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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緒爾語言理論的哲學解讀

來源: 樹人論文網發表時間:2021-09-11
簡要:要:索緒爾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結構主義的鼻祖。他所提出的語言理論,是語言學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不僅對整個20世紀語言研究,而且對人文和社會科學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將

  要:索緒爾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結構主義的鼻祖。他所提出的語言理論,是語言學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不僅對整個20世紀語言研究,而且對人文和社會科學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將索緒爾的語言理論思想放到分析哲學的背景下,從言語活動、語言符號、語言的價值和語言的系統性等方面,去審視它、研究它,才能清楚地認識索緒爾語言理論的價值,正確地把握它深邃的哲學思想。

索緒爾語言理論的哲學解讀

  韓健, 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09-10

  關鍵詞:可實證性;“二元關系”;關系性;系統性;“劃界”

  一、引 言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結構主義的鼻祖。他所提出的語言學說,是語言學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對現代語言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多年來,國內外從各個角度對索緒爾語言理論的哲學思想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研究。①Beaugrande認為,語言學理論發展呈現出跳躍前輩(ancestor hopping)現象,索緒爾和薩丕爾的語言學思想反映出心靈哲學的傾向。② Tantiwatana的碩士學位論文從索緒爾的“差別”概念出發,認為“差別”是索緒爾語言理論的核心,并指出其語言哲學的思想意義。③王寅最早將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哲學基礎定位于分析哲學④,在其后的《再論索緒爾與語言哲學》一文中重申了這一點:“索氏不僅是一位語言學家,也是一位重要的語哲學家。”[1] 江怡也指出:“我們通常把索緒爾看作一位語言學家,但我認為,我們更應該把他看做一位哲學家。”[2] 正如陳嘉映在評價索緒爾語言學成就時所說的那樣:“一門新興人文科學總是帶著相當深入的哲學思考才能成形的。”[3]71本文擬以《普通語言學教程》(以下簡稱《教程》)文本為研究對象,從分析哲學的視角解讀索緒爾對語言和語言本質的哲學思考。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索緒爾語言理論思想和分析哲學家們有諸多的共鳴和明顯的淵源關系。

  我們知道,19世紀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脫離了經學的附庸,走出了語文學時代,使語言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但是這種研究方式是“歷史主義的復古主義”,即使是后期取得相當成就的青年語法學派,也被人們批判為“原子主義”的研究方法。這種狀況的變革是在索緒爾手中完成的,從索緒爾開始,語言學步入了現代。對索緒爾語言理論思想的解讀,首先要提及的是和他同時代的兩位思想家,即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和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他們都注重人類行為的研究,并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論,他們認為“如果忽視了行為和物體在社會中所具有的意義,就等于僅僅在研究物理現象,而不是社會現象”[4] 。我們就從這里展開論述。

  二、言語活動:語言和言語

  上面我們說到,索緒爾、涂爾干和弗洛伊德都注重人類行為的研究。在《教程》中,索緒爾認為 “語言學的材料首先是由人類言語活動的一切表現構成的”[5]26。即語言學的研究對象首先是人類的言語行為,“這種行為至少要有兩個人參加:這是使循環完整的最低限度的人數”[5]32。在這個循環中,涉及到心理現象、生理過程和物理過程,同時它還屬于個人的領域和社會的領域。索緒爾的目的就是將“社會的”和“個人的”從言語行為中劃分開來,因此他說到,“語言只是言語活動的一個確定的部分,而且當然是一個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語機能的社會產物,又是社會集團為了使個人有可能行使這機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規約”[5]30。言語則不是社會集團的,它是個人進行的,“相反,言語卻是個人的意志和智能行為”[5]35。由此,索緒爾把言語活動(langage)中“社會的”和 “個人的”,即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區分開來:“語言是每個人都具有的東西,同時對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儲存人的意志之外的。”[5]41 而“在言語中沒有任何東西是集體的;它的表現是個人的和暫時的”[5]42。

  索緒爾認為,“言語活動是異質的,而這樣規定下來的語言卻是同質的”[5]36。他的這種劃分是同質化運動過程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這也是全書最后結論邏輯推導的根據,即“語言學的唯一的、真正的對象是就語言和為語言而研究語言”[5]323。接著索緒爾又從語言中排除外部語言要素得到內部語言要素,從內部語言要素中排除歷時事實得到共時語言系統。陳保亞指出:“同質化運動使語言研究有了客觀的、可實證的基礎,使研究者在研究中把眼光放在存在于集體意識的語言規則上,研究者可以達成共識。”[6]

  在研究者之間有共同的評價標準,建立起可實證的基礎,這點正是許多分析哲學家們所追求的共同目標。分析哲學奠基人弗雷格在其《算術基礎》序言中,提出的第一條原則就是:“要把心理學的東西和邏輯的東西,主觀的東西和客觀的東西明確區別開來。”[7]8 在弗雷格之前,休謨、穆勒等人主張從心理學的觀點去考察一切哲學問題,埃德曼、馮特等則進一步將這一觀點引入邏輯學中,把邏輯學看做心理學的一部分,把思維活動歸結為心理活動,否認思維的客觀內容。①在弗雷格看來,埃德曼等人把一切歸結為主觀的、內在的過程,即心理過程的做法取消了真理。所以他在談論詞的意義和與詞相聯的觀念時強調,必須將二者區別開來。因為“詞的意義不是個人的思維活動的一部分,而可以成為許多人的共同財富”[8]40。但是“觀念是主觀的,一個人的觀念不同于另一個人的觀念”[8]40。弗雷格劃分出“邏輯的”和“心理的”,目的是為了使真理有一種客觀的和不以作出判斷的人為轉移的東西。而索緒爾語言和言語的劃分將“社會的”和“個人的”區分開來,則是為了語言研究有客觀的、可實證的基礎。在這種追求客觀性與主觀性相分離,一般性與個別性相分離的思想上,弗雷格和索緒爾的目標是相同的。

  這種思想也是后來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即核心“維也納小組”成員們所追求的目標,例如對作為邏輯實證主義的基石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區分。關于這兩類命題的區分并不是邏輯實證主義者首先提出的,萊布尼茨、休謨、康德等都有過類似的論述。邏輯實證主義者認為:“分析命題是必然的、普遍的,它們的真理性僅僅來自這種命題中所包含的詞或符號的定義。”[8]168-169但是“綜合命題是陳述事實的命題,不是必然的、普遍的,它們真實與否必須求助于經驗的證實”[8]169。邏輯實證主義者對這兩類命題的區別,正如索緒爾對語言和言語的劃分,語言是每個人都具有的東西,它是普遍的,對任何人都是共同的;言語則沒有任何集體的東西,它是個人的和暫時的。邏輯實證主義者認為分析命題是只要借助形式邏輯的判斷,而不需要求助于經驗的證明;相反,綜合命題的真實與否必須求助于經驗的證實。②石里克以這種區分作為批駁“形而上學”的依據,認為可證實性就是證實的可能性,并將這種可能性分為“經驗的”和 “邏輯的”。石里克認為可證實性是證實的邏輯可能性,而經驗的可能性是不確定的。③石里克的這種區分,包括后來的艾耶爾提出的實踐的可證實性和原則的可證實性,以及卡爾納普提出的“可驗證性原則”,基本都是這兩類命題的繼續和延伸。

  不管是邏輯實證主義者區分兩類命題,用以探求命題的意義,還是索緒爾將言語活動區分為語言和言語的同質化運動,他們的目的都是希望在研究者之間可以建立一種客觀的、有共同評價標準的可實證基礎。這種想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都排除了“語義”等的異質因素。在語言學方面,它縮小了語言的研究范圍,導致了索緒爾之后的語言學家重形式而輕內容的弊端。如后來的美國描寫主義語言學派的布龍菲爾德所說:“語言研究必須從語音形式開始,而不是從意義開始。”[9] 一直到喬姆斯基前期的語言研究,都是排斥語義的,即所謂的“句法自治”(autonomy of syntax)。同樣,在分析哲學方面,哲學家們也意識到絕對的可實證性是做不到的。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他們認識到語言的邏輯分析不能只限于句法,還需要語義分析。如后來的蒯因在20世紀50年代初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挑戰,批駁了兩類命題的區分以及證實理論和還原論,最終導致邏輯實證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逐漸衰落。當然絕對的可實證性是做不到的,但是一般的實證標準和可檢驗標準是需要的,否則研究者沒有一個共同的評價標準,是很難達成共識的。

  三、符號:所指與能指

  索緒爾在將“語言”從“言語活動”中分離開來,并指出:“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5]37同時他設想“有一門研究社會生活中符號生命的科學”[5]38。索緒爾稱這門科學為符號學,并且他認為語言學是符號學的一部分。索緒爾在指出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后,進一步認為:“語言符號連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5]101并用所指(signifie)指代概念,用能指(signifiant)指代音響形象,能指和所指的結合叫做符號。索緒爾認為符號的能指和所指都是心理實體,這點也是常為人所詬病的地方。如科利批判他取消了語言和現實的關系:“他用語言學范圍內能指者對所指者的二元關系,取代了‘能指者-所指者-事物’的三元關系。”[10]354并且科利引用法國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的話指出:“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促使語言哲學家檢討那種語言代表現實的主張的緣由了。”[10]354但是索緒爾明確指出:“思想離開了詞的表達,只是一團沒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渾然之物。”[5]157 “在語言出現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5]157索緒爾反對語詞和現實世界對應關系,反對“有現成的、先于詞而存在的概念”[5]100。即“語言只是使得現實在語言的水平上得到充分理解”[3]85。

  “在語言出現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索緒爾的這種思想頗有拉康“語言之外無結構”和康德“理性為自然立法”的味道。索緒爾認為能指和所指都是心理實體,用二元關系取代了三元關系,反對語詞和現實世界的對應關系。在這一點上,它涉及的是分析哲學甚至是哲學的基本問題。首先一點,它在理論上區別了人和動物根本性的不同。在《禮記·曲禮》中有這么一句話,“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11] 。鸚鵡學舌發出的聲音再怎么像人類的語音,它也只能停留在能指層面,而沒有所指的概念層面,更不會隨著外界情況的不同而隨時改變自己的話語。至于猩猩,相比其他動物不管多么聰明,也只能學會極其有限的一點符號語言,而不能用類似人類復雜的有聲語言進行交流。只有人類才能做到能指與所指的結合,也只有人類才是符號性動物,所以說語言是其他動物和人類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說到底是因為動物沒有 “能指-所指”這樣的符號內部關系。

  另外一點,分析哲學作為一種思潮,或是一個流派,其內部觀點非常龐雜。但是分析哲學家普遍重視語言和世界的關系,注重語言在哲學中的作用,把對語言或語詞意義的分析當作哲學的首要任務。他們認為,我們理解或敘述客觀世界是在語言層面上進行的。這正是西方20世紀哲學與西方傳統哲學不同的一個顯著特征,即所謂“語言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哲學的對象從純粹主體轉向主體與客體的中間環節——語言”[12] 。語言被看作是連接主體與客體的橋梁,主體不可能直接認識客體,只有通過語言符號這個工具才能認識客體。這就是為什么索緒爾強調語言符號鏈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如果語言符號連接的是事物和名稱,則混淆了客體和認識客體的工具及路徑。

  在分析哲學家那里,索緒爾語言符號連接概念和音響形象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對意義和指稱、專名和概念的討論中。弗雷格認為意義和指稱是不同的,他用“暮星”和“晨星”的例子來說明“與某個指號相對應的是特定的意義,與特定的意義相對應的是特定的指稱,而與一個特定的指稱相對應的可能不只是只有一個指號”[13] 。如果用索緒爾的話來說就是,一個符號的所指在語言中是固定的,所指對應的客觀世界中的事物是固定的,但是客觀世界的事物不一定使用相同的符號來表達。莫里斯繼承和發展了弗雷格的這一觀點,進一步提出“所指謂”(designatum)和“所指示”(denotatum)這對概念,前者指對象的性質,后者則是指對象本身或其存在。后來的邏輯實用主義者蒯因在意義問題上,也繼承了弗雷格把名稱、指稱和意義區別開來的觀點。在他看來,如果把意義和指稱混為一談,就會把意義這個概念看作一種實體。①這一點正是索緒爾特別強調的:“語言符號所包含的兩項要素都是心理的,而且由聯想的紐帶連接在我們的腦子里。”[5]100這里的兩項要素即能指和所指,它們都是心理實體,并不直接指向客觀實體。雖然索緒爾沒有用名稱和意義,而用了符號和所指。

  關于指稱論問題,在西方哲學史上,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起直到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前期思想,許多哲學家都將意義與指稱混為一談,他們堅持認為名稱的意義就是它所指示或所指稱的對象。羅素就認為,名稱的意義就是它所指稱的對象。他指出,名稱只不過是個簡單的符號,它直接指稱作為其意義的個體。②維特根斯坦也認為孤立的名稱本身沒有意義,它只能指稱個別對象。弗雷格發現了這一錯誤,率先區分了指稱和意義的不同。索緒爾也明確表示語言符號連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稱。其實,語言符號的指稱過程,才是它突破自身的界限指向外部事物的過程。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索緒爾對語言本質思考的深邃之處。

  四、語言的價值

  索緒爾將言語活動劃分為語言和言語兩部分,又將能指和所指從符號中區別開來,并且他認為:“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5]37在后面的論述中,索緒爾從價值論的角度進一步提出“語言只能是一個純粹價值的系統”[5]157。這個純粹的價值系統的運行,索緒爾認為只要考慮兩個要素就夠了,即所指(概念)和能指(音響形象)。關于所指,他強調“在同一種語言內部,所有表達相鄰近的觀念的詞都是互相限制著的”[5]161-162。所指是 “由于他們的對立才各有自己的價值”[5]162。對于能指,索緒爾指出:“聲音是一種物質要素,它本身不可能屬于語言。”[5]165和所指一樣,能指的價值 “是由它的音響形象和其他任何音響形象的差別構成的”[5]165。就符號整體來看,索緒爾認為“使一個符號區別于其他符號的一切,就構成該符號。差別造成特征,正如造成價值和單位一樣”[5]168。所以索緒爾最后總結說,“在語言狀態中,一切都是以關系為基礎的”[5]170。而且他還認為“一個要素的價值可以只因為另一個相鄰的要素發生了變化而改變”[5]167。并且拿下棋的比喻來說明價值,索緒爾說一枚卒子本身不是下棋的要素,“離開了它在棋盤上的位置和其他下棋的條件,它對下棋的人來說是毫無意義的”[5]155。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索緒爾的語言的價值理論雖然重視實體和單位,但更注重他們之間的對立、差別的這種關系,而這些都是構成價值的要素,所以說“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質”[5]169。

  從上面的文本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索緒爾雖然注重實體或單位,但要理解它們的價值,首先要理解實體或單位之間的對立和差別的關系。索緒爾的這種思想與維特根斯坦前期的哲學思想頗為相像。以《邏輯哲學論》為代表的維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學思想,強調“世界是事實的總和,而不是事物的總和”[14]22。在這里,“世界”是指一切所發生的情況,“事實”是指實際存在的事態,而“事態”指的是事物的狀態。維特根斯坦重視對象的狀態或對象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對象本身。他說:“我們也不能在與其他客體聯系的可能性之外來思考任何客體。”[14]23同時他又說“如果我能夠在原子事實的前后關系(Verband)中來思考對象,則我不能在這種前后關系的可能性之外來思考這個對象”[14]23。維特根斯坦重視對象之間的關系,這與索緒爾語言價值理論中的思想如出一轍。索緒爾由“關系” 建立起來的語言價值理論的最終導向是“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質”,維特根斯坦的這種邏輯原子論借助于他的“圖像說”,最終也倒向了形式主義理論。

  維特根斯坦重視關系的思想,同時也影響了他的老師羅素。羅素邏輯原子論的提出和他的外在關系說是密切相關的,而外在關系說的提出,主要是為了反對布拉德雷的內在關系說。布拉德雷等人認為,任何一個表示關系的事實,其實都是一個關于所涉及的詞的性質的事實。他們否認關系具有任何終極的、獨立的意義,認為只存在著一個包羅萬象的實體,而這個實體就是意識的統一性。①其實這也正是布拉德雷、鮑桑葵等為代表的新黑格爾主義者的共同特點,即絕對精神才是唯一真實的存在。布拉德雷否認關系的獨立意義,這和索緒爾承認在語言狀態中一切以關系為基礎的思想是相悖的。而羅素的外在關系說認為,關系具有一種不以它的關系項為轉移的實在性,關系并沒有進入關系項的定義中,這種關系具有它的終極性和實在性。這和索緒爾提出的聲音本身不可能屬于語言,音響形象彼此之間的差別才屬于語言的思想是一致的。

  另外一點我們需要指出的是,索緒爾在論述語言價值時用了下棋的比喻。他認為棋子本身的材質無關緊要,棋子的意義在于它在棋盤上的位置和其他下棋的條件。弗雷格在《算術基礎》中強調: “必須在句子聯系中研究語詞的意謂,而不是個別地研究語詞的意謂。”[7]9 換句話說就是,語詞意謂研究要以語句為背景的。弗雷格研究語詞的這種方法是一種語境定義法。索緒爾把語言符號比作棋子,認為棋子的意義要以棋盤為背景,即符號價值的確定要以其他語言符號為背景,這種思想其實也是一種語境定義法。只是弗雷格后來否定了這種方法,在之后的《算術的基本規律》中,他主張采用完全定義,即每一個謂詞、關系詞或函項詞都應該可以用來給每個對象下定義。②但是弗雷格的語境思想卻被日常語言學派繼承了,他們強調語詞指稱的語境問題,強調語句只有在特定的語境中才有是否正確的問題。在日常語言學派的影響下,后來的塞爾也強調意義與語境的密切關系。

  索緒爾的語言價值論強調實體或單位之間對立和差別的關系,是這種關系決定了要素自身的性質和價值。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強調客觀世界物質之間的關系。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批判費爾巴哈對人的本質的錯誤理解,提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5]56。在和恩格斯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論證意識是社會的產物時又強調,“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么東西發生‘關系’,而且根本沒有‘關系’;對于動物來說,它對他物的關系不是作為關系存在的”[15]81。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也指出,“在有機化學中,一個物體的意義以及它的名稱,不再僅僅由它的構成來決定,而更多的是由它在它隸屬的系列中的位置來決定”[16] 。馬克思主義哲學定義人及物體的意義不是從它們本身出發的,索緒爾強調語言符號的價值也不是從它們本身出發的,都在于被定義的對象和其他對象所處的關系中,關系決定了對象的本質和意義。

  五、語言的系統性,“劃界”

  索緒爾在談論語言的價值時指出:“語言只能是一個純粹價值的系統。”[5]157如上所述,語言的價值決定于實體或單位之間對立和差別的關系,“在語言狀態中,一切都是以關系為基礎的”[5]170。這些語言要素之間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關系是以語言的系統性為背景的。索緒爾在多處提到系統性問題,如在談到音位時,索緒爾認為:“我們都要為所研究的語言整理出一個音位系統……這個系統才是語言學家唯一關心的現實。”[5]62在談到文字時,他又指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5]47在索緒爾看來,語言的本質就是由各種不同性質的符號這樣的一定要素構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各種要素以句段關系(rapports syntagmatiques)和聯想關系(rapports associatio)結成一定的結構,使其運轉起來。

  索緒爾對語言本質的看法,分析語言的這種思想,正是一種系統論的方法。經典系統論創始人貝塔朗菲認為系統是“處于相互作用中的諸要素的復合體”[17] 。索緒爾也認為,語言的系統性是通過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諸要素之間的這種關系體現的。經典系統論強調對“整體”和“整體性” 的科學探索,索緒爾語言的系統性思想不僅強調 “整體”,還注重“整體”和“部分”的關系問題。例如在論述句段的連帶關系時,索緒爾強調:“整體的價值決定于它的部分,部分的價值決定于它們在整體中的地位,所以部分和整體的句段關系跟部分和部分間的關系一樣重要。”[5]178這點恰恰是現代系統論和經典系統論不同的地方。現代系統論認為,結構和功能是系統普遍存在的兩種基本屬性,它們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結構指的是“系統內部各個組成要素之間的相對穩定的聯系方式、組織秩序及其時空關系的內在表現形式”[18]288。而功能則是指“系統內部相對穩定的聯系方式、組織秩序及時空形式的外在表現形式”[18]290。索緒爾在論述語言的歷時態(diachronie)時指出:“變化永遠不會涉及整個系統,而只涉及它的這個或那個要素,只能在系統之外進行研究。”[5]127在歷時態里,要素之間是一種相互替代的關系,它并不涉及要素之間的表現形式,即聯系方式和組織秩序以及時空關系。這種替代關系沒有牽動結構和功能的基本屬性,因此索緒爾認為歷時語言學(linguistique diachronique)“研究各項不是同一個集體意識所感覺到的相連續要素間的關系,這些要素一個代替一個,彼此間不構成系統”[5]143。所以只有共時態(synchronie)的要素才可以構成一個系統,共時態中要素間的聯系方式、組織秩序就是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但這并不是說歷時態中要素的變化就不重要了,它是共時態中一個系統產生另一個系統的必備條件。索緒爾在論述語言的本質時,不僅提出了符號學的思想,還自覺地運用了系統論的方法,半個多世紀后的1968年,貝塔朗菲才提出系統論的科學哲學思想。

  另外,從語言學史上看,20世紀早期的語言學家大多是在19世紀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索緒爾深受青年語法學派雷斯琴、勃魯格曼等人的影響,如他的《論印歐系語言元音的原始系統》被譽為 “前無古人的歷史語言學最出色的篇章”[19] 。而19 世紀是一個用歷史比較的方法研究語言,特別是印歐語言的世紀。但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嚴重缺陷是,純歷史主義的復古主義。它的研究方向不是自古及今的發展前進的方向,而是由今及古的逆發展方向”[20]157。即使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后期,在理論和實踐上都作出了卓越貢獻的青年語法學派,也被批判為“原子主義”的研究方法,“看不到語言的統一性和完整性,他們總是把語言現象分解為一個個孤立的、不相關聯的部分”[21] 。然而在《教程》一書中,索緒爾注重共時語言學的研究,認為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并從系統論的角度來論述語言的符號性。所以,索緒爾在書中說到: “語言學在給歷史許下了過大的地位之后,將回過頭來轉向傳統的靜態觀點。但是這一次卻是帶著新的精神和新的方法回來的。”[5]121羅賓斯認為索緒爾開創了20世紀的語言學,他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并指出:“人們把《普通語言學教程》的發表,比作語言學領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22]

  縱觀索緒爾整個語言理論,他所做的工作如果總結為一點,那就是“劃界”。索緒爾在回顧語言學史時,首先將語言學和語文學劃分開來。在語言分析過程中,多次使用“二元對立偶分”的劃界方法。如對內部語言學(linguistique interne)和外部語言學(linguistique externe)的劃界,對語言和言語的劃界,對共時語言學(linguistique synchronique)和歷時語言學的劃界,對聯想關系和句段關系的劃界,對符號能指和所指的劃界等等。 “劃界”問題正是維特根斯坦哲學前期思想所做的工作,在他的《邏輯哲學論》一書中,第七個命題只一句話,即“一個人對于不能談的事情就應當沉默”[14]97。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所以在他看來,哲學的根本任務就是把“可說的”和“不可說”的劃分開來。“可說的”在前六個命題中已經說的很清楚,“不可說的”是不能用命題或語句言說的,第七個命題表示的是不能言說的,因而我們應當保持沉默。所以在該書的序言中,維特根斯坦認為他已解決了全部哲學問題, “在這里所闡述的真理,在我看來是不可反駁的,并且是確定的。因此我認為問題基本上已經最后解決了”[14]21。不僅是維特根斯坦哲學,全部哲學要回答的基本問題、要做的首要工作都是“劃界”。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認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23] 他把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看做是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個基本派別的唯一標準。不管是一種哲學思想,或是一門新的學科,還是一種新的理論,劃分清楚概念體系之間的界限,使其思想理論明確清晰是基本的任務。索緒爾的劃界工作,正是為了“摸索清楚它的研究對象的性質”[5]21。從而 “建成一門真正的語言科學”[5]21。

  六、結 語

  索緒爾語言理論的思想是宏大的、豐富的,包含著多方面深邃的哲學思考。正因為如此,他的語言學思想不但成為語言學的經典理論,也對其他學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上便掀起了一股強勁的結構主義思潮。社會學、人類學、文藝學、哲學、心理學都相繼產生了自己的結構主義學派,一時間結構主義的大潮吞沒了整個學術領域”[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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