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標及內容分析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已經穩固，開始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同時，因受美國個人主義價值觀、民主主義、功利主義等西方文化觀念的影響，日本對道德教育的目標進行了改革，提出了把日本的道德傳統與西方民主主義思想融為一體的指導思想。例如1989年公布的《教學大綱》提出：“道德教育的目標，是把尊重人的精神和對生命的畏敬之念體現在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具體生活之中，為培養作為創造富有個性的文化，致力于民主社會和國家的發展，主動為和平的國際社會做出貢獻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培養作為其基礎的道德素質。”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標雖然把關于完善個性的發展等西方價值觀放在首位，把“培養尊重人的精神和對生命的敬畏理念”作為主線，但它強調個性發展要服務于社會和國家發展這一具有東方文化傳統的民族精神，保持了“和魂洋才”的日本民族文化特色。

日本在學習外來民族文化的過程中，并不是簡單地照搬，而是立足于保持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傳統，合理吸收有利于本國和本民族發展的外來文化，在道德教育上堅持傳統的儒家倫理思想和西方現代文化價值觀相結合。1983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明確提出“：日本要把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孔子的教導調和起來。”日本在古代深受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引進和學習中國儒家思想的過程中，它有選擇地加以吸收和借鑒，形成了日本本土化了的儒家道德思想。它雖然以中國儒家思想為母體，但它并非簡單地復制中國的儒家思想，而是經過日本文化改造的、中國儒家倫理學說的變形物———日本化的儒學。例如，中國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五種美德是“仁”“、義”“、禮”“、智”“、信”，其中處于核心地位的是“仁”，它被當做是最重要的美德。而日本化的儒家思想強調的最重要的五個美德則是忠誠、禮儀、勇敢、信義、節儉，它沒有吸收中國儒家思想中處于核心地位的“仁”，而是用“忠誠”代替了“仁慈”的核心地位。不僅如此，他們還改變了對“忠誠”的理解和解釋，“忠誠”不再意味著對自我良心的忠誠，而更多地意味著對自己領主的忠誠乃至獻出生命，強調對長者、天皇的孝順和忠誠，對集團、國家的忠誠。

日本在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過程中，同樣立足于本國國情，采用兼蓄并收的方式加以合理運用。隨著日本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同時受西方民主主義、自由發展、個性化教育等文化觀念的影響，日本的道德教育思想也發生了變化，提出了個性教育和集團主義教育相結合的思想，鼓勵發揮每個人的個性和獨創性，以適應日益激烈的經濟社會的競爭。1989年頒布的《教學大綱》把“尊重人的精神”作為主線。即把確信人的尊嚴，尊重個性的發展，作為民主社會的前提來加以重視，認為自由、平等、民主、尊重人權等基本觀點，單憑法律規定是難以得到保障和實現的，只有在尊重人的精神的前提下落實到對日常生活的思想、態度之中，在具體的人際關系之中變為行動時，才能得以實現。此外，1977年修訂的《中小學學習指導要領》中指出，特別活動的培養目標是“：通過理想的集體活動，謀求身心協調發展，在發展個性的同時，使學生認識到自己是集體中的一員，通過協作，培養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的自主的實踐的態度。”這正體現了日本的個性教育與西方的個性教育的區別，日本個性教育所倡導的個人發展、個人價值，是以集團價值的實現為最終目的，個人價值的實現要以集團價值的實現為前提。日本的個性教育不同于西方個性教育所提倡的個人中心主義、個人奮斗為目的的個性教育。日本的個性教育吸收了東西方文化的精華，是典型的東西方文化交匯融合的教育模式。

二、新加坡道德教育的目標及內容分析

近幾十年來新加坡的經濟飛速發展，逐漸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已發展成為一個朝氣蓬勃的國際都會、一個政治穩定、經濟發達的“花園城市”。在其成功的諸多因素中，公民道德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是個移民國家，國民來自中國、印度、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諸島，不同種族帶來不同的語言、文化、宗教和價值觀念，組成了一個多元種族、多元語言、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國家。自獨立以來，其政府及其領導人就非常重視公民的道德教育。為了徹底消除殖民時期遺留下的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沖突和矛盾帶來的社會問題，以及抵制在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過程中伴隨而來的現代西方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不良因素的影響，新加坡政府意識到培養國民意識的重要性，認為國家意識教育的核心就是培養“新加坡人”。何謂“新加坡人”？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認為“：新加坡人是一個出生、成長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保持這樣一個多元種族的、寬宏大量、樂于助人、向前看的社會，并時刻準備為之而貢獻出自己的生命。”1990年，新加坡政府又提出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新加坡”的口號，引導全體國民不分種族、宗教，為共同的新加坡民族、新加坡國家而奮斗。新加坡政府要求學校每天清晨舉行升旗儀式時，學生必須背誦如下誓言“：我們是新加坡公民，誓不分種族、言語、宗教，團結一致，建設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并為實現國家繁榮與進步，共同努力。”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思想深受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它結合時代的發展賦予了它新的內涵。新加坡政府結合本國的國情和現狀，對傳統的儒家倫理思想進行改造，李光耀把“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八德作為他的治國綱領。“忠”位于“八德”之首，強調愛國、忠于國家，就是培養國民對新加坡國家的強烈歸屬意識和熱愛新加坡的濃厚感情。新加坡化了的儒家教育思想不是簡單地照搬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思想，而是以儒家倫理思想的優良傳統為基礎，結合新加坡這個新興工業化城市國家的現代社會的現實加以改造和發揚光大。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繼承儒家倫理文化的基礎上公布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出了“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五大價值觀。新加坡以這五項共同的價值觀為基本精神對公民開展道德教育。新加坡對公民開展道德教育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在學校的不同階段道德教育的內容具有一定的差別性，如在小學階段開展的道德教育主題活動主要涵蓋品格培養、家庭聯結、對學校的歸屬感、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對國家的忠誠和自豪感等五大主題。在中學階段則是主要圍繞著品格培養、家庭關系、團體精神、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傳統日等五個專題開展教育活動。在大學階段則主要通過開設一些儒家倫理課程，把共同價值觀教育與國民教育作為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成效顯著，對于促進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秩序良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比較分析及啟示

通過對日本和新加坡道德教育的目標及內容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個國家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不同之處也有共同之處。

1.不同之處

日本戰前目標是“和魂洋才”，戰后目標是具有完美人格的人；新加坡的目標是“新加坡人”，且各自的內涵相去甚遠。筆者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其一，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日本不論戰前還是戰后的道德教育都強調形成“大和魂”，這和日本歷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神國優越論密切相關；而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新加坡移民社會、文化多元化的歷史文化背景。其二，國家目標和道德教育的目標不同。道德教育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道德教育的目標與國家的發展目標具有一致性，是為實現國家目標服務的。日本戰前把“和魂洋才”作為其培養目標，早期是為完成國富民強，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的人物；后來則變為滿足國家侵略擴張的需要，而戰后的具有完美人格的人的培養目標，則體現了日本謀求從經濟大國到政治大國的國家意圖；新加坡的“新加坡人”目標，則是為了實現一個新建立國家的獨立與發展。

2.盡管表述不盡相同，但也存在著一些相似之處

其一，都創造性地吸收了東西方文化的精華，尤其滲透著濃厚的中國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并結合本國的國情加以改造，經過改造后的儒家倫理思想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其二，兩國的道德思想都強調忠于國家，為國家服務，其實質都是為了一定階級或政治集團的政治目標服務，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第三，兩國的道德教育成效顯著，都有力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3.對我國道德教育的啟示

（1）重視傳統儒家倫理，汲取傳統道德資源

我國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對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華傳統道德我們要正確對待，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結合當代社會的發展，批判性地繼承傳統道德文化，吸取精華、剔除糟粕，構建具有現代特色的道德教育體系及內容，推動我國道德教育的發展。

（2）與時俱進，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對道德教育的引導

道德教育具有階級性，對我國來說，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性，對公民開展道德教育時，必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統領。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因此，我國在對公民開展道德教育時，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到國民教育、思想道德建設和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的全過程，更好地凝聚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強大精神力量；充分發揮道德模范的榜樣引領作用，在全社會推動形成知榮辱、講道德、促和諧的文明風尚；切實加強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努力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大力推動改進創新，不斷增強公民道德建設的針對性實效性。

（3）優化道德教育環境，構建家庭、學校、社會三位一體的德育環境

道德教育是一個持續的教育狀態，是終生教育。新加坡和日本的道德教育，形成了家庭、學校、社會“三位一體”立體道德教育網絡。我國應借鑒新加坡和日本成功的經驗，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家庭、學校、社會“三位一體”的德育環境。首先，以家庭道德教育為基礎，通過良好的家庭氛圍，對子女教育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其次，以學校道德教育為主陣地，學校應注重開展道德意識實踐活動，培養個人良好的道德意識；再者，整合社會輿論資源，營造良好的道德教育環境，多一些正面宣傳，用一些先進事跡影響個人、激勵個人；最后，要發揮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三者各自的優勢和互補性，使其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監督，保證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和實效性，加快我國道德建設的步伐。

本文作者：劉莉萍、趙韓強 單位：陜西青年職業學院、筅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