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撰述《史記》之時,文、史、哲仍處于混沌不分的狀態,“文的自覺”的時代還沒有來臨。然而時代的局限似乎并沒有妨礙司馬遷成為一代文學巨匠,以至于古往今來的中國古代小說家(尤其是歷史小說家)不能不視《史記》為取經的圣地。托爾斯泰說:“沒有虛構,就不能進行寫作。整個文學都是虛構出來的。”①故而研究《史記》的文學性,就應該考察《史記》的虛構問題,由此或許能夠接近《史記》藝術的本質特征。實際上,虛構已經成為研究歷史敘述者所無法繞行的高山。這也可以解釋何以在歷史小說研究領域,虛實問題會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大焦點。

一《史記》不像一般小說那樣可以任意虛構,因為它首先是一部歷史著作,應責無旁貸地對歷史演變的軌跡以及歷史人物的事跡加以真實記錄,否則既會愧對像齊太史兄弟那樣的不惜以生命和鮮血維護歷史真實的前代史家,也會招致后人以“曲筆”相評的指責。司馬遷的光榮在于,來自于這兩方面的遺憾均與他絕緣,從而令人欣羨地贏得了“實錄”的桂冠。《漢書•司馬遷傳》曰: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由此可知劉向、揚雄等漢代學者的史學“實錄”觀包含以下兩層含義,一層是指史家須對史料下一番去偽存真的考辨功夫,做到“事核”;另一層是指史家要遵循求真原則,準確記錄歷史事件,做到“文直”。“文直”與“事核”導引史家進入“不虛美、不隱惡”的境界。以這一“實錄”觀衡量《史記》,便知漢代學者對司馬遷的評價是發自肺腑的。《史記》內容的可信性,已被不斷出土的地下文物所證實,比如殷墟甲骨卜辭的發現,就證明《史記》對商代世系的記載是大體可信的。然而,在贊賞《史記》“實錄”品格的同時,也需指出一個毋庸回避的事實:即《史記》存有不少刻意違逆史實的文字,韓兆琦先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曾將其大略歸納為以下幾種情形,諸如“為了說道理而顛倒事實的時間順序”,“將一些可有可無、似是而非的人物、事件莊嚴地寫入傳記”,“張揚天道鬼神,故作癡傻,實際是借用這種手段表達自己的某種態度與信念”②等。有意思的是,這些失實的筆墨,并沒有使《史記》失去“實錄”的美名。為什么?筆者以為原因有三:一是《史記》有文獻依據。例如伯夷的確是莫須有人物,但其人其事先秦典籍均有記載;二是《史記》失實之處多屬枝節問題,如對伯?骸⒆勇方峋值拇?淼?其誤謬雖早被研究者指出,但由于所涉及的均非《史記》的主要人物,故而給人以白璧微瑕、無關宏旨之感;三是傳統觀念的庇護。古人囿于科學水平的低下,知識階層迷信鬼神的也不在少數,對《史記》中的神怪內容,盡管有少數學者指瑕,但沒有形成群起而攻之的現象。這一切,使《史記》兩千多年來得以一直保有其“實錄”的美名。

當然,絕對的“實錄”著作,從來就不曾有過。錢鐘書先生在《宋詩選注》香港版的“前言”里指出:“歷史的進程里,過去支配著現在,而歷史的寫作里,現在支配著過去。”③故而任何歷史著作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作者及其所處時代的烙印。從這個意義上說,《史記》當然不可能是絕對的“實錄”,更何況它還存有上述種種失實之處。值得深思的是,古今研究者所舉出的《史記》“非實錄”筆墨之例證,如洪邁《夷堅志•自序》所舉秦穆公、趙簡子、長陵神君、圯下黃石等事,錢鐘書先生《管錐編》所舉劉媼交龍、武安謝鬼④,以及韓兆琦先生所舉伯夷、伯?旱娶?竟往往不屬于《史記》文學傳記中旋律最為動聽的樂章。也就是說,這些筆墨與傳統小說理論中的“虛”的概念貼得最近,其文學色彩理應最為濃郁,理應最能展現《史記》的文學魅力。可實際情形卻并非如此。這一尷尬同樣出現在對《左傳》等先秦史著之虛實特征的研究上。

朱熹認為“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事”,錢玄同、顧頡剛等則進而將《左傳》歸入《三國演義》等歷史小說一類。⑥支撐他們觀點的,便是《左傳》中的非信史文字。前人于此多有考論。傅修延將之概括為如下兩種情形:其一為“喜語神異”,“左氏記述的神異包括卜筮、災祥、鬼怪、報應、夢兆等”;其二為“記述無憑”,“經不住認真的推敲與追究。”⑦《左傳》第一種情形的文字,與《史記》中的神鬼故事一起,均構成后世志怪小說的濫觴,在小說史上自然具有非同小可的意義。不過,這些鬼怪故事絕非《左》、《史》最出彩的敘事片斷。再看《左傳》第二種情形文字,則可以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即古今學者所舉之例證竟是如此的貧乏,僅限于少數幾則,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與母親逃隱前的對話,宣公二年??自殺前的自語等。其中后一事例,吸引了眾多研究者的目光。《左傳》記述該事曰:宣子驟諫,公患之,使??賊之。晨往,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紀昀質疑道:“??槐下之詞,……誰聞之歟?”(《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一)李元度亦云:“又誰聞而誰述之耶?”(《天岳山房文鈔》卷一《??論》)面對他們的質疑,《左傳》作者必當無言以對。的確,??自殺前身邊沒有旁人,其自語自然無人知曉,況且他自語后隨即“觸槐而死”,沒有將其自語轉述他人的些微可能。這段文字純屬虛構,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事實。不過,類似這樣的“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⑧而無所依憑的事例,在《左傳》中畢竟為例不多,更何況它們同樣也不是書中最出彩的文字。以傳統虛構的概念衡量《左》、《史》,竟會身陷如下怪圈:本意是想由此擁抱這兩部書的文學精華,但沒料到抓住的卻并不是想象中的瑰寶。問題出在哪兒呢?

二敘寫同樣一段歷史,不同作者的筆下會出現不同面目的作品。比如同樣寫西漢史,司馬遷的《史記》與蔡東藩的《前漢演義》,便給人以天上人間的不同藝術感覺。前賢多指出《前漢演義》藝術遜色的原因之一是太計較史實的真偽⑨。蔡東藩本人在歷史小說能否虛構的問題上所發表的見解,也堅定了人們的這種評價。他曾多次憤憤然地指責歷史小說的虛構現象,如對唐史小說的批評:“徐懋功未作軍師,李藥師何來仙術。羅藝叛死,烏有子孫。叔寶揚名,未及子女。唐玄奘取經西竺,寧惹妖魔……”(《唐史通俗演義》自序)又如對宋史小說“荒唐者多,確鑿者少”的批評:“龍虎爭斗,并無其事;貍貓換主,尤屬子虛。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羨。龐籍非懷奸之相,毀出不經。岳氏后人,不聞朝中選帥。金邦太子,曷嘗胯下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