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酒令是人們飲酒時勸酒佐興的游戲,酒令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辭格。本文從漢字修辭的角度討論了我國古代酒令中所運用的漢字修辭方式:拆字與并字;增筆與減筆;聯邊。
關鍵詞:酒令文化 漢字修辭 運用
酒令,是古代人們在宴飲和交游中助興取樂的游戲,是我國古代社會文人雅士、市井游民追求“閑情雅致”的產物。它的出現可追溯到釀酒初期,是祭祀活動中的一種禮序,被稱為“酒禮”,后來逐漸演化成飲酒助興和勸酒、罰酒的一種手段。縱觀漫長的中國古代酒令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出:酒令萌生在周代,變化于秦漢,成熟于魏晉,繁榮于唐宋,至明清兩刊發展到顛峰狀態,成為中國民族文化中的一枝奇葩。灑令的形式多種多樣,有俗有雅,隨飲者的身份、文化水平和趣味的不同而不同,大致可以分為游戲令、賭賽令和文字令三種,都可以即興創造和自由發揮。其中文字令比較文雅,它是一種以字詞詩賦的巧變應對為內容的酒令,需要具有相當高的文化水準方能自如運用。
我們在閱讀一些古代典籍或小說時,常常會看到一些情趣古雅的酒令,特別是出自文人之手的文字令。“文字令”,故名思義,它是一種以漢字作為行令對象的酒令,作為一種書面語言系統交際的符號,漢字從誕生之日起,始終伴隨著漢民族的文化進程,在履行語言交際職能的同時,又以其獨特的表意特征和內部構成形式,承載了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漢字的結構是點畫成文,合文為字,組裝靈活,變化多樣,這種結構模式,使漢字增添了許多非語言性獨特功能。因此,人們常常在文本中運用漢字的形體來傳道、領會或說明積淀在字形中的生活經驗、人生哲理和文化心態,這就是修辭學中所說的漢字修辭。漢字修辭,簡言之,就是以漢字的形體為依托進行的修辭。它是漢語修辭的一個分支,也是最具中華文化特征的修辭。由于漢字形體結構的特點,以及受拆解字體風氣的影響,人們在利用漢字形體進行交際的實踐中,發現漢字修辭手段在文學藝術、民俗游藝等眾多領域都具有特殊的價值,引發出種種具體文化現象,酒令中的文字令即是其中之一。下面,我們從漢字修辭的角度探討一下酒令文化中漢字修辭格的運用 。
一、拆字與并字
漢字是表意體系的文字,其構件多具表意性,組合能力強,因此漢字能拆卸、能組裝。這種特性是線性的拼音文字所不具備的,析字格也成為漢語中魅力無窮的一種辭格。王希杰的《漢語修辭學》(修訂本)中論述了拆字,“拆字,就是分解字形并重新組合。這是一種造詞方法”,“作為一種修辭方法的析字,就是利用分解漢字形體,重新組合,構造出臨時性的同義手段”。“并字”是合并漢字的簡稱。所謂并字,就是將幾個漢字或偏旁并合成一個新的漢字來表意的修辭現象。
據《歸田瑣記》載,明朝的陳詢因得罪權貴被貶,臨別時,同僚好友為他設宴餞行,有人提議行令侑酒,好友陳循率先運用拆字和并字格行起了第一令:“轟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車”,因“轟”的繁體字為“轟”,由三個“車”字組成,此為拆字;把“余”和“斗”合并為“斜”字,此為并字;最后一句是唐代杜牧的詩句,用在這里的意思是:登上車,我們的好友就要遠走他鄉了。第二令為高谷所說,“品字三個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他把“品”字拆成三個“口”字;將“水”和“酉”合并成“酒”字;暗說陳詢正直的品行,最后一句引用唐代王維的詩句,勸其再飲一杯,表達了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惜別之意。最后一令是陳詢所說,“矗字三個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將“矗”字拆成三個“直”;把“黑”和“出”兩個字合并為“黜”字;最后一句是《論語·微子》中柳下惠被貶黜時說的話,在此情境中的意思是:像我這樣直性子的人,怎能不一次又一次地遭貶黜呢?
這個酒令別具風格,三人都運用了拆字和并字辭格,先說一個字,并將它拆開;再說兩個字,并將它們合成一個字;最后說一句詩文,必須與上文意思連貫。三人在行酒令時巧用漢字修辭手段,拆并離合,友人表達了惜別、關心之情,陳詢說出了抑郁憤懣的心聲,意味深長,相映成趣。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鬼令》中也采用了拆字辭格來刻劃、嘲諷酒狂展先生。席中一人先行令:“田字不透風,十字在當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贏一盅。”另一人接著說:“回字不透風,口字在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盅。”……輪到展先生時,他出令道:“日字不透風,一字在當中。”眾人知其無法組成另一字,笑問:“推上作何解?”他忙不迭地說:“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盅。”音未落盡,一盅酒早已下肚。展先生為了自己得酒,故意把日字拆開,利用“一口”二字搶喝了一杯酒。“酒狂”嗜酒如命的情狀,栩栩如生,如在眼前,令人忍俊不禁。
這類酒令利用漢字構件具有表意性,可拆卸、能組裝的結構特征,析字成令,給人以智慧的啟迪,同時也加深了人們對漢字文化的認識。
二、增筆與減筆
陳望道先生在《修辭學發凡》中把化形析字分作三式,其中第二式:是增損字形的,可以稱為增損,即把一個字的字形略加增損來用,增加筆畫的叫增筆,減損筆畫的稱減筆。
相傳楊慎在貶官云南期間,常至臨安府游玩,與建水進士葉瑞友善。一次,葉瑞邀楊慎、臨安知府和欽差大臣等宴飲。為助酒興,眾人約定成規,以偏旁部首為令組字。楊慎以“水”字旁行一酒令云:“有水也是溪,無水也是奚;去了溪邊水,加鳥便成雞。得勢貓兒雄似虎,退毛鸞鳳不如雞。”臨安知府反應快,馬上吟道:“有水也是淇,無水也是其;去了淇邊水,加欠便是欺。龍困淺灘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輪到欽差大臣,只見他不動聲色地吟道:“有水也是湘,無水也是相;去了湘邊水,加雨便是霜。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例中三人所吟都利用了漢字合體字字形可拆分的特點,充分運用了增筆、減筆等漢字修辭手段,所吟文工義順,構思奇巧,表面上看是文字游戲,其實從各人的酒令都可看出其思想感情:楊慎在發泄被貶后身處逆境的憤慨;臨安知府同情楊慎的遭遇和處境;老奸巨滑的欽差大臣則居高臨下一警告楊慎和知府夾緊尾巴做人,少管閑事,不要再生枝節。
三、聯邊
我國古代文論家劉勰,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漢字形體的修辭現象。他在《文心雕龍·物色》中這樣寫道:“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于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結矣。”劉勰還在《文心雕龍·練字》中說:“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對漢字形體能引起的修辭效果也作過闡發:“其在文章,則寫山曰峻峭嵯峨,狀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蔥蘢,恍逢多木,鱒魴鰻鯉,如見多魚,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漢字修辭中的聯邊,就是為了修辭的目的,刻意連用三個或三個以上偏旁部首相同的漢字,以引起人們對其所表意義產生形象化的聯想。漢字字形具有形象感,它是作者把自已的審美感受傳給讀者的媒介物,也是讀者借以體會、理解作者所思所感的媒介物。這種利用漢字形體的修辭方式,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刺激讀者的想象,生出“言外之意”“景外之景”,產生以形圖貌,直觀形象生動的效應。
宋劉《貢父詩話》載:有一進士中了榜首,同人看不起他,一日,此人在宴會中出酒令。規定一字領首,下接四字構成一稱謂。本人先發令:“金銀釵釧鋪”(首飾店);次一人道:“絲綿綢絹綱”(綱是運輸車船隊);一同科者應令道:“鬼魅魍魎魁”(魁是榜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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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研究》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一級學術刊物,創刊于198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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