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貴州地域文化，研究者從不同角度發掘其特色，有人認為，貴州文化的主體特征是山地文化，也有人認為是民族文化，還有人認為是高原文化或森林文化。更多的研究者則認為貴州文化是一個多元、多樣、多層次“多元一體”的文化系統。史繼忠認為，“從總體上看，貴州地域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系統，它包括若干民族文化的子系統和區域文化的子系統，并在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復雜的文化現象。在貴州文化構成中，漢文化固然占著主導地位，但它不是純粹的漢文化，而是夾雜著大量的少數民族文化存在，而且少數民族文化也并非一種，而是分屬苗瑤、百越、氐羌和濮僚文化體系，并演化出多種民族文化，如苗文化、布依文化、侗文化、水族文化、彝文化、土家文化等等”。［1］146

從地理位置來看，貴州又是典型的內陸省份，深受周邊文化影響。在貴州，黔北一帶明顯屬于巴蜀文化的范圍，黔東一帶頗受荊楚文化的影響，黔南及黔西南與兩粵文化多有共同之處，而黔西北和黔西南的某些地區又近乎滇文化。事實上，用“多元性”來概括貴州文化當然說得通，因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多元化的特征，只是貴州地域文化的多元性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它的“多元”，既是指文化來源的多源性，也是指“多來源”文化的共存。正因為存在著“多來源”文化的共存，各種文化的交流、融合過程固然有跡可循，但呈現更多的是多種文化的“共生共榮”。所謂“共生共榮”指的就是多樣的文化至今仍然活著，它們各自以其傳統為母本為根基，又吸收其他文化而向前發展，在“一體”中各顯個性。這說明貴州地域文化是一種文化寬容的產物，各種文化都表現出生命的活力，也不排斥其他文化的生長，各顯其長，相得益彰，呈現出五彩繽紛的局面。“多元一體”在貴州這個特定環境中，以“多元”體現文化內涵的豐富多樣，以“一體”體現各種文化共處一地的和諧與協調。貴州文化從古至今始終保持著文化的共榮共生，給這里的各種文化提供了生存的條件和權利，提供了自由發展的空間，彼此獨立又相互依存(雖然也相互制約不能讓某一文化獲得長足發展而最終成為一統天下的文化權威)，所以各種文化現象都得以延續下來。在這里，傳播與傳承保持著相對的平衡，各種文化之間也維系著某種均勢。盡管漢文化逐漸成為主流，但持續的時間不過五六百年，強度也遠不如中原或江南地區。因此，相對傳統主流文化，貴州地域文化更帶有邊緣文化的特征;而作為由不同的行政區劃切割拼合而成的省份，幾種地域文化在貴州交匯，因其皆成弱化狀態，而且又繼續受到四周文化的影響，因而這些文化并未融為一體，仍帶有區域文化的特征，只不過范圍大小有所伸縮，在貴州境內有所交融而已。更有在其他區域已無跡可尋的“文化孤島”現象的遺存，許多在中原早已失傳的文化卻至今仍在這里保存完好，而且始終充滿生機，例如屯堡文化。

由此，我們說多元、多樣、多層次構成貴州地域文化的總體特征是不錯的了，而貴州地域文化與貴州現代文學的發生也由此說開去。關于地域文化與地域文學，一個最經典的表述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它表明，真正深刻開拓的地域特征中必能找到人性內在的相通處;地域文化、地域文學中體現出的主體性創造，必能續人類精神之火，成為世界精神財富的一部分。由是，我們擇取貴州地域文化不同層面的文化特征，追尋貴州現代文學發生期的縷縷回響。文化特征其一:山地文化“天下之山，萃于云貴;連亙萬里，際天無極。”

這是王陽明在《重修月潭寺公館記》中的一段話，用來形容貴州的地理特征和山勢磅礴最恰當不過了。貴州省境內山地和丘陵的面積占總面積的93%，平地只占7%，且出露的石灰巖面積占74%，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開門見山”的地方。張曉松在《山骨印記———貴州文化論》中提到:“在貴州，人類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一切物質資源、生產生活條件，都是由這個山地所提供的，這是貴州文化生成的根本和基礎，是貴州人賴以生存的物質依托，山與貴州實在是有著至關重要的生命聯系。”山地文化是貴州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斯圖爾德指出:“相應的環境特征由文化決定。較簡單的文化比發達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環境制約。”［2］12長時期處于落后生產方式狀態下的貴州人衣食住行都離不開山。他們出行、勞作得翻山越嶺，得靠打獵、刀耕火種獲取食物;住“干欄”式房屋或石頭屋;甚至死后也安葬在石棺中。自然環境的惡劣，導致生產力水平低下。低水平的物質生產又適應了簡單的文化形態，造成超穩定形態的文化結構和“內循環”的文化發展，由是，“貴州人的文化性格就表現出鮮明的二重性:一方面，惡劣的自然環境使貴州人任勞任怨、吃苦耐勞、耿直無華、個性倔強;另一方面，山高路險的封閉環境又使得貴州人不善算計、目光短淺、封閉狹隘、滿足現狀、不求進取、重土少遷，鄉土觀念極重。”［3］20綜上所述，山地文化的特質之一就是封閉性。對于這種封閉性也應一分為二來看待。因為封閉，就使得貴州文化背負傳統因襲的重負少得多，因此又孕育了貴州文化的開放性和兼容性，在與主流文化、周邊文化交流、碰撞中，雖未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但也造就了傳統文化、少數民族文化、外來文化“共生共榮”的局面。諸如:雖然典籍文化相對薄弱，但鄉風民俗文化底蘊深厚;雖然代表漢文化的主流文化逐漸落地生根，但少數民族文化豐富多彩;雖然在對待外來文化上采取深拒固閉的大有人在，但滿懷熱情主動接納外來文化的仁人志士最終“振臂一呼而改天換地”;更遑論封閉的環境也成就了王陽明的“龍場悟道”，他的“致良知”的心學理論正是從貴州走向世界的。

山地文化封閉與開放的二重性是互為消長的，隨著交通的發達、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封閉的因素將逐漸減弱，而開放的特點將日益強化。當晚清以來席卷全國各地的變法維新、倡導自治的圖變之風吹進貴州這封閉已久的“山國”時，貴州人以高昂的開放姿態回應著主潮。早在辛亥革命以前，貴州一些開明人士就已創辦《黔報》、《貴州公報》、《西南日報》、《自治學社雜志》等地方性報刊。1907年“貴州自治學社”成立，該學社提出“以個人自治說為起點，以地方自治說為延長線，以國家自治說為最終面積”的學說主張。辛亥革命期間宣布獨立的“貴州軍政府”稱貴州乃西南之中心，同時也意識到“黔中向名山國，風氣之開，每落人后”這樣的地域特征。有感于此，發生期的貴州現代文學無論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都以“開啟民智”為鮮明目標，雖然成就不大，但甫一發生，就呼應了時代主潮。文化特征其二:世俗文化貴州是個名副其實的“移民省”，不僅漢族主要是移民而來，就連少數民族也如此。漢族自漢、唐以來，就陸續由中原遷入貴州。大量入住，應該是在明、清以后。據史料記載，明清兩代貴州有兩次大的漢族移民高潮，一次是調北征南(即調集大量軍隊平南)，明太祖朱元璋在派兵平定云南后，指令30萬大軍屯戍貴州以防后患;另一次是調北填南(即從內地將破產的流民和平民大批強迫遷移往貴州等地)，清代中葉朝廷征討播州藩司楊應龍后，引入大批漢人在“苗疆”屯田墾殖。［4］38這樣，漢族在其不斷向西南擴散的過程中，不但從鄰近的四川、湖廣移入，也從中原、江南或其他地區來到貴州。而少數民族包括氐羌民族自西而東、苗瑤民族自東而西、百越民族自南而北、元代又從云南遷來蒙古、回、白等民族，也是從四面八方進入貴州。這種移民大遷徙，最終導致傳統文化與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從而基本奠定了貴州文化“多元會合型”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