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成立初期對上海舊職員思政教育的成功經驗

　　在我國成立初期，聚集在上海的職員大概51萬人，大多數為舊職員，為了得到這部分人的政治認同，共產黨對其進行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思政教育。最終能夠教育成功經驗主要有四點，樹立優良作風，激發愛國情懷，豐富的思想內容，提升政治修養，強力制度保障舊職員，維護根本利益，教育方式靈活，達成舊職員對黨的認同。下面文章對這四種經驗展開詳細介紹。

　　[關鍵詞]上海舊職員,新中國成立初期,思想政治教育

　　“舊職員，主要是指新中國成立前各科層制機構中(機關、學校、公司等)留存的職員群體。”[1]該群體不占有生產資料與產權，以固定薪資為生，非獨立、依附性造就了他們溫和求穩，漸進改良的政治態度。一般而言，他們受過良好的新式教育，擁有較為體面的職業，處于社會中間階層，是維系政治穩定和引領社會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1949年新中國成立，如何才能使舊職員這一昔日社會中間階層，拋棄落后腐朽思想，支持與擁護新生政權、認同中國共產黨?這是我們黨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我們黨采取了包括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和春風化雨般勸慰說服等多種方式，對職員群體實施思想政治教育，力求獲得政治認同。

　　總體來講，順利且成功。梳理這一時期黨對舊職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經驗，可以為解讀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執政效力、對社會中間階層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情況，提供一個獨特而鮮活的視角;同時也為今天更好地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益借鑒。

　　一、以優良作風鼓舞舊職員，激發其愛國熱情

　　(一)學習與執行紀律，嚴肅認真、一絲不茍。為粉碎國民黨的焦土政策，順利接管、完好保全上海，我們黨早在入城之前，尤其是丹陽集訓期間，就有組織的對接管干部展開了統一培訓，培訓的主要內容是入城紀律、上海概況等，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強制性理論灌輸。由于高層重視，方法得當，政策與紀律教育效果顯著。如，據時任“濟南第一團”第7連政治指導員遲浩田回憶：當他們于1949年5月初進軍至嘉興城西烏鎮一帶，為解放上海短暫整訓時，根據上級要求，集中了三天時間，認真學習《約法八章》《三大公約》《十項守則》和有關外交等政策的布告。為了保證良好的教育效果，上級要求大家都能背下來。這對約80%都近乎文盲的解放軍戰士來講，的確是一件苦差事。然而，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不僅連長、排長，就連不識字的戰士也能背得滾瓜爛熟了。

　　入城之初，廣大干部對接管工作表現出了高度的責任心與進取心，接管過程中認真負責，任勞任怨，創造了很多模范事跡。如農林水利部干部李人鳳，在本部門接管干部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積極帶頭，勤奮工作，盡管因病經常吐血，但依然率領工作人員保質保量完成了龐大的接收任務。[3]正是因為我們黨反復強調紀律建設的重要性，且從上到下堅決執行，進入上海后，才避免了接管石家莊等城市時出現的不良行為，如士兵亂拿東西并鼓動城市貧民去搬公物、搶奪私人財產，酷刑清算工廠監工、工頭與偽保長等。[4]真正做到了“我們野戰軍的‘野’在城市不能‘野’”[5]，“不驚擾市民，不入民宅而露宿馬路;軍長在馬路邊搭帳篷指揮作戰;騾馬輜重和伙房不進市區，指戰員用鋼盔盛飯就餐”[6]，以實際行動贏得了上海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評。

　　(二)舊職員深受鼓舞，愛國熱情蓬勃而出。共產黨的嚴明紀律和務實作風深切感染到每一位舊職員，這些在舊社會里備受壓抑、報國無門的知識分子們通過新舊社會的對比，鞭撻了舊制度的腐朽，表達了對新政權的支持和擁護，主要表現為在認購公債、參加土改以及增產節約運動中政治熱情高漲。而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爭的勝利，更使舊職員克服了崇美、恐美思想，內心深處所蘊藏的濃烈自豪感和自信心被激發出來，進而更加自覺地團結在黨的周圍，發自肺腑的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并為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服務。

　　1953年7月，當《朝鮮停戰協定》簽訂的消息傳回國內時，各界人士沸騰了。中華兒女奔走呼告，載歌載舞，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澎湃之情。可以說，從“崇美”“恐美”到戰勝美國，抗美援朝不僅極大地激發了國人的自豪感與自信心，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和政治地位，而且前所未有地調動起了民眾的愛國熱情以及對新政權的認同感。在此過程中，民眾的工作熱情也達到了頂峰，紛紛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中，上海的舊職員更是如此。如1954年6月，南京、安徽一帶發生洪澇災害，上海鐵路管理局立馬抽調干部、工程技術人員等800余人趕往災區參加防汛搶險工作，同時，還輸送了大批物資。[7]

　　二、以豐富內容武裝舊職員，提升其政治素養

　　(一)上海解放前夕揭露蔣介石罪行，宣傳共產黨政策。上海解放前夕我們黨下發的多個文件就涉及到了黨的宣傳工作，其中對開展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目標、方式、內容、口號等有不同程度的論述。如中共上海市委于1949年2月10日所發《宣傳工作指示》十條，不僅指出“要糾正一切脫離政治宣傳的單純組織活動和經濟斗爭”，且強調“宣傳內容以反對國民黨假和平;反對破壞，護廠護校;上海解放是上海人民大翻身;策反勸降宣傳”等為主。

　　在科學理論的指引下，這一時期各級黨委發動全體黨員和各界群眾，針對不同單位、不同群體，開展了形式靈活、極為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過耐心細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技術人員、專家，很多國民黨政府上層人士，私營企業的負責人，甚至外商都選擇了留滬。如官僚資本最大的企業——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公司所屬的好幾個紡織廠的廠長、副廠長積極向共產黨靠攏;永安公司總經理郭琳爽，起初對黨的政策將信將疑，彷徨于出國和留滬之間，經我方人員多次爭取，他發出了“公司好比一只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走的”這樣的豪言壯語，毅然留在了上海。

　　(二)上海解放初期：時事政治教育與方針、政策宣傳并重。進入上海后，為確保接管與安置工作的順利開展，我們黨進一步加大對舊職員的教育力度，內容涉及專業知識與技能、反封建迷信及政治理論教育等，但以政治教育為主。如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49年6月16日公布的《市府舊職員一個月教育計劃》中，對舊職員的學習方針、目的、內容、時間分配、參考資料、態度、方法等都做了詳細規定。

　　關于參考資料，有《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將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新華社關于二中全會一文》《新民主主義論》《毛主席關于戰犯問題給李宗仁的電報》《賣國二十一條》《蔣黨內幕，四大家族》《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約法八章》《工商界政策》等。科學文件的制定，使舊職員訓練工作有序開展有了堅實的政策保障。此后，政務接管委員、衛生處等也紛紛頒布了針對本部門舊職員的訓練計劃，這些訓練計劃的共同特點即是結合國際國內形勢，重點突出政治教育。但具體到每個部門，每份訓練計劃又因各自所面臨的任務和特點而存有一定差異，這使各個部門的思想教育活動更具針對性性，從而確保其接管與安置舊職員的任務順利完成。

　　(三)改造時期：內容豐富，以政治教育為主。妥善安置了舊職員，初步樹立起良好形象的我們黨亟需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更為強大的權威，以獲取執政的合法性地位。為此，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所遺留的任務，順利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就成了我們黨必須首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而改造舊職員，最大限度地獲取他們的擁護和支持，正是解決以上問題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由此也就決定了針對該群體開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時刻圍繞執政黨的各項中心工作而展開。于是，馬克思主義教育、新民主主義教育、形勢與政策教育、過渡時期總路線教育、愛國主義教育、集體主義教育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教育改造舊職員的主要內容。具體而言，馬克思主義是教育改造的靈魂，新民主主義教育是教育改造的核心，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則是教育改造的基礎，形勢與政策教育是教育改造的重點。

　　以上內容貫穿于上海解放初期改造舊職員，將其塑造成新型政治認同體的全過程，且各項內容之間內在地形成了一個層級分明、高低有序、逐步遞進、密不可分的一個完整體系。如完好接收了舊的新聞工作者后，為使其為我所用，我們黨分批次、有組織地利用華東新聞學院對其進行培訓。為更好地提高其政治素養，1949年7月12日舉行了一次嚴格的考試，報名共1525人，缺席約40人。考試分筆試與口試，筆試涉及國文、政治、經濟、歷史、地理五科內容。其中，政治類題目占絕對優勢，且基本涵蓋了馬克思主義、新民主主義教育、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形勢與政策教等方面的知識。[11]

　　三、以強力制度保障舊職員，維護其基本權益

　　(一)出臺法律法規，力求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對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方面做了明確規定。其中，第32條指出要“逐步實行勞動保險制度。保護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12]為落實該條款，1951年2月，政務院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與舊職員密切相關的有：因工負傷后的就醫問題，不能治愈導致殘疾，應獲取的正常待遇問題;養老問題;喪葬問題;女職員的生育等問題。如第16條關于生育待遇的規定：甲.女工人與女職員生育，產假共56日，期間工資照發。乙.女工人與女職員小產，懷孕在3個月以內者，給假15日;在3個月以上不滿7個月者，給假30日，產假期間，工資照發。丙.產假期滿(不論正產或小產)仍不能工作，經醫生證明后，均應按第13條疾病待遇規定處理。丁.女工人與女職員或男工人與男職員的配偶生育時，由勞動保險基金項下付給生育補助費，其數額為5尺紅市布，按當地零售價付給之。

　　由此可見，新政權建立后，中央政府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出臺政策措施保護女職員的切身權益，這為贏得民眾，尤其是廣大女職員的認同和支持，起到了積極作用。女職員經濟、社會地位的提高，主人翁意識的確立，又會在整個社會上形成一種良好的示范效應，最終推動所有民眾，尤其是舊職員形成對共產黨和新政權強烈的政治認同。

　　(二)召開各類會議，努力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積極組織召開了多次會議，在上海召開的，較典型的有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等。以上會議參會代表中，舊職員占了相當比重，這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政治地位，是一種對思政工作與政治主體的兌現與證明。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為例，在一屆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召開期間，來自工商界、政府部門、公用事業單位的舊職員們紛紛暢所欲言，就勞資關系、財政經濟、增產節約、市政建設、難民救濟、公私合營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為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較有代表性的有趙祖康、王芹蓀、毛和林等。

　　在發言過程中，他們通過回憶舊社會的罪惡、腐朽，感慨了新制度的光明，以此抒發自己對新社會的熱愛與擁戴，他們發自內心，如實、質樸的言語引起極大的反響，感染到現場每一位同志。在此過程中，舊職員與黨對彼此的了解與認知更加清晰，內心的距離也更加貼近。在切身利益不斷得到滿足，以及內心所滋生出的強烈的主人翁心理的驅使下，舊職員對執政黨的認同感也越來越強。

　　四、以靈活方式教育舊職員，促成其對黨的認同

　　(一)理論灌輸法。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在對舊職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時，理論灌輸法是運用最為普遍的一種方法。如1952年上海某企業針對本廠職員制定了詳細的思想政治教育計劃，其目的是想要通過加強職員教育，進一步啟發全廠職員的政治覺悟，發揮職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廣大職員自覺樹立對國家經濟建設工作的事業觀和集體主義觀念，提升階級覺悟，拋棄個人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使全廠各車間之間推行的經濟核算任務順利圓滿完成。在為期近1個月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主要就是通過會議這種載體，運用理論灌輸及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來進行。 [15]

　　(二)實踐教育法。為使廣大舊職員深入了解國情，密切與農民階級及工人階級的聯系，上海解放之初，我們黨有組織、有計劃地安排他們積極投身到各類政治運動中去。如1949年8月上旬，上海縣發放了46736斤肥田粉農貸，馬橋、西賢、北橋、顓橋四個地區共計1558戶農民獲得了貸款。除縣府及區一級的同志外，人民銀行縣辦事處的5位舊職員也參與了此項工作。通過參與共產黨所開展的實踐活動，舊職員更好的了解了國情，加深了對共產黨的認識與了解，并增強了主人翁感。在了解與適應新生政權的過程中，他們對社會，對國家的認識、態度以及立場也隨之發生了轉變。

　　因此，這不僅對舊職員而言，是一次極好的鍛煉機會，對我們黨而言，更是獲取政治認同的有利途徑。如經歷過發放農貸之后，各位舊職員紛紛表示下鄉受到了很好的鍛煉，經驗終身難忘。袁連容說：“我們下鄉去，首先碰到很高興的事，就是農民忠厚的性格，例如我們走路不知路途，他們總是有頭有緒地告訴我們從那(哪)里走。”[16]新同志也覺得光榮：“我們也總算第一次腳踏實地地下鄉為人民服務!”

　　(三)典型示范法。新中國成立初期，共產黨在對舊職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時，既樹立了可愛、可敬的英雄人物，也鞭笞了卑鄙至極的齷齪之徒。如通過主流媒體的渲染和傳播，黃繼光、邱少云、羅盛教等“最可愛的人”的光輝形象深入人心，感動并激勵著后人勇往直前;郝建秀、田桂英等一批工廠中的勞模，也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在她們先進事跡的影響和感召之下，“個個爭勞模，人人當先進”，在企業，甚至是整個社會逐漸蔚然成風。

　　與此同時，保爾·柯察金等前蘇聯英雄人物也成為了中國幾代人效仿、學習的偶像人物。在大量正面、先進典型被樹立起的同時，王康年等負面人物也成了“過街老鼠”，痛遭人人喊打。正如香港人華明對當時情形的描述：“上海所有報紙，以封面的地位對準他攻擊達十余天之久。電臺，戲劇，相聲，歌唱也沒有不拿他做材料的，真是‘滿街盡唱王康年’!大康西藥行里板箱的木板，都被‘華東實驗劇團’的袁雪芬，傅全香等當作‘真憑實據’搬上舞臺。”

　　五、結語

　　以開國大典的舉行為標志，一個全新的時代被共產黨開啟了。初掌全國政權的我們黨，面臨著穩定政權、發展經濟以及推行主流意識形態的任務。如何鞏固新生政權，維護其政治合法性，進行國家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整合，是中國共產黨著力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因此，加強思想政治教育，重建主流意識形態，進行社會改造，以獲取社會成員的政治認同，就成為了刻不容緩的最重要任務。

　　通過梳理共產黨為構建上海舊職員政治認同所開展的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與政治認同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一方面，政治認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標取向，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實現政治認同的重要途徑。客觀來講，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在改造舊職員，將其塑造成新型政治認同體的過程中，始終不忘對該群體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無論是在政權初建，亦或是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宣傳、教育，甚至是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都是如此。在對舊職員持續不斷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我們黨形成了一些獨特經驗，大致可將其概括為以下四點：以優良作風鼓舞舊職員，激發其愛國熱情;以豐富內容武裝舊職員，提升其政治素養;以強力制度保障舊職員，維護其基本權益;以靈活方式教育舊職員，促成其對黨的認同。

　　正是在國家自上而下全力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之下，推行主流意識形態，灌輸政治價值觀念，傳播政治知識，傳授政治技能，進而影響舊職員群體的政治認知和態度的任務順利完成。截至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時，我們已基本成功鏟除了舊職員群體賴以生存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基礎，使其成功完成個人身份的轉變，成為自食其力，擁護社會主義建設的勞動者。此時，職員群體對社會主義制度以及中共的認同在客觀上已然形成。

　　參考文獻

　　[1]崔丹.上海舊職員對中共政治認同的嬗變歷程(1949—1956)[J].黨的文獻，2016(6)：96.

　　[2]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現代上海研究中心.口述上海：記憶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2.

　　[3]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館.接管上海(上卷)[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244.

　　[4]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54-57.

　　[5][6][8][9]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卷)[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12.12.103-104.105.

　　[7]八百余鐵路員工投入防汛[N].解放日報，1954-07-15.

　　[10]上海市人事局關于1949年處理舊人員的工作計劃、總結[B].上海：上海市檔案館，B23-4-58.

　　[11]華東新聞講習班 昨舉行入學考試[N].文匯報，1949-7-13(3).

　　[12]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N].人民日報，1949-9-30(2).

　　[13]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明令公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N].文匯報，1951-2-28(2).

　　[14]滬二屆各界代表會議發言志要[N].解放日報，1949-12-18.

　　[15]結合初步進行車間經濟核算進行職員思想改造的計劃[B].上海市檔案館，A38-2-418.

　　[16][17]邵之久.下鄉發放農貸印象記[N].解放日報，1949-8-21.

　　[18]華明.三反五反的剖視[M].香港：友聯出版社，19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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