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胡適與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我國是傳統的聚族而居，等級森嚴的農耕社會，也是通過血緣姻親的熟人社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鄉黨派別出現了不平等，公共法理的黨同伐異是傳統社會的一種陋習。民國社會整體上也是出于斗爭中的黨同伐異時代。而本文中的主人公胡適及蔡元培之間產生了良性合作，他們對于以往的黨同伐異有不同的觀點，文章就是針對兩者的良性合作展開分析。

　　〔關鍵詞〕 北京大學,民國時期,胡適;蔡元培

　　在民國時期已經初步近代化的北京大學內部，占據明顯優勢的號稱“某籍某系”的浙江鄉黨所公開奉行的就是黨同伐異的陋規習性。不屑于黨同伐異的安徽籍北大教授胡適與浙江籍北大校長蔡元培基于全社會的學術教育事業的良性合作，反而是脫離時代、不合時宜的一種特例。

　　一、 民國初年的嚴復與蔡元培

　　1912年5月3日，中華民國政府批準教育部呈請，把清朝遺留下來的京師大學堂改稱為北京大學校，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于當日頒布任職令：“任命嚴復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1](132)

　　當年的北京大學校，是全國范圍內唯一以大學命名的國立高等學府。時任教育總長的革命黨人蔡元培，雖然已經有過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的經歷，卻比曾經推動過地方選舉的袁世凱、徐世昌、張謇等前清官宦更加傾向于一統天下的中央集權。1913年初，蔡元培主持頒布新學制，把各省既有的高等學堂全部廢除，從而造成北京大學一校獨尊的畸形局面。直到1934年，蔡元培才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承認了自己的施政錯誤：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于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于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于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后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于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于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后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后，就不必顧慮了。) [2]( 428)

　　接著這段話，蔡元培回憶說：“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后，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 在1937年的《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中，蔡元培再次表示說：“后來我的朋友胡君適之等，對于停辦各省高等學堂，發現一種缺點，就是每一省會，沒有一種吸集學者的機關，使各省文化進步較緩。這個缺點，直到后來各省競設大學時，才算補救過來。”原載《宇宙風》，1937年12月第55期、1948年1月第56期。

　　蔡元培關于“嚴幼陵”即嚴復(又寫作嚴又陵)等人先后擔任北大校長的回憶嚴重失實，查勘王學珍等人主編的《北京大學紀事》，1912年1月24日，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勞乃宣呈請清朝學部，以病軀不能理事為由提出辭職。2月25日，剛剛于十天前當選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頒布命令，“所有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事由嚴復暫行管理”。5月3日，袁世凱任命嚴復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10月1日，袁世凱任命章士釗為北京大學校校長。在章士釗拒不就職的情況下，袁世凱又于10月18日任命馬良即馬相伯代理北京大學校校長。12月27日，袁世凱連下三道命令：

　　北京大學校校長章士釗呈請辭職。章士釗準免本官。

　　代理北京大學校校長馬良呈請辭職，應照準。

　　任命何燏時署北京大學校校長。

　　1913年11月5日，何燏時呈請辭職。同年11月13日，教育部訓令北京大學校工科大學學長胡仁源，在北京大學與北洋大學尚未合并之前，暫行兼管校中一切事務。[3]( 29-36)蔡元培刻意回避的重要事實是，嚴復的辭職離校與他1912年7月3日簽發的《教育部總長照會》直接相關，抄錄如下：

　　茲查大學校分科各學長中，法政科大學學長王世徵有總統府兼任職務，農科大學學長葉可梁有外交部兼任職務，商科大學學長吳乃琛有財政部兼任職務，顯與國務院通令相背。且大學學長所負教育責任至為重大，兼承他職，必有顧此失彼之虞。外間輿論，對于此事評騭頗多。相應照請貴校長查照前項通令，轉囑各該學長于學校職務與官署職務之中，何去何從，擇任其一。庶官紀可籍是整飭，而吾莊嚴神圣之教育界，亦不致貽他人口實也。即希貴校長查照施行，并祈即日見覆為荷。陳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128頁。

　　按照陳平原的解釋，現存北大檔案館的這份照會上，有嚴復及各分科大學學長的圈閱，以及“初五會議定奪”的批注。7月5日開會討論的結果是“各學長皆以愿辭學校職務為請”，其主要原因是：“單靠北京大學的薪水，學長們根本無法‘體面’地生存下去。……身為最高學府的行政領導，須兼差方能維持基本生活，這其實是很可悲的。”陳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9頁。

　　嚴復接任北大校長之后，曾經在寫給得意門生熊純如的書信中談到辦理文科的基本思路：“欲將大學經、文兩科合并為一，以為完全講治舊學之區，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圣圣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于不墜，且又悟向所謂合一爐而冶之者，徒虛言耳。為之不已，其終且至于兩亡。故今立斯科，竊欲盡從吾舊，而勿雜以新。余科監督、提調，必用出洋畢業優待生。”嚴復：《與熊純如書》，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05頁。

　　按照嚴復的想法，文科之外的諸多學科應該全部西化，由歐美留學生主導各學科的發展壯大，留下相對封閉的文科來專門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為實現這一設想，以校長身份自兼文科學長的嚴復，聘請桐城派古文家姚永概(字叔節)擔任文科教務長。

　　京師大學堂一直是桐城派古文家的勢力范圍。首任總教習、桐城派領袖人物吳汝綸，還是嚴復翻譯西方學術名著的主要贊助和審訂者。姚永概的兄長姚永樸(字仲實)、姐夫馬其昶和古文名家林紓(字琴南)等人，都是京師大學堂以及北京大學校的經科及文科教授。桐城派在北大文科失去優勢地位，是姚永概于1913年11月辭職之后的事情。

　　1912年年底，辭職后的嚴復在寫給熊純如的書信中解釋說：“方今吾國教育機關，以涉學之人浮慕東制，致枵窳不可收拾。子弟欲成學，非出洋其道無由。……教部使復回校，必無此事，其原因復雜，難以一二語盡也。”嚴復：《與熊純如書》，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09頁。

　　嚴復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自己辭職離開北大的原因很復雜，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教育當局喜歡模仿相對低級落后的日本學制，而舍棄了更加文明先進的西洋學制。

　　比起辦學理念上的意見分歧，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中國傳統社會局限于鄉黨派別觀念的黨同伐異。1932年，為紀念北大校慶三十五周年而編撰的《國立北京大學校史略》，明顯表現出對于嚴復的全盤否定：“自復來校，校中盛倡西語之風。教員室中，華語幾絕。開會計事，亦用西語。所用以英語為多。有能作德語者，尤名貴為眾所稱羨。法國教員鐸爾孟獨心非之，嘆為非興國之征。眾弗顧也。后復去職，流風不泯者猶數年。至蔡元培來，始革之。”陳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頁。

　　當年實際掌握北京大學控制權的，是號稱“某籍某系”的浙江籍人士陳大齊、沈尹默、馬幼漁、朱希祖等人。到了落款時間為1966年1月的《我和北大》中，沈尹默干脆把自己塑造成為抵制嚴復等人崇洋媚外的文化斗士：“還有一個寶貝，是當時教英文后來當預科學長的徐敬侯。他一開口就是‘我們西國’如何如何。他在教務會議上都講英語，大家都跟著講。有一次，我說：‘我固然不懂英語，但此時此地，到底是倫敦還是紐約?’我并且說：‘以后你們如再講英語，我就不出席了。’我放了這一炮，他們略為收斂了一點。但這種情況由來已久，相習成風，一直到蔡元培先生任校長后，才有所改變。”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28頁。

　　二、 北京大學的鄉黨派系斗爭

　　沈尹默原名君默，字秋明，號君墨，別號鬼谷子，浙江湖州人，1883年出生在陜西漢陰。關于嚴復的離開北大，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回憶說：

　　一九一二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范源濂是次長，董惇士大約是秘書長，頗專權，因嚴復抽鴉片，示其辭北大校長職，以何燏時代理校長，仍兼工科學長。這是新舊斗爭之始。嚴復之被趕，抽鴉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學不服教育部管。……北大第一次的新舊之爭，是爭領導權，當然，也包括思想斗爭在內。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25 頁。

　　“董惇士”是沈尹默對于董鴻祎字恂士的錯誤記憶。董恂士是浙江仁和人，1878年出生，是清末外交官錢恂的女婿，比錢恂同父異母的弟弟錢玄同和錢恂的長子錢稻孫年長九歲。他早年曾任學部候補主事，后赴日本留學。1901年至1904年就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科期間，與錢恂合作編譯過日本的政治學書籍。1903年春夏之交，他與秦毓鎏、葉瀾、龔寶銓、陶成章、魏蘭、陳天華、黃興、劉揆一、張繼、蘇曼殊等人共同參與組織日本留學生的第一個反清革命組織軍國民教育會，并且與上海方面的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等人相互呼應。

　　董恂士在日本完成學業后，一度隨錢恂出使歐洲。中華民國成立后，他追隨蔡元培出任教育部秘書長，1912年9月升任教育部次長，1916年因病早逝。與陳寶琛、嚴復、林紓等同鄉前輩關系密切的福建人黃浚，在錄入筆記體回憶錄《花隨人圣庵摭憶》的《踐卓翁與天蘇閣》中寫道：

　　林畏廬晚年，自署踐卓翁，踐卓之義，眾皆莫解。久乃知先生民國初元以北大教席事，與教育次長董恂士鴻祎迕，大怒。踐卓者，踐董卓也。董卓者，恂士也。此真匪夷所思。[4]

　　這里所說的林畏廬就是林紓，按照黃浚的說法，林紓離開北大的直接原因，是與教育次長董恂士發生過激烈沖突。

　　林紓本人在《訓子書》中聲稱：“大學堂校長何燏時，大不滿意于余，對姚叔節老伯議余長短。……實則思用其鄉人，亦非于我有仇也。”[5](327)

　　以“正宗”自居的林紓，還在《與姚叔節書》中指責章太炎的眾多師徒“騰噪于京師，及力排媢姚氏，昌其師說，意可以口舌之力，擾蔑正宗。”[6](496)

　　按照沈尹默《我和北大》的回憶，1913年2月他在與北大校長何燏時(錫侯)、工科學長胡仁源(次珊)關系密切的浙江同鄉許炳堃的推薦下，來到北京任北大預科教員。沈尹默來到北大的第一天便會見了何燏時和文科教務長姚叔節。姚叔節安排沈尹默在預科講授中國歷史：“姚先生和我只會過這一次，以后就沒有見過面。”第二天，沈尹默見到胡仁源，胡仁源說：“我們已經曉得你來了。昨天浮筠對很多人說，現在好了，來了太炎先生的學生，三十歲，年紀輕。”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24頁。

　　關于這番話，沈尹默的理解是：“言下之意，對北大的那些老先生可以不理會了。‘浮筠’是北大理科學長夏元瑮的別號，從胡仁源的這句話里就可以意味到，北大在辛亥革命以后，新舊之爭已經開始了。”

　　事實上，沈尹默所謂的“新舊之爭”，只是章太炎一派門生故舊對于比他們更加年長也更加厚道的“桐城派”的“舊舊之爭”，其結果是更加具有戰斗力的章太炎派系取得了北京學界新一輪的主導權。

　　1914年8月19日，教育總長湯化龍簽發委任浙江鎮海縣籍前清舉人夏錫祺為北京大學校文科大學學長的飭令，章太炎一派門生故舊中的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馬幼漁、錢玄同、馬敘倫、陳大齊、朱宗萊、周作人、黃侃、康寶忠、劉師培、劉文典等人彼此呼應，先后進入北大校園。此前在北大文科占據主導地位的以孔子、孟子、韓愈、歐陽修、程顥、程頤、朱熹為道統偶像并且反對乾嘉以來漢學考據的桐城派，逐漸被擅長以漢學傳統從事考據訓詁的章門弟子所取代。

　　1914年9月27日，時任教育部僉事的魯迅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得沈尹默、堅士、錢中季、馬幼漁、朱逷先函招午飯于瑞記飯店，正午赴之，又有黃季剛、康性夫、曾不知字，共九人。”[7](108)

　　這里提到的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季中)、馬幼漁、朱希祖(逷先)、黃侃(季剛)、康心孚(性夫)，都是章太炎的門生故舊。到了1917年11月5日，北大文科教授朱希祖，在日記中記載了章太炎一派對于桐城派的決定性勝利：“桐城姚君仲實、閩侯陳君石遺主散文，世所謂桐城派者也。今姚、陳二君已辭職矣。”[8](162)

　　關于這場黨同伐異的大致經過，沈尹默回憶說：“太炎先生門下大批涌進北大以后，對嚴復手下的舊人則采取一致立場，認為那些老朽應當讓位，大學堂的陣地應當由我們來占領。我當時也是如此想的。”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24-225頁。

　　錢基博在《現代文學史》中，對于桐城派的姚永概、馬其昶、林紓等人與章太炎一派黨同伐異的文壇爭斗另有分析：“既而民國興，章炳麟實為革命先覺，又能識別古書真偽，不如桐城派學者之以空文號天下!于是章氏之學興，而林紓之學熸。紓、其昶、永概咸去大學，而章氏之徒代之。”[9](6)

　　三、 “某籍某系”的“黨同伐異”

　　單就沈尹默來說，他的《我和北大》一文中最能夠體現其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的，是關于“某籍某系”的自供狀：

　　蔡先生的書生氣很重，一生受人包圍，民元教育部時代受商務印書館張元濟(菊生)等人包圍(這是因為商務印書館出版教科書，得教育部批準，規定各學校通用，就此大發財);到北大初期受我們包圍(我們，包括馬幼漁、叔平兄弟，周樹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土兄弟，錢玄同，劉半農等，亦即魯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謂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時代，受胡適之、傅斯年等人包圍，死而后已。胡、傅諸人后來和我勢同水火，我南遷后，蔡先生時在京滬間，但我每次擬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圍蔡所致。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32頁。

　　需要指明的是，沈尹默所謂“某籍某系”在北大初期包圍依附于同鄉校長蔡元培，基本上屬于真實情況。究其原因，是“某籍某系”的多數人只有在日本短暫留學的經歷，他們混跡于政學兩界的主要本錢，是在日本跟隨章太炎學習傳統國故期間積累的鄉黨門派之人脈，而不是自己所學習掌握到的可以獨當一面的學科知識和先進學理。商務印書館張元濟等人與蔡元培之間，雖然不排除志趣相投的朋友情誼，總體上屬于甲乙雙方契約平等、合作雙贏的商務往來。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之前，主要是依賴商務印書館預支的版稅收入維持在德國的留學生涯的;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尤其是北大校長之后，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的大多是沒有市場銷量的學術叢書。中央研究院時代的胡適、傅斯年、丁文江、蔣夢麟、朱家驊等人，大多是在英美各國學有所成并且富于公共關懷的高端人士，他們是蔡元培主持全國學術教育事業的最為得力的協助者，而不是追逐名利的包圍依附者。

　　關于“某籍某系”的最早文字，是1925年5月30日刊登在《現代評論》周刊的“西瀅閑話”。

　　1925年5月7日，被學生驅逐出校的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校長楊蔭榆在臨時租用辦公的西安飯店召集評議會，決定開除學生自治會職員蒲振聲、張平江、鄭德音、劉和珍、許廣平、姜伯諦的學籍。5月27日，由魯迅撰稿，并由魯迅以周樹人本名與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同簽署的《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的宣言》在《京報》發表。這一天恰好是星期三，是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陳源以西瀅署名寫作“閑話”的日子。于是，在5月30日出版的《現代評論》“閑話”欄中出現了這樣一段話：

　　閑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我們在報紙上看見女師大七教員的宣言。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藉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這個宣言語氣措辭，我們看來，未免過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幾句就知道了。……這是很可惜的。我們自然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但是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傳布得厲害了。《現代評論》，1925年5月30日。

　　針對陳源的“閑話”，魯迅當天寫出反駁文章《并非閑話》，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凡事無論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覺。即如這一回女子師范大學的風潮，我因為在那里擔任一點鐘功課，也就感到震動，而且就發了幾句感慨……” [10](75)

　　魯迅與女師大的“相干”程度，其實并不限于“擔任一點鐘功課”。在此之前的5月27日，已經加入國民黨的許廣平在寫給魯迅的情書中明確認領了七人“宣言”的人情債務：“今日——廿七——見報上發表的宣言，‘站出來說話的人’已有了，而且七個之多。……誠恐熱心的師長，又多一件麻煩，思之一喜一懼。” [11](450)

　　6月1日，《并非閑話》在孫伏園編輯的《京報副刊》公開發表。6月2日，魯迅寫作《我的“籍”和“系”》，三天之后發表在他自己編輯的《莽原》周刊第七期。在這篇文章里，從《新青年》時代一直維持隱身化名的匿名寫作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第一次公開了自己的“籍”和“系”：

　　因為應付某國某君的囑托，我正寫了一點自己的履歷，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這里就說明了我的“籍”。但自從到了“可惜”的地位之后，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幾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學，師范大學，女子師范大學的國文系講師”，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我真不料我竟成了這樣的一個“系”。

　　關于歸屬于“某籍某系”的自己與陳源及“現代評論派”之間的關系，魯迅是采用“黨同伐異”來加以定性的。

　　魯迅第一次公開談論“黨同伐異”，是1918年11月刊登于《新青年》五卷五號的《隨感錄三十八》，其中寫道：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后，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于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

　　《新青年》時代把“黨同伐異”的“合群的愛國的自大”，明確認定為中國社會“文化競爭失敗之后，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的魯迅，到了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中卻出爾反爾地選擇了“黨同伐異”。

　　1925年9月19日，因為參加女師大校務維持會而被教育總長章士釗明令免職的魯迅，在《并非閑話(二)》中公開表示：“人自以為‘公平’的時候，就已經有些醉意了。世間都以‘黨同伐異’為非，可是誰也不做‘黨異伐同’的事。” [10](125)

　　同年12月29日，魯迅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寫道：“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么?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費厄潑賴’精神，我以為至少須俟所謂‘落水狗’者帶有人氣之后。……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而已矣。” [13](125)

　　兩天后的12月31日，魯迅又在《華蓋集·題記》中寫道：“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為了《咬文嚼字》，一是為了《青年必讀書》。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為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為‘公理’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這樣，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只好‘以待來年’。” [14](4)

　　陳源所說的“某藉某系”其實是一個模糊概念，并不局限于魯迅所說的浙江籍和相關大學的國文系，在某種程度上是指以河北籍國民黨元老李石曾為首領、以浙江籍北大教員為骨干的法日派。當年的魯迅與包括兄弟失和的周作人在內的大多數北京學界的浙江鄉黨，明確選擇的政治立場是站在“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國民黨一邊，尤其是站在國民黨內部有“法日派”之稱的李石曾、吳稚暉、易培基、顧孟余、陳惺農等人一邊。魯迅所愛戀的女師大學生領袖許廣平，就是這一派國民黨人的一名女斗士。

　　1926年1月13日，教育總長易培基接受魯迅、許壽裳、陳啟修、馬幼漁等14人的聯名提議，到女師大兼任校長之職。在由許壽裳主持的女師大校長歡迎會上，魯迅和許廣平分別代表校務維持會和學生自治會致歡迎詞。自稱“黨同伐異”的魯迅對于易培基贊美有加：

　　歡迎校長，原是極平常的事，但是，以校務維持會歡迎校長，卻是不常有的。……易先生的學問，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惡勢力奮斗的勇氣，是本會同人素來所欽佩的。[15](274)

　　接下來，許廣平在歡迎演說中表示說：“今天易先生來當我們的校長，實在是我們學校向光明之路的一個開始的日子。……所以我們希望易先生能夠把我們的思想學識，都改造到最好地位，能夠打破這數重的壓迫。這就是同人今天歡迎易先生的至意。”徐廣平：《女師大周刊》第一一八期，1926年1月18日。作為回報，教育總長易培基于1月16日為被前任教育總長章士釗明令免職的魯迅簽署了復職令：茲派周樹人暫署本部僉事，在秘書處辦事。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眾在國共兩黨的組織領導下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會后結隊赴段祺瑞執政府請愿。執政府衛隊奉命開槍射擊，并用大刀鐵棍追殺請愿者，從而造成死47人、傷150多人的重大慘案。當天晚上，段祺瑞執政府發出通緝令，撇開在北京城區占據明顯優勢的國民黨不論，把發生慘案的罪責避重就輕地推卸給一直從事地下活動的中國共產黨：

　　近年以來，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等，假借共產黨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本日由徐謙以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名義散布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投擲炸彈，手執木棍，襲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御，以致互有死傷。……徐謙等著京外一體嚴拿，盡法懲辦。《臨時執政令》，1926年3月19日。[16](271)

　　受到通緝的易培基，與李石曾(煜瀛)、吳稚暉等人一起躲到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繼續操控女師大和故宮博物院的重大事項。1927年4月，易培基南下上海并于同年9月就任勞動大學校長。

　　1927年10月3日，已經同居的魯迅、許廣平從廣州來到上海，通過易培基(寅村)的湖南老鄉、時任勞動大學附屬中學負責人的李式相與易培基恢復聯系，意圖在新一輪的“黨同伐異”中實現合作。10月25日，魯迅在李式相陪同下來到勞動大學演講《關于知識階級》，他在開場白中介紹說：“這次易先生要我來講幾句話;因為我去年親見易先生在北京和軍閥官僚怎樣奮斗，而且我也參與其間，所以他要我來，我是不得不來的。”[17](187)

　　值得注意的是，有“某籍某系”之稱的浙江鄉黨從事黨同伐異的主攻對象，并不是段祺瑞執政府以及至少在表面上支持段政府的馮玉祥國民軍;而是沒有軍政實權的教育總長章士釗、女師大校長楊蔭榆，以及在《現代評論》周刊發表相對獨立的理性言論的國民黨英美派人士王世杰、周鯁生、陳源、唐有壬、丁西林、李四光、高一涵、陳翰笙、高仁山等人。與這些國民黨英美派人士關系密切的胡適、徐志摩、凌叔華、顧頡剛等人，也被不同程度地牽涉其中。其中的高一涵是陳獨秀、李大釗發展的國民黨員和中共秘密黨員，陳翰笙、高仁山是由李大釗、于樹德和蘇聯大使加拉罕秘密發展的國民黨員兼共產國際情報人員。

　　四、 胡適與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1923年1月，蔡元培為抗議前同盟會元老、教育總長彭允彝的徇私枉法而憤然離職，直到1926年2月3日才應北京政府的要求從歐洲回到上海。在此期間，“某籍某系”的沈尹默等人，把他們的“包圍”對象從蔡元培轉移到了另一位國民黨元老李石曾。

　　1927年2月，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兼士先生與我相處三年，而處處疑忌我為胡適之派，我反對伏園、川島全是為公，而彼對人揚言，以為是黨爭。可見他之拉我，非能知我，乃徒思用我耳。”[18](137)到了1950年，顧頡剛進一步回憶說：

　　蔡先生組織教授會，定出教授治校的辦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權。權之所在成了爭奪的目標，于是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兩大系，用團體的力量做斗爭的工作。……法日派的后臺乃是李石曾。……他當時辦有中法大學，又辦有孔德學校，適值北京政府積欠學校薪水，北大同人無法存活的時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插在他的學校里，所以他的勢力就逐漸大起來。他不搶北大，因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搶到手也是麻煩;他專搶北京的各專科學校，搶的辦法就是把原來的校長罵倒，或利用學生要求“改大”，而后他介紹新校長給政府，這個學校就成他的了。最明顯的一個例，就是他利用魯迅、周作人在報上攻擊女師大校長楊蔭榆，而后他介紹易培基為該校校長。現在《魯迅全集》具在，請大家看看，楊蔭榆果有何種不可恕的劣跡。李石曾這人很會撥弄人，使人在不知不覺間給他用了。如魯迅、周作人，我相信他們決不會幫李氏搶地盤的，只因他們會寫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動他們，使他們自己覺得發于正義感而攻擊楊蔭榆了。……當時北大有“三沈”、“二馬”之號，三沈是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馬是馬裕藻、馬衡兄弟。他們是法日派的中堅，魯迅、周作人所以常寫罵人文章就是由他們去刺激的。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劃，所以他的綽號是“鬼谷子”。陳獨秀辦《新青年》時，他本來也是寫文章的一個。他的新詩很有名，但他看著陳、胡的勢力日張，安徽人壓倒浙江人(三沈二馬均浙江籍)，總覺得受不了，所以他發動北大取消“分科制”，校長直接管各系，這案通過，文科學長陳獨秀就不得不去職了。因為他能策劃，所以李石曾特別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學校，后來又主持中法庚款。顧頡剛：《顧頡剛自傳》之三“我怎樣厭倦了教育界”，《東方文化》1994年5月，總第3期。

　　與顧頡剛的一面之辭相印證，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回憶說：“沈尹默與馬幼漁很早就進了北大，還在蔡孑民長北大之前，所以資格較老，勢力也比較的大。實際上兩個人有些不同，馬君年紀要大幾歲，人卻很是老實，容易發脾氣，沈君則更沉著有思慮，因此雖凡事退后，實在卻很起帶頭作用。朋友們送他一個徽號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但就是不這樣說，人家也總是覺得北大的中國文學系里是浙江人專權，因為沈是吳興人，馬是寧波人，所以‘某籍某系’的謠言，雖是‘查無實據’，卻也是‘事出有因’;但是這經過閑話大家陳源的運用，移轉過來說紹興人，可以說是不虞之譽了。我們紹興人在‘正人君子’看來，雖然都是紹興師爺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在國文系里我們是實在毫不足輕重的。”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5頁。

　　陳源當年所說的“某籍某系”主要是指圍繞在北京大學國文系周圍的浙江籍人士，從來沒有專門指稱過魯迅、周作人兄弟以及圍繞在他們身邊的孫伏園、孫福熙、章廷謙、陶元慶等浙江紹興人。盡管當年以《語絲》周刊為言論陣地的魯迅、周作人、孫伏園等浙江紹興人，是“某籍某系”當中最為活躍也最具戰斗力的組成部分。對于明眼人來說，周作人這種推卸責任的刀筆敘述，反而有著“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特殊效果。

　　從1926年起，由法國政府退還的庚子賠款所設立的中法實業銀行，每年撥出美金20萬元供辦理中法教育及慈善事業，由中、法兩國代表組設“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負責保管和分配此款。中方代表為李石曾、沈尹默、易培基、劉錫昌、蕭瑜、蕭文熙;法方代表為魏爾敦、巴爾、韓德威。1932年“九一八”事變后，沈尹默先送家人南下，然后辭去北平大學校長和孔德學校董事長的職務，移居上海環龍路，任中法文化交換出版委員會主任兼孔德圖書館館長。他遺留的孔德學校董事長一職，由他認為“宏通”、“明白”的老友周作人接任。語出江紹原1933年1月13日致周作人信。[19]( 436)

　　與“某籍某系”的沈尹默等人不同，胡適、傅斯年、丁文江、蔣夢麟等人作為學有所成且獨當一面的英美留學生，與蔡元培之間從來不存在沈尹默所謂“包圍”與被“包圍”的人身依附關系，而是凡事從全社會的學術教育事業出發的良性合作關系。

　　1929年12月4日，在批準蔣夢麟辭去教育部長職務的同時，國民政府曾任命高魯為教育部部長。此舉遭到國民黨元老、立法院長胡漢民(展堂)的極力反對，國民黨總裁兼行政院長蔣介石在無法平衡派系斗爭的情況下，只好暫時兼任教育部長，并且任命李書華、陳布雷為教育部次長。陳布雷在回憶錄中，以相對中立的第三方眼光評價了蔡元培、蔣夢麟、胡適、傅斯年、丁文江一派與李石曾、易培基、沈尹默一派的優劣是非：

　　接行政院秘書長電囑，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車往，既至則知蔣公自兼教育部長，而欲調余入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組，由于李(石曾)、蔡(孑民)兩系之齟齬，石曾先生方面常視蔣夢麟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對蔡不滿，且對于現代評論派之人物亦不滿，而謚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勞動大學)、褚民誼(中法大學工學院)、鄭毓秀(上海法政學院)及蕭蘧(中法大學)、譚熙鴻等，在平、滬等處辦學成績極不佳，且常蔑視教部法令，教部屢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為難堪，主張去蔣夢麟甚力。吳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議以高魯(天文學者)代夢麟為教長。將通過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對甚力，即席聲言“高魯何如人，乃可托以教育行政之責任，豈不羞天下之士!”蔣公不得已，乃請于高魯未到任以前，由蔣公以行政院長之名義自兼教育部長，而以李書華(潤章)為政務次長。潤章則石曾先生所提攜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統中為最純謹公正之人物也。蔣公既自兼部長，因欲以余任次長，……且命之曰：“教育為革命建國計，凡事當請教于吳、李、蔡諸先生，然必勿墮入派別之見。總之，不可拂李、蔡諸公之意，亦不可一味順從李、蔡之意見。[20]( 80)

　　關于自己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以來與北大教授胡適之間有始有終的良性合作，蔡元培的《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曾經有過專門評價：“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后，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東方雜志》第三十一卷第一號，1934年1月。

　　中央研究院時期的蔡元培確實有過被人“包圍”利用的經歷，但是，“包圍”蔡元培的并不是胡適和傅斯年，而是另有其人。1933年3月4日，周作人在致江紹原信中寫道：“蔡胡分家竟如尊料，大有意思，蔡公此刻蓋在3rd Party手中，牽而往‘東’，面南立，而胡公則仍‘獨立’也。觀蔡公近數年‘言行’，深感到所謂晚節之不易保守，即如‘魯’公之高升為普羅首領，近又聞將刊行情書集，則幾乎喪失理性矣。”[19](273)

　　周作人筆下的“蔡胡分家”是化公為私的狹隘稱謂，事實上是民權保障同盟上海總會的宋慶齡、楊杏佛、胡愈之、魯迅等人，極力主張開除胡適，處于被“包圍”狀態的蔡元培，只是以消極態度順從了多數人的意見。“魯公”即魯迅。“3rd Party”即第三黨，其正式名稱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27年11月1日由鄧演達、宋慶齡、陳友仁在莫斯科發起。既是中央研究院總干事又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的楊杏佛，是第三黨的秘密黨員。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真正的政治背景，并不是處于停滯狀態的第三黨，而是共產國際和中共地下黨組織。當時的宋慶齡已經成為共產國際的秘密成員。

　　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遭受暗殺，中央研究院總干事一職隨后由胡適最為要好的朋友、地質學家丁文江繼任，實質性事務由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孟真)協助處理，從而導致傅斯年積勞成疾。1934年2月13日，蔡元培在日記中寫道：“自回滬后，連接孟真來函四通，其中主要之點：(一)述病狀;(二)辭所長職，薦濟之自代;(三)一年中勉守四個月假期之限;(四)整理舊稿或以其他方法抵還多支之薪水。此君硁硁然以必信必果自勉，誠可敬可愛，然此時提出辭狀，于院有妨，特致函勸止之。”[21]( 371)

　　在當天寫給傅斯年的書信中，蔡元培挽留說：“自南京回滬，始得讀一月廿三日惠函，旋接二月五日兩函，頃又接七日惠函。兄病中作如此繁復之函，對于兄思想之縝密，律己之謹嚴，除佩服以外，別無可說;惟病中常此多思，甚不相宜，……兄本月五日函中，有愿辭所長職而薦濟之自代之說，此說萬萬不可提出，提出則無異拆研究院之臺。在君已聲明，如兄辭所長，則彼不就總干事職;元任已表示，如兄去，則彼亦隨而云;……總之，弟所欲勸兄者，目前以健身為第一義，萬不可多慮，一切都有水到渠成之機會……”[22](1655)

　　到了1936年1月2日，胡適給五四運動前后與馬敘倫、沈尹默等人一起“包圍”利用蔡元培的湯爾和寫信，表現出的依然是以全社會的學術教育事業為第一目標的公共關懷：

　　我在國中的事業“為功為罪”，我完全負責。我從不曾利用過學生團體，也不曾利用過教職員團體，從不曾要學生因為我的主張而犧牲他們一點鐘的學業。我的罪孽決不在這一方。至于“打破枷鎖，吐棄國渣”，當然是我最大的功績，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夠，吐棄的尚不夠耳。[23]( 294—295)

　　在民國時期的學界領袖當中，敢于以負責任態度嚴正宣告“我從不曾利用過學生團體”的，大概只有蔡元培、胡適、傅斯年、丁文江、梅貽琦、朱經農、王世杰等難能可貴的幾個人。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所說的“每次擬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圍蔡所致”，明顯屬于“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的“莫須有”。

　　查勘《蔡元培書信集》，他在1935年1月11日致張元濟信中寫道：“沈尹默兄，以字行，并無別號，現寓法租界環龍路九十號(不知其電話號碼)。明午飯局，因商量譯書由商務印行事，岫廬、拔可、伯誠、伯嘉諸兄均在座，弟亦作陪……”

　　1937年8月12日，蔡元培在致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朱家驊的信中，再一次提到沈尹默：“徐君世達，于行政界歷著成績，曾由弟與尹默先生等迭為介紹，請以縣長用。頃聞孝豐縣長已辭職，正在物色繼任之人，如蒙擢用徐君，不勝同感。” [22]( 1761，2051)

　　一句“迭為介紹”，足以證明沈尹默與蔡元培之間一直保持著通暢無阻的聯絡渠道。沈尹默在上海期間，胡適正在北平協助蔣夢麟經營整頓北京大學，抱病從公的傅斯年也沒有多余的時間和精力與沈尹默周旋。胡適、傅斯年與蔡元培之間完全不存在以捍衛飯碗、追逐權勢為第一目標的“包圍”與被“包圍”關系，而是具有建設性的“以必信必果自勉”的良性合作關系。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逃難的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因病去世，享年73歲。同一天，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胡適，正在佛羅里達州羅林斯國際關系研究所講演《遠東和世界將來的和平》。3月6日下午，胡適從佛羅里達的奧蘭多乘坐飛機返回華盛頓特區，才得知蔡元培去世的消息。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與周鯁生兄談，同嗟嘆蔡公是真能做領袖的。他自己的學問上的成績，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的人的成績都可算是他的成績。”[24](364)

　　任教于耶魯大學的趙元任，于3月6日當天給胡適寫信，認為蔡元培“代表咱們所Stand for的一切的一切。現在一切的一切還沒有都上正規，他老人家又死了，真是使人不免憂傷!”[25]( 234)

　　趙元任所說的“咱們所Stand for的一切的一切”，主要是指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所代表的放眼看世界的一代中國學人，所堅持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理想追求。胡適自己就是蔡元培所重用過的一個人，胡適在學問思想方面所取得的一部分的成績，是應該歸功于“真能做領袖”的蔡元培的。

　　到了1959年10月31日，晚年的胡適，在與同事郭廷以、林致平的談話中，專門談到安徽鄉黨當年在北大校園里遭受“某籍某系”排擠打壓的劣勢處境：“從前在北大時，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安徽只有陳獨秀和我。我是一向超出黨派的，所以我對他們說：只有狐貍是成群的。你看獅子、老虎，它們都是單獨出來的;要打仗，也都是單獨打仗的。我一向避免了黨派，從無成見的。”

　　一向著眼于全社會的學術教育事業而不屑于拉幫結派、黨同伐異的胡適如此標榜和比擬自己，恰恰敗露了他并沒有真正擺正主體個人與社團群體及公民社會的復雜關系。人是比所有動物都更加具備個人主體性和社會創造性的精神生命體，必須在多層級、多元化的社會實體中充分健全和實現自己。當年的胡適之所以能夠在北大校園里站穩腳跟，是與“某籍某系”當中并不太熱衷于黨同伐異的蔡元培、錢玄同等少數人的幫助扶持分不開的。

　　假如胡適當年不是以動物界的“獅子、老虎”那樣自許自戀，而是比“真能做領袖”的蔡元培更加充分地利用自己所擁有的社會地位和文化資源，把自己領悟到的“充分世界化”的現代文明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最大限度地普及到包括“某籍某系”在內的盡可能多的中國人，他晚年也許就不至于敗落到流亡海外的悲慘境地，整個中國社會也可能不會遭受那么多的曲折磨難。換言之，民國社會整體上處于崇尚斗爭的黨同伐異時代，不屑于黨同伐異的安徽籍北京大學教授胡適與浙江籍北大校長蔡元培基于全社會的學術教育事業的良性合作，就顯得有些脫離時代、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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