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由《哲學動態》發表的一篇哲學論文,提供國內外哲學界信息;反映哲學各學科的新動向、新問題、新成果;交流研究工作經驗;刊登哲學短論和研究資料;開展對重大問題和熱點問題的述評;促進哲學研究、教學和宣傳工作。本刊自創辦以來,一直以其前沿性和探索性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和廣大讀者的歡迎。
論文摘要:后現代生態觀對于我們確立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它體現了人對生命進化不同方向的智慧選擇。它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強調用一種全新的價值觀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
論文關鍵詞:科學發展觀 整體論 后現代生態世界觀 生態倫理思想
一、后現代生態觀的定義,起源與演變
(一)定義
后現代生態觀,顧名思義就是在批判傳統哲學理論,批判現代性基礎上,以生態學的觀點重新定位人類,重新看待人類在世界中的生存位置。認為人只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生態系統中,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相互聯系的,每一種生物非生物都有其存在的生態理由,并對其他存在產生著或大或小的影響。而生態系統是有其自身的平衡規律與資源限制的。人類當代的經濟增長繁榮,實際是以掠奪破壞自然資源,侵害其他物種甚至是人類下一代的生存權利換取,以地球的生態危機為代價的。而最終,將反過來傷害人類自身,導致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在地球上滅亡。因此,后現代生態觀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強調用一種全新的價值觀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用生態學整體主義的世界觀和生態科學的方法論去觀察、評價和調節自然,技術、社會的關系;以尋求人,自然,社會和諧的可持續發展。
(二)起源
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西方工業革命的興起促進了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同時也造成森林資源和野生物種的破壞,帶來城市的空氣、水源和生活環境的污染。人們開始關注人類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和義務,反思人與自然關系的本質。1933年,德國哲學家阿爾伯特·施韋茲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倫理原則。1949年,美國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的論文集《沙鄉年鑒》出版,在該書“大地倫理”一章中,提出,為了保護“生命共同體的穩定、完整和美麗”,需要一種新的大地倫理。在這個生命共同體中,人類只是“普通的成員和公民”
(三)演變
20世紀80年代,“地球第一”的概念已經形成,許多哲學家、科學家以自己獨特的思考方式論證自己的環境價值觀念,提出自己的環境保護方式,并開始確立起相對穩定和比較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1981年,斯可利穆衛斯基在倫敦出版了《生態哲學:設計新的生命策略》。1983年,湯姆·雷根出版了在動物權利理論方面的重要著作《動物權利的情形》。羅賓·阿特弗爾德出版了專著《環境問題的倫理學》。生態哲學的突破之代表首數阿倫·奈斯提出的深層生態哲學。深層生態哲學的目的在于克服西方二元論哲學,摧毀西方哲學關于自然的陳舊的思考、范式,變革西方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制度。所以,生態哲學的任務是人們在自然—技術—社會的關聯中加強對我們生存基礎和我們人類基礎的反思。在技術的運用上趨利避害,在順應自然的基礎上利用自然,重新確立人與社會發展的方向,創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生活。
我國學者余謀昌在《生態哲學》一書中對生態哲學的特點作了概括:“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哲學方向。它產生于人們對當代生態危機的哲學反思,以及生態學發展的理論概括。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世界觀,它用生態學整體性觀點去觀察現實事物和解釋現實世界。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方法論。它以生態學方式思考,是科學的生態思維。”
生態哲學家強調人類應對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以及現代社會的價值觀與組織方式中違背生態規律之處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深層的改造。如一些生態哲學家指出的,“可持續發展”應以可持續的生態圈為前提。深層生態學從現代生態意識的整體性和相互依存性出發提出的現代環境價值新觀念,對社會學來說是富有啟迪的。它們從根本上有利于人們轉變傳統的思想價值觀念,對人與自然環境作出新的觀照與思考,促進人類與自然界和諧相處,推動人、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二、整體性的生態倫理思想
有機整體觀是后現代生態觀的一個基本主張,它認為世間萬事萬物是聯結在一起的有機整體,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依賴,整個世界是一個生命整體,人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與其他物種的生存狀況密切相關,其他物種的存在狀態關乎人類的生存質量。因此,整體的性質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整體和部分之間的差別是相對的,聯系才是基本的。有機整體論也被稱為新有機論,是一種生態主義世界觀。它強調有機創造性、內在聯系性,力圖克服現代性的機械觀和二元論方法,主張內在關系不僅是生命體的基本特征,而且是最基本的物理單位的基本特征。有機整體觀承認物種的獨特性和價值,但沒有將價值總體化和絕對化,與絕對生物中心主義不同的是,它承認人的特殊性并對之有適度的凸顯,在這種世界觀看來,人類的經驗也向這個星球注人了許多據我們所知其他物種所不能有的經驗。人際關系和人類的創造力所特有的享樂的特性具有獨一無二的內在價值。我們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點絲毫不有損于我們已實現的價值的獨到之處。
在生態學中,人的悲劇性的弱點是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恰好相反),是其征服、人化、馴養、侵害、剝削每一自然事物的強迫癥。另一位美國學者查爾斯·詹克斯也于1986年發表《什么是后現代主義?》,明確指出后現代主義世界觀承認全球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相互聯系的生態學觀點。到了1989年,英國學者史蒂文·康納將生態思想定位為后現代思想:人們已經以各種方式指出,生態學思想是后現代思想,因為它不是要我們將文化與自然的關系設想為同一的、附屬的或對立的,而是要我們將其設想為動態的、差異的、相互交流的。在同一年里,美國出現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聲稱:生態學為后現代世界觀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
后現代主義從解構轉向建構時,其生態學維度已經逐漸生長起來。生態批評既是這種成長的結果,又是其內在動力。作為聚焦于文學的生態學實踐,作為建設性的后現代的一支理論勁旅,它將現代性的思想基礎即機械自然觀、單一性的男性精神、經濟主義意義觀等視為現代性危機和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并對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檢省。在深人發掘這些作為現代性的深層思想基礎的各種理念、因素與生態危機之間的內在聯系的同時,它倡導有機自然觀、恢復女性的文化象征,標舉后現代的生態世界觀,提倡后現代的生活方式,從而消除現代性的危機,重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人與地方的關系。其目的,是想探尋恢復生態、救贖人類的理想之路。
后現代生態觀的批判目標是單一性的現代性世界觀。對現代性世界觀的深層思想根基的檢省和批判,構成了這一思潮的主要內容。生態后現代主義者認為,現代性危機尤其是現代精神的危機,與男性精神的單向度膨脹擴張和女性文化精神的缺失有著密切的聯系。這種文化維度的缺失引發了嚴重的結果,造成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緊張和惡化,時至今日,這種單面精神仍在繼續產生著影響,而且,它在現代大規模破壞性技術中的體現使得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更大的破壞性。美國后現代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大衛·雷·格里芬批評笛卡爾式的自然觀說:按這種觀念,“在決定對待自然的方式時,人類的欲望及其滿足是唯一值得考慮的東西。這就意味著一種掠奪性的倫理學:人們不必去顧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內在價值;上帝明確地規定了世界應由我們來統治(實質上是‘掠奪’)。
后現代主義則傾向于把人類當作自然的一部分,強調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連續性的親緣關系。生物和生態系統的各種因素,包括生物因素、環境因素及它們的關聯性,都是相互依賴的。因而,后現代生態世界觀強調自然世界本身的“內在價值”,要求將道德關懷的對象從社會擴展到整個生命和自然世界。激進的生態中心主義者甚至說寧愿殺死一個人而非一條蛇,也就是說,對于自然生態平衡的維護來說,他們認為某些瀕危物種的保護,其意義更有甚于某個社會成員的保護。
生態倫理學現在已經為許多環境主義者所認可,被當作判斷人對環境的行為是否正當的價值基礎:如美國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在《大地倫理》中所說的,“一件事情當它傾向于保持生物群體的整體性、穩定性和美時就是對的,反之則是錯的”。和傳統倫理學相比,生態中心倫理學的激進之處表現在它對所謂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激烈批判上。
由此可見生態中心倫理學和傳統倫理學差別之大。生物中心主義者則體現了類似于佛教眾生平等的觀念,以此與形形色色的人類中心論或人類優越論抗衡。生物中心主義者認為,既然動物賦有與人一樣的感覺痛苦與快樂的能力,那么也就理所當然地賦有與人同等的生存權利。英國學者彼得·辛格論證說:“如果一個存在物能夠感受苦樂,那么拒絕關心它的苦樂就沒有什么道德上的合理性。不管一個存在物的本性如何,平等原則都要求我們把它的苦樂看得和其他存在物的苦樂同樣重要。”
準確地理解評價國外不同派別的生態學與生態倫理思想對落實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追求的是以價值論為基礎的生態倫理思想
倫理學的基礎是價值論。價值論講內在價值也講外在價值。所謂內在價值是說事物X自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無須借助其他尺度來衡量;它自身就是尺度。這種價值顯然就是人,也只有人。而外在價值剛好相反,它是指事物Y相對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X而具有的意義,或被認為是好的;它的價值是由后者經過評價所賦予的,后者是其價值有無、高低和正負的衡量的尺度。這就涉及到了人在歷史性的社會實踐中與之相遇的自然界或自然界中萬事萬物的價值問題。自然界對人所具有的外在價值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自然界的屬人本性”或“自然界的人類性”;這種本性或屬性隨著人的全面發展也會變得日益豐富,換句話說,外在價值是隨著內在價值的提高而不斷增值的。環境保護論者說的“大地的價值”、“森林的價值”等等應該指的是森林或土地相對于人(即內在價值)的外在價值。價值論總應是人本主義的,它認為只有人才是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這種人類中心論至今沒有修正的必要,而且今天西方大多數生態倫理觀仍是這個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
從人類中心論的價值論出發仍然可以持對自然進行保護的態度或立場。它的兩個基本方向是:1)屬人的自然界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存在方式。它具有不斷增加著的外在價值以及無限多樣的可能性,同時也是人類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因此我們應為了自身發展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更好的利用它,保護它。這就是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當成人與家園的關系。2)屬于人的自然在歷史和社會中中介著人與人的關系,人對自然萬事萬物的關系實際上都是人與人(現實的他人、他民族、古人與未來的人)的利用關系。因此,應本著尊重基本人權和各民族平等發展權、尊重人類共同文明的原則處理有關自然、生態和環境的問題。這就是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看成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這也就是所謂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的真正含義。
反之從生物物種的“內在價值”出發的“生態倫理學”在理論上是難以想像的;希望以自然科學為規范構建某種“科學的生態倫理學”,實際得到的只能是這個自相矛盾的術語本身,因為倫理學總是以價值論為基礎的而自然科學總是標榜價值中立,于是“科學倫理學”最多是一個總擁有零的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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