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今敦煌地理歷史延伸形成講解

　　下面文章對《左傳》中襄公十四年，昭公九年中的瓜州今敦煌作出了詳細的知識史考察，并以此為中心，對敦煌知識進行詳細介紹梳理，先秦時代的瓜州表示一定時空的地理專名，并不是具體疆界的行政區劃。自漢武帝以來，敦煌一直是古代中國的行政區劃之一，而瓜州的行政建置則起步于北魏晚期。從唐代瓜、沙行政建置并行開始，同時唐代的沙州本是前代的瓜州，敦煌又是沙州治所，這些行政區域的交合為《左傳》“瓜州”的索解帶來了事實上的壓力，也助推了“瓜州今敦煌”認識的流行。《左傳》“瓜州”今注的問題在于對地名的沿革過度具體化，以致產生了“有敦煌便有瓜州”的邏輯。

　　關鍵詞：“瓜州今敦煌”,《左傳》,北朝隋唐時期,瓜州行政區劃

　　位處河西走廊的瓜州縣與敦煌市是今日酒泉市下屬的兩個縣級政區。其中，瓜州縣于1949年后沿用了“安西縣”一名，直至2006年初，由民政部批準更名為瓜州縣。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廢瓜州六百余年后，瓜州一名再次成為正式的行政建置。而敦煌市則是1987年經國家批準撤縣設市的，自雍正四年(1726)以來，敦煌縣這一行政建置使用了260年。

　　“瓜州”的最早出處當在《左傳》襄公十四年(前559)及稍后的昭公九年(前533)的紀事中，前后相距二十余年。今具引《左傳》白文如下：

　　襄公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1]

　　昭公九年二月，“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1]778-779

　　當然，瓜州僅是《左傳》眾多地名中的一個而已。瓜州與敦煌，作為國史上兩個充滿滄桑的地名，是如何通過一個經學注疏而產生了地理上高度關聯的結果的呢?

　　一 “瓜州今敦煌”注解的出現

　　“敦煌”一名最早見于《史記·大宛列傳》大月氏條。其后，敦煌便以統縣政區的專名被記入史志。《漢書》卷28下《地理志》曰：“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莽曰敦德。戶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縣六：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廣侯官。杜林以為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效谷，淵泉，廣至，宜禾都尉治昆侖障。莽曰廣桓。龍勒，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2] 這是第一次見于史冊的瓜州與敦煌之間存在關聯的表述，但出自杜林的觀點。

　　杜林是兩漢之交的中原大儒，在王莽時期做過郡吏。新朝滅亡后，戰亂頻發，與弟杜成及同郡人范逡、孟冀等攜妻小避居河西。東漢建武元年(25)，隗囂重新占據河西地區，廣集人才，素聞杜林的才學品德，任用為治書侍御史。杜林因病辭官，打算返回故里，但隗囂礙其名望，只好將其軟禁起來。建武六年(30)，弟弟杜成病故，杜林方獲準持喪東歸。回到中原后，他受到光武帝的賞識，在朝廷出任要職。大致公元23年后，杜林即開始避居河西，到建武六年(30)因故離開，他在河西生活了有六七年之久。其本身精通《尚書》，是當時知名學者，小學名播遠邇[3]。無論是杜林的學識還是其避亂經歷，應該對其“敦煌是古瓜州”的見解起了很大作用。

　　說者揣測杜林以為敦煌地出好瓜，因此得名瓜州。據《尚書·舜典》記載，帝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一般認為，三危山在敦煌境內，三苗部落被流放至此。而《左傳》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紀事，都指明了瓜州之戎也是被流放的，在性質上與三苗部落的境遇相同。鑒于此，經文與史實之間雖不盡相同，但比較容易產生這樣一個聯系：三苗→三危山→敦煌←瓜州←姜戎、允姓之奸。因此，“敦煌，古瓜州”的說法并非是“地出美瓜”那種簡單的推斷。再者，據杜林本傳，他“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后傳授衛宏等人[3]937。由于杜氏精通《尚書》，加上其經歷豐富與政學兩界的地位，作為學界晚輩的班固信從其說，也在情理之中。

　　上引《漢書·地理志》未見有關瓜州的任何建置信息，只有“敦煌郡”一條。檢司馬彪《續漢志》第23《郡國志五》“敦煌郡”條：“敦煌郡 武帝置。雒陽西五千里。六城，戶七百四十八，口二萬九千一百七十。敦煌古瓜州，出美瓜。冥安 效谷 拼泉 廣至 龍勒有玉門關。”[3]3521《續漢志》所載敦煌郡的信息比《前漢志》要少得多，但“敦煌”名下的注都是一致的：敦煌即古瓜州。不過兩漢敦煌郡的屬縣幾近一致，今列一表(表1)如下：

　　敦煌一名出現雖較瓜州為晚，但敦煌成為行政區劃的專名——漢帝國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郡，顯然比瓜州早得多。而行政區劃不屬于一般意義上的地理區劃，作為一種特殊的地理區域，它是結合政治目的和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劃定的[4]。瓜州在先秦時代只是一個部族聚居的地名，當時還沒有明顯的行政區劃，西周天子與諸侯之間是一種政治關系而非行政關系?譹?訛[4]。

　　我們知道，班彪之子班固“自永平中始受詔(修纂《漢書》)，潛精積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3]1334。可見《漢書》纂成后，就已獲得了當時的廣泛認可。迄至魏晉之際，《漢書》已被尊為“三史”之一，其影響力可窺一斑。接下來，史志原注中的“敦煌古瓜州”的地理認識便進入了經學注解的視野。

　　且看《左傳》襄公十四年“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句，杜預注曰：“四岳之后，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敦煌。”[1]557昭公九年“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句，杜注曰：“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1]779西晉杜預(222-285)所作的《左傳》注釋是經學史上的名著，他前后兩次將“瓜州”注為“今敦煌”。據《晉書·地理志》，涼州統有八郡，其一“敦煌郡漢置。統縣十二，戶六千三百。昌蒲 敦煌 龍勒 陽關 效谷 廣至 宜禾 宜安 深泉 伊吾 新鄉 乾齊”[5] 。如上，可知當時的敦煌郡在行政建置上還沒有和“瓜州”產生關系。并且，《晉志》的總敘部分已經說明了郡國的行政區劃因仍漢制的占了絕大多數。那么杜預在《左傳》注解中所認可的“瓜州，今敦煌”當是襲自前人成說，不排除來自《前漢志》中杜林的觀點。

　　這樣一來，一個有趣的地理知識出現了：《左傳》注解中的“瓜州今敦煌”、史志原注中的“敦煌古瓜州”。杜預時代的敦煌郡，已是漢晉時期帝國版圖中捍御西疆的戰略要地。而漢晉時期的敦煌一地不是純粹的華夏族聚居地，大月氏、匈奴、羌、氐、吐谷渾、鮮卑、柔然等部族都曾在這里繁衍生息。由于地理區位的特殊性，敦煌也是一條民族大通道。那么，先秦時代被棄置于荒遠之地的瓜州“姜戎”與“允姓之奸”，在依然受華夷之辨觀念支配的漢晉時期就找到了歷史的反光鏡。“敦煌，古瓜州”的地理關聯就更加成熟了。

　　二 作為行政區劃與中西交通地標的瓜州

　　魏晉南北朝時期地方通行州—郡—縣三級行政區劃。但《魏書·地形志》瓜州條注以“郡縣闕”[6]。這里的瓜州應屬于正式的行政建置，因為《魏書·地形志》是按照州—郡—縣三級行政區劃來記錄的，瓜州只是元魏眾多州級政府中的一員。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八月，“丙申，詔曰：‘諸州鎮軍貫，元非犯配者，悉免為民，鎮改為州，依舊立稱。’”[6]236-237《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沙州條曰：

　　后魏太武帝于(敦煌)郡置敦煌鎮，明帝罷鎮立瓜州，以地為名也。

　　繼“正光”之后的孝昌年號在孝明帝時期使用了三年(525—527)，而宿白認為孝昌元年(525)九月之前，元榮已出任瓜州刺史[8]，即瓜州已由軍事鎮戍體制改為普通的行政區劃了。雖然《地形志》中未載瓜州郡縣的詳情，但三卷《志》里也未見到“敦煌”一名。鑒于北魏一直用心經營西域地區?譺?訛，加上對漢晉歷史遺產的繼承，瓜州轄區中當有敦煌一地。但“瓜州”作為北魏行政建置的專名，也略有反復，前引《元和郡縣圖志》載曰：

　　(明帝)尋又改為義州，莊帝又改為瓜州。

　　“瓜州刺史”的專稱應早于孝昌元年。魏宣武帝延昌中(512—515)，曾以高昌麹嘉為“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后來，其子堅繼立，于普泰初(531)襲其父官爵如故[9]。

　　州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屬于高層政區，郡及王國屬于統縣政區，是州這一高層政區的下級行政區劃[10]。但《左傳》中的“瓜州”是一個難以拆解的地名，不是后世“瓜+州”的組合形式，或如漢語連綿詞“杜鵑”、“琉璃”、“慷慨”、“駱駝”等一樣的表述。雖說《尚書·禹貢》將當時的天下分為九州?譹?訛，雍州的地域范圍包括了河西走廊在內，如前所述，漢晉時期只有敦煌郡并無瓜州的行政建置。只有到了北魏末年才出現了“瓜州刺史”這樣的地方長官稱謂，作為行政區劃之一的瓜州才在《魏書·地形志》中與其他各州共同出現。于是，“瓜”成了專名，“州”成了高層政區的通名。

　　《中國歷史地圖集》從先秦時代到西晉為止，并未在河西走廊西端標注“瓜州”一名，直到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方于“梁、東魏、西魏時期全圖”中標注了“瓜州”[11]。這是很謹慎的學術態度?譺?訛。所以，《隋書》稱：“敦煌郡，舊置瓜州”，統縣有三：敦煌、常樂、玉門[12]。此處所謂的“舊置瓜州”當就元魏史實而言，并且“置”字顯然與人為的政區設置有關。

　　顧頡剛批評后世編纂歷史地圖者，在河西走廊西端標注瓜州，是不符合史地實情的。確切地說，漢晉時期及其之前的歷史地圖標注瓜州值得商榷，而北魏以來標注瓜州是正確的。

　　同時，瓜州在北朝及楊隋時期(386—618)成為中西交通史上的地理坐標。《隋書·西域傳》敘曰：“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于西蕃諸國……帝復令聞喜公裴矩于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余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12]1841敘文提到了裴矩往來于武威、張掖之間，招引西域各國，但傳中揭示的是各國到瓜州的具體里程，而《隋書·地理志》只有“敦煌郡”而并無瓜州的行政建置。因此，“瓜州”的象征作用不言而喻，已是中西交通的標志性地名。

　　今據《隋書·西域傳》[12]1850-1857，將西域及中亞各國距瓜州里程列為表?

　　目前，我們熟知的中西交通里程多以距離當時中國的首都為核心計算的，如《史記·大宛列傳》言某地“長安多少里”、《北史》卷97《西域傳》常言某國“去代多少里”?。上表數據，可見瓜州已經成為中西交通的必經之路，自此西去便非中土地界。

　　裴矩本傳保存了他所著《西域圖記》的序言，其中提及：

　　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

　　這三條中西交通的要道分別是：“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并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

　　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12]1579-1580此段序文指出了敦煌處于中西交通的咽喉地位。一般認為，《隋書·西域傳》所載諸國信息來自裴矩曾奏呈煬帝的《西域圖記》。裴傳中言及大業初年，“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國。大業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招攬、游說高昌王等西域君長前來朝覲。“敦煌”不但在裴矩本傳中，還在其所著《西域圖記》序言中一再出現。那么，我們可以推定《隋書·西域傳》里的“某國距瓜州里程”之“瓜州”，當是敦煌?

　　尚需交待的是，前涼張駿在位期間(324—346)，“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晉興、廣武合十一郡為涼州，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為河州，敦煌、晉昌、高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為沙州。”[5]434這在行政區劃上首次發生了敦煌與沙州的隸屬關系。至此，河西走廊地理上出現了瓜州→敦煌←沙州三者間的地域交合。

　　三 唐代的瓜、沙并置

　　據上節所言，在同一個政權統治之下，無論是瓜州還是沙州都是獨立的行政區劃，敦煌郡只是其中一州的下屬政區，并且敦煌還是瓜州或沙州的必然組成。

　　但這種瓜州或沙州單獨設置的情況在唐代行政區劃中發生了變化，帶來了瓜、沙在地方治理上的“分庭抗禮”，共同成為行政建置的機會。《新唐書》載：“沙州敦煌郡，下都督府。本瓜州，武德五年曰西沙州，貞觀七年曰沙州。土貢：子、黃礬、石膏。戶四千二百六十五，口萬六千二百五十”，轄敦煌、壽昌二縣[13]。緊隨沙州敦煌郡的是：“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樂置。土貢：野馬革、緊鞓、草豉、黃礬、絳礬、胡桐律。戶四百七十七，口四千九百八十七”，轄晉昌、常樂二縣[13]1045。

　　我們知道，唐太宗貞觀十六年(642)，孔穎達完成了《五經正義》的編纂，是為對南北經學義疏的大總結。其中之一的《左傳正義》采用的是西晉杜預的注，孔穎達再加以疏解。《五經正義》一大特色是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由于瓜州與敦煌在當時的行政建置上確實相合，孔氏在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紀事的疏解上便無必要再對“瓜州即敦煌”費筆墨了。

　　唐建國之初改隋朝的郡為州，唐玄宗之前地方治理實行的是州縣二級制，外加監察區——道。唐玄宗時期開始復州為郡，推行郡縣制。因此，兩“唐書”中的“沙州敦煌郡”、“瓜州晉昌郡”，并不是魏晉南北朝之際州郡縣三級制那樣的“沙州的敦煌郡”、“瓜州的晉昌郡”，瓜州與晉昌郡、沙州與敦煌郡彼此之間都是平等的統縣政區。

　　《新唐書》的敘述明白直了，沙州(或者說敦煌郡)，本來是瓜州，與《隋書》所謂“敦煌郡，舊置瓜州”之意相同，即沙州是瓜州、敦煌郡也是瓜州，一地三名。另外，正史首次交待了“瓜州”得名的文獻源，而非來自東漢杜林的見識。《舊唐書·地理志》沙州敦煌縣條：“ 漢郡縣名。月氏戎之地，秦、漢之際來屬。漢武開西域，分酒泉置敦煌郡及縣。周改敦煌為鳴沙縣，取縣界山名。隋復為敦煌。武德三年，置瓜州，取《春秋》‘祖吾離于瓜州’之意。五年，改為西沙州。皆治于三危山，在縣東南二十里。鳴沙山，一名沙角山，又名神沙山，取州名焉，在縣七里。”?譻?訛[14]

　　如上，我們看到了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郡與瓜州的密不可分轉變成了唐代沙州(或敦煌郡)、瓜州(或晉昌郡)并行的行政建置。唐代的沙州即是元魏時期予以正式行政區劃之名的“瓜州”， 而瓜州作為唐代行政區劃的特殊性，李吉甫也作了明確論斷：“按隋瓜州，即今沙州也。”[7]1027敦煌則是唐代沙州的屬縣之一，而瓜州不再與敦煌在現實中有何關聯了。

　　杜佑將唐代瓜州、沙州、敦煌三者之間的關系作了符合當時歷史的清晰說明。《通典·州郡》敦煌郡條載：“沙州今理敦煌縣。昔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也。其后子孫為羌戎，代有其地。古謂之瓜州，其地多生美瓜，故曰瓜州。至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左傳》所說‘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是也。戎子名駒支也。亦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又黑水之所經焉。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秦及漢初，為月支、匈奴之境。武帝開其地，后分酒泉置敦煌郡。敦，大。煌，盛也。后漢、魏、晉皆因之。涼武昭王始都于此。后魏、后周并為敦煌郡。隋初廢，置瓜州;煬帝初廢州，復置敦煌郡。大唐為沙州，或為敦煌郡。”[15]可見杜佑將《左傳》《尚書》及《漢書》等涉及“瓜州即敦煌”的信息全部囊括其中，而且衍生了一個新的說法：“沙州，古謂之瓜州”。顯然，他并不否認“敦煌古瓜州”的觀點，“沙州，古瓜州”的新見也是在此基礎上“合理”引申出的。

　　相對于介紹沙州的豐富多彩，瓜州只有了地理沿革，《通典》晉昌郡條曰：“瓜州今理晉昌縣。古西戎地。戰國時，為月支所居。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以后為敦煌郡地。后漢、魏、晉皆因之。后魏屬常樂、會稽二郡。后周屬會稽郡。苻堅徙江漢之人萬余戶于敦煌，中州人有田疇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戶。涼武昭王遂以南人置會稽郡，以中州人置廣夏郡。后周因舊名置晉昌郡。隋廢之，以屬敦煌郡。大唐置瓜州，古瓜州，說在敦煌郡。或為晉昌郡。”[15]4555從句末來看，杜佑實際上注意到了大唐瓜州與古瓜州的區別，即大唐的瓜州是一個與古瓜州無關的地理區域。

　　不過，自杜佑起，上溯至酈道元，其于《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條注云：“《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即《尚書》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春秋傳》曰：允姓之奸，居于瓜州。瓜州，地名也。杜林曰：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漢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16]酈氏已將瓜州、敦煌、沙州匯在一起敘述，三者成了同一地名的不同表達。

　　唐代不僅出現了瓜沙并置，而且在唐后期還出現了瓜沙一體化的趨勢。這與兩地之間的里程也有一定關系，杜佑記載晉昌郡與敦煌郡之間相隔280唐里[15]4555-4556。《舊唐書》在詳細介紹唐前期河西節度使(治涼州)、隴右節度使(治鄯州)的同時，還提到了唐宣宗大中之后“瓜沙節度使”的簡況：“治沙州，管沙、瓜、甘、肅、蘭、伊、岷、廓等州。”[14]1393大中五年，唐朝詔設歸義軍于沙州，以當地大族張議潮為首任節度使。沙州治本在敦煌，節度使駐地敦煌，于是就有了“敦煌歸義軍”一名。從唐后期、五代到北宋初年(851—1036)，歸義軍疆域的核心一直不離瓜沙二州[17]，以致于宋代史料中仍然保留了“瓜沙二州”的條目。

　　我們也看到沙州與敦煌的行政隸屬一直比較穩定，唐帝國的歷史遺產就這樣沉淀下來。今天的敦煌市境內依然殘存著唐代沙州城址，而唐代瓜州城址的規模依稀保留在今天瓜州縣境內的鎖陽城遺址中?譹?訛。

　　四 《左傳》今注中的“瓜州今敦煌”

　　據上節，瓜州、沙州、敦煌三者之間的地理關系到了唐代頭緒略微紛亂，所賴史志、政書的記錄沒有中斷。自北朝迄至蒙元，瓜州作為當時中國的行政區劃之一，是無疑問的。而敦煌自從出現在《史記·大宛列傳》中以來，一直是古代中國的行政區劃之一，或為郡，或為縣，或為特殊的軍鎮。學者們發現了敦煌史地與其行政區劃變遷之間的高度重合，便為《左傳》中的“古瓜州”找到了一個相對應的地理區域。應該說，從唐代瓜、沙行政建置并行開始，同時唐代的沙州本是前代的瓜州，敦煌又是沙州的屬縣，這些行政區劃的交合便為《左傳》“瓜州”的索解帶來了事實上的壓力。

　　日本學者竹添光鴻在襄公十四年紀事中，“箋曰：……《漢書·地理志》：敦煌，古瓜州地，生美瓜。今甘肅省復設敦煌縣，屬安西州，路通哈密，其地產瓜，即所謂蛤蜜瓜，漢志之言有證。”[18]吳靜安《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于此紀事疏證部分征引了《水經注》、《漢書·地理志》顏注，以及清代學者梁履繩(1748—1793)之言。茲引梁氏之言如下：“甘肅省安西州敦煌縣，路通哈密，其地產瓜，稱哈密瓜。漢志之言有證已。”[19]這段文字與竹添氏的注解幾乎一致，則《左氏會箋》的觀點應當取自梁氏，因為梁履繩著有《左通補釋》32卷 [20]。

　　自清代學者將“瓜州”一名注為“甘肅省安西州敦煌縣”，并遠播日本以來，后來的注釋者繼續將《左傳》中的瓜州進行地名的“現代化”。李夢生《左傳譯注》于襄公十四年注曰“瓜州：今甘肅敦煌”[21];昭公九年則謂“瓜州：襄公十四年傳” [21]1008。趙生群《春秋左傳新注》于襄公十四年注曰：“瓜州：在今敦煌東北”[22]。而在今天敦煌市的東北方位恰有一個與其等級一致的行政區劃——瓜州縣。

　　但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是個例外：“瓜州，舊注皆以為即今甘肅敦煌。顧頡剛則以為在今秦嶺高峰之南北兩坡，詳《史林雜識·瓜州》。”[23]?譹?訛流傳至廣的楊伯峻注是《左傳》今注的代表作，在瓜州地理的注釋上，他實際上摒棄了舊注“瓜州即敦煌”的觀點，對于顧頡剛的考辨是著重介紹的。

　　《左傳》舊注及今注宗奉的都是出現在《漢書·地理志》中，并據說來自兩漢之際大儒杜林之口的“瓜州即敦煌”。由于敦煌這一地名在行政建置上不間斷地使用了二千余年(自漢武帝至共和國)，因此“瓜州即敦煌”在《左傳》地理索解時便自然地吻合了。如前文所述，今天的甘肅省酒泉市下轄的敦煌市，只是清代安西州、明代沙州衛、元代沙州路、唐代沙州、隋代敦煌郡、北魏瓜州、晉代敦煌郡、漢代敦煌郡的轄區之一。

　　《左傳》中“瓜州，今敦煌”注解的千年不易，其根源乃因為存在著“有敦煌便有瓜州”這樣的共生邏輯。《左傳》“瓜州”今注的問題在于對地名的沿革過度具體化，非要和今天的敦煌聯系起來。畢竟先秦時代的瓜州只是表示一定時空的地理專名，而不是一個有著具體疆界的行政區劃。

　　這是本文關于《左傳》中“瓜州今敦煌”的知識史考察，并以此為中心，對“敦煌古瓜州”、“沙州古瓜州”、“瓜州是敦煌亦是沙州”的諸多認識進行了梳理。這些說法在經疏、史志、政書各類文獻的綜合作用下，略顯復雜，但他們都是基于自己所處的時代而作出判斷的。因此，地名的古今變遷與其行政建置的因時而設是否同步，值得古史注釋工作者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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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魏征，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81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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