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工是上層建筑衍進的邏輯前提與歷史基礎

　　要：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哲學系統論思維創立了唯物史觀，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并通過社會分工理論揭示了上層建筑衍進的邏輯前提和歷史基礎，進而系統地論述了上層建筑的衍進規律。

　　本文源自王磊， 系統科學學報 發表時間：2021-07-17

　　關鍵詞：系統論;上層建筑;社會分工;私有制;階級

　　馬克思主義哲學系統論認為自然界、社會和人類思維是一個普遍聯系、永恒發展的有機整體。社會有機體中的各要素相互影響、彼此制約、共同發展，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在對社會有機體研究的基礎上，創立了唯物史觀，發現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唯物史觀蘊含著哲學系統論的思維，其理論體系中的各個基本范疇相互作用、密切關聯。因此，在對上層建筑衍進規律的研究上，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僅僅聚焦在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矛盾運動的層面，而是把上層建筑置于唯物史觀的體系之中，將其與社會分工、國家、階級等范疇相連，全面、系統地探究其歷史進程與客觀規律。

　　我們研究上層建筑的衍進規律，應以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為依據。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恩格斯論述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確立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并把上層建筑置于社會意識形態的領域研究。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和《資本論》中，馬克思更多地把上層建筑限定在政治法律制度、設施和政治組織層面研究。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研究中的上層建筑，不僅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的意識形態(觀念上層建筑)，也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的政治法律制度、設施和政治組織(政治上層建筑)。因此，本文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系統論觀點，從觀念上層建筑和政治上層建筑兩個方面，揭示社會分工在上層建筑的衍進中的地位和作用。

　　1 社會分工是觀念上層建筑衍進的邏輯前提

　　分工是人類社會特有的一種現象，是人類勞動的外在表征。人類勞動的最初表現形式是原始社會初期的簡單協作，后來隨著人類勞動能力的不斷提高，簡單協作逐漸地被自然分工取代。自然分工出現在原始社會的中后期，這種分工的存在或依賴于人的自身條件、或依賴于自然環境的差別，它是人類勞動分工的早期階段。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原始社會末期相繼出現了“三次社會大分工”，人類社會由此建立起了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和商業等基礎產業，這進一步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增多和剩余產品的涌現，為一部分人專門從事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學和藝術等活動創造了物質條件，人類社會進入到真正的分工階段。隨著分工的日益復雜，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界限逐漸明顯，精神勞動不可避免地從物質勞動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勞動。在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分離的前提下，人們才有能力專門從事思想、政治、文化和藝術活動。正如馬克思所說：“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 ‘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1]534可見，馬克思從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角度，論述了社會分工與觀念上層建筑的關系。觀念上層建筑屬于社會意識的范疇，它的形成從根本上講是社會存在的產物，但是，從形式上看，它是因為社會分工而轉移到專業人員身上的獨立的社會意識活動。

　　隨著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分離，私有制與國家制度的確立，一部分人不再通過“手的力量”，而是通過“腦的功能”生存和發展的時候，社會出現了專門腦力勞動的職業家：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學家等等。哲學家洞悉人生發展、思想家創造理論成果、政治家領導國家建設、法學家構建法律體系，這些社會實踐最終形成了哲學、政治和法律思想。政治法律思想是政治思想與法律思想的有機綜合，政治思想是人們關于政治關系、制度和設施的觀點與理論的總和，法律思想是人們關于法律關系、制度和設施的觀點理論的總和。政治法律思想的形成既是社會分工的外在表現，也是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階級社會中，大多數勞動者并不能夠從事體能消耗較少的腦力勞動———哲學、政治與法律思想的研究，而是從事著繁重枯燥的體力勞動———物質資料的生產。究其原因，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做了解釋：“當實際勞動的人口要為自己的必要勞動花費很多時間，以致沒有多余的時間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例如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的時候，必然有一 個 脫 離 實 際 勞 動 的 特 殊 階 級 來 從 事 這 些 事務。”[2]537-538可見，在階級社會中，出現了從事腦力勞動的統治者和從事體力勞動的被統治者之間的階級對立，社會被劃分出了不同的等級結構，從事腦力勞動的統治者居于社會的上層，他們專門從事非生產勞動，即“從事于社會的共同事物：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而從事體力勞動的被統治者居于社會的底層，他們被迫從事著繁重枯燥的體力勞動，忍受著統治階級的壓榨與剝削，社會分工在階級對抗中出現了對立。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建立起了符合階級統治需要的觀念上層建筑：道德、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

　　關于道德的起源與本質，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做出闡釋：“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3]151-152可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道德這一觀念上層建筑，是與人們的物質活動、物質交往相連接的，沒有社會活動與社會交往是不可能產生社會道德的。從社會分工的角度看，道德是在社會分工體系內形成，并依靠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和內心信念來維持并以善惡評價的方式來調整人們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力量。此外，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道德具有階級性，在階級社會里，道德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是欺騙和麻醉被統治階級的手段。馬克思在批判階級社會道德異化的同時，也闡釋了未來社會道德的揚棄。馬克思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道德是建立在“消滅舊式分工、消除階級壓迫”基礎上的，是以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為目的的意識形態，它體現了對人的本質的尊重。在舊式分工消滅的過程中，道德的工具性和欺騙性特點將逐漸削弱，直至最終消亡。

　　宗教也是觀念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支配人類現實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的頭腦中的虛幻反映，其本質是一種“顛倒的世界觀”，是人們對神靈的膜拜后產生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究其根源，宗教是在異己力量的統治下，人類“迷失自我”的體現，這種異己力量既有自然壓迫，也有社會奴役。在早期人類社會，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和科學的不發達，人們對于自然界的許多現象既無知，又恐懼，因此產生了許多圖騰崇拜的現象，進而演變為宗教和神學思想。進入到私有制社會后，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成為社會發展的普遍現象，面對這些現象，人們無法進行科學地解釋說明，只能求助于宗教、神學，而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把宗教改造成為階級統治的思想工具。可見，宗教的產生既有自然根源，也有社會根源。隨著分工的發展，宗教的形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與自然分工相適應的是自然宗教，與社會分工相適應的是國家宗教，與各民族分工相適應的是多神教，與封建統治相適應的是“三大宗教”，等等。宗教作為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的分工部門，在歷史的發展中長期存在，并發揮著重要作用，它既虛幻地反映社會歷史的進程，滿足統治階級維護利益的需要，又發揮著調節社會心理、穩定社會發展的作用，符合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內在需要。當然，宗教作為歷史發展的產物，不會永恒地存在下去，在“新式分工”取代“舊式分工”后，其產生的兩大根源將逐漸消失，最終將走向消亡。

　　哲學也屬于觀念上層建筑的基本范疇。它是人們對自然、社會和思維進行高度概括總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系統化、理論化的特點，它的產生和發展不僅受制于一定時期的經濟關系，而且能夠反映這一時期的經濟關系。作為一個特定的精神生產部門，哲學的產生和發展是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結果，其作用的發揮受到社會分工的制約，正如恩格斯指出：“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發出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誠然，哲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紀的法國對英國來說是如此(法國人是以英國哲學為依據的)，后來的德國對英法兩國來說也是如此”[4]703-704。在此，恩格斯以“演奏第一小提琴”的例子，闡明了哲學在社會分工中并非消極被動，而是具有相對獨立性和繼承性。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哲學具有與社會發展的不完全的同步性和不平衡性。在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哲學可能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步調不一，既有可能落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也有可能超越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經濟落后的國家在哲學領域中發揮引領作用是極其正常的事情，但這不并是說，哲學與經濟的發展背道而馳或毫不相干，而是在強調哲學所具有的超越性和獨立性的特點。另一方面，哲學具有歷史繼承性。哲學的形成與發展，與其“先驅們”提供的思想資料密切相關，雖然思想資料的提供和哲學家的階級立場受制于一定時期的經濟關系，但是，哲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它有前后相繼、一脈相承的歷史發展脈絡，因此具有歷史傳承性，有其獨特的發展規律。

　　文學與藝術也是觀念上層建筑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是人們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通過塑造具體的、生動的形象反映物質世界、精神世界的意識形式。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由于社會分工的存在，文學與藝術不僅依賴和反映一定的經濟基礎，而且在經濟基礎面前保持著自己特有的相對獨立性。馬克思曾經系統地分析了文學與藝術同經濟基礎的關系，他指出，文學藝術的繁榮與經濟基礎的強盛并不是始終保持一致，相對獨立性使它能夠在特殊的發展時期展現出更多的魅力，“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5]34，例如，古希臘的經濟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相比差距甚遠，但是古希臘卻能創造出資本主義無法實現的文學藝術的輝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在科技上的進步和經濟上的發達，同藝術和詩歌的創作是相敵對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限制和束縛了人們在藝術領域的發展，強制地把人們變成經濟鏈條上的一顆螺母或成為“經濟的動物”，因此，現代社會無法復制古代社會在文藝方面的超凡成就，只能將其視為人類社會逝去的輝煌。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在鏟除由舊式分工而產生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對立的土壤后，人的發展將迎來自由而全面的歷史階段，在新的階段，文學藝術不再是單純隸屬于統治階級的獨享物，而必然是全體社會勞動者共同享受的精神財富。

　　2 社會分工是政治上層建筑衍進的歷史基礎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政治上層建筑既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也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國家機構、政黨、軍隊、警察、法庭和監獄等國家機器和政治組織。它在整個上層建筑中居于主導地位，是隨著國家、階級的產生和發展而不斷演變的歷史產物，它的性質、結構等都由經濟基礎決定，但是其運動和發展規律則有社會生產和社會分工的發展規律支配。

　　首先，社會分工是政治法律制度形成與演變的歷史動因。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指出：“分工、水利特別是蒸汽機的利用、機器的應用，這就是從18世紀中葉起，工業用來震撼舊世界基礎的三個偉大杠桿。”這句話蘊含著兩層含義：(1)社會分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突出的表現在機器工業的應用方面;(2)社會分工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不竭動力，是社會制度與社會形態的演變、更替的歷史動因。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進一步闡明了社會分工在促進社會文明與政治法律制度進步中的作用。他首先肯定了摩爾根將人類社會分為蒙昧、野蠻和文明的歷史分期，并指出人類社會從蒙昧走向文明的過程，就是先進的社會制度戰勝落后社會制度的過程。作為社會制度核心的政治法律制度也是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不斷發展的。政治法律制度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成果，社會分工的發展與政治法律制度的形成存在著前因后果的內在聯系。

　　人類社會從自然分工進入到社會分工，意味著擺脫蒙昧走向文明，在文明社會中出現了私有制、階級與國家。正如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 “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后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勞動的對抗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由此可見，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出現與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同步，它們是人類文明發展圖景中不可或缺的歷史符號。政治法律制度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它是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在人類社會進入到階級社會后，由國家制定、強制實施的社會規范。在階級社會中，國家從最初的社會管理職能中獨立出來，成為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可以說，國家和階級的出現是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結果。在自然分工階段，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簡單而不對立，氏族、部落里不存在凌駕于成員之上的統治力量來協調彼此之間的關系，但是，在社會分工階段，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現了分離，階級矛盾和階級對立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迫切需要通過國家頒布和執行一系列法律，隨著法律的出現，就必然出現了執行和維護法律的國家機關，立法和司法活動就成為社會的獨立活動了。立法活動在社會的發展中日益專業化，新的社會群體(法學者階層)和新的學科(法學)相繼出現;司法活動在社會發展中日益廣泛化，新的職業群體(法官、檢察官、律師等)也一一出現。由此可見，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法律，其產生和發展根源于私有制，而其表現形式則受到社會分工的制約。在消滅私有制后，社會分工從自發走向自覺，實現和諧的分工狀態，因此，建立在舊式分工基礎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終將退出歷史的舞臺。

　　其次，社會分工是國家機器和組織產生和發展的必然結果。按照恩格斯、列寧的理解，政治法律制度是政治上層建筑的規章制度因素，而國家機器和國家組織則是其實體因素———“物質的附屬物”。國家機器與組織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內容，是理解認識政治上層建筑的核心范疇。因此，只有闡明社會分工與國家政權關系，才能厘清國家機器、組織與社會分工的關系。

　　國家是人類社會進入到階級社會以后出現的，恩格斯認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6]189。可見，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此外，國家肩負著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的職能。國家職能的獨立化，正是分工發展的必然結果。在自然分工階段，人們生產、生活的組織形式是氏族和部落，維系社會秩序基本依靠風俗、習慣和部族首領的威望。因此，人類社會不需要獨立分化出一個管理社會的組織或集團。但是，當自然分工過渡到社會分工后，私有制和階級相繼出現，社會分工和社會矛盾更加復雜化、尖銳化。為了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社會急需一個組織或集團協調階級之間的利益關系。正如列寧指出：“國家正是這種從人類社會中分化出來的管理機構。當專門從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個強迫他人意志服從暴力的特殊強制機構(監獄、特殊隊伍即軍隊，等等)的特殊集團出現時，國家也就出現了。”[7]285由此可見，國家是從社會分工中分化出來的管理機構，在執行統治職能時，它必然成為凌駕社會之上的統治力量。國家的產生和發展是以社會分工的存在和發展為基礎的。國家的消亡則是以舊式分工的消滅為前提的，舊式分工是國家產生的社會根源，只有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后，新式分工才會取代舊式分工，進而實現對私有制和階級的消滅，使國家最終成為一種歷史的現象。

　　作為政治上層建筑重要組成部分的政治制度、立法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國家政權機構、政黨、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政治組織形態、設施和組織，也和國家的產生和發展一樣，是以社會分工的存在和發展為基礎的。正如解占原指出：“社會的法的關系也遵循著分工的規律而起源于社會物質生活的需要。”[8]77隨著階級、國家的產生和發展，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日益激化，原始社會中形成的風俗、習慣、威望已經不能協調階級之間利益關系，法律、警察、法庭、監獄和軍隊等組織和設施開始成為協調階級利益的工具。這不僅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產物，也是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社會分工從對抗走向和諧、從自發走向自覺，建立在階級對抗基礎之上的制度、組織和設施，終將隨階級的消滅、國家的消亡而不復存在。

　　結語

　　馬克思主義哲學系統論認為：“在一個復雜系統內，如果不能認識各子系統差異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也就無從發現系統事物運動發展演化中的普遍原因和根據，無從確立此系統與它系統事物的本質區別。”[9]因此，我們研究上層建筑的衍進規律，既要從整體出發，又要從具體著眼，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上層建筑的具體表現形式因社會分工的發展而多樣，就更需要我們具有系統性、整體性的理論思維。縱觀上層建筑的發展，一方面，在一國范圍內，無論是觀念上層建筑，還是政治上層建筑都出現了新的表現形式，例如：新媒體意識形態、網絡政治、特許經營組織、非營利性組織和營利性組織等等。另一方面，在全世界范圍內，尤其在全球化時代，社會分工已經超出了國家或地區的界限。國際分工的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全球生產力的發展，也使得傳統的國際關系發生調整，新的國際組織(國際上層建筑)的不斷涌現促使舊的國際秩序逐漸走向消亡，為新的國際秩序的重建創造條件。綜上所述，上層建筑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而形式多樣，它們不僅服務于階級統治的需要，受經濟基礎決定，也順應了社會分工的發展規律。 “事物的發展過程是一個長期演化的矛盾系統，由于系統內部的矛盾是逐步激化的，由部分質變到質變，由此就分出階段來”[10]。因此，只有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系統論視域下，從邏輯前提和歷史基礎的角度，我們才能更加清晰地認識上層建筑的本質、發展過程與衍進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