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命題，受近年文藝學研究中“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的研究路向啟示，這方面代表性的文獻如殷國明《20世紀中西文藝理論交流史論》，張進《中國20世紀翻譯文論史綱》，羅鋼《歷史匯流中的抉擇：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家與西方文學理論》，陳厚誠、王寧《西方當代文學批評在中國》等。這類研究表明，百年來我國學者對西方現代文學理論不同流派的不斷譯介、引進，并非如習見認為是移植照搬、“拿來”，而是依據本土文化資源與現實狀況，在具體的思想文化、理論實踐中，往往存在著諸多的選擇與變形處理。

如羅鋼分析郭沫若前期文藝思想與西方浪漫主義的關系，指出其泛神論思想等與康德、斯賓諾莎思想的聯系及區別，從而說明郭沫若在接受浪漫主義影響時作出了自己的選擇與變形。羅鋼認為，研究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就是認識把握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創造性轉化問題。“西方理論在中國”的命題，實際上是一種“元命題”。而“現代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即指現代的文學理論教程，20世紀初經由日本進入我國，百多年來經歷民國、新中國的不同歷史階段，在傳統文論、馬列文論、西方文論三者組成的矛盾運動過程中，幾代中國學者走出了一條進行文論體系建構的探索之路。本文擬在“現代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的視域下，討論、考察2002年以來國內陸續出版的幾本探索性的文學理論教程，主要如南帆的《文學理論新讀本》、陶東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王一川的《文學理論》等。這些教程，有學者概括為“后現代語境下的文學理論教材”（方克強“后現代語境下的新世紀文學理論教材”《文藝理論研究》）。

在進入本文論題之前，對現代文學理論教程的發生、發展，做一番簡要的歷史回顧與梳理，是殊為必要的。現代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實際上是中國自先秦兩漢以來兩千多年的傳統文藝理論教育，在晚清民國之際“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大背景下，和社會文化諸多領域一樣，發生現代轉型的結果。中國的文藝理論原本沒有教程，依托于經史子集諸多著作，靠士人舉子、官宦等，以之指導、評價當時的文藝現象和文藝活動。20世紀初廢八股、廢科舉后，經史著作不為所重，中國傳統文藝理論益遭冷落。至此，在古代的辟雍、泮宮、庠、序、學校和后來的書院、私塾中，承傳數千年的自《尚書》《周易》《周禮》《詩經》《春秋》以降的古老文論教育傳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型與嬗變。要言之，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傳承，是通過特殊的、不同于現代意義上的教育的傳遞方式。中國古代有文藝理論教育，但不是獨立的專門的文藝理論課程的教育，而是附麗于其他的社會文化活動方式。中國古代有文藝理論著作，但不是作為講授的教程，不是作為教程編撰的。

現代的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的開端、形成，應與西方現代文藝學、中國現代文藝學的起源、發生做一定的辨析區分，以進一步明晰認識。現代的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的發生，則與現代學科教育制度在中國的扎根與建立直接相關。1895年甲午海戰的失敗，進一步逼使當時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與朝廷共同發動了戊戌變法，最終歸于失敗，但變法期間建立的京師大學堂等保留下來。京師大學堂的建立，標志著中國現代教育的確立，施行現代學科教育，當時還兼有國家的教育管理職能。以此為開端，1905年廢除科舉后，現代所謂“新學堂”的大量中學、大學，便首先在我國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漢以及江浙等先進地區，如雨后春筍般的先后建立起來了。這些學校，不同于傳統的書院私塾，教授現代教育要求的各門學科課程，這直接催生了編撰現代學科教程（包括文學理論教程）的需要。民國前后現代教育制度、新學堂的建立情況，美國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葉文心在其研究專書中有周詳的介紹與探討。自1914年姚永樸在北京大學編撰《文學研究法》以來，隨著新式教育的發展，大批的西方文論教程開始被翻譯介紹進來，本土文學理論教程的編撰也逐漸興盛起來。在民國時期，主要有三類。最早受“中體西用”等保守思想的影響，出現了一些以中國傳統文論為內容，適當借鑒西方現代文論體系的體例框架的教程，嘗試建立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此后，一些學者奉西方文學觀念如情感論等為圭臬，移植理論體系、范疇原理等；三十年代后，受“革命文學”興盛影響，出現無產階級模式的教程，倡揚無產階級政治功利的文學觀，開始以意識形態、現實主義、典型等為核心范疇。民國時期的文論教程，政府沒有統一的規劃要求，故總體體現了個人著述、民間話語的特點。

新中國建立，50年代到1958年以前，應大一統意識形態的要求，教育部編寫全國高校統編教材的精神，模仿蘇式文論，一些學者嘗試編撰新中國的文學理論教程。1958年中蘇交惡“，大躍進”運動開始，新民歌運動興起，文學理論也強調要自力更生。當時極“左”思潮日益擴大，隨著學生編教材的熱潮，毛澤東的《講話》被直接作為教程內容。到了1962年左右，在總結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專家學者編寫了兩本文學理論教程，即以群《文學的基本原理》、蔡儀《文學概論》“。文革”時期，百業荒廢、文苑凋零，文學理論教程也少有進展。新時期以來，改革開放、思想解放運動，使文化領域展現了豐富活躍的發展形勢，文學理論教程的編撰日益多元活躍。

以“審美論”為發展契機，出現了一批反思、探索性的教程。到上世紀90年代，童慶炳以“審美意識形態論”為文藝學第一原理的《文學理論教程》，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前面對“現代文學理論教程在中國”的發展軌跡，作了一番簡要的勾勒。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日益深入，消費主義、大眾文化興起。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后現代主義思潮日益占領潮頭，強烈影響著文學研究者。如前所述，2002年以來陸續出版了一批思想基礎、理論面貌與前迥異的文學理論教程。指導思想，是一定理論體系的根本基礎。歷史地看，有什么樣的思想基礎，就有什么樣的體系構成、問題域、體例框架等。這方面，近年來有研究者作了專門的“文學理論的提問方式研究”博士論文，很富于啟發性。新世紀出版的幾本新著，是新中國文學理論知識體系建構的突出重圍之作。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童著《文學理論教程》，雖然有很多突破與創新之處，但其基本文學觀念終究未脫“意識形態”的框架，雖然童先生曾強調他的觀念核心是審美，意識形態只是一種功能性借用。另外，《文學理論教程》本質論的體系與各分論來源駁雜背景相異的理論內容之間，也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與矛盾，難以形成理想的通約性與整體性。這些現象都表明了童著《文學理論教程》的過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