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后期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向后現代轉型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以圖書館為主要敘述對象或故事發生背景的后現代小說。這批小說從圖書館這樣一個特定的視角敘寫人世百態，立足于批判立場，解構后現代處境下搖搖欲墜的現代性權威，同時也對圖書館這個現代文明的標志性設施進行戲仿、反諷，從而表達出后現代作家對文明轉型時期圖書館的尷尬境遇的嘲諷、反思及其特立獨行的圖書館重構設想。博爾赫斯（JorgesLuisBorges）的《通天塔圖書館》（1941年）、戴衛•洛奇（DavidLodge）的《大英博物館在倒塌》（1965年）、理查德•布羅提根（RichardBrautigan）的《墮胎》（1971年）是這批小說的突出代表。

將上述3部小說聚合到圖書館話題的視閾下就會發現，它們參與了一個基于共同命題的連續思考，即對后現代語境下圖書館的危機敘述及重構設想。《通天塔圖書館》以詼諧、調侃的筆調勾勒了一幅在符號狂歡下的知識迷亂景象，彰顯出一個與宇宙同體、遮蔽人生、導向虛無的荒誕圖書館意象，傳達的是圖書館的本體性危機。《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則以一個圖書館使用者的個體生命的困境為切入點，體察性的沖動、宗教戒律與書齋制度的相互糾結，主人公窘迫處境的現實性生成與荒誕性化解構成了一個極富張力的闡釋空間，在書名的導引下將閱讀指向大英博物館的價值性危機。與前兩者比較，《墮胎》的蘊涵相對單純，塑造了一個特立獨行的“未刊本”圖書館意象，直指現代性圖書館的制度性危機。尤堪玩味的是，布羅提根的這個異想天開的圖書館設計竟然很快在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社會中生根開花，深刻地驗證了后現代文學中的圖書館危機敘述并非文學的虛妄，也決非虛構空間的紙上談兵。

從本體性的虛無與迷亂到價值性的荒誕與倒塌，再及制度性的批判與重構，3位作家圍繞圖書館這個主題完成了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后現代轉型時期圖書館的危機敘事。認真研讀這類小說，對于我們思考后現代語境下圖書館的本體再認識、價值轉型與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的啟示。

1博爾赫斯：文字、圖書及圖書館的本體性追問

博爾赫斯是一位有強烈本體關懷的學者、詩人，他曾任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他的詩歌《天賜的詩》（1955年）以及短篇小說《通天塔圖書館》（1941年）、《神的文字》（1949年）和《沙之書》（1970年）對文字、圖書、圖書館進行了飽含哲思的詩性敘述。博爾赫斯以詩人的心、哲人的思想和語言學家的獨特視角體驗、拷問并解析著文字與圖書、圖書與圖書館、圖書館與人之間的神秘關聯，同時將這一切容納于他的后現代知識情境，是對圖書館本體的天才性勘探。

1.1《神的文字》：“我在說話”與“話在說我”

《神的文字》敘述了一個囚徒的冥想，這個冥想有關文字與解放。文章的主人公是一個被西班牙人囚禁于石牢的印第安土著巫師，他叫齊那坎，連同他一起被囚禁的還有屬于他民族歷史和自然的美洲豹。黑暗的囚室中他回憶起石頭、樹、星辰、山河與帝國的紋理和形式，他堅信那都是“神的話語”。“神預見到天地終極時將會發生許多災難和毀滅，于是他在混沌初開的第一天寫下一句能夠防止不幸的有魔力的句子。他之所以寫下來是為了讓它流傳到最遙遠的后代，不至泯滅”[1]172-176。“在神的語言里，任何一個詞都闡述了一串無窮的事實”[1]172-176，“神說出的任何詞不能次于宇宙，少于時間的總和。這個詞等于一切語言和語言包含的一切，人們狂妄而又貧乏的詞，諸如整體、世界、宇宙等等都是這個詞的影子或表象”[1]172-176。“那是一個由十四組偶然（看來偶然）的字湊成的口訣，我只要大聲念出口訣就無所不能。我只要念出來就能摧毀這座石牢，讓白天進入我的黑夜，我就能返老還童，長生不死，就能讓老虎撕碎阿爾瓦拉多，就能用圣刀刺進西班牙人的胸膛，重建金字塔，重建帝國。四十個字母，十四組字，我，齊那坎，就能統治莫克特蘇馬統治過的國度”[1]172-176。對文字的終極性探詢使他成為一個“見過宇宙、見過宇宙鮮明意圖的人”[1]172-176，卻同時又使他成為一個喪失自我的人。“我知道我永遠念不出這些字，因為我記不起齊那坎了”[1]172-176。文字神奇般的魔力剎那間被消解了，他只能再次成為囚徒，成為歷史磨難的殉道者，“躺在暗地里，讓歲月把我忘記”[1]172-176。撥開《神的文字》玄妙敘述的迷霧，透徹地呈現出博爾赫斯對文字的兩點認識，一是文字闡述了包孕“無窮事實”的宇宙，可以彰顯宇宙的真諦和“鮮明意圖”，因此文字是“神的文字”；二是人在借助文字闡述宇宙的同時又被文字闡述，也就是說，人在憑借文字說話的同時又被話說，“不是我在說話，而是話在說我”[2]。19世紀法國著名詩人、早期象征主義詩歌的卓越代表阿爾蒂爾•蘭波的這句話可作為博爾赫斯文字觀的注腳。在這個“我在說話”與“話在說我”的悖論中，使用文字的人墜入了文字迷宮，喪失了自我，成為文字世界里的“綴網勞蛛”。對渴求解放的齊那坎來說，浩渺無限的文字世界已然成為一個比西班牙人的石牢更加密不透風的囚室。

1.2《沙之書》：解釋的夢魘

《沙之書》敘述的是一本圖書的故事。這是一本無限的圖書，圖書中的一個頁碼“大到九次冪”，“封面和手之間總有好幾頁，仿佛是從書中冒出來的”[1]339-343。“我”滿心歡喜地買下了這本沙之書，把它藏在書櫥里，日夜研讀，卻永遠也讀不完。終于，“我領悟到那本書是個可怕的怪物……它是一切煩惱的根源，是一件詆毀和敗壞現實的下流東西”。“我想燒掉它，又怕它燒起來也無窮無盡，于是把它偷偷地藏到有九十萬冊書的國立圖書館去，這才覺得心里稍稍踏實一點，以后我連圖書館所在的墨西哥街都不想去了”[1]339-343。“沙之書”的意象顯然是荒誕的，卻并不虛妄。它破解了圖書在書籍世界中自我生成、不斷擴張的秘密：解釋與解釋的循環。每一本圖書都是對事物的描述、意義的表達與解釋，同時又是對其他書的解釋。在解釋的循環中，書與書之間互相連結，成為一本“沙之書”，一種閱讀者無法擺脫的夢魘。就像懷特海曾說過的，“西方的全部哲學僅僅是對柏拉圖的注解。”[3]其實何止柏拉圖的哲學，孔子的《論語》、曹雪芹的《紅樓夢》等，幾乎所有民族的文明、經典無不在士子們皓首窮經的闡釋循環中，不斷地冒出新的書頁，成為一本燒不盡的“沙之書”。它們遠離了圖書曾經指認過的那些生動的現實，當然也在詆毀、敗壞著現實。認真想來，博爾赫斯的這部看似聳人聽聞的“沙之書”其實并非危言聳聽。“知識就是力量”、“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等一系列現代性命題的提出及強化，徹底改變了人與對象世界的關系。符號、書籍的無限繁殖業已成為一個足以對抗第一現實的符碼世界，身處第一現實、心置第二現實①已經成為現代性語境下人類的普遍宿命。這時，圖書和人的關系經由現代知識體制的強化已經緊張到了極點，反思和變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