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今新的國際、國內局勢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文件中反復提到，充分發揮各民主黨派和統一戰線的作用，提高黨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相對于內容導向的目標實現和自身能力的提高，作為主體的人和組織等維系轉換的交往行為理念彰顯著在當代語境下的“主體向度”的作用。執政黨在加強自身執政能力建設與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必須依賴于客體化了的具有主體功能的各民主黨派的支持和認同。同樣，參政黨要想獲得成長的空間，圍繞這些任務的實現，必須給予自己準確的主體性定位，加強自身建設同樣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認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和長期以來確立并貫徹執行的“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黨際合作的十六字方針，為參政黨的建設和發展，以及在現實社會中發揮作用提供了政策的引導。這一致力于“主體間性”的制度安排，體現了在新時期強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矛盾運動的客觀基礎上，注重突出人、組織等的和解行為，以及參政黨和執政黨之間相互承認和寬容的主體通性，并在共識基礎上的協調合作行動，以實現社會發展的目標和社會和諧的愿望。立足于此，各參政黨要加強自身建設，必須真正明確和強化與中國共產黨三個方面的相互依賴關系，進行自身的策略和適當性行為選擇從而為和諧社會的實現發揮自身的作用。

一結構性依賴

任何活動都是在系統中進行，結構功能主義認為，所有功能的發揮都需要相應的結構保障，結構決定功能。我國在憲法層面上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這為兩者的合作在憲政層面提供了公共理性空間和適宜有序的公共選擇機制，但在實際的操作層面上，我們更多地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作用的顯性狀態，參政黨的自主功能相對來說過于弱化，或者處于隱性狀態(民眾了解甚少)。特別是在新的形勢下，參政黨能否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有利于國家建設的主張，以及在信息經濟時代和公民社會中，多大廣度和深度上吸納民意，反饋民意，需要在結構上進行相應的調整，以使其真正為和諧社會的構建發揮作用。現實中，人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在系統上能夠再構造的規范結構的發展模式，特別是用語言建立起來的相互了解的主體通性，預示著類的歷史更新，類的歷史更新才使社會文化學習的層面有了可能，從這個層面上，社會再生產和社會成員的社會化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取決于同樣的結構［1］。為此，我們應加強政黨政治的民主化建設。這種結構性依賴關系需要從三個方面來理解和把握。

1．就體制內而言，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應進行細分。首先，就他們的地位而言，在決策方面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執行方面是主導和輔助的關系;監督方面是相互監督的關系。其次，就具體行政事務而言，在決策方面是平等協商下的競爭性方案妥協權衡折中的結果;執行方面是分工合作的關系;監督方面，隨著具體事務的分工不同，監督的主客體是不斷變化的。

2．就體制外而言，參政黨和中國共產黨應保持一致性。一致性一方面體現為共識性的意義符號框架，世界觀可以產生一種統一性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反對認識上的分歧，而且反對社會的非一體化;另一方面表現為規范性的制度建構，制度化意味著共識行動的建立，共識行動建立在主體通性所承認的公認的要求上。在世界觀、道德觀念和同一性形態中表現出來的，在社會運動中實際起作用的并且在制度系統中得到體現的合理性機構就獲得理論戰略上的重要位置［2］。對于全國各民族來說，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都處于導航者的位置，處于國家政治中心位置，其思想、政策、方針、路線的一致性才能更好地引導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發揮更大的積極性、創造性，爭取早日實現社會主義偉大奮斗目標。

3．就體制內外的銜接而言，參政黨起著橋梁樞紐轉換的作用。處于減少外部合作的障礙和爭取外部支持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戰略作用，按照哈伯特的“三C理論”，即配合(cooperation，利用資源幫助其他機構)、協調(coordinating，組織并整合資源以便更有效地實現多邊目標)和合作(collaborating，綜合利用資源以解決那些沒有明確由誰負責的問題)，建立廣泛的伙伴關系，促使功能的發揮［3］。參政黨主要表現為對外而言，是宣傳指導思想，進行政治社會化;對內而言，是反饋情報，分析整合民意，提供決策的參謀咨詢的作用;同時，也具有提供協調，化解沖突，擴大共識的作用。這種結構性依賴關系表明我們需要加強政黨政治的民主化建設，以保持參政黨的相對獨立性，才能使其以旁觀者清的視角審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才能看到執政黨自身所看不到的東西，也只有保持一定的獨立性，才能使統戰工作更有說服力、可信力和號召力，以更好地監督執政黨的工作。這種獨立性可以顯示為就純公共事務關注的獨立性，是就政策動議而言的，不受政治和行政影響，而且這種獨立性也可以向社會暗示一種變革，一種治理的方式轉變，一種理論的重大創新，一種任務的共同完成［4］。參政黨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可以在全球化、信息經濟時代與中國共產黨共擔風險，在公民社會中接近并了解民眾，增加民眾對執政黨的支持，擴大社會共識，以便以統一的步伐行動。

但是，這種獨立性是相對的，具體表現為:第一，必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參政黨。在國家的大政方針上以平等的姿態獻計獻策，而在決策的定奪上取決于執政黨，同時在政策的具體執行上，執政黨處于領導地位，民主黨派處于協同合作執行的地位。第二，是憲法框架下的參政黨。中國共產黨和參政黨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并在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下行使權利和執行義務。第三，是重大任務下的參政黨。中華民族的振興，以及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是包括統一戰線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任務，更何況兩者在任務面前處于導航者的位置。第四，是人民群眾的參政黨。在民主化時代的社會里，公民的自主訴求必然要求參政黨反映民聲，體現民意，必須將社會分層納入參政工作的視野就是民主黨派的中心任務之一。參政黨的相對獨立性，就要求我們在政黨政治的民主化以及執政黨和參政黨的建設上下工夫。筆者認為，應就各民主黨派新形勢下有自己的認同綱領以吸納民意進行協商;民主黨派的實體規模應該在什么狀態下既有利于執政黨的領導，又有利于聽取民意進行探討;民主黨派的各種團體就其新的背景下的成立原因、運作資金來源、法律組織形式、內部治理結構、責任機制以及與上級主管部門的關系進行規劃;在現有政治體制下，各民主黨派以什么樣的依賴和什么樣的程序運作下，參政議政才能體現公平、公正，以真正反映民意民聲?新的背景下，民主黨派只有在結構上解決了高層治理、控制環境和一定的管理自主權后［5］，才能發揮自己的自覺主動功能，為執政黨獻計獻策，提供優化措施，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得以提高，也可以充分調動統戰工作的積極性，從而更好地實現和諧社會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