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文學理論論文
一討論創造社倡導的“革命文學”,不應以創造社的“前”、“后”分期,而應以“元老”和“新銳”劃界。其理由主要有二:一、創造社“元老”郭沫若、郁達夫等人在創造社“前期”就已經發表涉及“革命文學”問題的文章。比如郭沫若的《我們的文學新運動》、郁達夫的《文學上的階級斗爭》都發表于1923年5月,都被文學史家看作是“革命文學”的先聲。李何林認為郭沫若的這篇文章“簡直是‘革命文學’的呼聲了”[1]110。劉綬松把這兩篇文章都判定為“已經是后來‘革命文學’運動倡導的前奏了”[2]131。二、雖然創造社“元老”們的“革命文學”觀在“五卅”以后有比較大的變化,但總體看來仍保持著前后的一致性,且后來的變化也與創造社“新銳”們的觀點明顯不同。按郭沫若在《文學革命之回顧》[3]84中的說法,創造社“元老”們在“五卅工潮”前后的劇變,“也是自然發生性的,并沒有十分清晰的目的意識”。在他看來,“這個目的意識是規定一個人能否成為無產階級真正的戰士之決定的標準”。持有這種“清晰的目的意識”的,正是創造社“新銳”李初梨、馮乃超、彭康等人。
創造社“元老”們在創造社前期主要以張揚浪漫主義文學聞名,并沒有過像文學研究會、早期共產黨人那樣,在較為固定的報刊上展開相對集中的關于“文學與革命”問題的討論,其“革命文學”的觀點都零星地發表于刊物之上,一般文學史著作往往只把它們作為創造社“后期”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萌芽,并認定其中“包含了許多不正確的觀念”[2]131;對于“五卅”以后“元老”們的“革命文學”言論,一般文學史著作多從同一團體的角度強調其與創造社“新銳”們的一致性,卻忽略了他們之間的重大差別,從而使創造社“元老”們的“革命文學”觀的真實面目長期處于遮蔽狀態。
筆者認為,創造社“元老”們的“革命文學”觀,是與文學研究會、早期共產黨人的“革命文學”觀并列的重要文學觀念,可以也應該作為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進行考察。那么,創造社“元老”們的“革命文學”觀到底有哪些特點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先簡單地了解一下創造社的“變”與“不變”。
創造社以善變聞名。最明顯的或者說是“翻著筋斗”的變,是從崇尚“天才”、注重“靈感”、標榜藝術的“無目的”、追求文學的“全”與“美”,到遵從“時代”、主張“寫實”、強調藝術的“功利性”、贊美文學的“同情于無產階級”的轉變。這種“善變”有兩種情況:一是因掌握話語權的成員的變化而顯現出“團體性”的變,二是它的一些重要成員因主客觀環境的變化而發生的文學觀點的變。
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元老”們的“革命文學”理論,在創造社的前、后期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這不僅表現在其前期只是零散的萌芽,而直到后期才有比較系統的論述,更表現在一些重要理論觀念的改變。
1925年底郭沫若在《〈文藝論集〉序》[4]146里就曾開誠布公地說過,他的思想、生活和作風“在最近一兩年間,可以說是完全變了”。這話說得有些過頭,但變化是確實存在的。比如,郭沫若在《我們的文學新運動》[3]3中是把“無產階級的精神”與“精赤裸裸的人性”并列的,他既要“反抗資本主義的毒龍”,也要“反抗不以個性為根底的既成道德”;而他在三年后發表的《革命與文學》[3]32中,則明確表示“對于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要根本鏟除”。郁達夫在《文學上的階級斗爭》[5]46中“大聲疾呼”的,是基于“反抗”意義上的“斗爭”而不是“階級”;而在三年多以后發表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文學》[5]287中,他則“斷定”:“真正無產階級的文學,必須由無產階級者自己來創造。”成仿吾在《革命文學與它的永遠性》[6]205一文中還強調“如果要是永遠的革命文學,它的作者還須徹底透入而追蹤到永遠的真摯的人性”;但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6]241一文中,他就呼吁“我們要努力獲得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但是,這就是創造社嗎?筆者以為不能這么說。
善變只是創造社的一個方面,甚至極端一點地說,還只是創造社理論觀念層面的一種表現。創造社其實還有許多不變或只是變形而沒有變質的東西。這在個性鮮明成就非凡的“元老”們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關于創造社的理論觀念與意識本質相分裂的狀況,王富仁、楊占升在《馮雪峰與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一文中曾有一段分析:“在他們那里,先進理論只是一種‘知識’、一種‘主張’,只要有了這種‘知識’和‘主張’,他們便以為完成了自己的‘奧伏赫變’,因而先進理論對于他們只是一種身外物、異化物,而自己的意識本質、自己的思想感情、自己的世界觀、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還是舊的一套。”[7]12雖然王富仁、楊占升所指稱的主要是1928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中的創造社與太陽社,但把這段話移用到創造社“元老”們身上,也是非常適用的。從某種意義上看,“元老”們倡導“革命文學”的文章中,或隱或顯地存在著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變”的因素,或許更能體現其“革命文學”的真實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