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論文全球化語境與歷史敘事的民族本土立場

　　這篇古代文學論文發表了全球化語境與歷史敘事的民族本土立場，歷史小說經過長期的發展逐漸劃分沉了兩個態勢，兩種態勢通過一虛一實的表現反映了年代的歷史，歷史小說的創作在全球化的策略下趨于繁榮，論文針對歷史說的發展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古代文學論文,全球化語境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中國歷史小說日益明顯地呈現出虛實分化的兩極發展態勢：一方面是蘇童、葉兆言、劉震云、格非、莫言等一批青年作家挾借“新歷史”之名，創作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故鄉天下黃花》、《夜泊秦淮》、《迷舟》、《紅高粱》等一大批旨在顛覆舊有的革命歷史觀，表達個人化、欲望化歷史觀念的子虛烏有式的新歷史小說;另一方面是凌力、劉斯奮、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等一批年齡稍大的中年作家運用較為傳統的歷史還原手法，創作了《夢斷關河》、《白門柳》、《曾國藩》、《雍正皇帝》、《張居正》等旨在歷史寫真，具備信史品格的長篇作品。耐人尋味的是，這一虛一實的兩種寫作，都選擇了相近或相似的歷史年代。前者往往以晚清與民國為題材對象，后者則大多把注意力聚焦于明清。從大的時間跨度考察，明末至近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世，也是傳統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衰敗并進行艱難痛苦的現代轉型之際;而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卻處于上升期，日漸強盛。此消彼長，自詡為天朝的中國相對西方而言，成為停滯的帝國，與世界先進行列的差距愈來愈大。這是幾個世紀以來的創痛，因而末世情結，包含了作家們對中國傳統和西方文化無限眷戀和批判的矛盾復雜的心態。鑒往知今，作家們不約而同地選擇這一時段，正是為了傳達他們在全球化語境中，對民族文化身份的焦慮和重塑民族輝煌的渴望。雖然不能武斷地說，近些年來歷史小說創作就是在應對全球化這一策略的引領下趨于繁榮，但用文學敘事的方式反思歷史，以期達成民族的自我認同，的確已成為許多歷史小說寫作的“集體無意識”。就這個意義上而言，我們認為全球化不僅僅是歷史小說一個潛在的寫作背景，它已內在地滲透到作家的創作機制之中，成為他們反思歷史、敘述歷史時銘心刻骨的肌理與血肉。

　　一、本土立場與最后輝煌的溫情回眸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鼎盛和爛熟的時期，但在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內里卻蘊藏著忽喇喇大廈將傾的深刻危機。與“盛唐”不同，在這一完整的長時段的歷史時期里，世界格局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原來后進的西方經過工業革命之后迅速崛起，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殖民擴張。于是，中華民族在不得不進行痛苦、屈辱和無奈轉型的同時，也極大地激發了杰姆遜所說的“民族焦慮”。特別是作為民族代表的知識分子，更是站在時代的前沿，以精神與心靈的全部力量，在方生未死之間探索民族文化的新生之路與轉型之途。90年代以來關于明清的歷史書寫也不例外，不同的是，這種本土民族文化自我認同增添了更多的反思成份，被有意識地納入與異域民族平等對話交流的理性框架中進行審思。這樣，歷史小說的明清敘事，無意就成為與西方文化的“他者對峙的中國的文化危機的寓言”，作品中所深寓的民族文化思考自然也就成為“被殖民者/殖民者對峙的整個視野” ①的思考。

　　凌力的《夢斷關河》、“百年輝煌”系列，唐浩明的《曾國藩》、《曠代逸才》、《張之洞》，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落霞”系列，劉斯奮的《白門柳》，熊召政的《張居正》，蔡敦祺的《林則徐》都把目光落在明清時期凝聚著優秀民族精神的人與事之上，尤其是將筆力集中于中國封建文化的最后輝煌階段。借著對最后輝煌的溫情回眸，作家們“把蘊含在封建王朝內質中與人類社會發展不諧和的因素、民間百姓罹遇的苦難、優秀傳統文化等提煉凝聚成為鮮活可感的藝術形象,借助文學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華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②煌煌十三大卷的“落霞”系列，以恢宏的氣勢寫出了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走向衰落前的最后輝煌。二月河選擇具有雄才大略和拯世責任的康熙、雍正、乾隆等封建帝王為表現對象，努力從他們身上尋找與闡揚優秀的漢文化傳統。這三個封建帝王以一介獨夫，為天下謀劃，不惜背負“惡與孤獨”，其間蘊藏的人格力量，正是外儒內法的政治權謀文化傳統所能迸發的積極能量。作品以野史、民間史、神話傳說等與正史相融的敘說方式，展開了以王朝圖治為核心的民間、市井、官場、朝廷等全景式社會掃描。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神道妖鬼時時嵌入質實的史實敘說之中，把施政大略轉化為生動的人事糾葛，以此建立自己對本土文化的審美和意義的重構。“我寫這書主觀意識是灌注我血液中的兩樣東西：一是愛國,二是華夏文明中我認為美的文化遺產。我們現在太需要這兩點了,我想借滿族人初入關時那種虎虎生氣,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③這分明流露了二月河濃濃的民族本土立場。

　　熊召政的《張居正》則以明王朝中葉的萬歷新政始末為題材，同樣集中筆力寫張居正在歷史漩渦中挽狂瀾于即倒的巨大的個人作用。在中國的傳統歷史敘事中，本來就有帝王將相的描寫傳統。但經過革命歷史敘事對人民作用的強調，加上90年代以來新歷史小說的興起，對宏大敘事的解構以及對小歷史小人物的重新關注等多重因素，今天的帝王將相題材，其實早就沖破了原來的英雄崇拜格局，而是指向民族精英的文化人格塑造。在明君或賢相的身上，凝聚的是傳統文化的菁華力量。張居正不避物議，外拒清流，是對傳統文化中自標清高、空疏無用的糾正;其務實耐煩的精神又是對好高騖遠式的激進改革的糾偏。正因此，萬歷新政才成為明王朝的一劑救命良方，而使它的氣脈又延續多年。“不以道德論英雄，應為蒼生謀福祉”，④這是作家創作《張居正》的歷史觀，也是小說審視歷史人物與事件時的一個文化視角。作品中所展現的絢爛的“落霞”，是封建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其間的人與事，是封建文化在大廈將傾之前的最后一搏。作家集中筆力寫它的美麗和輝煌，同樣也顯露了他潛意識深處的本土文化反抗。

　　但這又畢竟只是最后的一搏了。這最后一搏，固然絢爛多姿，卻有著不容忽視的內在缺陷。封建文化具備強大的體制惰性：權謀文化雖然充當著驅動歷史演進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它卻無法抹去其自身抑制民主、摧殘人性的落后因素。尤其是以今日全球化的宏大視角重新審視這段“落霞”時光，我們會發現，在作家們津津樂道的康亁盛世的同時，西方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開放態勢蓬勃興起，中西差距就是在這個時段被迅速拉大的。回避這個問題，而孤立地描寫所謂的煌煌盛世，這是一種封閉和短視，甚至還暗含了某種“天朝心態”。實際上，明中葉的萬歷新政之后，緊接經濟繁榮的是腐朽頹敗的晚明習氣;康亁盛世之后是中國傳統社會在西方文化沖擊下的土崩瓦解。這里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這種專制獨裁的“落霞”式體制改革，往往寄托在某些強有力的封建英雄人物身上而無法獲得正常的政策延續性。甚至專制體制還無法保證這樣的強力意志的出現，無法保證杰出英才順利進入歷史權力舞臺。因為在傳統明哲保身的文化慣性之下，優游不迫、漠不關心的政治態度，才是一般官僚最常見的人生觀。像雍正、張居正那樣對權力的眷戀和對經濟的重視，就會被視為“苛政”、“俗吏”。雍正之所以背負罵名，居正奪情之所以引起如許大的波瀾，就在于他們對實際政務的熱衷和對可保他們大政順利執行的權力的熱衷。無論是雍正還是居正，都無法保證身后之事。不僅他們的改革難以為繼，甚至無法避免死后聲名被詆和守舊勢力的卷土重來。權勢，是他們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關鍵所在。盡管作家對描寫對象充滿了深切的同情，但歷史理性卻無法化解他們“榮辱興衰轉瞬間”的權勢循環悲劇。

　　從統治階層的角度出發，“落霞”輝煌產生的是封建英杰個人力量無法延續的歷史悲劇。而下降到社會民眾層面，這種悲劇則是封建專制文化對現代民主萌芽的壓抑，使得社會經濟繁榮和初始現代意義上的商業文化無法走上持續發展的正軌。相當多的史料表明，在明末，我國已經產生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在蘇州及江南地區的紡織工業蔚為壯觀。在對15世紀末與16世紀初的全球經濟的考察中，學者們更進一步發現，自地理大發現始的經濟全球化趨勢中，晚明出人意外地充當著經濟強勢力量。⑤繁榮的海上貿易交通，大力促進了太湖流域的經濟發展。而正是在中國南方地區，“海面和陸地犬牙交錯，形成一種溺谷型海岸……在這一地帶，海上的旅行和冒險推動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資本主義只是在逃脫國內的監督和約束時，才能充分施展其才能。”⑥而這些民間的經濟力量和資本主義及現代民主的無法正常生長等相互關涉，卻在反映這一時代的歷史小說中被民族本土立場有意無意地遮蔽了。《雍正皇帝》采取的是缺席策略，《張居正》雖寫到海上走私，也寫到以何心隱等為代表的民主萌芽的私學興起;但前者被處理成產生于權力交易中的腐敗，后者則被視為世道人心的毀滅力量。恰恰是對這一問題缺乏更深入的思考，使作家們對本土文化的崇揚失之片面。何以西方語境下正常的經貿交易演變為官商勾結的腐敗?何以西方話語中健康的個性自由走上狷狂放蕩的邪途?如果我們能就此來進一步審視封建文化的末世輝煌，那么這對打破歷史小說作家封閉狹隘的創作心態，理性地重建民族本土文化無疑十分重要的。

　　二、文化沖突與轉型自救的悲劇寫真

　　全球化浪潮帶來的巨大沖擊力，這才有了本土文化退守的應對策略。從另一角度講，這種沖擊也就是中西兩種不同文化的沖突。本土情結其實是相當理想化了，現實語境中的文化沖突遠不是簡單的退守便能解決的。而作為一種獨特的小說藝術，為了應對西文文化的侵滲，也是基于對歷史的真切的生命體驗，不少歷史小說都選擇了與當代轉型期有著相似文化心理結構的明清代際裂變為表現對象。因為這段文化沖突異常激烈的歷史，與當前現實脈息相通，相當合適地成為作家們表達現實思考的歷史時空。明清之際中國傳統文化在異族文化或西方文化沖擊下的被迫轉型，正與當下“全球化”激發起來的民族身份認同具有深刻的應和關系。

　　明清敘事的代際裂變有兩個代表性的時段：一是明清鼎革，二是近代轉型。《白門柳》、《傾城傾國》、《少年天子》等表現的是前者，《曾國藩》、《曠代逸才》、《張之洞》等則反映的是后者。實際上，從異族文化入侵的角度來看，兩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清兵入關，雉發令一下，酷烈的民族矛盾造成的揚州十日，嘉定、江陰屠城的血淚陰影與近代史上槍炮下的民族屈辱如出一轍。劉斯奮的《白門柳》寫明清鼎革，其超出同類題材的地方在于通過對現實文化轉型期中的現代民主自由話題的關注，使舊有的《桃花扇》主題有了嶄新的開拓。在《白門柳》鋪寫的歷史文化長卷中，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和心路歷程被格外凸現出來。小說特意擇選的這些明末士人，他們把傳統的忠君死義當作高懸于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但對人生的眷戀和對塵俗人性的自然要求，又使他們陷入兩難境地不能自拔：方以智從李自成手中逃出后名士做派的大轉變，黃宗羲卷入南唐實際政務后對明王朝的徹底失望，冒襄逃難途中的家國矛盾。這是傳統文化遭到異質文化沖擊后產生的深刻危機在知識分子身上的痛苦裂變。一方面，民族氣節要求他們死難;另一方面，清王朝入關后的充滿生機同明王朝的糜爛腐朽形成鮮明對比，又使他們釀生解構封建綱常的某種現代民主思想萌芽。于是作家筆下的這些人物似乎日益明顯地看到狹隘民族立場的負面價值，這也就預示了在這場前現代化的文化沖突中傳統文化的敗北及其產生轉型的可能性與必要性。跳出了民族矛盾與朝代興衰更替循環，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產生真正意義上代際裂變?如何使現代西方話語中的民主自由憑借“代際裂變”的文化交融力量，以健康的方式生長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上?這也是現實要求作家回答的，而小說也正是憑藉對這段歷史的描寫，以凝聚理性思考的藝術感性形式對這一問題作出了自己的闡釋。

　　然而，明清鼎革與近代轉型雖然有著民族文化心理上的相似處，但滿清入關與近代殖民化畢竟不可同日而語。對滿清，傳統知識分子仍可保持高度文化優越感。清入關后的迅速漢化說明了中國文化的溶解力量，也使滿漢的文化危機得以緩解。但近代殖民化歷程一俟啟動，傳統文化卻再也不能保持它 “天朝”的心態了。這次的異質文化也迥異于歷史上多次發生的異族入侵，它從民族沖突上升到種族沖突，從軍事優勢上升到現代文化對封建傳統文化的全面對峙。由之，《曾國藩》、《曠代逸才》、《張之洞》等作品，便著力描寫曾國藩、楊度、張之洞等在西方文化與傳統桎錮間的掙扎，寫他們以積極的人生歷程回應著他們身處的時代，但仍逃不脫悲劇性的失敗命運。這種失敗不是個人的失敗，而是代表了傳統文化在西方文化進攻面前的全面退卻。作家以巨大的同情寫他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個人奮斗，以此弘揚歷史人物身上濟世拯國的精神力量，因而雖敗卻發人深思。曾國藩可以成功地維護備受太平天國打擊的儒家傳統，卻在標志著中外文化沖突的天津教案中內愧神明、外慚清議;張之洞的漸進式改革如攪動一塘攪不動的稠水，其文化自救失敗也正是當代知識分子文化憂患的真實寫照。作家們對這些歷史人事的選擇，反映了歷史小說從政治愛國主題向文化反省主題轉換的創作走向。

　　按照史家的觀點，中國近代殖民化實際上也就是全球化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初級階段”啟動。⑦這一階段是以歐洲實現對全世界的統治為實質內容的。西方現代文化以凌厲的攻勢襲擊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化，成就了他們在十九世紀的輝煌。但與西方人眼里全球化的勝利不同，東方視角下的這場全球化卻充滿血淚與恥辱。由于代際裂變和文化鼎革，這種狀況迫使一些知識分子滑出了舊有的政治體制之外，或是游移在體制崩潰的間隙睜眼看世界。《白門柳》中的黃宗羲、《張之洞》中的張之洞就是站在這種體制的空白點上，展現了獨立思考的文化人格。作家寫他們在“天崩地解”社會巨變中從舉兵抗清到著述民主思想，從以清流立身到辦洋務運動，孜孜以求地思考和實踐“中體西用”這樣一個時代課題。這里既交織了小說主人公艱難多舛的探索，同時也融涵作家對文化自救的深沉思考。當然，也有一些知識分子試圖在舊體制內修修補補，尋找出路。如唐浩明筆下的另外二個人物：《曾國藩》中的王闿運和《曠代逸才》中的楊度，他們熱衷傳統的帝王術而拒絕現代變革，結果一生窮途末路，扮演悲劇的角色。這說明傳統文化不經過徹底的滌除與轉換，是不可能成為建設性的文化因子的。王闿運、楊度的道路，在近代知識分子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他們面臨的挑戰，也就是“傳統的書院文化面臨的挑戰”;而他們悲劇性的失敗，更是“中華文化的歷史命運。”⑧由此，唐浩明的文化批判也就指向了更為深刻的體制原因;當然在這之中，他也隱隱地流露出對傳統文化不由自主的情感依戀，從而使同情與理解成為小說敘述的基調。

　　其實豈止是唐浩明，幾乎所有的當下歷史小說的軟肋都源于這種理性批判與情感依賴的矛盾狀態。作家們之所如此熱衷明清題材的書寫，包括影視作品中之所清宮戲層出不窮，在很大程度上就可歸因于對傳統文化的這種揮之不去的“天朝”情結以及對這些近代精英人物的傾心贊許。因為他們此時繼承了傳統文化的菁華，而且做出了順應時代潮流的卓絕表演;他們的探索失敗，濃縮了幾代人的悲劇命運，凝聚了國家和民族難以言傳的歷史創傷，這就很容易觸發我們的民族情感。而相對而言，近代民主轉型，除了陳軍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和唐浩明的《曠代逸才》之外，寫的不多，成功的就更少。這里分析起來，自然有可以理解的客觀因素：如題材有較強的意識形態性，古今關系處理難度較大，對紛繁復雜的近代人事把握不準等，但同時恐怕也與戀古的民族文化思維慣性不無有關。不少作家還是抱持比較陳舊的歷史觀，沒有樹立起真正的“近代”意識，更沒充分認識它在中西古今文化沖突和轉換中的特殊意義。這說明，面對全球化的新語境特別是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歷史小說的確亟需以開放的胸襟和視角在自身的內在文化結構方面進行調整。割斷對傳統的溫情留戀也許是痛苦的，但它卻是文化新生的必要前提。而這是需要我們站在現代理性的高度，用文化批判的眼光進行冷靜審視的。

　　三、文化整合與人類大同的浪漫構想

　　從某種意義上，十九世紀西方的殖民擴張與當下基于文化趨同態勢下的全球化，乃是工業大生產后發起的兩輪異形同質的人類文明的沖突與整合過程。與赤裸血腥的殖民掠奪不同，今日的“文化”全球化更隱蔽，也更危險。歷史敘事中的明清題材，恰是第一輪全球化的全面啟動;而敘述歷史的今日，則是又一輪全球化的開端。站在開端，以文化整合的包容與大度來追憶過去，作家對民族文化身份認同的焦慮往往籍借對明清歷史的理想文學書寫來獲得緩釋。凌力的“百年輝煌”系列與她的新作《夢斷關河》，正是在這種體認下完成浪漫大同構想的。

　　《傾城傾國》、《少年天子》、《暮鼓晨鐘》反映的是清朝初入關到鞏固其統治的近百年的歷史。皇太極、布木布泰(即后來的莊太后)、福臨與玄燁祖孫三代人，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為座右銘，亂世求治，努力實現中國傳統文化長期提倡和頌揚的“仁政”，開創了清代前期百年多的和平與繁榮的盛世局面。在他們圍繞求治革新進行激烈權力爭斗的背后，是滿漢民族矛盾。而這種民族矛盾，說到底就是“傳統的黨同伐異的種族觀念和族群認同”在作崇：“許多最極端的‘我群’、‘他群’之分別，主要是建立在主觀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異上。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敵對關系,并未發生于生物性的種族差異上，而是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的沖突方面。生物的種族差異只是附屬的原因,甚至可能還是文化差異的結果。”⑨在守舊的滿族大臣眼里，漢文化的精致優美是奢侈糜爛的亡國之征。簡親王濟度在目睹兩個前明宰相的子孫手無縛雞之力，陷入窮困潦倒中后，越發認定順治皇帝的學習前明制度，尊崇儒教、重視文士、漸習漢俗，分明是要把滿族子孫送上前明敗落的老路。鰲拜為首的四輔臣，恢復滿洲舊制，大肆鎮壓漢官，抵制玄燁親政，也都是為了維護崇武尚力的淳厚祖風。濟度、鰲拜以及后宮里的康妃、謹貴人，能以大義凜然的姿態謀逆、勸諫甚至加害皇四子及皇帝本人，都不是為的自身的爭權，而是為了滿清舊制和祖宗家風。這是滿漢一體的民族融合理想與顢頇守舊的民族仇視心理之間的矛盾沖突。因此，凌力在描寫福臨、玄燁的政治事業，在寫其對立面濟度謀亂、鰲拜擅權之時，就有效地跳出了狹隘的權謀文化的視角，而獲得了深邃的文化觀照力量。

　　為了強化滿漢民族的文化整合，凌力還有意在小說中凸顯了獨特的“第三只眼”。這“第三只眼”就是貫穿小說始終并聯結親漢親滿兩派的一個重要人物——湯若望。湯若望作為傳教士，以宗教的平等博愛和西方文化第三只眼的獨立視角，對滿漢兩個民族施以不分彼此的關懷;但正是因此，他才有可能對彼時滿漢民族的文化差異作出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滿族的殺戮是嗜血的鷙鷹，關閉了他們自己通向上帝的大門;漢族文化的精致優雅和悠遠流長的道德教化，卻對湯若望充滿了吸引力。湯若望也就是據此才勸導福臨和玄燁采用漢制、施行仁政，從而遭到滿族貴戚的忌恨和殘酷迫害，成為親漢派與守舊派爭斗的砝碼及其彼此拉鋸交鋒的犧牲品。湯若望的視角，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就是作家的視角，它賦予傳統的滿漢民族沖突以專制愚昧與現代文明沖突的新內涵，而具有廣博的人類學視野。當然，滿族被強大的漢文化同化的同時，它也為以漢文化為中心的整個中華文化重構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當中心文化發生合理化和失去創造力的時候，往往有一些形質特異的、創造力充溢的邊緣文化或民間文化崛起，……在文化調整和重構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生機蓬勃的邊緣文化的救濟和補充，給它輸入了一種充滿活力的新鮮血液。”⑩對此，作家也有相當生動而精彩的描寫，并將它與漢文化由于自身的高度成熟走向封閉僵化和滿族文化野蠻愚昧的另一面融為一體，納入到滿族興起到入關統治的“百年輝煌”之中。作家借書中人物對話發出的有關“大明骨、大金肉”的民族新生的構想，特別是用優美筆調書寫的烏云珠、費耀色、冰月、孫幼蘩等優秀人物形象，都成為小說溫馨浪漫的抒情篇章，這也是凌力開放開闊的現代民族觀的形象顯現。

　　如果說凌力上述的《傾城傾國》、《少年天子》、《暮鼓晨鐘》有關滿漢民族矛盾描寫基本屬于中華民族內部的兄弟鬩墻，那么她的新作《夢斷關河》展現的鴉片戰爭則明顯具有中西文化沖突的時代新質。在這里，面對新的文化全球化(而不是原有的本土化)語境，凌力對民族沖突和融合問題作出了更為嚴肅而又充滿浪漫構想的新思考。在這部以梨園戲子悲劇命運折射時代的長篇小說中，作家一方面堅守正義的民族立場，絕不回避這場戰爭的殖民侵略性質，另一方面也鞭辟入里地寫出清王朝的腐朽昏憒才是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歌頌葛云飛、彭松年等人的民族節氣，另一方面也指出他們以孫子兵法等傳統戰爭方式來抵御現代戰爭，因而在摧枯拉朽的西洋火力下不堪一擊。對滿族地方官海齡，作家更是充滿了基于歷史辯證法的深入描寫。鎮江都統海齡出于強烈的民族歧視心理，視全體漢人為漢奸，閉城封門，禁止平民出城逃難，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同時她又用精細的筆墨顯示，海齡此舉同樣也出于誓死保衛家園的心理，并借小說中海齡的仆女大香之口肯定了他率全體清兵以死殉國的壯懷激烈。正是在這樣清醒的歷史理性觀照下，《夢斷關河》對鴉片戰爭的言說，才跳出了以往的政治意識形態框架和民族正義感的狹隘視野，不再象《林則徐》、《火燒圓明園》和一些描寫義和團的小說、電影那樣，把二元對立的侵略與反侵略視作價值判斷的底線;也不同于唐浩明在描寫曾國藩晚年對天津教案舉措失當蒙羞含垢的史事時，仍然局限于傳統文化之內，未能提出應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建設性思路;而是以全球化的大視野、大境界，重新思考和審視中華民族的近代鼎革和汲取外來文化菁華進行自我重構的問題。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說還塑造了英國軍醫亨利的形象。他向往東方文化，對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充滿了懷疑，并沖破民族偏見，與自幼相識的童年伙伴天壽相愛而終成眷屬。通過這一人物及其異國戀情的虛構描寫，凌力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突破民族偏見的人類大同的理想圖景。當然不必諱言，這種將全人類的文化大同模式化地寄托在異文化戀情上，多少也顯得有些纖弱與理想化，少了些深邃凝重的歷史氣魄。從某種意義上，亨利形象其實就是“百年輝煌”中湯若望、荷蘭教官可萊亞的延續。他們身為西方人，卻醉心華夏文明。如果說福臨、玄燁等滿族統治階級對漢文化的向往認同是低位文化對高位文化的自然傾慕的話，那么西方文化作為高位文化對處于低位的漢文化認同則有意無意地表明了漢民族在承認自身弱勢的同時，卻仍然堅守著文化上的優越心理。跨國戀情也好，文化傾慕也好，它們似乎都存在將文化整合的理想過于夸飾的傾向。這大概就是福臨、玄燁等少年天子寫得太浪漫化的根本原因所在。歷史和現實證明，文化征服和民族沖突從來都是血淚斑斑的勝利者頌歌。不論是處于低位的滿族文化，還是位居強勢的西方文化，作家刻意描寫其對華夏文明的醉心與傾慕，這之中是否也程度不同地隱含著某種本土自戀情結乃至天朝大國的心態呢?19世紀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西方對第三世界國家殖民擴張的基礎之上的，過于強調西方文化中的友愛成分，把民族文化新生的實現過多寄希于湯若望、享利等人的善良和友愛，是不切實際的，容易遮蔽了全球化背后潛在的反現代的問題和負面影響。第三世界的文化崛起只有依靠自身的強大與抗爭，才能贏得與“他者”平等交流對話的可能，這是一個鐵的事實。為此，我們歷史小說在進行人類大同浪漫構想時，應該有必要冷峻地把歷史書寫還原到彼時殘酷的文化殖民語境中去。惟有這樣，其文化整合的浪漫構想方能閃爍出令人震憾的歷史質感和美感。

　　①[加]謝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頁。

　　②劉克：《全球化語境下的本土化生存——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說論略》，《當代文壇》2003年第5期。

　　③二月河：《二月河作者自選集》，河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頁。

　　④熊召政：《閑話歷史真實》，《理論與與創作》2003年第1期。

　　⑤⑧樊樹志：《“全球化”視野下的晚明》，《復旦學報》2003年第1期。

　　⑥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64頁。

　　⑦王斯德：《世界通史》前言，華東師大出版社2001年版。

　　⑨葉舒憲：《人類學與文學———知識全球化、跨文化生存與本土再闡釋》，《文學評論》2002年第4期。

　　⑩楊義：《中國文學的文化地圖及其動力原理》，《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楊義學術講演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頁。

　　推薦期刊：《中華文化論壇》(雙月刊)創刊于1994年，由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