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是文學的歷史，是文學經典構筑的文學的歷史。韋勒克曾指出:“過去的文學史卻過分地關注文學的背景，對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極不重視，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對環境及背景的研究上。”在韋勒克看來:“只有作品能夠判斷我們對作家的生平、社會環境及其文學創作的全過程所產生的興趣是否正確。”因此，“文學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發點是解釋和分析作品本身”①。

夏志清不同于其他文學史家也正在這里，他把文學史的建構專注于文學性，即文本的細讀，以及文學經典的重新發掘上。

(一)夏志清曾說:“身為文學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thediscoveryandappraisalofexcellence)。”這成為他文學史建構的重要信念，并說:“這個宗旨我至今仍抱定不放”②。他在他的文學史文本中說:“我所用的批評標準，全以作品的文學價值為準則。”③從以上敘述可看出其文學史建構的價值取向:一是文學性的注重，這是他文學史建構的基礎;二是“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即文學經典的挖掘與確立。這是他文學史建構的重要原則。夏志清撰寫其小說史時西方正盛行著各種文學批評方法，如形式主義、新批評、敘事學、結構主義等，這些批評原則無疑對著者有重要影響，而新批評則是其文學史建構最主要借鑒方法，他對此毫不隱諱:雖然我一直算是專攻英詩的，……西洋小說名著盡可能多讀，有關小說研究的書籍也看了不少。到了五十年代初期，“新批評”派的小說評論已很有成績。1952年出版，阿爾德立基(JohnW.Aldridge)編纂的那部《現代小說評論選》(CritiquesandEssaysonModernFiction，1920－1951)，錄選了不少名文(不盡是“新批評”派的)，對我很有用。英國大批評家李維斯(F.R.Leavis)那冊專論英國小說的《大傳統》(TheGreatTradition，1948)，剛出版兩三年，讀后也受惠不淺。李維斯最推崇簡•奧斯丁、喬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約瑟•康拉德四位大家。簡•奧斯丁的六本小說我早在寫博士論文期間全讀了，現在選讀些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的代表作，更對李氏評審小說之眼力，嘆服不止。①由此可見，當時盛行的新批評等方法無疑讓著者受益，直至暮年他還念念不忘:“我早年專攻英詩，很早就佩服后來極盛一時的新批評的這些批評家”②。因此，在他的文學史敘述中，關注文學性，注重文本的細讀等新批評方法則成為其文學史建構的重要手段。“文學性”或文本的審美特征是決定一部作品能否進入他文學史的先決條件，這是夏志清小說史選擇作家作品的重要尺度;而文本細讀則是夏志清文學史敘述的重要方法，在對文本細讀中常常能從文本的外在表層深入文本的內在深層，從而探索文本背后的內在涵義，這些方法使他對現代中國文學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解剖常常游刃有余。如他在對魯迅《藥》細讀后指出:魯迅在這篇小說中嘗試建立一個復雜的意義結構。兩個青年的姓氏(華夏是中國的雅稱)，就代表了中國希望和絕望的兩面，華飲血后仍然活不了，正象征了封建傳統的死亡，這個傳統，在革命性的變動中更無復活的可能了。夏的受害表現了魯迅對于當時中國革命的悲觀，然而，他雖然悲觀，卻仍然為夏的冤死表示抗議。

在該小說的結尾，華、夏的母親上墳時所見的花環，夏的母親幻想這正是她兒子在天之靈未能安息的神奇兆示，著者分析說:“老女人的哭泣，出于她內心對于天意不仁的絕望，也成了作者對革命的意義和前途的一種象征式的疑慮。那筆直不動的烏鴉，謎樣的靜肅，對老女人的哭泣毫無反應:這一幕凄涼的景象，配以烏鴉的戲劇諷刺性，可說是中國現代小說創作的一個高峰”③。夏志清對魯迅《在酒樓上》呂緯甫的分析中，指出:毫無疑問地，魯迅的意圖顯然是把他的朋友描寫成一個失去意志的沒落者，與舊社會妥協。然而，在實際的故事里，呂緯甫雖然很落魄，他的仁孝也代表了傳統人生的一些優點。魯迅雖然在理智上反對傳統，在心理上對于這種古老生活仍然很眷戀。對魯迅來說，《在酒樓上》是他自己彷徨無著的衷心自白，他和阿諾德一樣:“彷徨于兩個世界，一個已死，另一個卻無力出生。”魯迅引了屈原的《離騷》作為《彷徨》的題辭，完全證實了這種心態。④

這種由作品、作品人物、再深入探及作者內心世界的方法，早已超越一般新批評單純的文本細讀。同時，夏志清在分析文本時常從外在表層深入作品背后的內蘊時多注重作品的象征，以及作品中意象所傳達的深刻內涵，如上面分析《藥》華、夏姓氏的象征，作品結尾所出現的“花環”意象的內蘊。對《肥皂》的分析亦是如此，作者指出:《肥皂》慣用的方法是諷刺，可“故事的諷刺性背后，有一個精妙的象征，女乞丐的骯臟破爛衣裳，和四銘想象中她洗干凈了的赤裸身體，一方面代表四銘表面上贊揚的破舊的道學正統，另一方面則代表四銘受不住而做的貪淫的白日夢。而四銘自己的淫念和他的自命道學，也暴露出他的真面目。幾乎在每一種社會和文化中，都有像他這種看起來規規矩矩的中年人”①。事實上，“意象”、“象征”，以及“隱喻”等常是夏志清進入文學文本的重要視角。他評價張愛玲小說“意象的豐富，在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可以說是首屈一指”，這些意象多為暗喻，具獨特象征內涵，“張愛玲的世界里的戀人總喜歡抬頭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朧的、多情的、傷感的、或者仁慈而帶著冷笑的月亮。月亮這個象征，功用繁多，差不多每種意義都可以表示”②。對《金鎖記》的敘述更能體現他文學史的建構原則，他在細膩的闡釋了該作品后，分析女主角曹七巧在與姜家爭奪財產的勾心斗角中，甚至在對兒子、女兒、媳婦“畸形”的折磨中她也漸漸地老了，她常常回顧自己一生“青春生命的浪費”，在寂寞中獨自咀嚼一次次“空虛勝利”。以下是夏志清對該作品結尾的精彩分析:這段描寫文字經濟，多用具體的意象，在讀者眼睛中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實在是小說藝術中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癡》中娜斯塔霞死了，蒼蠅在她身上飛(批評家泰特AllenTate在討論小說技巧的一篇文章里，就用這個意象作為討論的中心)，這景象夠悲慘，對于人生夠挖苦的了，但是《金鎖記》里這段文字的力量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下。套過滾圓胳膊的翠玉鐲子，現在順著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這正表示她的生命的浪費，她的天真之一去不可復返。不論多么鐵石心腸的人，自憐自惜的心總是有的。張愛玲充分利用七巧心理上的弱點，達到了令人難忘的效果。翠玉鐲子一直推到腋下———讀者讀到這里，不免有毛發悚然之感。詩和小說最緊張最偉大的一剎那，常常會引起這種恐怖之感。讀者不免要想起約翰•鄧恩有名的詩句:“光亮的發鐲繞在骨上。”③《金鎖記》無疑是張愛玲最成功的作品，作品結尾無疑是最精彩難忘的細節，而夏志清對“翠玉鐲子”、“蒼蠅”等意象的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癡》中娜斯塔霞這一人物形象的比附，約翰•鄧恩有名詩句的借用，這些直剖曹七巧人性深處，這無疑是最能體現夏志清文學史敘述風格，以及其文學史敘述最成功的地方。此外，左翼作家張天翼，自由主義作家沈從文、錢鐘書等就是通過文本細讀來發掘文學經典并確定其文學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