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法的歷史變遷與工會組織、行為的關系

　　從工會組織的進程來說，我國工會法前后共經歷了四個階段，從禁止工會到逐漸認可，之后演變為積極保護，最后形成了合作共贏的最終目的。在這個整體的發展過程中，并非是那么順利，也并不是直線型的發展，中間經歷了許許多多的坎坷和反復。工會行為的維度，罷工權一直未獲得滿足，這和政權性質也是密切相關的，和我國獨特的社會結構更是息息相關。

　　關鍵詞：工會組織,工會行為,歷史變遷

　　一、工會法發展的三個時期

　　綜觀世界各國工會法的歷史發展，政府剛開始一般都禁止工會的組織以及行為，隨后認可工會的組織，但對其行為又給予限制，發展至最后，法律對工會則采取積極保護的態度。禁止時期的工會組織被視為非法組織，其活動和行為往往被視為犯罪。然而由于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下的資本家過度壓榨工人，反而讓工人更具向心力和團結力，工會組織作為事實上的存在成為無法遏制的趨勢，法律的態度只能由禁止轉向認可，同時也意味著認可工會的行為。隨著工會組織的日漸強大，開始逐漸掌握立法上的話語權，工會法亦走向積極保護時期，法律開始賦予工會以相應的權利，包括勞動團結權、團體交涉權以及爭議權。

　　我國向來是以農立國，工會組織的成立與發展是非常晚近的事，故工會法的歷史相較于西方也更為短暫。即便如此，我國工會法也經歷了前述三個時期，但稍有不同，而且最終找到了契合自己國家歷史與國情的道路。總體而言，清末及北洋時期北京政府對待勞工組織及其活動采禁止態度，屬于反勞工立法。到20世紀20年代，北京政府在各種因素的推動下，開始草擬工會法，雖然并未施行，但依其內容其立法已進到承認但限制時期。同時期在南方的廣州政府則率先立法，創建了中國法律史上第一部工會法。

　　此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雖未建立政權，但其掀起的勞動立法運動極大推動了當時中國的勞動立法。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確立了“扶助農工”的政策，隨后頒布的《工會條例》堪稱近代中國最為先進的工會法，此屬于積極保護時期，但當時所施行的地域較為狹小。1927年國共的分裂導致中國工會立法走上兩條不同的道路。南京國民政府的工會立法又返到承認但限制時期。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我國的國家性質，工會法所確立的工會職能更為全面，而且將西方工會與企業的對立狀態轉變為合作共贏的狀態。直至今日，工會組織在維權的同時，也積極投入到國家和社會建設中，構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工會法和工會運行模式。

　　二、工會組織的維度：我國工會法的三次歷史轉變

　　(一)從禁止到有限承認：北京政府工會立法的轉變

　　清末法律禁止工會組織的存在，更不允許罷工的存在，罷工行為被視為刑事犯罪。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同樣如此。1914年，北京政府頒布了《治安警察條例》，同樣對工會組織采取禁止態度，其中即規定警察和官吏可以對勞工聚集進行禁止，而且對勞動聚集過程的煽動行為給予處罰，最高可處五個月徒刑和五十元的罰金。此為工會在中國的禁止時期。

　　但自1923年開始到1925年，北京政府先后起草了三部工會法草案，分別是《工人協會法草案》、農商部《工會條例草案》和交通部《工會條例草案》。通過對三部草案內容的考察，一方面，法律開始認可工會組織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其對工會組織的限制又無處不在。以農商部《工會條例草案》為例，其在公布后就遭到了各界的責難，上海總工會即認為該草案對發起人之人數及資格過于限制，對工會的基金要求必須存在代理國庫的銀行，僅僅允許各地同業工會的聯合，禁止地方各業工會的聯合，而且一旦有地方工會組織的聯合，不但要遭到解散，而且也要對發起者處以刑罰。即使如此，我們仍然要看到其進步的一面，中央政府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開始認可工會組織的存在。

　　法律對工會的態度為何在此時發生轉變?筆者以為根本原因在于工會組織自身的發展和實力的增加。在上海，從1919年4月中華工業協會發起建立至1921年，共有55個資產階級領導和控制的工會產生;至1921年，廣州已有工會組織約有130多個，香港有120多個;甚至在廣東還出現了一些地方性工會和較大的工商聯合組織，較為著名的廣東總工會就有7個支會，國民黨員謝英伯創辦的互助總社有23個團體會員，計有人數約2萬多人。正是因為工會組織的發展，才掀起了隨后全國范圍內的罷工高潮，在罷工過程中又成立了更多的工會，力量得到進一步加強。而此時的北京政府正處于內外交困的形勢，只能對已出現的工會組織予以認可和拉攏。

　　(二)從積極保護到限制：國民黨政權工會立法的轉變

　　1922年廣州軍政府頒布的《暫行工會條例》以及隨后在1924年以此為基礎修正而來的《工會條例》將中國的工會法推至積極保護時期。其中，《暫行工會條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得以實施的工會法，從內容上來看，《暫行工會條例》對工會的設立采取了開放的態度，對工會的運行采取保護的態度，賦予工會全面的職能。《工會條例》更是賦予了工會以同盟罷工權、團體交涉權、團體協約權以及國際聯合權，成為國民黨政權最為先進的一部工會法。

　　為何廣州時期的國民黨政權能夠積極保護工會?筆者以為根本原因與國民黨此時所處的革命黨地位有關。作為革命黨，其首要問題在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推翻現行政權而建立新政權。此時期的工人力量正以空前的速度發展，不論是孫中山還是國民黨其他的領導人，都無法忽視此種力量。邵力子即認為從根本上解決勞工問題，關鍵在于制定積極的法規，以保護勞工利益，而不能僅僅局限于廢止以前的法律。戴季陶也強調“制定工會法及工場法，尤為必要而不可緩之事業。”孫中山同時期也提出了保護勞動、謀進工人生計、提倡工會的施政方針。可以說《暫行工會條例》的出臺即與孫中山提出的施政方針密切相關。

　　至1924年，國民黨召開一大，正式確立了“扶助農工”的政策，遂有《暫行工會條例》的修正。國民黨在其一大的宣言中在總結以往革命失敗的基礎上，強調了吸收工人和農民參與國民革命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吸收工人和農民就是鞏固了民眾的基礎，而國民黨革命的初衷就在于喚起和團結民眾，舍棄群眾尤其是工人的參加，就失去了革命的基礎。經過總結以往教訓，國民黨最終確立了全力扶助農工的政策，強調國民黨的目的即是“為農夫、工人而奮斗”，故國民黨一大確立政綱即要求制定勞工法，保障并扶助勞工團體的發展。在此種政綱和形勢下，工會法進至積極保護時期可謂水到渠成。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在工會立法方面成果雖然豐富，然此時國民黨的工會立法滲透著限制與控制的主導精神，中國的工會法又退至承認但限制時期。以1929年《工會法》為例，無論是對工會的組織還是對工會行為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控制。

　　就工會的組織而言，該法對發起人數、發起和組織主體、發起程序、工會聯合都有法律上的限制，同時，對于工會章程和工會職員變更可以進行干涉，對工會各項表冊和賬簿乃至對工會的合并與分立或解散都可以進行監管。就工會的行為而言，首先，該法對工會的團體交涉權進行了限制。盡管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就明確賦予工會以締結、修訂和廢止團體契約的各項權利，但又加了一限定條件，即必須要經過主管官署的認可。時人評價說“這種辦法，無異于把工人面前的一把鎖打開，而從后給他們加上個千斤閘”。其次，對罷工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該法第二十三條即明確規定，因勞資糾紛而需要罷工必須得首先通過調解仲裁程序，同時還需經過全體工會會員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可以說，此種限制讓工會無法維權，也無法行為，如同無行為能力的法人。

　　為何限制與控制成為此時期國民黨政權工會法的主導精神?筆者以為其根本原因與國民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有關。在大革命時期，改組后的國民黨尚能代表工農階級利益，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也曾以扶助農工為己任。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標志著國民黨蛻變成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黨，其代表的利益甚為狹隘。為了維護自身階級的利益，即開始打壓勞工組織，勞工階級利益讓位于所謂的國家利益，其針對勞工組織和勞工運動的政策法令必然是變扶助為限制。

　　此外，也與國民黨解決勞工問題的改良態度有關。孫中山即認為工業的發展不僅能夠帶來資本的繁榮，也同樣能夠工人工資的提高，所以他強調勞資要互助，農工應合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確立了勞資協調政策并被反復強調，即與此種改良態度密切相關。當然，此種協調實際上只是國家對工會組織的控制。為了達到勞資協調，對于激烈的勞工運動尤其是罷工行為當然持否定態度，對勞工組織和勞工運動也就必然采取控制和限制的政策。

　　(三)由對立走向共贏：新中國工會法的轉變

　　不論是國外的工會立法還是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工會立法，無論是積極保護性質的工會法還是有不同程度限制的工會法，都將工會與企業、工會與國家置于對立的地位，而自新中國成立后，法律之態度為之一變。新中國先后于1950年和1992年頒布了兩部工會法，其中，1992年工會法在2001年做了部分修正。整體而言，新中國的工會法相較于國民黨政權和西方國家工會法最大的特色在于，賦予工會組織充分而又全面的職權，同時，如前所述，消解了工會與企業、工會與政府的對立狀態而走向互利共贏的模式，工會成為政府政策法令的助推器。

　　以1950年《工會法》為例，就組織而言，無論是腦力勞動者還是體力勞動者、無論工人人數的或多或少都可以組織自己的工會，且政府、企業的行政方面或資方都有責任提供必要的場所與設備;就職權而言，賦予工會應有的基本權利如交涉權、締結集體合同權等，此外還賦予其抗議權、視察權等，工會職權全面而充分;此外，工會與政府始終保持密切的關系，能夠協助政府完成各項事業，促進社會建設，如該法第九條即明確規定，工會應當教育并組織工人維護政府法令，推行人民政府政策，保護公共財產，反對貪污浪費，而對于私營企業，也強調要積極從事生產，以實現勞資兩利。

　　為何新中國成立后其工會法在并未控制工會的前提下而能夠消解工會與企業的矛盾、工會與政府的對抗?筆者以為這與共產黨政權的性質密切相關。陳云曾認為工人階級既然已經成為國家政權的領導階級，在國營、公營和合作經營的企業中就不存在勞資關系的矛盾，因為職工已經是企業的主人，而在私營企業中，雖然有勞資關系的存在，但由于職工們在政治上、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就保障了職工們不致受到壓迫和過分的剝削。李立三在1950年工會法草案通過前進行的說明上，即認為我國已經建立了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政權，工人階級既然掌握了政權，工會自身自然與政府不處于對立的地位。正是基于此，新中國的工會法才能夠全面賦權給工會組織的同時還可以消解對立的矛盾，而致力于國家建設。

　　綜上所述，從工會組織的維度而言，我國工會法的變遷并非同西方一樣直線條的發展，而是經過曲折與反復，不同政權自身也經歷過發展和倒退。而新中國的成立更是發展出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工會法與工會組織，消解了對立和矛盾，走向了合作與共贏。

　　三、工會行為的維度：工會權利的變遷與罷工權缺位的分析

　　(一)工會權利的變遷

　　工會能否組織涉及憲法的結社權以及勞動法的勞動團結權，而工會的行為主要涉及憲法的集會、游行、示威權和勞動法的團體交涉權和爭議權，其中，爭議權的最激烈形式即為罷工權。禁止時期無工會組織，當然無所謂工會權利;承認但限制時期意味著對工會組織的行為有不同程度的限制;積極保護時期應該賦予工會組織全方面的職能與權利。

　　就北京政府三部草案規定的工會職能而言，《工人協會法草案》規定了五項職能，分別是會員互助、雇用條件改善、勞動狀況調查、立法參與與陳述意見、答復政府的咨詢;農商部《工會條例草案》規定了包括職業介紹、儲蓄、勞動保險、勞工為生、智識技能等共濟職能，規定了勞動待遇改善的經濟職能，規定了請愿權、陳述意見、調處糾紛等政治職能;交通部《工會條例草案》在農商部草案的基礎上，增加了部分共濟職能，如事業介紹、會員養老等，賦予工會調解會員糾紛的職能。此時期的工會法并未明確工會的團體交涉和爭議權，更多關注的是工會的內部運行和共濟。

　　工會權利被充分認可是在當時南方的國民黨政權。1922年廣州政府的《暫行工會條例》對工會列有十項職能，包括：圖工業改良發展;法規參與制定與建議;設立合作社;設立圖書館等以促進工人教育;締結雇傭契約;職業介紹;保障同業者的利益;糾紛調處;同業者的就業失業統計;勞動者的生活狀況調查。該法并未賦予工會以罷工權，但賦予了締結雇傭契約的權利，此為團體交涉權的一種，相較于北京政府的工會法草案更為先進。修訂后的《工會條例》被認為是國民黨政權最為先進的工會法，其主要原因在于該條例賦予了工會同盟罷工權、團體交涉權、團體協約權以及國際聯合權。尤其是罷工權，該條例第十四條即規定，工會在必要時可以根據會員之多數決議來宣告罷工，當然不能危害到公共秩序的安全以及其他人的生命財產。 這是中國工會法發展史上罕見的一部真正賦予工會以罷工權的法律。

　　再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會立法，就正式立法來說，主要是1929年《工會法》及其三次修訂和1943年《工會法》及其兩次修正。1929年《工會法》盡管賦予了工會以團體交涉權和罷工權，但筆者根據歷史材料的分析發現，這兩項權利僅僅停留在文本中，并未真正付諸實施。就團體交涉權而言，如前所述，該法第十五條明確賦予了工會締結、修訂和廢止團體協約的權利，但同時要求必須要經過官署的準許;就罷工權來說，如上所言，該法第二十三條對罷工權做了程序方面的種種限制，所以時人對1929年工會法給予了此種評價：“夫工人之結社權、團體協約權、罷工權，在新工會法固皆承認，而因有種種消極制限的規定，適令原定權利之內容、效率，為之削減，此又吾人從歷來工會法案中，可以歷歷尋出黨國當局對勞工運動思想變化之跡，殊堪供人玩味。”1943年《工會法》及隨后的1947和1949年兩次修正，就工會職能方面，不僅沒有進步，反而更為退步，未有建樹。

　　新中國成立后，無論是1950年工會法還是1992年工會法都賦予了工會以各項權利，其權利概括而言包括：保障職工行使民主管理的權利;簽訂集體合同及提起仲裁和訴訟權;維權中的提出意見權;維權中的交涉權;勞動條件監督和提出意見權;職業危害中的監督和提出意見權;維權中的調查權;重大事故處理中的參與權;維護工作秩序的義務;參加勞動爭議調解工作;提供法律服務;社會福利工作;組織文體活動;勞模的評選工作;政策制定與立法中的參與工作;參與政府委托的工作。總體而言，新中國成立后的工會組織主要職能在于通過團體交涉權以維權，同時承擔了部分政府的職能而助力于國家建設，實現多方面的互利共贏。

　　(二)罷工權缺位的原因分析

　　從工會行為和權利角度考察我國工會法的變遷，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即除卻革命時期的工會法賦予最激烈的罷工權外，各時期的工會法都很少賦予此項權利，或者即使賦予該項權利，也有諸多限制。這與西方國家的工會尤其是工會與企業的對立關系構成了顯著的區別，其原因何在?就國民黨政權而言，對罷工權的限制主要在于其階級性質，此項前已有述。就共產黨政權而言，如前述李立三和陳云的闡述，與當時人們對國家性質的認識有很大關系，即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政權的領導階級，也無需罷工權的存在。除了國共的政權性質原因外，是否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讓我們始終規避勞工與企業、勞工組織與政府的對立?筆者試從我國的文明基礎和社會結構分析。

　　中國的核心文明源于農業，小農經濟的基礎決定著我們的文明特色和文化傳統。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下，一家一戶的獨立運作足以保障基本的生存，費孝通認為鄉土社會中人的基本生存可以依賴土地而自食其力，而不需要團結合作，只有在非常狀態下如洪澇災害，才需要合作。這就意味著中國人的生存和生活模式始終局限于家庭和家族這樣的血緣關系群體，中國人的組織始終突破不了血緣。“從讀書人授徒應試，到小農小工小商所營生業，全是一人一家之事。人人各自奔前程，鮮見集體合作，……中國社會特見散漫。”突破不了血緣就意味著人們無法形成對抗，血緣背后總是伴隨著親情，故而中國的法律更多呈現出情理的精神，而非對抗的精神。反之，在海洋文明或者游牧文明，人們必須通過合作才可能贏得對自然的勝利，團體對于其生存至關重要。

　　西方社會在海洋文明及其基礎上的商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導致西方人始終在集團中生活，其組織力較強，個體意識也在團體中萌芽發展。在此種生活模式下，個人與團體之間、團體與團體之間始終處于對抗狀態，這從西方基督教不同派別長達千年的相互征伐即可概見。西方工會組織與企業之間的對立狀態就源于此種集團生活的對抗模式，而小農文明下的中國人始終較為平和，每個個體始終在為家庭奔波奮斗，缺乏組織力，莫談組織罷工，自身能組織成農會、工會都顯困難。故而筆者以為我國工會法走向自身的特色，消解工會與企業、工會與政府的對抗，除了政權的性質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這沒有突破血緣的社會結構中，中國人始終不能走向對抗，反而能走向建設。

　　結語

　　本文從工會的組織和工會的行為兩個維度去關注我國工會法的歷史變遷，總體而言，我們并沒有像西方工會法那樣直線條的發展，而是經歷了曲折與反復。同樣地，我們也并未像西方工會那樣始終與企業和政府出于對抗為主導的狀態，而是走向了合作與共贏，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民眾長期生活在沒有突破血緣的社會結構中，始終形成不了對抗的組織，除非處于非常的革命時期，否則無論是工人、農民還是其他各行業人員都難以組織起來去維護自身的權利。在此種傳統的影響下，并基于共產黨政權的性質，工會能夠在合作中對抗、對抗中合作，且始終以合作為主導，走向了自己特有的共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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