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自然災害頻發，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危害。根據有關資料的統計，在1912－1948年的37年期間，各類災害總計造成16698個縣次受災，即平均每年有451個縣次受到災害的侵擾。按照民國時期的行政區劃，全國共有縣級行政區劃2000個左右，平均每年都有1/4的土地處于災害的蹂躪之下。在災害頻發的年份，全國竟有一半的國土籠罩在災害的陰影下，如1928年有1029個縣次受災，1929年有1051個縣次受災。災害的種類繁多，既有水災、旱災、風災、雹災等各種氣象災害，還有地震、泥石流等地質災害;既有蝗災、螟害、鼠災、瘟疫等生物微生物災害，也有土地的沙漠化、鹽堿化等災害，并且這些災害大多并不是以單一的形式出現，常常是禍不單行、連續不斷或交相發生。在所有的災害中，最為嚴重的是水災，在37年期間全國共有7408個縣次受災，年均200個縣次;其次是旱災，共有5935個縣次受災，年均161個縣次;排在第三位的是蝗災，共有1719個縣次受災。［1］35－37不僅僅是頻仍的自然災害，同時還夾雜著人禍的因素，致使災荒愈演愈烈。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對于災荒形成的原因做過精辟的論述，他認為饑荒意味著饑餓，反之則不然。饑餓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夠的食物，而非現實世界中不存在足夠的食物。“雖然饑荒總是包含著饑餓的嚴重蔓延，但是，我們卻沒有理由認為，它會影響到遭受饑荒國家中的所有階層。事實上，至今還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在某一次饑荒中，一個國家的所有社會階層都遭受了饑餓。這是因為，不同社會階層對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總量短缺只不過使各階層對食物控制能力差異明顯地暴露出來而已。”［2］58－59這就說明災荒現象的出現不是糧食供給不足，而是取決于不同階層的人們對糧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這種能力表現為社會中的權利關系，而權利關系又決定于法律、經濟、政治等的社會特性。具體分析民國時期災荒形成的原因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其中涉及政治不清、軍閥混戰、兵匪橫行、水利失修、民智低下、囤積居奇等各個方面，也與救濟過程中的漠視民命、賑災不力、貪污腐化等因素有很大關系。

一、橫征暴斂、苛捐雜稅繁重

“苛政猛于虎”，國民政府的橫征暴斂、苛捐雜稅繁重，導致大批農民破產。范長江就描寫了一些地方官員在災情嚴重之際“救災不忘收稅”，把它奉為政治格言。國民黨政府沿襲了北洋軍閥的預征制度，預征的年限少則一年，有的竟長達三四十年，比如樂至縣在1936年已經開始預征1978、1979年這兩年的欠糧。“民國才二十六年，而在二十四年時，已收到民國六十八年。錢糧歲數大過實際民國歲數約三倍之多，這是四川政治的奇跡之一。而尤其的，是此種預征錢糧，二十四年已明令豁免，到二十六年災荒如此嚴重期中，反而強收舊欠。民間無力，往往因三五元之欠數，動輒被關押，押后不給伙食，要自備食費，勒索至每日五角至一元之多，這比入監獄還低一等，因為在監獄中還有人給飯吃。”［3］542一些國民黨軍閥巧立名目，加收各種苛捐雜稅。廣東軍閥陳濟棠統治的潮梅地區，“稅捐的名目特別多，鄉村的房子要抽稅，吃點心也要抽稅，鄉村游神要抽稅，婦女正月探親也要抽很重的捐，大大小小差不多幾百種。”［4］難怪人們要驚呼“民國萬稅”了，這些“賦稅的名字絕頂的聰明人也記不完”，農民即使遇上豐年到頭來也一無所有。程率真的詩歌《收獲》就反映了農民在豐年也一無所獲、瀕臨破產的悲慘命運。“完了糧銀，出了捐款，賦稅的名字絕頂的聰明人也記不完;地主和債主再要去一半，農人的手中已經沒有一文錢。沒奈何，只好去推推擔擔，在肩膀頭上磨下幾文血汗錢;就這樣養活兒女，一步步向前，請看那饑餓的臉，灰暗里永籠罩著一個悲慘!不要說這收獲時期的可喜，如今再也找不到農人的笑顏。”［5］

二、軍閥割據，政治窳敗

民國時期軍閥割據與政治窳敗，導致了災民遍地。馬羅立在《饑荒的中國》中對于1925年四川發生的饑荒作過如下描述:“在一九二五年里，中國中部，發生過一次饑荒;講到那次饑荒，貴州和四川兩省底啟釁，也是其所以發生的原因之一。貴州底軍隊，起初侵入四川底南部，但一經開戰后，重被驅逐出來。當這支軍隊潰退的時候，將凡是宜于負重的牲畜，一概滿載著谷粒，攜帶出境。驅逐鄰軍出境的四川軍隊，因為一路上所獲給養過少，于是逞其戰勝余威，立即將該地被搶剩的食糧，全部提去，忍使那班和兩方軍事當局毫無關系的無告良民，慘受饑荒底侵迫。”［6］101軍閥割據致使政令不暢，導致救災物資無法運輸到災區。1929年西北大旱時，“積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貸的人和地主，他們由武裝警衛保護著，大發橫財。令人吃驚的是，就在這些城市里，官員們還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成千上萬噸小麥和小米無法運給災民，因為西北的一些軍閥扣留了他們的全部鐵路車皮、不放一節往東駛去，而國民黨的一些將領則不讓車皮西去，因為他們擔心車皮會被對方扣留。”［7］39特別是陜西地區的軍閥為了自身利益，鼓勵當地農民大量種植鴉片，結果災荒來臨時全省竟無多余的糧食可調劑。面對陜甘大旱，張恨水對災荒下兵匪為害百姓的行為作了形象的揭露。“平民司令把頭抬，要救蒼生口號哀;只是兵多還要餉，賣兒錢也送些來。越是兇年土匪多，縣城變作殺人窩!紅睛惡犬如豺虎，人腿銜來滿地拖!平涼軍向隴南行，為救災民轉弄兵;兵去匪來屠不盡，一城老婦剩三人!”［8］1四川軍閥在災情嚴重的情況下還強派鴉片與強驗地契。

這些鴉片煙款只能從那些善良的并不吸食鴉片的人民身上來收取，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負擔。“收繳煙款之多少，為地方官吏成績好壞之考勤標準，逼使地方官吏為自身計，便不顧人民死活。其銷煙不力者，則記過等處分隨之而來，在急如星火之催款令下，各級地方機關均皆為此而奔忙。”在災情嚴重的情形下驗換地契，收取驗契費，給民眾又帶來一大負擔。“彼等已食樹皮泥土，試問有何力量可以納此重捐?政府催逼驗契，農民有將地契奉送催款人者，更有趁此機會故意犯法者，他們希望被拘入獄，以求得囚糧一飽。”［3］558－559軍閥之間的混戰導致了水利設施年久失修，有的甚至遭到人為的嚴重破壞，對水旱災害起不到應有的調節功能，加大了災荒發生的機率。1924年，吳佩孚把保護黃河大堤的柳樹砍伐賣掉，籌集軍費500余萬元，對黃河沿岸人民的生命安全視而不見。［9］30年代初，蔣介石曾將武漢用于修筑堤防的數千萬之積存金全部挪用軍費，對全國發生的大洪水置若罔聞。［10］1933年5月，四川軍閥劉文輝以水代兵將灌縣都江堰掘毀，使內江之水涌入外江，致使川西36縣良田非涸即澇，不能耕種。［11］更為悲慘的是1938年，蔣介石為了阻止日本人的進攻，實施以水代兵的戰略部署，悍然下令讓部隊扒開黃河花園口大堤，“泛區人民因事前毫無聞知，猝不及備，堤防驟潰，洪流踵至，一瀉千里，席卷而下，人畜無由逃避，盡逐波臣;財物田廬，悉付流水。當時澎湃動地，呼號震天，其悲駭慘痛之狀，實有未忍溯想。聞多攀樹登屋，浮木乘舟，以僥幸不死，因而僅保余生……輾轉外徒者，又以饑餒煎迫，疾病侵尋，往往橫尸道路，填委溝壑，為數不知凡幾。幸而勉強逃出，得達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艱辛倍歷，不為溺鬼，盡成流民。”［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