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西方的民主政治被移植到中國實行，中國政治出現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政黨紛紛出現，數至幾百;臨時參議院內幾大政黨對峙;數目很多的小政團逐漸結合，成為幾個大黨;正式國會選舉，各政黨的激烈競爭;國會內的辯駁爭執等等，引發了中國歷史上政黨政治活動的第一個高潮［1］。同以后的政黨活動相比，它的特殊之處并不在于是第一次，而首先是在于其中頗有些結社自由、合法反對、公平競爭之色彩，其外在形式很有些接近于西方式的競爭性政黨政治模式。民初政黨政治最終以悲劇性的失敗結束，令人惋惜，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對我國后來的政治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民初的政黨政治以其“紛繁復雜”、“曇花一現”而為史學界所關注。目前國內學術界關于民初政黨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民初政黨政治特色的成因;二是關于民初政黨政治中的主角;三是關于民初政黨政治的評價。民初政黨政治所表現出的多黨林立、分合無常等特色，除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歷史原因外，還有中國人對政黨功能認識上的誤差;而充當民初政黨政治主角的不只是革命民主派的政黨，還有立憲派的政黨和買辦官僚軍閥的政黨，這樣才是完整意義的“民初政黨”;民初政黨政治有積極的意義，尤其是使中國民眾初步了解了何為政黨和政黨政治等問題;民初政黨政治失敗是多種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組黨參政，政黨林立，為民初政局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新現象。它集中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對參與或獲得政權的追求與向往。同時表明在辛亥革命風暴的洗禮下，人們民主熱情的普遍高漲，參政意識的顯著增強和共和觀念的進一步加深。從根本上說，這是新舊時代交替的產物，是新形勢下的各階級、各階層通過政黨活動和政治角逐實現自身利益的需要。民初政黨政治雖然最終失敗，但它第一次在中國大眾面前展示了政黨在政治生活中的力量，特別是當時的輿論界關于政黨問題的討論、辯論，使不少人對于近代政黨的涵義、功能、制度等理論問題有了全新的認識。而從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段，我們可以看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文化。

一、全新的政治模式

第一，民初政黨政治的肇興。皇權專制時代，政黨不允許存在，即使到了“預備立憲”的清末，凡與政治及公共事務有關的結社集會，同樣也不可以“照常設立”。武昌起義的槍聲，換來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春天，隨著皇冠的落地，從未松懈的黨禁驟然間被拋到了九霄云外。人們渴望民主、進步，被壓抑了多年的政治熱情一下子噴涌而出。如何民主進步，最簡捷的方法就是學習與模仿西方。尤其是取得了一定經濟基礎的資產階級和一般市民要求參政議政，迫不及待通過政黨政治獲得自己的政治保護與政治權力。因此，民初政黨政治的取向與實踐，是來自于社會的公共需求，來自民眾的內心動力，它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一種政治時尚。當然這一切，即民主與有序，也與當權者的默認與認同有關。1912到1913年是中國政黨政治的鼎盛時期。這主要表現在:一是組黨合法。《臨時約法》雖然沒有關于政黨的條例，但明確規定人民“集會、結社之自由”，這就為政黨的組建、活動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保護。二是政黨林立，名數繁多，空前絕后。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集會結社，猶如瘋狂，而政黨之名，如春草怒生”，據張玉法教授統計，從1912年1月到1914年1月國會解散，宣布成立的黨團就達682個，其中進行過一定政治活動的有312個。其中僅僅上海一地，自1911年11月至1912年7月，半年時間先后或主要活動在上海的黨團就有56個，除了同盟會、光復會、國民協會、中國社會黨等，其中絕大多數是新成立的。三是各黨可以公開地批評時政，而且可以競爭參政，甚至組成政黨內閣。顯然，政黨組織在民初政治中扮演著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

第二，民初政黨政治特色的成因。民初政黨政治的鼎盛，當然與各階層尤其是資產階級急迫參政欲望有關，與人們議政參政的意識有關，與民主氛圍有關，與政治寬松有關，其中也與革命領袖和首任臨時大總統的倡導有關。孫中山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不斷學習世界上最先進的東西，并能消化吸收，這其中就包括西方的政黨政治制度。民初各種政治勢力紛紛以政黨形式展開公開競爭，組黨參政，介入政壇，但其中實力、規模、性質、影響甚至目的迥然相異，相差甚遠。有的只有十幾人、數百人，有的多達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有的毫無權力背景，勢單力薄，僅僅能在某一區域內活動;有的實力雄厚，聲勢顯赫，不僅在各省有分支機構，甚至在海外也有很多黨員，而且還與政府關系密切，擁有多名內閣成員和都督。有的只求在議會中有一席之地，或者只是想擴大一下影響，如中華工黨、公民急進黨等;有的實力雄厚，影響廣泛，力爭成為第一大黨，問鼎權柄，如共和黨、國民黨等。南京臨時政府實際上是同盟會內閣，革命黨人為首的聯合政府，掌握實權的各部次長僅湯鄉銘一人并非同盟會成員。北京政府也具有政黨背景，袁世凱同樣利用政黨，先是支持和借助共和黨，推行“國家主義”，后來授意成立進步黨，以同國民黨對抗。

二、一種嶄新的文化現象

第一，傳統中國，只有朋黨，沒有政黨。如唐代牛李黨之爭，明代東林復社。關于政黨與朋黨的區別，梁啟超認為:“政黨者，以國家之目的而結合也;朋黨者，以個人之目的而結合者也。”這一解釋雖然道出了其中的差別，但還是未能闡明政黨的性質。在西方辭書論著中，對于政黨有過各種各樣的解釋，下過各種各樣的定義。《大百科全書》曰:“政黨，是為爭取選民投票支持它所提名的候選人而高度組織起來的集中統一的團體。”法國學者博雷拉在《今日法國》一書中認為，政黨應該是由男女組成的集團，表達他們共同的意志與行動，這個集團必須提出一定的治理國家的建議，其宗旨在于取得政權和行使權力。還有人認為政黨是一部分國民為實現一定的政見而自由結合的永久性團體等。這些解釋側重點各不相同，各有合理的成分，但都是從形式上對政黨的活動和形象作了描述，而未能揭示出政黨的本質特點。我們認為，政黨是代表某一階級、階層或者集團并為維護其共同利益而斗爭的秘密的政治組織，是社會經濟和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特殊的政治歷史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