都可以聯系到生態，因為“生態學”基本的含義就是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 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黃國文 2016：11)。 我國提出的全球性“海洋生態環境” 治理( Marine EcologicalEnvironment)中通過新增“生態”，將原本的海洋環境范圍加以限制，生態環境較之宏觀的環境一詞更加注重從生態系統的視角關注海洋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這一轉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海洋生態環境源于海洋生態價值，海洋生態價值主要體現在海洋在整個生態系統中的重要性。 海洋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它與大陸相連接，海洋中的漁業資源可以供給大陸，反之，大陸人類活動產生的陸源污染及海上船舶產生的油污染等均會對海洋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的影響。 因此，海洋與大陸是密不可分且相輔相成的整體，人類在關注陸地污染的同時，也應關心與陸地相連的海洋生態環境問題。

　　其次，該詞源于我國的生態哲學理念。 黨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均把生態文明納入“五位一體” 總體布局中， 強調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地位， 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 以建設美麗中國，這包含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中國傳統哲學思想。 2019年提出的“海洋命運共同體” 的概念與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建設海洋強國”相呼應，全球海洋生態環境治理是實現“海洋命運共同體” 的必要條件。 “海洋命運共同體” 理念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可推動構建國際海洋新秩序。 作為一種新型海洋治理觀，它彰顯出中國政府基于全球視野，對世界及中國發展的戰略判斷和對人類整體前途命運的重大關切。

　　2 海洋生態話語的哲學觀

　　2. 1 生態話語中的參與者角色

　　生態語言學是一門具有多學科屬性的新興學科，旨在通過生態話語和行為分析彰顯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借以促進生態環境的和諧以及語言之間和方言之間的和諧等(王文斌 2021：4)。 生態語言學通過理論框架的建構來揭示和解釋人類在賴以生存的自然與社會文化等生態環境中實施的是何種語言行為( Steffensen， Fill 2014：20)。 生態語言學界較為一致地認為，語言即反應也可以鞏固或建構人與生態的關系(李淑晶 2021：87)。有學者提出，生態語言學研究中包含 4 種 “ 生態”，即自然生態、社會文化生態、符號生態和認知生態。 這 4 種生態均涵蓋于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生態系統(Steffensen， Fill 2014：7)。 自 20 世紀60 年代以來，生態的思考( ecological thinking) 和生態的理解(ecological understanding)成為普遍采納的思維方式， 從生態的角度探討問題已成為 21世紀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 的 重 要 趨 勢 ( 王 諾2006：37)。 實踐中，從生態角度描述語篇語氣系統不僅需要考察小句語氣類型， 還需將其與語篇講述者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責任等要素聯系起來(張瑞杰 何偉 2018：99)。 因此，“海洋生態環境” 的翻譯不僅要基于詞語本體，還應結合我國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要素。

　　生態語言學主張摒棄人類中心主義，擺脫為謀求人類自身利益而開啟科技主導自然的思維及行為模式(Goatly 1996：537)。 在任何生態系統中的各類生態因子皆為彼此區別、獨立又相互影響、制約的有機要素(何偉 馬宸 2020：26)，人們使用語言時應給予非人類生態因子以更多的關注，提升它們在話語中的存在度。 將該主張類比于海洋生態環境，即，在海洋環境自然生態話語確立時，人、海之間的關系尤為重要。 在闡釋“海洋生態環境”的意義時，人們應有意識地提高對海洋內部有機生命體及自然界無機環境的關注程度和感知程度。 例如，海洋漁業資源、海洋微生物藻類資源等，使這些非人類生命體和物理性要素參與者充當話題主位，這類話題主位越多，話語的生態性也就越強。

　　生態語言學視角下，參與者角色可分為生命體和無生命體，人類與海洋環境中的生物、微生物資源都屬于生命體范疇。 生命體包括“人類生命體參與者”，無生命體包括動植物及微生物等在內的“非人類生命體參與者”。 而無生命的參與者角色可細分為“社會性要素參與者”和“物理性要素參與者”，其中前者指人類社會所創造的因素，如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以及它們的衍生物或產品，例如，國際社會為海洋環境治理作出的政策性因素;后者指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因素或條件，如地形、氣候、水土、原始礦產資源等。 通過對參與者角色進行細分更有助于厘清“海洋生態環境”的概念。

　　此外，對該術語翻譯時也應注意社會生態話語中的參與者角色主位。 “社會生態”相當于 Ste? ffensen 和 Fill 提出的“社會文化生態”，主要指因人為因素而產生的關于經濟、政治、科學、文化、人口結構、傳統習俗等社會環境( 馬世駿 王如松1984：1)，而非生物學、地質學等所關注的自然環境。 我國有許多政治性術語譯成英文時多關注 “社會文化生態”，所以對詞語要進行政治性選擇。 如“海洋命運共同體”，國內外媒體都譯成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 ChinaDaily)，這里用 maritime 而非 marine. 雖然 mari? time 和 marine 都表示海洋的人為屬性，如地圖測繪、歷史研究、法律制度等，且在實踐中對于“海洋資源” 既可以用 maritime resources，也可以用marine resources， 但“海洋命運共同體”作為一種理念和構想，通常歸類于抽象事物的范疇，因此使用 maritime 而不是 marine 作為形容詞。 可見，在對于該概念進行衍生解釋時也要注重社會生態屬性的構建。

　　2. 2 海洋生態環境中哲學觀的構建

　　除上述參與者角色主位外，理解“海洋生態環境”還須生態哲學觀的構建。 生態語言學是一個跨學科研究，分析語言生態特性時需要特殊的生態思想和理念指導。 生態哲學觀是一套為追求生態和諧與生態平衡的系統性、個性化的哲學觀(Drengson 2008：3)，全球海洋生態環境治理就是在國際社會傳播生態哲學觀的過程。 何偉、魏榕(2018：28)提出的“多元和諧、交互共生” 的生態哲學觀表明語言對國際社會生態系統的影響。 生態哲學觀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它不僅能反映社會生態系統，也能反映自然生態系統良性發展的需要，其框架下的生態話語分析有助于揭示各類話語的生態意義。 從生態語言學視角看，對話語進行語言學分析，可以揭示話語背后的識構及話語者所持有的生態哲學觀(黃國文 陳旸 2016：56)。由此可見，任何生態學概念都包含或共性、或特有的生態哲學觀。

　　生態哲學觀根植于社會和文化背景中(Naess2002：101)。 海洋生態環境治理依賴于我國特有傳承的“知行合一” 哲學觀與“多元和諧、交互共生”的世界共通哲學觀。 “和諧”不僅在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學說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肖剛 2006：48)，而且是中國外交新篇章的主旋律 ( 黃慶2012：46)。 “多元和諧”是國家之間的靜態維度， “交互共生”是國家相處的動態維度，“共生”是一種過程， “交互”，即“交流互動” 也是一個過程(Wendt 1999：21)。 “多元和諧、交互共生”有助于維護國際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推動國際社會的生態化，從而促使人們成為具有生態意識的“生態人”(黃國文 2016：60)，促使國家變成具有生態意識的“生態國”，進而促使國際社會成為具有生態意識的“生態國際社會”。

　　“知行合一” 哲學觀是我國“海洋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核心理念，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作為“海洋命運共同體” 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需要貫徹該哲學觀。 在初始意義上，“知”表示人類對道德的認知;“行”是指實踐中人類對道德的踐行。 后世也將這對辯證統一關系延展至道德以外的其他知識領域。 延伸至生態領域，為生態系統的建設，我國確立了一體化、知行并舉和高標準 3 個目標。雖然我國“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念建設的知行合一哲學觀已有深厚的基礎，但“海洋命運共同體” 哲學觀的建設仍處于初始狀態，政策概念體系和戰略實踐體系很不完備，未來目標是進一步推動海洋領域的跨學科交流、跨部門協調、跨界別合作。 海洋生態環境的知行合一觀念是完成由“中國倡議”轉為“國際共識”、 “中國擔當”到“國際責任”、 “中國推動”到“國際共建”、 “中國標準” 到“國際規則”、 “中國道路” 到“國際秩序” 的 5層轉化。

　　3 海洋生態話語的傳播

　　我國是海洋大國，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致，“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表明中國愿將自身海洋事業的發展充分融入到世界海洋發展的潮流中，全球海洋生態環境治理的國際化傳播也須遵循該理論的具體實踐。

　　3. 1 對外話語傳播中的生態語氣

　　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首先要注重傳播主體對于文字的翻譯，這類傳播主體包括政府、媒體等。 Halliday (1994 / 2000：69)指出， 言語交際主要有陳述、疑問、命令和提供 4 種功能， 并主要由語氣系統體現。 在一般情況下，陳述由陳述語氣體現，疑問由疑問語氣體現，命令由祈使語氣體現， 提供則由多種語氣體現。 在國際社會宣傳我國特色海洋生態環境治理概念時，應當注重運用不同語氣系統來增強概念的傳播力度。 就國家立法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中共計140 個小句， 其中包含“應” “應當” “禁止” 等祈使語氣的小句多達 93 個(占全文 64% )，如“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應當合理開發” “公民應當增強環境保護意識” 等(張瑞杰 何偉 2018：102)。 由此可見，通過這類祈使語氣的小句，國家立法更能突出區分禁止性規定與義務性規定，以達成對主體的管理，也更能顯示國家政府層面作為主流傳播者對于生態環境的重視態度。 在媒體層面，由于媒體新聞報道具有傳播、宣傳、示范、教育等作用，隨著生態環境逐漸為人們所關注，主流媒體也增加對生態問題的關注。 相較于國家權威機構的語氣構成，主流媒體多使用陳述語氣，用于描寫生態現狀、介紹生態知識、法規、宣傳國家生態政策、報道生態相關行為等，潛移默化地讓受眾理解保護生態的重要性，而非使用祈使句的命令語氣。 通過對這些重要的傳播群體，如政府、媒體等話語語氣進行生態解讀，能夠便于社會認識到生態意識傳播的過程。

　　3. 2 對外新聞翻譯要點

　　我國在海洋生態治理領域想要成為諸多國家之中的引領者，必須要形成與我國迅速提升的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話語權，其首要任務便是構建既有鮮明中國特色又能被國際社會理解和接受的對外話語體系，尤其是在我國提出區別于西方國家“海洋環境”的“海洋生態環境”全新理念的現今。

　　第一，由于海洋生態環境是我國提出的全新概念，我國明確自身立場自然是以領導者兼首要傳播者等身份對該概念進行對外傳播。 第二，要明確“說什么”，要了解和研究受眾的需求與愛好。 實踐中，我國特殊政策的對外翻譯一般按照先產出中文概念在國內進行傳播，在國內傳播有一定成效后再將該概念翻譯成外文進行對外輸出。 而新媒體時代，新聞傳播的“受眾文化意識” 得到進一步強化，受眾并非僅是單純的信息接收者，對外翻譯需要 “把握受眾，張揚自身的文化優勢;在新聞傳播過程中引導受眾，確立文化規范;同時，依托受眾，展示自身的文化價值” (戴宇立1999：75)。 對外新聞報道的受眾，其文化背景、思維模式、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均有所不同，結合我國對外翻譯“先中文，后譯成英文” 的慣例，在對外翻譯時應當尊重受眾的語言風格，做到“內外有別”，在內容選擇、重點、順序等問題上，既要包含我國的特色，又要考慮受眾需求。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念已經得到世界認同的今天，我國正在傳播由“人類命運共同體”向細節延伸的“海洋命運共同體” 理念，國際社會也在關注我國的政策衍生理念，若是僅翻譯表面的意義很難讓外國受眾理解，因此在對外翻譯時要考慮受眾需求，在突出概念提出者的同時，對概念進行潤色分析。第三，要圍繞“怎么說”做文章，認真思考在“說” 的過程中如何組織語言，從而實現預期的目標(司顯柱 王敬 2019：92)。 由于西方新聞與中國新聞本質上有所不同，西方新聞重視“沖突性、趣味性和情感性”，中國新聞則重視“宣傳功能，新聞價值取向上更重視重要性、顯著性，并將重要性置于國計民生、國家安定等政治倫理的判斷中” (楊義容 2011：114)。 通過綜合運用增述、刪減、編寫、轉述、合并等手段對原文作變通翻譯(司顯柱 趙艷明 2019：106)，使外國受眾在對外翻譯中更易了解中國的訴求。 對外翻譯要求譯者不斷創新話語表達方式，努力做到中國故事的國際表達。

　　4 結束語

　　本文略述在對外翻譯“海洋生態環境” 這一全新概念時需要注意的要素，在此基礎上構建生產—再生產—消費的生態話語分析模式，并提供大國話語傳播的理論框架。 通過對參與者角色類型進行分析，結合生態哲學觀，對該新理念進行生態及政策性解讀， 希望能為我國成為海洋大國及全球海洋生態環境治理的領導者提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