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論文范文儒家文化對愛國敬業價值觀的意義

　　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的國民素質也在不斷提高著，黨的十八大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文是一篇社科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儒家文化對愛國敬業價值觀的意義。

　　摘要：儒家傳統文化內含著“愛國”的質樸民族情愫、“敬業”的忠勤理性道義、“誠信”的至上處世準則和“友善”的惠助價值觀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具有豐厚的儒家文化底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能忘卻對儒家文化的傳承和創新。

　　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儒家文化,古為今用,底蘊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基于國情現實對公民個人層面提出的價值準則，具有豐厚的儒家文化底蘊，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習近平同志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1](P164)。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借鑒西方學說固然重要，但傳承民族文化更為根本。儒家文化中關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思想精華，已超越歷史空間的界限，成為滋養現代文明的豐沃土壤。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能忘卻對儒家文化的傳承和創新。

　　一、儒家文化內含“愛國”的質樸民族情愫

　　愛國是人們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深厚感情，是人們對自己故土家園、民族和文化的歸屬感、認同感、尊嚴感和榮譽感的統一。其中，維護國家統一、反對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是愛國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我們今天繼承和發揚的愛國主義傳統之一，即源自儒家的“大一統”思想。儒家思想集中表現為仁義道德、禮樂制度，經歷代學者倡推、承襲補綴，上下幾千年傳承不斷，以至于今日。其所倡導的“忠孝”觀，衍伸到政治領域就是“忠君愛國”，是中華民族愛國思想的源本。孔子宣稱“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足見他維護周王一統天下、反對諸侯王君的態度。孔子在講到“禮”與“仁”的關系時，提出“克己復禮為仁”，其所講的“禮”即“周禮”。孔子對周禮的維護寄予了他期望周國天下統一安定的愿望。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仁禮”思想，在回答梁惠王“天下惡乎定”的疑問時，答曰“定于一”，即統一成一個國家。孟子對春秋以來諸侯爭戰的狀況極為憂慮，企盼有王者出現而一統天下。針對“孰能一之”的疑問，孟子答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不嗜殺”就是反對暴力、暴君，主張通過施行“仁政”和“王道”來統一。漢代的董仲舒繼承孔孟所倡導的大一統思想，認為國家政治上應整齊劃一，經濟制度和思想文化應高度集中。其中維護國家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思想，也成為中華民族發展史上衡量人是否愛國的標尺之一。時至今日，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仍然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愛國思想源自于儒家文化，但又不受儒家文化的局限，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被賦予新的內涵。縱觀近現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奮斗歷程，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到推翻封建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再到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人民對民族獨立自由和文明進步的追求一刻也沒有停止。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人民當家作主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孔孟所倡導的“忠君愛國”思想中的“君”“王”早已被人民所取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遵循“古為今用”的原則，吸取儒家文化思想的精華，去除其糟粕，把愛國主義的傳統不斷發揚光大。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2](P53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汲取愛國主義的養分，強調要引導人民樹立并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儒家文化所內含的“愛國”質樸民族情愫，具有怡情養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就是當代愛國主義教育的“骨氣”和“底氣”。

　　二、儒家倫理充盈“敬業”的忠勤理性道義

　　敬業是一個人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及學習負責的態度。“敬業”思想在儒家文化中也能追溯到久遠的脈絡。《論語》記載“子張問政”之事，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關于“忠”的解釋，《忠經》中講到“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其基本的含義即辦事公正，沒有私心。孔子主張對事業的追求要有終身努力、持之以恒的態度，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論述，告誡人們對事業的追求是一個永不停息的過程，只要勤勉進取、勤勞不息，就會不斷取得成功。孟子言“君子創業垂統”，強調想要創業需先敬業，要有對功業崇高而執著的追求。《荀子•勸學》是我們都學過的名篇，其中“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的論斷，雖然是論喻學習的，但同樣可理解為對事業不懈追求的勵志警句。朱熹是儒家“敬業”思想傳承的代表人物，其把“敬業”解釋為“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告誡人們要安心從事本職工作，其講到要“竭盡自己之心”，在現代的語境下就是要對自己的服務對象真心實意、盡心竭力，忠實地履行職業責任。儒家敬業思想包含著對“仁”的至上追求，表現為對“忠”和“勤”的高度肯定。“忠勤”構成了其敬業觀的核心內容。[3]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對事恭敬，“恕”即對人寬厚，今天我們可以理解為職業生活中既要盡力做好本分的事情，又要能與別人和諧相處，革除私欲，做事盡忠職守，才能發揮最大才干。現代職業教育思想家黃炎培先生認為，所謂“敬業”，是指“對所習之職業具嗜好心，所任之事具責任心”。“嗜好心”所要求的就是對職業忠誠無私、崇敬熱愛;“責任心”所要求的就是在職業生活中勤勉奮發、盡職盡責，這與儒家所倡導的“忠勤”完全吻合。儒家所提倡的敬業思想，雖然受時代的局限，具有對君主效忠、替君主效力的消極的方面，但其精華部分積淀著我們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為我們今天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豐厚的滋養，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儒家思想滿含“誠信”的至上處世準則

　　“誠”與“信”是儒家學說中使用頻率極高的兩個詞，分而言之多，合而言之少，無論分與合，都在講天道與人性的統一、做人的至上標準。關于“誠”，儒家認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朱熹將之解釋為“真實無妄”。人是大自然的產物，自有天道，“真實無妄”被認為是人性的本體和根源。荀子認為：“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意即一個人要想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能做到“誠”是基本的要求，也是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關于“信”，儒家認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也即說話算數、言行一致才稱得上信。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意即一個人如果能做到言而有信，即使在生疏的異地他鄉也能暢通無阻，如果言而無信，即使置身于本鄉本土也寸步難行。可見“信”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有學者認為，儒家的“誠”和“信”是一對意境相近、內涵各專的互生詞，這一表述不無道理，從《說文解字》中也能得到印證。《說文解字》解釋：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誠，信也，從言成聲。所謂意境相近，是說都有真實不欺之意，所謂內涵各專，是說“誠”重內心之純潔，“信”重行為之表現。無誠難以立信，無信難以修誠，誠信合一，言行一致，方可知行至善。由此可見，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誠信觀，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源遠流長的價值觀念，這一觀念歷久而彌新，已經深深積淀在中國人的血脈里。雖然儒家的誠信思想主要基于地緣和血緣基礎上的人際交往，具有歷史局限性，但仍然是代表著中華民族的獨特精神標識，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關于“誠信”觀念的根基。挖掘儒家誠信價值觀的合理內涵和潛在價值，梳理和萃取其思想精華，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對社會成員價值觀的要求，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四、儒家學說飽藏“友善”的惠助價值觀念今天我們能夠追溯到的儒家的友善觀，有兩個方面的基本意思：一是“善兄弟為友”。《論語》中有“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的論述，這是儒家早期的友善觀，強調的是血緣關系中兄長對小弟應有的友愛與和善。二是“同志為友”，“友其德也”。孔孟之后，儒家的“友善”觀念逐漸拓展與演化，友善的主體由血緣的兄弟拓展為非血緣的朋友，強調的是一般人際關系中“以善交友”的友善。“同志為友”是說志同道合者方可成為朋友，強調“友之以善”或“因善而友”，是否友善成為對人的道德品質的一個判斷。儒家友善觀的思想基礎是“仁愛”，孔子以“仁者愛人”奠定了儒家的“仁道”思想，“愛”即“友善”。孟子提出人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并以此為基礎論證人的“性善論”，提示“仁愛”與“善”的一致性。儒家認為，“友善”表示一種人際關系，從外部特征看，是一個人在行為上表現出來的一種友好姿態;從內在品質看，是一個人內在善良質地的自然流露，是“善”的愿望和“友”的動機的辯證統一，即“內善而外友”。因此，儒家所提倡的友善觀，在中華民族繁衍發展的過程中代代相傳，成為處理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道德準則。在儒家思想中，友善是雙向的、相互的。荀子說：“友者，所以相有也。”單方面的擁有不能構成友善，它體現的是一種雙向對等關系，是“互惠精神的模范表現”。這種思想不僅為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提供了價值依據，也為人與人之間的友愛互助提供了道義上的保障和激勵。友善既是對別人提出的一種道義上的指向，也是對自己明示的一種心靈上的坐標，自我存善心、懷善愿，而后通過自己的行為將善心善愿傳遞給他人，為他人帶來慶幸和美好，則是友善的過程，也是友善的互動。互動的過程也是惠助的過程，無論這種惠助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彼此給予的惠助，增進了人際關系的和諧。誠然，儒家的友善觀仍局限于個人親朋或某個小集團之中，存在著固有的缺陷，但撇開儒家友善觀的時代局限性，其仍然具有“古今通理”、“古為今用”的重要理論價值。毫無疑問，儒家文化中的友善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關于“友善”理論的萃取源地。雖然目前的研究還限于對儒家典籍中賢言警語的引述與借喻，但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儒家友善價值觀的思想資源會不斷得到深刻發掘和系統整理，能夠“繼續為當代中國社會提供有力的價值支持，促成社會和諧進步”[4]。

　　參考文獻：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張萃萍.儒家敬業觀與社會主義敬業精神建設[J].科學社會主義，2000，(1).

　　[4]段江波.友善價值觀：儒家淵源及其現代轉化[J].社會科學，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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