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戊戌變法知識分子的精神文化狀態

　　下面文章對19世紀末一場著名的舊中國知識份子救亡圖存的政治運動——戊戌變法展開研究，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知識分子對戊戌變法的產生及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他們是在怎樣的精神文化背景下開啟的戊戌變法呢?這其中融入了怎樣的精神文化狀態，下面文章對此展開研究。

　　關鍵詞：戊戌變法,知識分子,精神文化背景

　　1898年，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知識分子，通過光緒皇帝進行了一場資產階級政治改革運動。其主要內容為：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然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對此強烈反對，并發動了政變，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和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害，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以失敗而告終。本文以戊戌變法中維新知識分子為視角，探析其精神文化背景。

　　1.中國傳統教育結構

　　清代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的鼎盛時期。書院是私人或官府所設的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場所。清代書院達2000余所。首先，中國古代書院，盡管都是以封建思想為指導，但是很多書院中實行自由講學和“講會”制度，教學多采取學生自學、教師講授、師生討論等方式，促進了封建社會中教育事業的發展。其次，書院有效地傳播了民族科學文化，也造就了一些致力于民族科學文化研究的有用之才。

　　然而由于受清政府的嚴密控制，書院的官學化十分嚴重，不少書院紛紛淪為科舉附庸，以科舉之文為教學目的。因此這些知識無可避免的呈現保守傾向。他們仍然對原先的統治者抱有希望，反對激烈的革命，只在原有體制內下實行改革。2.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作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對歷代知識分子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對儒家的思想有了新的認識。

　　孔子云：“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禮記·禮運》)儒家的大同思想在康有為等人看來，應反對君主專制，倡導人人平等，重視發展生產，興辦教育，提倡男女平等，打破封建綱常禮教的束縛，實現資產階級的人權、自由、平等、獨立和個性解放，肯定人的價值。在《大同書》中，康氏把儒家的“仁”與西方的“人”糅合為一體，指出“人之所以為人者，仁也。”

　　譚嗣同把“仁”視為“天地萬物之源”，將“仁”解釋為“通”：“中外通”，學習西方先進政治制度;“上下通”，實行君主立憲;“男女上下通”，實行男女平等;“人我通”，實現資產階級人權、平等。這種對大同世界、仁義思想的全新的理解，反映了資產階級維新派知識分子希望取儒家之精華，以實現自己強烈的政治愿望。

　　然而在正統儒家思想的大背景中長大的他們受舊封建官僚統治體制的影響，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傳統文化的約束和影響，在心理上呈現向傳統回歸的傾向，以致在中后期采取了相對保守、妥協、迂回的方式來進行變革。這不僅讓人反感，甚至引起了不少自己人的疑惑，最終使變法缺乏一個強大、有力的理論依據的依托，在變法受挫時缺乏理性的思考、穩妥的方案和相應的策略便在所難免。

　　2.宗教思想

　　此時期的這些知識分子受到宗教思想的影響也很大，尤其是佛家思想。梁啟超認為想變法圖強救中國，就以佛法作為激勵人們的精神支柱。他認為外在的客觀事物是不存在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識所現，號召人們明三界唯心之真理，除心中之奴隸。

　　譚嗣同是一個虔誠佛教居士，也是戊戌變法中的激進分子。他考察了佛學思想在日本維新運動中的作用，認為日本變法的成功在于佛教的幫助。他告訴人們，佛學的思想威力無窮，運用它可以御外侮救中國，增強人們的勇氣和斗志，以至他在變法最終失敗，在被捕殺害前神色不變。

　　佛學在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變法與資產階級革命志士的思想里占了很大比重，不僅給他們帶來了一種人生慰藉，更重要是一種改革的力量與勇氣。

　　但是佛家的思想也使他們在客觀現實面前無法冷靜去認識改革所面臨的癥結和困難，無法以求實的眼光來制定一系列理性的切實可行的策略措施，反而走上了一條激進求變、盲目樂觀的道路。他們認為中國地廣人多，通過變法圖強易如反掌。這表明這些知識分子當前形勢作出了片面的估計，盲目而不成熟的樂觀，變法失敗也是自然的事。

　　3.西方外來思想

　　此外，近代西方科學文化的輸入和傳播是這些知識分子的又一思想源泉。繼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一批地主階級有識之士倡導“經世致用”的基礎上，資產階級維新知識分子繼承了地主階級改革派為改變社會現狀，救亡圖存，向西方學習的先進思想，摒棄了只重視學習器物、忽視學習思想的觀念，揭露和鞭撻了封建制度的落后和腐朽，并且認為，要“求富”、“自強”，必須進行政治上的改革。鄭觀應認為“欲張國勢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設議院……。茍欲安內攘外，君國、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設議院始矣。”

　　由于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經濟還很幼嫩，早期維新思想家并未全面深刻地理解西方議會制度。他們提出的政治上“君民共主”和經濟上“以商為本”等思想，雖然表達了資產階級參與國家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愿望，但并沒有形成一套完整而系統全面的維新變法理論作為支撐，當受到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夾擊時，失敗便在所難免。

　　綜上所述，戊戌變法中的維新知識分子在中華民族面臨西方列強的欺凌和西方文明沖擊的危機下，在書院教育機構、儒家思想、宗教思想尤其是佛家思想和西方外來思想的影響下，一方面在前人基礎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時代背景的限制和影響。最終，在一個精神文化不完善甚至缺失的時代背景下，戊戌變法不得不走向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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