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核心論文淺談敦煌藝術創作的觀念及影響

　　論文摘要：董永的故事最早載于劉向的《孝子圖》，主要的故事情節是董永賣身葬父。但是到了《董永變文》，內容卻變成了賣身葬父母，文中說“所賣當身殯爺娘”、“父母骨肉在堂內”等。無獨有偶，在敦煌遺書中還有其他的記載與此相似。

　　關鍵詞：變文,創作時代,作者

　　引言

　　敦煌變文作為一種民間文學綜合藝術，其創作時代和作者的情況如何，我們現在知之甚少。在本文中，筆者就《漢將王陵變》、《董永變文》、《張議潮變文》、《舜子變》、《秋胡變文》、《前漢劉家太子傳》等六篇的創作時代和作者情況做了一點研究。它們的情況如下：

　　一、《漢將王陵變》作時作者考論

　　關于《漢將王陵變》的創作年代，抄寫此變文的寫卷大致可以給我們提供一點線索：

　　P.3627 +P.3867卷尾有題記“天福四年(939年)八月十六日孔目官閻物成寫記”，可知此卷的抄寫年代是天福四年，抄寫者是閻物成;北大D188尾有題記“太平興國三年(978)索清子”，可知此卷的抄寫年代在太平興國三年，抄寫者是索清子。

　　據這兩條寫卷信息，我們知道《漢將王陵變》應產生于939年之前。

　　根據本變文的內容可知其作者應該是熟悉儒家經典的僧人。

　　二、《董永變文》的作時作者考論

　　董永的故事最早載于劉向的《孝子圖》，主要的故事情節是董永賣身葬父。但是到了《董永變文》，內容卻變成了賣身葬父母，文中說“所賣當身殯爺娘”、“父母骨肉在堂內”等。無獨有偶，在敦煌遺書中還有其他的記載與此相似，如S.133《秋胡變文》說“董永賣身葬父母，天女以之酬恩”;P.2193《目連緣起》說“且如董永賣身，遷殯葬其父母，敢(感)得織女為妻”;《天下傳孝十二時》說“正南午，董永賣身葬父母。天下流傳孝順名。感得織女來相助”1等。由此可見《董永變文》的傳唱時代和它們大體相同，或者要早于它們的時代。依據《董永變文》本身的信息我們很難判斷它產生的時代，如果參照以上記載的話，我們知道P.2193《目連緣起》是道真在十世紀上半葉抄寫的，《目連緣起》的創作應該早于它的抄寫時間。那么，我們推知《董永變文》的創作不會晚于十世紀上半葉。

　　謝海平通過考證《董永變文》中的“八十貫”、“百千”等，認為“作變文時之錦價，匹約百錢耳，其時當在玄宗天寶之前，或在太宗貞觀間乎?”2此說值得參考。

　　《董永變文》的作者，筆者以為是佛教僧人。理由是變文說唱董永的故事時，其中有宣揚“帝釋”的文句：“帝釋宮中親處分，便遣汝等共田常。”

　　三、《張議潮變文》作時作者考論

　　關于《張議潮變文》的創作時代，據文中“大中十年六月六日”、“先去大中十載”、“至十一年八月五日”等句可知其創作時間最早在大中十一年(857)關于《張議潮變文》的創作時代，據文中“大中十年六月六日”、“先去大中十載”、“至十一年八月五日”等句可知其創作時間最早在大中十一年(857)八月。據榮新江考證，張議潮稱仆射的時間在858——861年之間。變文中稱主人公張議潮為“仆射”，如“仆射聞吐渾王反亂”、“仆射遂號令三軍”等，以此來判斷，《張議潮變文》的創作時間應在張議潮稱“仆射”的858——861年之間。又變文中有句“自十載提戈驅丑虜”，意思是說驅逐丑虜的十年以來。而張議潮848年率眾趕走吐蕃守將，收復瓜、沙二州，到858年正好十年，以此推斷，則《張議潮變文》的創作時間在858年的可能性很大。

　　變文作者稱張議潮的軍隊時說的是“我軍”，如“我軍遂列鳥云之陣”、“我將軍意氣懷文武”、“我軍大勝”等。由此可知，變文的作者是張議潮軍中的一員;并且據變文內容可知，作者對當時的軍事形勢、戰爭細節了如指掌，足見他應該是軍中的要員。考察在歸義軍初期的文壇狀況，悟真最符合條件。

　　悟真是張議潮軍幕中的要員，這樣的記載見于“又隨軍幕，修表題書，非為繼紹真師，亦軍務要害，□前勤效”(P.3770)、“特蒙前河西節度故太保隨軍驅使，長為耳目，修表題書……累在軍營所立功勛”(P.3720)、“盛年耽讀騁風云，披檢車書要略文。學綴五言題四句，務存遍計一生身”(P.3821)、“綴箋簡而臨機。贊元戎之開化，從轅門而佐時。軍功抑選，勇效驅馳” (P.4660)等。

　　四、《舜子變》作時作者考論

　　關于《舜子變》的創作時代，學者有這樣一些結論：

　　羅宗濤認為：“《舜子變》是唐以后完成的。”3

　　謝海平通過考證“遼陽”認為：“魏改遼陽，北齊省，隋開皇十年(五九〇)復置，而改名遼山，唐因之。舜子變既有遼陽之名，其文當不得作于開皇十年已后。且變文之義，似其時遼陽亦為重鎮，而遼陽至北齊時已省，然則舜子變之傳說當適于北魏之際矣。”4

　　曲金良也認為是“晉后隋前”的作品，他說：“羅氏(羅宗濤)認為‘是唐以后完成的’的四條理由不足以成立，并提出“盡管遼寧遼陽縣五代時叫遼陽，然《舜子變》中的遼陽顯然不是此地，而是指在北魏時叫‘遼陽’，到隋開皇十年改名為‘遼山’的山西的遼陽縣地域。綜觀《舜子變》全文，其中屢言‘昨日從遼陽城來’可知”等六條理由來支撐其觀點。5

　　本文贊同曲金良的觀點，認為《舜子變》在文體上明顯帶有賦體的特征，其是變文發展早期的作品。

　　另外，敦煌本《孝子傳》中載兩則舜子故事，尤其是第二則，它最后的兩首詩與《舜子變》中的完全相同，研究此卷的抄創年代或許能為判斷《舜子變》的創作時代提供一些線索(待考)。再者，抄寫《舜子變》的P.2721卷尾有題記“天福十五年歲當己酉朱明蕤賓之日蓂生十四葉寫畢記”，據此推斷《舜子變》的創作時間在950年以前。這個下限雖然非常晚，但也有參考價值，所以在此也列出來。

　　《舜子變》的作者應該是佛教僧人。變文中有“舜子是孝順之男，上界帝釋知委，化一老人，便往下界，來至方便與舜”、“帝釋變作一黃龍，引舜通穴往東家井出”兩個“帝釋”變化救舜子的情節，這一情節的設置完全是為了宣傳“帝釋”的形象。由此可知，《舜子變》雖然講的是史傳的故事，但是已經被佛教僧人借用來宣傳佛教了。(下轉第31頁)

　　(上接第30頁)

　　五、《秋胡變文》作時作者考論

　　《秋胡變文》中顯示時代信息的地方很少，其中“九經”和秋胡讀的書或者能為本變文的創作時代提供點線索。文中說“終日披尋‘三史’，洞達‘九經’，以顯先宗”、“洞達‘九經’，明解‘七略’，秋胡即謝，便乃只承三年，得‘九經’通達”。又說秋胡外出游學時，“服得十袟文書，并是《孝經》、《論語》、《尚書》、《左傳》、《公羊》、《谷梁》、《毛詩》、《禮記》、《莊子》、《文選》，便即登逞(程)”。從“九經”這一角度來說，《秋胡變文》應出現在唐代“九經”概念盛行之時。

　　敦煌文獻中只有S.133寫卷抄了此變文。S.133正面抄《春秋左傳杜注》，文中“民”字缺筆，背面抄《秋胡變文》(擬名)。根據正面抄寫時“民”字缺筆這一現象，我們可以推測此篇《秋胡變》的抄寫在唐代李世民朝或之后。根據《秋胡變文》出現在唐代“九經”概念盛行之時推測，則S.133寫卷變文的抄寫時代距離它的創作時代或許并不遠。

　　關于《秋胡變文》的作者，我們從變文對秋胡讀書狀況的詳細描寫來推測他應是一位精通儒學經典的人物。

　　六、《前漢劉家太子傳》作時作者考論

　　P.3645寫卷首題“前漢劉家太子傳”，寫卷先抄劉家太子的故事(最后的結束語“故云：‘南陽白水張，見王不下床。’此之事也”顯示劉家太子的故事已講完);接著又抄寫了分別出自“史記”、“同賢記”、“史記”、“漢書”的漢武帝與西王母的故事、宋玉故事、鄭簡公寫信給燕昭王的故事、董賢的故事。

　　本文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是一篇作品卻有兩個名稱：第一個名稱是《前漢劉家太子傳》(原題);第二個名稱是“劉家太子變一卷”(尾題)。

　　那么，怎么看待這一現象呢?筆者認為當時作者是把此文既當“傳”體又當“變文”來看待的。從這一角度看，此文應是一篇還沒有脫離“傳”這一體裁形式的“變文”，它應是“變文”發展早期的作品。

　　此變文的作者不可考。

　　以上是對《漢將王陵變》、《董永變文》、《張議潮變文》、《舜子變》、《秋胡變文》、《前漢劉家太子傳》等六篇變文創作時代和作者情況的大致考證。

　　參考文獻

　　[1]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7頁。

　　[2]謝海平：《唐代文學家及文獻研究》，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433頁。

　　[3]羅宗濤：《敦煌變文社會風俗事物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

　　[4]《唐代文學家及文獻研究》，第328頁。

　　[5]曲金良：《敦煌寫本變文、講經文作品創作時間匯考》，《敦煌學集刊》，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