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貝格爾對邊緣情境的合理化闡釋

　　內容提要邊緣情境作為一種生存論處境，長期以來遭受著各種闡釋困境。克爾凱郭爾從生存論視域描述了個人置身于邊緣情境的種種體驗，卡爾·雅斯貝爾斯則明確提出了邊緣情境的問題，其后，存在主義哲學、尼采哲學等都曾試圖對邊緣情境做出解釋。彼得·貝格爾試圖就邊緣情境進行合理化論證。彼得·貝格爾將邊緣情境描述為一個人在其生活中“被驅近或驅出決定他日常生存的秩序”。彼得·貝格爾試圖走出生存主義在此問題上遭遇的闡釋困境，通過神圣價值意義體系來對邊緣情境進行宗教性的合理化論證。彼得·貝格爾對邊緣情境做的合理化論證，一方面他通過神圣價值體系提供了一個神正論的解釋，另一方面也通過對邊緣情境的合理化論證，完成了價值秩序的神圣化。

　　本文源自浙江社會科學 發表時間：2021-03-10《浙江社會科學》Zhejiang Social Sciences(月刊)曾用刊名：探索，1985年創刊，是社會科學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發表國內外社科工作者的優秀成果，也是反映浙江社科學術研究動態的窗口。注重探討現實中的一些重大的焦點式的理論問題，力求體現學術性、時代性和探索性的特點。自創刊以來，質量穩步上升。

　　關鍵詞彼得·貝格爾邊緣情境 合理化論證神正論

　　彼得·貝格爾(P·L·Berger，1929年-)將宗教視為人類文明的產物，認為宗教是人類建造社會世界中的一種重要建制。宗教為人類提供了現世生存的意義闡釋，并為規范人類行為提供了某種神圣秩序。作為一種外在于人的社會建制，宗教提供了某種人類社會的價值秩序，對人們的社會角色提供引導，并為現實社會中的各種邊緣性的價值現象提供合乎理性價值秩序的規范、引導與闡釋。

　　宗教的合理化論證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對社會制度的合理化論證、對社會角色的合理論證及對無秩序現象的合理化論證。就無秩序現象來講，人類社會總是存在著苦難、罪惡和死亡等難題，宗教合理化論證對這些現象做出的復雜程度或大或小的解釋，也是神正論試圖做出的努力。本論文試圖就彼得·貝格爾在《神圣的帷幕》中提到的無秩序經驗中的“邊緣情境”問題做一番探討。

　　一、“邊緣情境”：一個生存論問題

　　“邊緣情境”首先進入人們的視野要歸功于存在主義哲學家，他們認為整個世界沒有任何意義上的終極目標，宗教所倡導的終極關懷和神圣意義更是子虛烏有，人生充滿著不可預測的意外與災難，人與人存在著微妙的隔閡，人時時處處受到限制和折磨，時刻感受到來自現實世界的隱約惡意。其中，克爾凱郭爾、雅斯貝爾斯、尼采等人都論及了“邊緣情境”。

　　克爾凱郭爾是以孤獨的、非理性的個人存在來當作全部哲學的出發點，以個人的非理性的情感，特別是厭煩、憂郁、絕望等悲觀情緒作為其哲學的主要內容。他的個人是一種為恐懼、戰栗、悲

　　觀、絕望等消極情緒所支配的個人，這種悲觀消極的情緒是個人對自己的生存的最本真的體驗，因此邊緣情境在絕大多數時候是從宗教心理學的角度出發進行論述的，出發點是心理學意義上的悲觀情緒。他在《恐懼與戰栗》中描摹出“邊緣情境”的無所不在。亞伯拉罕聽從神的指示，帶著以撒前往摩利亞山獻祭，字里行間處處透露著不安與恐懼，彌漫著亞伯拉罕對以撒的愛與不舍，一路上所面對的道德倫理以至親情的心理掙扎。在亞伯拉罕舉起刀的時候被天使制止，最后用公羊代替了以撒。全部的現世生活隱退，“人單單成了一個個體”，“世上無人不為某種原因而絕望，無人未曾感到過哪怕是程度很輕的絕望，世上無人不在其最秘而不宣的深處隱藏著某種不安、憂慮、不協調，隱藏著對不知道、甚或他不愿知道的東西的恐懼。 ”

　　雅斯貝爾斯在闡述其生存哲學的過程中，提出將“邊緣情境”(Grenzsituation)作為生存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邊緣情境”是人的生存所不可回避和改變的處境，“我們必有一死，我必受苦，我必須戰斗，我必須服從偶然性，我無可改變地卷入罪責”。①雅斯貝爾斯認為，人們可以通過科技支配自然，但人不能避免衰老死亡等自然的必然結果。人們也可以通過團結合作消滅一切反對人的斗爭，以確保自身安全。然而，任何國家、社會、宗教、組織都不能抵抗“邊緣情境”。總之，“邊緣情境———死亡、偶然性、罪責或世界的不確定性———是我們面對著失敗的現實。 ”②當人們突然面臨生命的嚴重變故時，由于日常的對話關系的突然斷裂，社會隨之崩塌，被置于其中的人不得不重新審視所謂“正常生活”的規范、秩序和價值，審視人的生存狀態和存在意義。

　　彼得·貝格爾就“邊緣情境”的論述則更為全面深刻，他將“邊緣情境”描述為一個人在其生活中“被驅近或驅出決定他日常生存的秩序”，③這是由人及其創造的社會世界所固有的不穩定性所引發的。 “每一種在社會中得到定義的實在，仍然受到潛伏的‘非實在’的威脅。每一條在社會中構成的法則，都必然不斷面臨著崩潰而陷入極度混亂的可能性。 ”④常見的典型形式在個人角度來講主要有睡夢幻想和死亡兩種;在集體角度來講，自然災害、戰爭或社會動蕩都可能引發集體性的邊緣情境。

　　首先，睡夢所帶來的邊緣情境“最主要的是在睡眠與醒來的過渡階段中。”⑤在夢中，日常生活的實在性被睡夢所遮蓋，在入睡和醒來的中間過程中，日常生活的實在性的輪廓是不清晰的，日常生活的實在性不斷被各種迥然相異的陰影包圍著。莊子的“莊周夢蝶”也表達了類似思想。其次，個人在面對死亡時，不得不深深地“懷疑關于他在社會中‘正常生活’的特定的認識和規范的有效方法”。⑥死亡向社會提出了一個可怕的問題，不僅因為他明顯地威脅人類關系的連續性，而且因為它威脅著關于社會賴以生存之秩序的基本設想。這二者是個體所遭遇的邊緣情境，以“入神”體驗為特征，即處于或超出于實在之外。最后，整個社會或團體也會集體地經歷這種情境，當自然災害、戰爭或社會動蕩發生后，這些情境可能作為其結果而出現。

　　二、意義闡釋：“邊緣情境”的闡釋困境

　　在遭遇“邊緣情境”后，個人據以使自己的生活有意義并認識自己身份的基本秩序，會處于分崩離析的過程中。由于在心理上具有災難性的后果，個人不僅將失落其道德上的方向，其認識上的方向也將變得不確定。就在維持性的對話開始斷裂的時刻，世界開始動搖。而人類及社會需要繼續下去就必然要求我們給出一個解答。

　　1.克爾凱郭爾：孤獨的人與非理性的選擇困境

　　在《恐懼與戰栗》中，亞伯拉罕的遭遇或許可以看出克爾凱郭爾的深層用意。亞伯拉罕前往摩利亞山的途中始終沉浸于恐懼與戰栗的絕望中，他或者把刀子插入自己的胸膛，成就了一個完全悲劇情結但成全倫理的父親，或者懷著對上帝的絕對信仰，以及上帝應該不會帶走以撒的存疑立場，在不可言表的巨大痛苦的沉默中，舉起刀子完成上帝的要求。亞伯拉罕最后選擇了后者，將自己置入一種存在與虛無的絕境：在上帝帶給“孤獨的人”巨大無邊的痛苦之時，保持著完全的信仰與順服。這一刻，亞伯拉罕成為一個絕對孤獨的人，既要面對可能失去愛子的悲慟，又要忍受這種遵從信仰的無根據性和不確定性，所有的行動都不可言說，他不能從任何地方得出任何獻祭以撒的意義，所以，亞伯拉罕在獻祭的路上一言不發。人只能在絕望中，拋棄現世所有一切可觸可感的憑依，舍棄社會、家庭、自己，一無所有投身一個無法證明的信仰，才能在完全幽暗的絕望中望見閃爍的熹微光明，實現自己的真實存在。

　　克爾凱郭爾強調孤獨的非理性的主觀心理體驗和感受具有重大的意義。他直截了當地說：“在客觀的不可靠中，即使站在萬丈深淵的邊上，我也不失去信仰”，“上帝不是一個假設，而存在者假設上帝這件事則是一個必然性”。⑦在克爾凱郭爾看來，人只有在同超越他的“絕對的對方”的關聯中，才能規定自己的存在，而他所說的“絕對的對方”就是上帝。換言之，人經歷痛苦或歡樂是由他同上帝的關系決定的，人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能顯示出自己是存在的。

　　在他看來，從一個道德階段到達宗教階段⑧并不是可以由理性的邏輯可以達到的，真正作用的是一致的行動，即人的選擇。但選擇沒有統一標準，在人生的重大問題上，理性往往無能為力：理性不僅無法告訴我們生命的意義問題，人生的重大舉措也不能經由理性論證后得出，所以選擇只能是非理性的。但這也不是像動物行為一樣的本能沖動所能達到的。人之所以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還是要有一定標準，這標準出于我們自身生命的承諾，所以也就不可能是普遍的。如果是這樣，就將不可避免的導向一種價值相對主義。

　　2.雅斯貝爾斯：“人注定失敗”與回歸自我

　　就這一問題，雅斯貝爾斯認為對于邊緣情境，“我們的回應卻是或者通過掩飾，或者若我們確實掌握它們，通過絕望與恢復：我們將在我們存在意識的轉變中成為我們自身。 ”⑨這樣就提出了他認為唯一可能的解決辦法———超越。但在這種處境下，人們要么產生虛無之感，要么感受到超出世俗世界存在之外的真正存在。在邊緣情境面前完成超越，這是雅斯貝爾斯關于生存、自由、交往、人道主義、理性和歷史性等概念必然導致的結論。由于超越所意指的是向上的上帝，因此，雅斯貝爾斯的歸宿必然指向宗教信仰。

　　3.尼采：死亡的不可解困境與超人

　　尼采向世人做出了這樣的宣告：“上帝死了。 ”⑩在尼采看來，這意味著終極秩序觀的崩塌，人們對無法證明的宇宙秩序、物質秩序失去信心。同樣，作為必然伴生性結果，也失去對道德秩序的信心。激進神學家阿爾蒂澤(T.Altizer)說：“我們必須意

　　識到上帝之死是一個歷史事件，上帝已在我們的宇宙、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生存中死了。 ”輥輯訛虛無主義開始泛濫，尤其當人們內心深處對死亡的恐懼襲來時，人們變得不知所措。隨著尼采的這一宣告，一個龐大的價值體系由此解體。

　　尼采由此提出，人類沒有了上帝，也就沒有了可以找到積極的可能性，上帝的消失正是為人類發展自己的創造能力打開了第一道門戶，人類可以邁向新階段———成為超人，即通過駕馭自己的虛無主義而成為傳奇英雄。

　　彼得·貝格爾試圖用“超自然者的隱退”來概括這一神學境遇。在《天使的傳言———現代社會與超自然再發現》一書中，他說：“如果評論家們能對當代的宗教狀況達成甚么共識的話，那就是超自然者從現代世界隱退了。這種隱退可以用這樣一些戲劇性的說法來表達：‘上帝死了’或‘后基督教時代開始了’。 ”

　　綜上，克爾凱郭爾、雅斯貝爾斯、尼采雖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邊緣情境的發生語境及嘗試性解決途徑，但克爾凱郭爾認為脫離了上帝的孤獨的人，面臨非理性的選擇時，不得不通過理性的操作來創造選擇標準，這種互相矛盾的做法無法推導出有價值結論;雅斯貝爾斯同樣持一種悲觀想法，在邊緣情境面前，人們能寄托的只是難以企及的超越，或者在自我意識中達到全新自我，或者陷入虛無主義深淵;尼采所側重的是上帝所代表的終極價值與秩序系統的隱退，人類面對的是必須孤軍奮戰的世界，虛無主義陰影仍未消散。

　　三、“邊緣情境”的合理化闡釋

　　彼得·貝格爾很重視“邊緣情境”的問題，他認為，“邊緣情境”將在世界建造之后的維系過程中造成諸多負面影響。睡夢和幻象所展現的另外一個“可能世界”會導致個人及其家人身份的分裂性變態;不可避免的死亡則使“每一件事都變成了可疑的、最終是不真實的、與人曾經認為的不一樣的”輥輱訛;個人也可能在遭遇邊緣情境時，與社會世界徹底脫離，即所謂越軌或失范輥輲訛，情感喪失，經驗迷失，失卻了對實在和身份的意識，變得沒有自己的世界。最后，個人據以使自己的生活有意義并認識自己的身份的基本秩序，會處于分崩離析的過程中，世界也由此開始動搖。

　　鑒于此種情況，彼得·貝格爾結合前人研究成果試圖走出這種闡釋困境，提供了神圣價值意義體系來進行宗教闡釋，給予“邊緣情境”以有價值有意義的存在論解釋。

　　在《天使的傳言———現代社會與超自然再發現》一書中，彼得·貝格爾曾試圖從人出發，即從人的經驗出發來實現“超自然者”的再發現，從而建構一個以“超自然者”為核心的神圣價值意義體系。彼得·貝格爾認為神學對人類學有著以下幾種態度：古典的新教自由主義、新正統神學以及新近的世俗神學。彼得·貝格爾試圖提出他自己所理解的神學的人類學出發點，他認為，神學思想應從人類經驗所給定的事實中去尋求可以被稱為超驗之表征(signalsoftranscendence)的東西。這里所謂超驗之表征，意指能在人類的“自然”實在范圍內發現卻指向實在之外的現象。在彼得·貝格爾看來，“從人出發”是實現“超自然者”的再發現的可能途徑。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彼得·貝格爾試圖“從人出發”，來實現在現代世界中“超自然者”的再發現，從而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建立起一個神圣價值意義體系。這一神圣價值意義體系，某種程度上構成了羅伯特·貝拉所謂的一個關于價值與意義的“象征系統”。

　　從神圣價值意義體系出發，彼得·貝格爾嘗試對邊緣情境做出合理化論證。

　　首先，宗教通過把一種較高的認識地位歸之于邊緣情境，從而將其實在與日常生活的實在合并在一起。它運用各種方法，如警告、預言或者與神圣者決定性的相遇等，把夢和夜里的幻象與日常生活聯系起來了，于是這些夢和幻象對于社會中的日常行為就有了特殊的影響。

　　其次，宗教賦予邊緣情境神圣價值地位。它根據一種包容一切的神圣實在來證明一切邊緣情境之合理，維系了在社會中被定義的實在，使經歷過這些情景的個人得以繼續在其社會的世界中生存，不是勸慰他當做仿佛什么事都未發生，而是令這些事件或體驗也在有意義的宇宙之內獲得了一席之地。

　　最后，彼得·貝格爾建立了作為完整的神圣價值意義體系的神正論。在彼得·貝格爾的定義中，神正論是宗教合理化論證對苦難、罪惡和死亡等無秩序現象做出的理論復雜程度或大或小的解釋。

　　在人的經驗中，無秩序的經驗及邊緣情境如惡夢、死亡總會發生，而且無論社會如何被神圣化，痛苦與不幸總是伴隨著人的一生。神正論的功能就是把這一切無秩序的經驗、痛苦及不幸說成是有意義的，是需要的，是命定的。在作用于社會的時候，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神正論可以把無秩序的事件歸并到社會既定的法則中，把它們塑造為必然的。于是，不僅是自然災害、疾病或者死亡可以得到解釋，一切苦難都可以放到這一模具里進行消解。

　　結語

　　彼得·貝格爾從人類生理結構的未完成性入手，開辟了一個從哲學人類學和現象社會學出發來解釋人類活動，尤其是宗教活動的新角度。彼得·貝格爾就“邊緣情境”建立了一整套論述系統，他將邊緣情境定義為“將人趨近或驅出人們日常生存的秩序”，將人在其社會性生活中所經歷的無秩序活動編入其中，揭示了一切社會世界所固有的不穩定性，為了保護社會世界的“理所當然性”，即舒茨所主張的生活世界對處在自然狀態中的人來說是理所當然和不言自明的背景性存在，對秩序進行神圣化解釋，賦予其本體性地位及穩定性。他認為由于人的未完成性，導致了世界的不穩定性，其最重要的表現之一就是邊緣情境。因此，在維系世界的過程中，宗教就為解決該問題擺出了“神正論”這一神學系統，將夢境、幻想、死亡等無秩序邊緣情境進行意義賦予，并整合入正常生活秩序。

　　不可否認地，無論是概念的厘清、論述的切入點與角度、還是現世實在意義的解決，彼得·貝格爾都做出了跨越性推進。針對克爾凱郭爾以“絕望”為代表的悲觀情緒式論述，彼得·貝格爾將邊緣情境的定義更深層次地推進到社會世界的每一個過程，作為一種社會實在的陰影存在，人人都不可避免;針對雅斯貝爾斯的“人注定失敗”，彼得·貝格爾明顯要明朗，他最終將邊緣情境整合入社會秩序，由神正論一直持續維系;針對尼采，彼得·貝格爾并未最終將結論推向所謂“超人”這一難以與人們日常的生活聯系起來的高難度操作的結論。最終，彼得·貝格爾總結出，“邊緣情境”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與日常生存的秩序的不重疊部分”，并將這一情境歸位到社會建造和維系過程

　　中。同樣，在就其進行合理化論證的過程中，相較克爾凱郭爾、雅斯貝爾斯、尼采等人，彼得·貝格爾設置了完整的神圣價值意義體系，從而在思想進路上為邊緣情境提供了合理的意義和秩序地位。

　　彼得·貝格爾對“邊緣情境”做了合理化論證，一方面通過一個神圣價值體系來提供一種神正論的解釋，另一方面也在對“邊緣情境”的合理化論證中，完成了價值秩序的神圣化。然而，應當指出的是，彼得·貝格爾的宗教神圣價值意義體系本身面臨著一些疑難。宗教對于邊緣情境的解釋，在歷史角度來看，多造就出超人格者。當社會不得不激勵其成員去殺人或去冒生命危險，從而同意置于極端的邊緣情境中時，宗教的合理化論證就變得很重要。“官方”實行暴力行為，無論是在戰爭中或是在執行重大的懲罰時，幾乎總是伴隨著宗教的象征體系。在這些情況下，宗教合理化具有已經討論過的“好處”，即允許個人區分其“真實自我”(他做這些事情是害怕或者有顧忌的)與作為角色承擔者的自我(戰士、劊子手、英雄、冷酷無情的復仇者等)。正因為如此，從古到今在合理的權威保護下的殺戮，一直是有宗教道具和宗教儀式相伴的。人們在祈禱、祝福和詛咒聲中去出征，去送死。對于恐怖和暴力行為的入迷，正是通過這些手段，被保留在“健全”的范圍內，如古代中國的戰爭前的卜筮、祭祀，羅馬天主教的十字軍東征，伊斯蘭教的強迫性擴張，參戰者被賦予了某種天命或某一神圣職責，像帷幕一樣遮蓋了其作為個體的本性和角色。邊緣情境的宗教性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容易被錯位使用，神圣價值的被賦予者被授權進行看似合理并有意義的肆意屠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