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發表費用莎士比亞的哲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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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亞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盡管令人難以置信，卻似乎是個相對被所忽視探究的領域。莎學對這位偉大詩人的生活和藝術的其它方面懷著無盡的好奇，卻奇怪地對這個問題漠不關心。這個問題分為兩部分。我們首先須對莎士比亞的世界觀作細致的分析;其次，我們必須探詢他可能從何種早期的或同時代的思潮中獲得它的。《愛丁堡大學雜志》(Edinburgh University Journal)【1】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多弗•威爾遜(Dover Wilson)教授已經提出這些問題，眼下這篇文章就受到他的某些觀點的啟發。但必須大力強調的是下面的簡要評論是打算作為更深層探討的建議，而非對牽涉到的極端復雜的問題作任何意義上的解決。

　　多弗•威爾遜教授的文章已清楚地道出了一個事實：莎士比亞的宇宙論中占支配地位的是柏拉圖式的而非亞里士多德式的。關于宇宙的和諧和它同人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狀況的密切聯系主題——一個或許可稱之為莎士比亞關于人與宇宙的思想的拱頂石的主題——主要是從柏拉圖的《蒂邁歐》那里來的。盡管這些柏拉圖式的和諧并非不能大體上與亞里士多德式的設想相協調，然而在莎士比亞的詮釋中的某些細節上的要點，卻分明是柏拉圖式的。在對莎士比亞哲學各部分中不可或缺的東西(desideratum)的詳盡分析中，他的宇宙論中的受蒂邁歐影響的方面將被充分闡明。多弗•威爾遜教授已指出其中的一個方面，他注意到關于天體的本質，莎士比亞持柏拉圖式而非亞里士多德式的觀點。【2】

　　亞里士多德認為天空是由天上物質，某種與地球的四大元素，土、氣、火和水完全不同的“精純物質(quintessence)”或“第五基質(fifth essence)” 【指“以太”，一種比空氣更精純的氣】構成的。然而，在柏拉圖看來，構成諸天體的元素與構成地球的元素是同一種東西，只是其中火元素居于支配地位。對于哈姆雷特來說，柏拉圖式的觀點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因為在他寫給奧菲麗婭的詩體書信的開頭，他喊出“懷疑群星是火”，【3】他把亞里士多德式的精純物質歸到未可確信的領域。

　　我們必須到歐洲延續的柏拉圖主義傳統中去尋找莎士比亞思想的先行者。讓我們在心中簡要地勾勒出其大略。

　　中世紀早期的思想是一種基督教化的柏拉圖主義，起初，主要來自教父，特別是圣奧古斯丁，后來則是其它來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卡西底烏斯(Chalcidius)的《蒂邁歐》拉丁文本。早期柏拉圖主義可以說在偉大的沙特爾學派(School of Chartres)那里達到頂峰，只是到了這時，隨著對《蒂邁歐》的早期評注廣為人知，才開始充分揭開它的思想寶藏。到了十二世紀，阿拉伯人保存和評注的亞里士多德進入這個中世紀的柏拉圖式的基督教世界。起先被人們疑慮重重地看待，但最終亞里士多德還是被吸收進來，這要大大地歸功于偉大的經院哲學家中的天才大阿爾伯特(Albertus Magnus)和圣托馬斯•阿奎那。然而亞里士多德從來不具有完全的支配地位。【4】柏拉圖主義傳統仍保持著自身，【5】并且通過與基督教神秘主義的結合而得以壯大。圣奧古斯丁和偽狄奧尼修斯，那些新柏拉圖主義基督教神秘主義者，在整個亞里士多德時代繼續接受基督教世界深刻的方面，他們對阿奎那本身施加了一種緩和的影響。

　　此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從英國的，因而也就是從莎士比亞的觀點出發，別忘了牛津從未像巴黎那樣，完全被托馬斯主義者的亞里士多德主義爭取過去。在中世紀，牛津始終保持著對神學上的奧古斯丁主義的忠誠，而且她還保留并發展了沙爾特學派的柏拉圖主義傳統——偉大的逍遙學派在巴黎興起后，它在法國某種程度上已被丟到陰暗處了。【6】當然，在這段時期，牛津的亞里士多德主義也像其它任何地方那樣興盛，但他卻被特別頑強柏拉圖主義的殘余所緩和。

　　在文藝復興時期，柏拉圖又再度盛行。

　　現在我們開始意識到文藝復興的柏拉圖主義在多大的程度上要歸功于中世紀柏拉圖主義傳統，是后者的賡續和延伸。同時，人文主義者對希臘的研究和發現，確實在擴充關于柏拉圖及其后人的作品的有用的知識上扮演著十分重大的角色，然而文藝復興時的柏拉圖主義的偉大原動力，是從整個西方思想傳統——哲學的和宗教的——根源那里注入的。

　　文藝復興中的某個因素開始顯出是一種早期中世紀柏拉圖主義的“復興”。庫薩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通常被敬為文藝復興時期最早的“現代”哲學家之一，正是他所傳授的地球運轉的知識為哥白尼鋪平了道路，人們發現他擁有許多中世紀的拉丁文柏拉圖手稿，并且深受沙爾特的大師的影響。【7】文藝復興的柏拉圖主義者自身并非沒有意識他們在這偉大傳統中的位置;恰恰相反，他們自豪地聲明這一點。馬西里奧•斐齊諾(Marsilio Ficino)，人文主義的柏拉圖譯者兼佛羅倫薩柏拉圖學院院長，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對柏拉圖主義傳統作了簡要的敘述，并指出自己在其中所處的位置。他以偽狄奧尼修斯和圣奧古斯丁開始;提及波伊修斯(Boethius)，卡西底烏斯，馬可洛比烏斯(Macrobius);然后過渡到中世紀思想家，諸如阿維塞卜洛(Avicebron)，根特的亨利(Henry of Bessarion)，鄧斯•司各脫(Duns Scotus);最后到了當代的貝薩利昂(Bessarion)，庫薩的尼古拉和他本人。【8】如果斐齊諾的這些話受到更多的重視，則認為柏拉圖主義傳統的賡續中有不可挽回的中斷的錯誤或許就可以避免了。

　　現在我們將從莎士比亞那里引用非亞里士多德的觀念——即哈姆雷特的預設：懷疑星辰是由火構成的是荒謬的——并且搜集它在西方柏拉圖主義歷史上出現和再現的一些蹤跡。

　　教會的教父中，除了圣巴西爾(St Basil)這個不確定的例外，看來并沒有采納亞里士多德對地上和天上元素的區分。【9】他們中最科學、最有影響力的圣奧古斯丁，每次間接提到自然理論時，總是采納柏拉圖式而非逍遙學派的觀點。所以我們發現圣奧古斯丁追隨柏拉圖，用火造就群星，就不足為奇了。【10】

　　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接受了教父的科學，在他看來天空具有一種“微妙的火的”本性。【11】

　　在九世紀，約翰•斯科圖斯•愛留根納(John Scotus Erigena)較比德更具權威，因為他知曉卡西底烏斯和偽狄奧尼修斯。在他看來，也是四種地上元素構成天空和諸天體。【12】

　　在圣安瑟倫(St Anselm，1033-1109)眼里，太陽，群星和絕大多數行星都是些火球。【13】

　　沙爾特學派的大師在這個問題上一概是采取柏拉圖式的觀點。譬如，康切斯的威廉(William of Conches)相信群星與地球的物質都是由同樣的四種元素構成的，在這個合成物中主要是火和氣。【14】康切斯的威廉是《蒂邁歐》一篇注疏的作者，這篇文章是沙爾特的學生的讀本，直到約1255年才被亞里士多德叢書所取代。【15】

　　以圣托馬斯•阿奎那為首的中世紀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就像亞里士多德那樣，幾乎一致地對天上的物質和四種地上元素作一些必要的區分。但他們沒完沒了地爭論諸如天上物質的本性為何這樣的問題，而且他們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有無數微妙的變化。【16】圣波納文圖拉對天上和地上的作出區分不若圣托馬斯•阿奎那那樣徹底;鄧斯•司各脫甚至進一步緩和這種區分，在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那里這種區別幾乎消失了(后兩者是牛津的思想家)。不過，盡管有這些重要的變化，從廣義上說，在中世紀的逍遙學派學說中，天上的精純物質和地上的元素的差異確實取代了舊的柏拉圖式觀點。

　　接著便是庫薩的尼古拉和被稱為“文藝復興的”哲學的開端。

　　庫薩的尼古拉抹去天上和地上元素的一切區分。【17】在他看來，地球作為一個星體和太陽沒有本質的不同，據他說，如果我們能夠從遠處觀看地球，它也會像一顆星星或太陽那樣發光。他于是設想整個宇宙乃是由同樣的質料構成的，這對現代科學思想來說是個基本的概念。【18】

　　迪昂(Duhem)指出，要找到庫薩的尼古拉在這個學說上的前人，必須返回到逍遙學派物理學支配學校之前的時期。“庫薩的尼古拉所依附的，是舊經院哲學的大師，而非逍遙學派經院哲學的博士。”【19】這個說法為晚近對尼古拉的資料研究所完全證實，這些研究表明其受惠于中世紀的柏拉圖主義者。【20】正是對“蒂邁歐”物理學的回歸，尤其是關于諸元素的本性和構成它們運動基礎的原則，為哥白尼鋪平了道路。

　　現在就很明顯了，關于諸天體本質的觀念，莎士比亞偏愛的是“蒂邁歐式”而非亞里士多德式的，這是一種古樸同時也是“現代的”觀念。哈姆雷特說

　　懷疑群星是火

　　他以為圣奧古斯丁和圣安瑟倫所持的柏拉圖式的觀點(切勿忘記在中世紀的牛津，沙爾特傳統對其具有的忠誠)較之亞里士多德所教導的群星由“精純物質”構成，乃是更加不言而喻的真理。他繼續說道

　　懷疑太陽在運動

　　他似乎以為理性的證據告訴我們，太陽穿越天空運行的說法比那種似是而非的地球繞太陽運動的說法(這行詩或許暗示他聽過這種說法)更可信。(正如多弗•威爾遜教授所說的，“這第二行詩并不比第一行詩排除亞里士多德更絕對地排除哥白尼。”)【21】但哈姆雷特猶疑地探詢天體的運動這一事實表明他可能留意到有柏拉圖主義運行其中的哥白尼的路線。他的第三行詩，卻“懷疑一切”：

　　懷疑真理不過是謊言。

　　這似乎是在詢問依靠理性的探究達到終極真理的可能性。在這封給奧菲麗婭的奇怪情書的第四行也是最后一行，在這一切懷疑之后，我們終于獲得一次肯定：

　　但從不懷疑我在愛。

　　哈姆雷特哲學的否定特征有助于而不是妨礙理解其與庫薩的尼古拉那里顯示的柏拉圖傳統的潛在聯系。這位偉大的樞機主教最著名的作品名為《論有學識的無知》(1440)。在書中他提出既然確切的真理不可能為有限的智力所領會，那么最有智慧的人就是達到“有學識的無知”的人。【22】人們不可能達致事物的絕對真理;所有哲學家都在尋覓它，但事實上卻沒人能找到它。因此“我們對這無知愈具深刻的學識，我們就愈接近真理本身。”

　　把哈姆雷特的整個心靈狀態界定為處于一種“有學識的無知”的狀況下，或許并非不恰當。本文所引用的這四行詩是對他的思想中的否定的偏見的一種典型的闡釋。被提出來的得自自然哲學的兩個命題，或許都受到懷疑，而“真理”本身可能只是一個謊言。哈姆雷特無疑會贊同庫薩的尼古拉的說法：人的智力永遠不能把握確切的真理。

　　庫薩的尼古拉的這種思考方式乃汲取自偽狄奧尼修斯的神秘主義，這種神秘主義教導以一種否定的方式達致神圣，以一種“否定的神學”來闡釋上帝。這位基督教新柏拉圖主義者的作品，大約成書于公元前五世紀后期，在基督教世界具有極大的威望，因為人們相信那是“阿雷奧帕古斯議事會成員狄奧尼修斯(Dionysius the Areopagite)”寫的，圣保羅曾在雅典見過他，因此代表著使徒時代的精神。中世紀的神秘主義從這口井里汲取甚多，文藝復興時期基督教柏拉圖主義者尊偽狄奧尼修斯為他們哲學的基石之一，他成為基督教柏拉圖教義的一位人物，人們將他與教會的圣人同等看待。斐齊諾稱偽狄奧尼修斯為“第一位柏拉圖主義者”，【23】在英國文藝復興前改革時期，托馬斯•莫爾爵士的朋友科雷特(Dean Colet)為他的作品撰寫疏釋。

　　哈姆雷特心靈中的暗昧的疑云看來可能代表著這種否定類型的神秘主義。這種氛圍很可能通過英國本土前改革時期的神秘主義傳統——人們可能會把匿名的《未知之云》(Cloud of Unknowing)(十四世紀)作為其典型——傳達給莎士比亞。它教給我們心智(intelligence)和意志(will)的基本區別，意志引導我們達致愛情的確定性勝過了心智引導我們達致知識的確定性。信徒將參加一個關于心智的否定過程，但在他的“未知之云”中他將把意志置于“愛的盲目激越”。【24】在我看來，出現在哈姆雷特致奧菲麗婭的信中前三行的心智的“未知”或“有學識的無知”，以及在第四行中，使意志的引導變得盲目的那個牢固的思想，以及諸如此類的冥思傳統的影響，并不完全是奇思異想。文藝復興時期柏拉圖的復興在強調并發展偽狄奧尼修斯方面并不弱于蒂邁歐的哲學。既然我們發現后者確乎對莎士比亞產生了影響，那么很自然就會想尋求前者對他的影響。

　　這就那些有待莎士比亞專家予以細致關注的問題，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通過這類研究，也許會發現莎士比亞的詩歌對于其同代人(他們感受環繞著他們的這些傳統的氛圍的方式，我們已難以重獲)所具有的意義，與當代讀者從中所看到的東西是相當不同的。

　　正如在自然哲學的情形下那樣，在神秘主義的情形下，我們不僅必須尋求中世紀的思潮，還要尋求它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賡續。

　　斐齊諾思想中關于“心智”和“意志(愛欲)”的區分(神秘主義的中世紀藉此沉思)，在大量的爭論中得到發展，而他擁有的在中世紀尚不為人知的柏拉圖作品的知識更豐富了它的內容。比方說《會飲》里那段把愛欲描述成一切技藝的教師文字，【25】斐齊諾將其闡發為愛欲的直覺力量對心智的理性力量的優越性的說明。【26】這使人想起俾隆(Berowne)在《愛的徒勞》中的著名講話，揄揚愛是至高的教師。【27】毫無疑問，那整篇說辭應該與斐齊諾對《會飲》的評注放在一起比較;在這部關于一座學院的戲劇里【28】尋找文藝復興時期的學院神秘主義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現在看來，《愛的徒勞》中的反知性(anti-intellectual)寓意(哈姆雷特致奧菲麗婭的情書中以縮影的方式重現)或許可能追溯到這類的神秘主義思潮。

　　把莎士比亞的柏拉圖主義與佛羅倫薩學院的柏拉圖主義作一比較(據我所知目前還沒有人就此作出認真的嘗試)的同時，我們會發現后者也許是以一些特殊的知識的形式，通過一般的途徑對莎士比亞產生影響的。斐齊諾和他友人從重新發現的普羅提諾和其他人的作品中獲得的成熟的新柏拉圖主義學說，在莎士比亞的詩歌里找不到蹤影。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莎士比亞并非希臘方面的專家，他的“柏拉圖主義”可能主要是蒂邁歐式和神秘主義思想的發展，他幾乎不把它們視為“柏拉圖式”，而是“本土的(native)”和“自然的(natural)”，植根于英國人的精神里，它們在意大利的光輝影響下，將在復蘇更新的壯麗光華中持續涌流出天堂般的和諧。

　　佛羅倫薩學院的影響到達莎士比亞的主要渠道，很可能是通過托馬斯•莫爾爵士和他的友人(他們對比科•德拉•米蘭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和斐齊諾深有研究)領導的早期英國文藝復興運動。假如他們的作品不受干擾而延續下來，希臘的新知與本土哲學和宗教傳統的集成興許會以較為完整的形式傳到莎士比亞那里。但它沒有不受干擾地延續下來，故而探詢英國的柏拉圖哲學傳統與莎士比亞的聯系的最后步驟，就得涉及到這個國家在莎士比亞本人生活的時代的哲學知識的狀況。

　　在這里對意大利哲學家喬達諾•布魯諾寫于1583至1585年間(覆蓋了莎士比亞從十九歲至二十二歲這段生活)的英語作品的研究，被證明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布魯諾代表柏拉圖哲學傳統的最后階段。【29】他是庫薩的尼古拉的公開信徒，頻繁地引用他的《有學識的無知》及哥白尼。在《圣灰節的晚餐》(Cena de le ceneri)中他用《蒂邁歐》里的辯論來攻擊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30】這就形成了他嘗試構造的“新哲學”的出發點。像其他早期哥白尼主義者，他求助于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的權威來支持自己的新理論。在他之前教導地球運動的人當中，他不僅提及前蘇格拉底時期的畢達哥拉斯主義者，“神圣的庫薩努斯”(divine Cusanus)和哥白尼，也提到柏拉圖本人，說他在《蒂邁歐》里教導說地球在運動，“盡管畏怯且含糊其詞，因為對他而言，這是個信仰問題而非知識問題。”【31】于是通過借助《蒂邁歐》里關于地球運動的可疑篇章，他嘗試去用柏拉圖來構建一個潛在的哥白尼體系。【32】事實上，盡管《圣灰節的晚餐》是一部幻想悲喜劇，其中某些地方卻可看作本質上是一位十六世紀的庫薩的尼古拉和哥白尼的信徒撰寫的《蒂邁歐》評注，就這樣它與悠久的歐洲傳統的傳承成一直線。

　　布魯諾并非沒有注意到他在傳統中的位置;他也沒有拒絕承認這點。他訪問都鐸王朝的牛津時，盼望著在那里找到成長于比德到托馬斯•莫爾時期(那時是英國柏拉圖哲學研究的盛期)的人，卻發現一批用當代語言學研究代替了古老的哲學傳統的人，【33】他們似乎已經把舊時的志趣遺忘。他們的拉丁語和希臘語和他在其他地方所見一樣純正，但最令他驚訝和憂心的是，他們“吹噓自己跟他們的前輩完全不同，后者毫不關心雄辯術和語法的精妙，卻熱心于那些他們稱之為‘詭辯’的思索。”但“較之眼下這個時代所展現的一切，他們全部的西塞羅式雄辯和修辭術”，【34】他(布魯諾)更推崇“那些昔日的學者的玄學。”這些都鐸王朝的人文主義者，似乎還鄙視他們的前輩的“粗野的”拉丁文風，把他們的哲學研究貶為對亞里士多德文本的冥頑不靈的忠實。【35】因此他們的“亞里士多德主義”在特征上比我們所知的中世紀牛津的任何東西具有大得多的反動性和蒙昧性。這些“近代的”亞里士多德主義正是布魯諾所嚴加斥責的，與此同時他為那些“昔日的學者”的消失感到惋惜，“盡管他們的語言粗野，論職業不過是些修士”，卻留下一些原則，源自“哲學里最可貴最崇高的部分的華光，如今已幾近滅絕。”【36】

　　布魯諾的訪問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它展現了莎士比亞青年時期的英國對一種盡管在許多方面看來還很新奇、令人驚訝的哲學的反應，但卻公開承認它對中世紀思想的繼承(以及尊重)。在新牛津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者(他們與莎士比亞不同，會一點希臘語并深通拉丁語【37】)看來，布魯諾的教導看似一個企圖讓舊時的“粗野(barbarous)”和“羅馬公教(Papist)”之類的知識重獲信任的危險嘗試。盡管這些人抵制他，英國還有些人懷著尊敬認真傾聽他，這是些詩人和廷臣，尤其是菲利浦•錫德尼爵士，英國文藝復興詩壇的領袖，布魯諾有幾篇對話就是題獻給他的。因此我認為布魯諾的作品提供了唯一的機遇，讓我們注意到“神圣哲學”思潮如何離開它一度奔流其中的那條古老的河道，正在流注到詩歌當中。

　　布魯諾不僅在都鐸王朝的大學的蔑視下維護了古老的哲學傳統。通過他浸透其中狄奧尼修斯神秘主義，他也在都鐸教堂的蔑視下維護了古老的冥想傳統。【38】他敦促詩人在眼下這個罪惡的時代，承擔起賡續傳統的義務，在他的《論英雄激情》(Eroici furori)(1585，題獻給錫德尼)里他展現如何將贊美詩(the Canticle)的意象轉化為彼特拉克體十四行詩的意象序列，使后者變為一種掩蓋起來的精神歷程(spiritual experience)的記錄。【39】這種可能性自身表明，如果伊麗莎白時代哲理詩可能是在大學里消失了的柏拉圖哲學傳統的后裔，那么伊麗莎白時代的愛情詩可能是毀棄了的修道院和寺院(abbeys and monasteries)的精神上的后裔。柏拉圖哲學傳統哲學的和冥思的方面(混合得難分難解)，兩者都在哲學的哈姆雷特致奧菲麗婭的“否定的”情書中找到了例證。

　　布魯諾對莎士比亞的影響(長期以來受到合理的懷疑)，特別是對《哈姆雷特》和《愛的徒勞》的影響，必須放到符合實際的位置。同時布魯諾被認為是一個“近代的”哲學家，他不象征著與中世紀的過去完全的革命性的斷裂，因此這些并非他對莎士比亞的可能影響。毋寧是他作為柏拉圖哲學傳統之鏈的在最后一環，可以溯及到到并且包括莎士比亞的時代。

　　對從畢達哥拉斯到莎士比亞這段時期作宏大的回顧，眼前便涌動著往昔各時代的人以其沉思和歷程豐富了的觀念和形象。或許研究那位偉大詩人的最富有成效的方法之一，便是經由那個偉大的傳統追蹤其哲學見解和大部分的意象的歷史進程。那一傳統事實上不可分地與宗教遺產綁在一起，總是向人類講述著那些至善至高之物。

　　原注：

　　【1】1942年夏季，pp.216-33.

　　【2】Art.cit.,p.222

　　【3】《哈姆雷特》，II.ii.117;cf.《朱利葉斯•愷撒》，III.i.63-4;《奧塞羅》，III.iii.463.

　　【4】隨著中世紀哲學的自發發展，在中世紀晚期結束之前它就被大范圍地拋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