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學研究的影響

　　先秦散文已經經歷百年的現代研究歷程，其理論探索和成果積淀為近十余年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近十余年來，在文化研究中引入了先秦散文研究，開拓了我們研究的理論視野，在學術探索中，與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理論相結合，形成了文化-文體研究形式，收獲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為之后的研究拓寬了道路。

　　關鍵詞：先秦散文,研究范式,文化-文體研究

　　近十余年先秦散文研究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與變化，這是在吸收20世紀先秦散文研究已有成果基礎之上，既有內在學術理路的轉變，又有外在條件的因緣際會，因而促成本時段研究的新變。正如陳寅恪所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本文旨在簡要回顧20世紀先秦散文研究成果，略論其成績與缺失。以此為基礎，考察近十余年先秦散文研究對以往的繼承與開拓，探求新研究范式的建立，并作進一步的總結與前瞻，以期明了先秦散文研究在新世紀的發展走向。

　　一、回眸與評價

　　回顧20世紀百年間先秦散文研究的學術理路，一言以蔽之:"反者道之動。"20世紀先秦散文研究發軔于"西風東漸"的學術環境，世紀初從傳統評點、辨體之雜文學研究走出，帶有傳統研究特色;復又吸納源于西方純 文 學 觀念，展現出傳統與現代接榫。中間經過地域時勢研究、存在決定意識研究與元素分析研究等種種，延至世紀末，又復歸于先秦文學原有之雜文學形態，注重傳統評點研究，又兼納西方敘事與文化研究，展現開拓與推進姿態。表層顯現是復歸于原點，但深層乃是螺旋式上升，在累積中完成了學術研究質與量的提升。

　　中國傳統散文研究以評點為主，期間研究者不乏慧眼，但畢竟是散落的零金碎玉，難有系統化與理論化的建構。這主要表現在對具體的作家作品評點，往往即興成分居多，多為一時的個體感悟。如金圣嘆《天下 才 子 必 讀書》中對《左傳》、《國語》、《戰國策》的評點，即便是被后來研究者所稱道的劉熙載《藝概·文概》也只是讀書札記。

　　辨體方面，主要體現在總集或選本的序跋中，如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剖論文體流變與特點，尚可見歷史觀念。但所論文體過為瑣碎，也難怪四庫館臣有"千條萬緒，無復體例可求，所謂治絲而棼者歟"的譏評。盡管傳統研究為后來者提供了充分的闡釋空間，但面對理論化、系統化的現代學術體系，難免會有自身的尷尬。隨著西方"文學"觀念經過日本而傳入中國，在觀念上更新了傳統研究，但也有其純文學觀念的弊端，罔顧先秦文學的歷史存在，而作硬性的概念判斷。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游國恩《先秦文學》批評雜、純兩種文學觀念，依據先秦文學既有存在，建立"允執厥中"的散文觀念，確如論者所說"它把握先秦散文、先秦文學的原則，代表了20世紀的主流"。

　　在傳統與現代接榫的過程中，20世紀先秦散文研究開始建立自身的研究范式，大凡有三變，即地域時勢決定論、存在決定意識與元素分析法。①以地域時勢為視角，展開文風、學風對比轉變研究，在傳統論斷中已有，如魏征《隋書·文學傳總論》:"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氣貞剛，重乎氣質"。融入文學當中，如劉勰《文心雕龍·物色》與《時序》這種專篇論說，審視地域時勢對文學差異的影響。此種范式并非憑空新創，而是歷史的承接。

　　20世紀早期，劉師培發表《南北學派不同論》(1905)，影響最大，曾毅《中國文學史》(1923)運用于先秦散文研究是為最早。這種范式容易和存在決定意識范式相接進。

　　20世紀晚期仍有堅持原有理念深入研究者，如朱維之《中國文藝思潮史稿》(1988)與劉毓慶《古樸的文學》(1988)。這種范式研究簡潔明了，也符合先秦 散 文 歷史，但自身問題也很明顯，單向決定論范式只能靜態關照，不是呈現動態豐富的文學自身。所以"地域、時勢、思想、文章諸要素單一、單向地鏈接，往 往 會 掩 蓋 期 間 復 雜 的、多 向 的 聯系"。

　　存在決定意識范式，五十至八十年代占有絕對的優勢地位。突出政治性而降低文學性，也導致本時段先秦散文研究成果既少且片面化，主要表現在文學史教材的編訂中。如楊公驥《中國文學》(1957)，對先秦散文的材料與藝術研究方面有真知灼見，但也有如《墨子》研究的硬性拔高。在該時段的大環境下，此種研究范式的僵化，也是時代原因造成的。八十年代繼承本世紀以來的"文學"本位研究先秦散文的方法，即是元素分析法。譚家健《先秦散文藝術新探》(1995)從先秦散文的文學價值研究出發，以作品分析為主，考察人物形象、文本語言與表現形式等，并且結合中國傳統的評點之學，推進先秦散文研究，是元素分析法的典型代表。這的確是先秦散文研究的通衢大路。

　　但反觀先秦文史哲渾融一體的時代特征，過分追求藝術性的把握，難免會"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所以，繼譚氏之后的研究，往往難以有所突破。如楊樹增《先秦諸子散文:詩化的哲學》(1999)力圖在結構上突破之前研究的既有模式，但到細微處又轉回老生常談。所以先秦散文研究還有待于開拓新的方法范式，以求有更大的突破。

　　20世紀中國學術大環境是"西風東漸"，先秦散文研究除了上面所說"散文"概念上吸取了西方"純文學"的元素，研究方法上也借鑒與消化，力求開拓出更為深廣的研究成果。其間曾經取得過較好的成績，但由于時代原因也曾有過斷流，加之接受與消化的學術 環 境 變遷，其中偏頗之處也不容忽視。借鑒文化學研究方法，關鍵理念是對母題或模型的研究，或用歸納法從材料中歸結出某種母題，或用演繹法以某一母題解讀具體材料。[6]上半期以聞一多為代表，下半期以葉舒憲為代表。聞一多以《詩經》、《周易》、《莊子》、《楚辭》為對象，運用文化學理論結合傳統樸學，歸納材料 證 成 新說，所得成果匯為《古典新義》一書，往往能夠發掘被歷史所掩蓋的文化信息，頗具說服力。

　　但到了80年代，學術文化環境變遷，葉舒憲同樣運用文化學與民俗學研究方法，號 稱 運 用"三重證據法"，以《詩經》、《老子》、《莊子》、《山海經》為研究對象，所用文化學理論大體相同，但缺少樸學深厚傳統，所用演繹法居多，直接引入理論，以古典材料相比附，而招致"浪為配當"的譏評。在80年代引介西方理論的學術潮流中，與文化學理論影響相仿的是敘事學理論，這不僅僅局限于某一種文學體裁，而是對中國文學研究有深刻影響，先秦散文也概莫能外。其代表是傅修延《先秦敘事研究》(1999)，雖然傅著的中心旨趣在于探討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但以"有秩序的敘述"行為為敘事，所運用的材料范圍涵蓋了雜文學意義上的先秦散文，故而傅著具有典型的探索意義。

　　從材料上看，研究對象囊括甲骨卜辭、青銅銘文、周易卦爻、《山海經》、先秦史傳與諸子散文，領域涵蓋面廣泛，探求問題深入，體現了追溯先秦敘事傳統的學術旨趣。理念上，對西方敘事理論的引入，從文學的生產、傳播 、消費三環節，緊扣敘事主題，研究思路條理清晰。在世紀末的先秦散文研究中，傅著無疑是一個顯 著 的 亮點。但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研究一路追隨西方理論話語，傅著移用的敘事相關概念運用到先秦文學領域也有顯得圓枘方鑿。如在敘事概念的推動下，有論者言"把記言與敘事混同，把諸子散文全部當敘事文學來看待，難免給人以牽強附會之感"。[7]也有用西方新鮮的理論話語敷衍中國傳統的毛病。這可以說是20世紀 最 后20年 間 中 國 文 學 研 究 的 普 遍尷尬。

　　回眸20世紀先秦散文研究，在中國傳統與西方理論的融合中，已經取得了現代學術體系下的豐富成果，這是無可置疑的。不論是在學術觀念與學術理路上，還是材料認識與運用上，都具有時代特征。取得成果的同時，也無需諱言存在的問題，就是在現有條件下，先秦散文研究的承與變，如何突破既有程式，開拓研究的新理念與新方法，運用新材料或解讀舊材料，將先秦散文研究學術質量提高。這都是在新世紀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繼承與探索

　　進入新世紀，先秦散文研究已經走過十余年歷程，有對以往成果的繼承，更展現出求新求變的學術性格。在學術理路上，對已有研究范式超越和揚棄，采用新視角、新思維、新方法對先秦散文重新審視，展開多元探索。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已經影響到人文社科學術的方方面面，成為重要的研究參考，近十余年先秦散文的研究借鑒明顯。先秦時代文化轉型是研究先秦散文的宏觀背景，文史哲的圓融形態下，先秦散文更是文化的載體。對于先秦文化與思想的辨析成為透視先秦散文很好的視角。在闡釋材料上，在原有材料突破之外，70年代以來出土的簡帛文獻，給研究者提供大量的學術信息，雖然在之前就已經有學者將其闌入自己的研究領域，但多是片斷性。特別是郭店楚墓竹簡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問世，彌補了先秦散文研究的證據鏈條，深化了先秦散文研究的層次。十余年間的探索與新變其中得失兼具，下面縷析之。

　　新世紀最早體現出新變的是饒龍隼《先秦諸子與中國文學》(2002)。饒著開宗明義，導言中揭橥其宗旨:從社會人群變遷與學術演變兩方面考述先秦諸子自身的發展流變。全書分上、中、下三 編，分 別 從 諸 子 文 學 的 創 制 活動、諸子的前文學觀念、先秦諸子的用象制度來考察諸子文學。閱讀饒著給人第一印象就是強烈的創新意識，與以往的先秦散文研究相比從理念到范疇再到行文表述均展現其特異之處。全書把文學視為一種制度和一種制度下的活動，認為制度與活動的產物是 文 學 作品。這 里 我 們 也 將 其 《上 古 文 學 制 度 述 考》(2009)一并論及，雖然后者已經不能用先秦散文研究來框定，但對于理解饒氏的新變理念有很大助益。貫穿于饒氏新變理念的是"文學制度"一詞，將其定義為"文學活動在制度層面的形質表征"，"包括創制精神、用象形制、概念范疇、文用形態、篇 章 體 式、傳 寫 形 式 等 具 體 內容"。

　　《先秦諸子與中國文學》中謳歌嘯詠和創制篇什即是口頭和寫本，即為篇章體式、傳寫形態。對于"寓言"與"小說"內涵，"神怪論"的討論就是概念范疇的辨析。至于"用 象 制度"更是明顯含有創制精神、用象形制的討論。饒氏提出自己的分析論斷，往往是顛覆以往前說，獨立無所依傍，讓人耳目一新。特別是饒氏拈出"具象"一詞，對 以 往"形 象"、"意 象"、"象征"、"興象"等術語顛覆性最強，也是饒著中最大特色。可以說饒氏前后相繼的兩部著作都是對傳統研究的挑戰，這也正吻合了他本人在《述考》中所言的學術旨趣，即"切實考述和零點評估"。

　　在饒氏創立新說的同時，對其研究理路、術語和結論也多有置疑。如"文學制度"一詞的內涵與外延就有不同分殊，會給人造成概念混淆。制度一詞自有其傳統定義，即:"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準則"。所謂的"文學制度"研究通常被人認為是文學的外部研究，指文學外部的、社會的一些明確的規定、慣用的規范與潛在的規則等，范圍涉 及 到 創作、流通、消費、評價、教育以及再生產等各個環節。[10]而饒氏定義為"文學自身的規定性"，是一種內部 研 究。與 饒 著 題 目 相 仿，羅 家 湘《先秦文學制度研究》(2011)即可以看作是文學的外部研究，羅著從禮俗制度、文學舞臺、職官制度等外部環境入手對先秦文學活動的空間場域到內部制度的規定性方面加 以 探 討。所用術語相同，內在理念迥異。更有論者認為在先秦時代文學概念尚未分明，文學制度又從何言起，即使是文學內部規定性，也是在文學自身獨立之后在體裁內部的創制規定。

　　同時饒氏所用術語雖有顛覆性，但也易于受人詬病，如"具象"、"原型具象"、"介質具象"、"觀念具 象"等，被 認 為 是 故 弄 玄 虛，舍 平 易 而 用艱深。十余年間第一部明確提出從先秦文化研究角度來研究先秦散文的是程水金《中國早期文化意識的嬗變---先秦散文發展線索探尋》(2003，2004)，初版兩卷，共有三編。第一編巫卜文化與巫卜散文，論述甲骨卜辭、周易筮辭;第二編史官文化與史官散文，論述殷周青銅彝器、《尚書》、《逸周書》、《國語》、《春秋》以及"春秋三傳";第三編士人文化與士人散文，論述老子、孔子、墨子。從擢舉的簡要綱目來看，就能發覺著者學術研究的宏觀旨趣，是從"文化學的視野入手，考察先秦散文的流變"，"將先秦散文放在文化發展的大背景中考察"，"根據文化發展的線索來清理散文發展的線索"。

　　在微觀上，注重文字和概念考釋，援引眾家，再下己意，如對士人群體的來源與發展的考辨，對老子之"道"與孔子之"道"的細密分析，都披沙揀金，所得結論也是新意迭見。如認為《尚書》是在穆王時代鑒古思潮下融匯周初檔案而成書，《逸周書》是援例鑒古而經驗條理化的結果。這都是前人所未發。程著在宏觀與微觀結合上，能深刻透視中國早期文化嬗變，符合著作正題。但我們為程著擊節贊嘆時，也應該看見程著還有相應的缺失。程著中我們能看見宏觀的文化類型的變遷，但與副標題相吻合的論述，即先秦散文發展線索探尋表現得并不明顯。在具體論述相應作品時，雖然不囿于以往的作家作品分析、藝術手法的探尋，但所謂的發展線索的闡釋也比較茫昧，在文化嬗變的同時沒有體現出先秦散文的線索問題。閱讀程著給人的直覺往往是溢出文學之外，是文化史或者是思想史的相關論著。在論述時，著意于問題意識，而缺少對研究對象的整體關照，也正如論者所言:"此書屬于散論、叢論，而不是'史論'，更不是'史'。"

　　但畢竟程著是近十年來第一部從文化嬗變角度來論述先秦文學發展理路的著作，方法上有益的嘗試為后來研究開拓了思路，研究的結論也成為后 來 者 的基石。在先秦 散 文 研 究 中，著 眼 于 從 文 化 論 文學，而且立足于文學本位的是張群《諸子時代與諸子文學》(2008)。張著立意于先秦的政治現狀與哲學思想發展，在文化視野中論述諸子散文，從史官文化的哲學突破到士人文化的理性思考，是諸子散文，也是諸子說理文興起的土壤。從詩性文化特征論述《老子》、《論語》、《莊子》，從文言與象征論述諸子文學的藝術表現，從辯、難、原、解的體例分類探討諸子說理散文。這都給 人 以 平 實 不 虛 空 的 閱 讀 感 覺。并且也論說到先秦諸子與古代文體中的連珠體、詩體與賦體的文體創造。但張著的亮點在前三章，之后論述的諸子寓言、文學觀念、儒道諸子與中國古代文學就稍顯平庸，多為前人成說，獨立創獲較少。

　　20世紀70年代之后，隨著考古發掘，先秦時代大量的簡帛古書出土，給先秦散文研究提供了材料，特別是郭店楚墓竹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問世更是引起了轟動。前面所論譚家健《先秦散文藝術新探》、程水金《中國早期文化意識嬗變》分別探討了簡帛古書在散文藝術上的價值和文化研究的意義。但十年間將出土簡帛古書用于先秦散文研究最有創獲的是陳桐生，在《從出土文獻看七十子后學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2005)一文中，陳氏依據郭店簡與上博簡提供的文獻依據，修補先秦儒家散文的證據鏈條，勾稽索引被人忽視的儒家禮學文獻，明確提出"七十子后學散文"的概念，即"指七十子后學著述的以《論語》、大小戴《禮記》、《孝經》、《儀禮》以及郭店簡、上博簡中儒家文獻為代表的文章。"[14]之后撰寫《七十子后學散文研究》(2011)系統論說七十子后學散文。

　　陳氏也從商周史官文化向戰國士文化轉型中探討先秦說理文的源流，將七十子后學散文視為從先秦史官記言散文向戰國諸子說理散文的過渡，考述七十子后學散文的文獻依據、禮學性質以及文藝抒情本質，重新為先秦儒家散文正名。其中一些考辨論點也有亮點，如孔子學說體系核心以往被認為是"仁"，陳氏對出土文獻與勾稽所得的傳世文獻對比，認為孔學理論體系是以"禮"為核心;對七十子后學作家考辨，揭開這個群體代際傳承、學規門風。但陳著在提出創見的同時，對先秦說理散文的流變認識還需探討，如將《尚書》、《國語》與上古格言視為先秦說理文的源頭是否恰當;完全突出儒家學派散文在先秦說理文的作用，是否忽視道家文獻價值。這些問題都有待于深化認識。

　　三、創新與范式

　　上世紀九十年代，稍晚于文化研究引介，文學文體研究興起。文體概念在中國傳統文學研究中并不陌生，"文體"既指文類，也指語體、風格，"文須辨體"是固有觀念。西方文學批評中style一詞也被翻譯成文類、語體、風格等。但學人并不滿意于這種狹義的文體概念。如童慶炳把文體定義為:一定的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評家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它社會歷史、文化精神。

　　這種定義顯然已經突破了文類和文學風格學意義上的文體概念。中國古代文體學意義上的文體概念，就"文本的話語系統和結構體式"[16]而言，"中國古代文體的生成大都基于與特定場合相關的'言說'這種行為方式……特定的言說行為派生出相應的言辭樣式(名詞)，久而久之，便約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體"。[17]把這種文體觀念還原到先秦歷史文化語境中，與文化考證相結合，探求先秦散文生成的文化環境、文獻編纂、文本體式、文獻功能，成為先秦散文研究的主流。

　　在新范式的探索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過常寶的《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體及話語方式的生成》(2009)。過著立意于先秦散文文獻的文體探源、文體功能及文體演變研究。認為先秦文體概念中的"結構體式"是指"從載錄行為和話語方式角度可辨識的文本的結構或語氣方面的特征"。過著"所謂文體，著眼點是不同的話語方式，……行為或職守，才是話語的真正來源，才能體現某一獨特話語形式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而它們的存在方式，也就直接地影響了文本的形態，形成某種結構性的標志，也就是文體形態。"

　　先秦時期正是文化、政治、官制、社會習俗等急劇變化發展的時期，不同文化層面的信仰、傳播、組織方式，不同社會階層的職事、行為方式等，都對文獻本身產生著影響。"不同的話語方式也與他們獨特的文化處境和行為方式有關。因此，文獻所依賴的文化背景，是其文體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文體的性質和功能也由此而決定。"[19]那么考察先秦時期產生不同文獻的文化背景就十分必要了。但過著并不是對宏觀的文化發展階段研究，而是"對導致每一部文獻產生的文化行為或職事進行細致的考察"，[20]所以過著的歷史文化考證緊緊和先秦文體研究結合，改變了以往論著在論及文體與文化時相隔一間的尷尬。緊扣中國古代的文體概念，從文化發展視角出發，著眼于不同文化類型的話語方式，不同的話語方式產生的文獻類型，不同類型文獻的結構體式，不同結構體式的文化功能，就是著眼于先秦散文的文體研究。過著隱然在理論探討和著述實踐中為文化研究與文體研究之間架設了良好的互動橋梁，是文化文體研究范式中的代表著作。

　　過著除了在研究理念上更新之外，在具體的研究中，立足于先秦時代文獻創制的三次高潮，細密考察先秦四種文獻類型，把握四種文獻創制群體的話語活動和話語權力，辨析先秦文獻的結構體式。先秦文獻創制有三次高潮，即周初周公制禮作樂的文化革命，春秋晚期禮崩樂壞官學失守時代的文獻創制，戰國中晚期諸子論爭的文獻活動。與之相應的四種文獻類型是以甲骨卜辭、《周易》卦爻辭、圖畫文獻為代表的宗教文獻，以《尚書》、《春秋》為代表的政教文獻，以《左傳》、《國語》為代表的史職文獻，以《墨子》、《孟子》、《莊子》、《韓非子》等為代表的諸子文獻。文獻的創制群體為商周巫卜、周代史官、春秋君子、戰國諸子，他們的職事與文化活動、話語方式與話語權力反映到相應文獻中展現不同的文體形態。如《尚書》中的典、謨、誓、誥、訓、命等不同文體，史傳散文中的經和傳、記事體和記言體。在大框架之下，過著往往能轉出新意，如對于春秋君子立言"信而有征"的考索，對《莊子》"卮言"與先秦"優語"關系的考辨等，往往令人信服解頤。雖然過著坦言時代審美風尚或作家個性氣質的語體或風格對于十分看重話語合法性的先秦文獻并不十分重要，[21]

　　但在論述中并非完全忽略。如孟子之于對話體散文，莊子人格之于"三言"，戰國策士游說之于策士寓言。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過著在先秦散文研究中的突破性方面:一、在宗教文化向理性文化過渡的大背景下，通過對不同層次文化的社會功能、表達方式、實現途徑等作細致的研究，揭示它和文獻之間的關系;二、對文獻創造者的職事、言說范圍和言說方式進行了詳盡的考察;三、進一步探討了不同文體的文化功能，并對其文化地位及其后世文學觀念的影響等做出基本判斷;四、描述各種主要散文文體的形式特征、文學意義和相互間的繼承影響關系。在過著之后，在先秦散文文體研究上取得成果的是于雪棠《先秦兩漢文體研究》(2012)。雖然從跨度上論及先秦兩漢，但是主要以先秦時期《周易》、《尚書》兩部經典本身，及其所影響到的散文文體現象與觀念為研究范圍。于著的突出特色是將先秦文體現象和文體流變放在一個長時段大文化背景中進行研究，縱向關照和橫向考察相結合，立足于具體文本，考察文本與文本之間、文體與文體之間的關系，追索文體生成嬗變的主客觀因素。

　　具體而言，于著分析《周易》的經傳結構認為，對卦式結構、包舉宇宙式結構對于《呂氏春秋》的結構影響至深。《易》傳體例對秦漢著述體例以及序文的內容、風格有啟示和規范作用;《周易》

　　經傳體結構對秦漢論說文結構影響深刻。對《尚書》文體分類從行為到文本的命名方式分析，確定《尚書》中謨、誥、訓、誓、命的文體命名從行為到文本的意義。考察《尚書·堯典》等事后追記文的敘事與記言特征、結構體制、語言風格，探尋 其 對 后 世 敘 事 文 的 影 響。追 索《尚書》典體對封禪文，訓體對史志、諫誡文及《七發》等文體的影響。其中很多都是發前人所未發，具有創新性。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十余年間，有一批先秦文學博士學位論文集中于先秦散文的文化文體研究方面，這表明文化文體研究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取向。如董芬芬《春秋辭令的文體研究》(2006)以《左傳》、《國語》的史籍所載錄的大量春秋辭令為對象探討其中盟、誓、誄、祝、國書、書牘、命令、論諫、議論、外交辭令等春秋散文文體。葉修成《〈尚書〉文體研究》(2008)從原始宗教禮制、禮樂政教禮制入手探討《尚書》"六體"的文體生成、形態與功能。

　　與箴體文獻，《莊子》與"優語"的關系，對先秦諸子中問對體、經解體、"論"體的研究。夏德靠《唐前語類文體研究》(2009)從先秦"語類"文獻入手，探討《論語》、《國語》、郭店簡與上博簡中"語類"的文體特征。

　　綜觀十余年間先秦散文研究，是在20世紀既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對先秦散文研究不斷探索的過程。理論追溯和材料運用方面都得益于20世紀的學術積累。對文化研究方法的借鑒，文體理論的自覺追求，融合了中國傳統研究和西方學術理論，而且逐漸形成具有理論創新的研究范式---文化文體研究。材料運用上，用新視角審視舊有材料，及時運用新出土的先秦簡帛古書更新材料與研究理念。雖然其中的探索尚有不足，但十余年間所取得的學術成果有目共睹。下一階段的先秦散文研究，相信會在此期的開拓與創新中，細化研究范式，精辯研究材料，持續推進先秦散文研究。

　　參考文獻：

　　[1]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C]∥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266。

　　[2]錢穆。中國文學講演集[M]。成都:巴蜀書社，1987:45。

　　[3][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1750。

　　[4]常森。二十世紀先秦散文研究反思[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62。

　　[5]常森。二十世紀先秦散文研究反思[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57。

　　[6]常森。二十世紀先秦散文研究反思[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94。

　　[7]譚家健。十年來先秦散文研究巡禮[C]∥陳元慶。中國古代散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2。

　　[8]饒龍隼。上古文學制度述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9:1。

　　[9]饒龍隼。上古文學制度述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9:17。

　　[10]黃霖。評饒龍隼《上古文學制度述考》[J]。文學評論，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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