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學的精神

關于大學的產生,由古及今,說法不一。一般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產生于中世紀歐洲社會社團化的過程中,其標志是由司法人員組成的學社的出現和作為知識分子的大學教師團體的形成。用雅可•勒可夫的話說,大學就是由精神的手工業者自發組織起來的一個社團。中世紀大學在歐洲的普及和擴大化促進了歐洲近代文明的發展、創新,同時也奠定了近現代大學的根基,并為其今后的發展鋪平了道路。1852年,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的紅衣主教約翰•亨利•紐曼在其所著的《大學的理念》中,表明了那個時代關于大學的經典認識:大學乃是“一切知識和科學、事實和原理、探索和發現、實驗和思索的高級保護力量;它描繪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對任何一邊既不侵犯也不屈服。”[1]我國已故教育家孟憲承先生認為:“大學是最高的學府,這不僅僅因為在教育的制度上,它達到了最高的一個階段;尤其因為在人類運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這探求所獲來謀文化和社會的向上發展上,它代表了人們最高的努力。”[2]德國學者赫爾曼•勒爾斯認為:經典的大學理念(這里指的是1810年威廉•洪堡創建柏林大學時所明確提出的“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教授治校”、“教學與科研統一”的辦學思想和教學原則),至今仍是持不同學術立場的學者所能接受和理解的一個理想、完美的理念。大學獨立自治、學術自由、教學與科研相結合以及支持它們的通才教育,這一切都是經典的大學理念發展的組成部分,為了有可能用理念論的哲學觀點制定內部紀律和培養學術界的精英,必須將上述幾個組成部分結合為一體。威廉•洪堡后來對大學理念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說明,他說:“大學的真正成績應該在于它使學生可能或者說它使學生至少在他一生中有一段時間完全獻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學,從而也就是獻身于他個人道德與思想上的完善。”這就是說,大學在凸現其確定性和精神氣質的同時必須致力于學生道德的完善與思想的鑄造。事實上,認識一所大學,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把握,一是凸現大學特性和精神氣質的大學理念;二是決策、運作大學動態發展和持續創新的大學最高行政長官(即大學校長)。大學理念是一個精神、意識層面的而且凸現合理性的,超然于現實指向于未來,應然與實然相對應的上位性、綜合性概念。具體地說,大學理念就是大學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基于知識權威和人文信仰的價值和規范體系,以及體現這種價值和規范體系的大學固守其傳統、不隨波逐流、引領社會文明不斷進步的獨特精神和信仰及知識體系的綜合。

作為運作大學動態發展和持續創新的大學最高行政長官———大學校長,他的一切教育主張和行為都會對大學理念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國內外一些在全球享有盛譽的大學往往都與該校的校長有密切的關系。張楚廷教授認為:“大學理念首先是校長的理念,是附著于大學主流文化的理念。”[3]在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上,曾經執掌北京大學的蔡元培先生應該是大學理念的真正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之一。誠如美國教育家杜威所言:“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到第二個。”[4]蔡元培先生作為教育總長時親自制定的《大學令》(1912年),是我國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早期文本,這一法令確立了大學“教授高深學問”的宗旨,大學以“文理兩科為主”的綜合性及“教授治校”的“大學自治”制度。蔡先生到北京大學后(1917年)領導的北京大學改革開創了我國近代大學改革之先河,奠定了大學“兼容并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確立了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基本準則和文化內涵。在某種意義上說,蔡元培及其之后一段時間的北京大學在大學“精神”上實現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蔡元培先生在經歷了“威廉•洪堡精神”與“康德哲學”的熏陶、洗禮之后,立足于“科學•理性•實業”救國的信仰,試圖把北大辦成“最高文化中心”和“知識•文化•信仰•思想”的集散地。當前,國內部分高校在爭創世界高水平大學及一流大學的過程中,應該能從蔡先生那里得到啟發。正如張楚廷教授所言:“我們看到,蔡元培先生的理念融入了北大的主流文化。蔡元培先生雖然早已離去,歷史的沖刷也有半個多世紀,然而蔡元培的理念卻頑強地飄揚在北大上空,有被稀釋的時候,有被隆重的時候,卻總是鮮艷的。”大學校長作為大學管理組織的代表,其教育思想是整個學校教育思想和管理風格的反映。大學校長應該是學校的總設計師和引路人,人們往往通過校長的表現去認識一所大學的原因就在于此。

二、大學教育的價值追求

隨著大學自身的歷史演變和大學在社會發展歷程中角色的不斷轉換,作為大學基本運行方式和實踐活動的大學教育也是與時俱進、不斷發展變化的,而且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一般來說,大學教育就是根據一定的社會現實和受教育者發展的特殊需要,在大學這樣的專門教育機構中實施中學后層次的由教師和大學生共同參與的、雙邊互動的專業化教育實踐活動。它的實踐和目標設計共同指向人類和社會的全面發展與可持續發展。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教授在題為“對大學教育的一些看法”的演講中指出,社會多元化以后,大學教育也需要多元化,大學的經營和管理更要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未來的大學教育必須進行雙向選擇、主動交涉而不是被動適應。他還指出,大學教育的框架一定要有彈性機制,課程設計要注重前瞻性,大學教育的重點是要使學生養成時時學習新事物、新知識的習慣,只有養成這種“學會學習”的習慣,才能終身受益。南開大學原校長母國光院士結合自己十幾年來從事大學管理的實踐經驗從五個方面闡述了其對大學教育的領悟:“第一,現代大學教育的地位、作用與功能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大學正從幕后走向前臺,成為經濟舞臺上的主角。第二,大學教育面臨著普及與提高的雙重任務,只有調動各種社會力量辦學,才能滿足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第三,大學是為大學生辦的,應為大學生的成長提供必要的氛圍,應給大學生更大的選擇自由。第四,大學要強化改革意識,以適應教育現代化的要求。第五,大學應當是綜合性的,學校建設的核心是搞好學科建設,使學科結構適應社會結構。”[5]在我們看來,大學教育在人類社會存在的任何時候都具有教育性。基于這種教育性和現實的社會實踐而努力創造適合現代大學生個性自由發展,適合他們自覺追求真、善、美的成長氛圍,促成現代大學生思想、道德和人格上的完善是大學教育最基本的社會屬性和價值追求。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洛韋爾先生曾在20世紀30年代初對大學的存在有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評價:“大學的存在時間超過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傳統、法律的變革和科學思想……在人類的種種創造中,沒有任何東西比大學更經受得住漫長的吞沒一切的時間歷程的考驗。”他還說:“大學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們滿足了人們的永恒需要。”[6]人類與社會的永恒需要為大學的永恒存在奠定了基礎,大學的存在與可持續發展在歷史上和現實中始終都保障了人類和社會的全面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因此,在人們的心目中,大學教育已成為社會全體成員個性意識的自覺覺醒,精神追求與享受的理想家園,始終是人類文明與社會發展的綜合性標志,代表著人類對真、善、美的理想追求以及以此為基礎謀求文化與社會向上發展的最高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