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時代外來務工者公共參與現狀及對策

　　摘要：該研究通過問卷調查訪談等方式，調查了廣州市、深圳市738名外來務工人員的新媒體使用及公共事務參與情況，從勞動時長、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公民意識、自我認同與信息資本等因素分析外來務工群體新媒體使用與公共參與現狀，揭示外來務工群體的公共參與度較低、參與渠道少的問題，并為智慧城市建設、社會治理決策供意見參考，提出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拓展公共事務的在線參與渠道、提高外來務工者收入水平及知識素養等建議。

　　關鍵詞：新媒體 外來務工人員 公共參與 對策

　　外來務工者作為城市里的雙重邊緣群體，通常從事技術工人、服務員、外賣員、快遞員等聲望低的職業，雖然為所在城市經濟發展、提高就業率、促進消費各方面做出貢獻，但由于社會服務保障不到位、權利缺失、缺乏城市歸屬感，該群體公共參與積極性不高，導致群體失聲和公共角色缺位等問題。而在網絡迅速發展的新媒體時代，社交媒體的使用能夠擴展社會關系，有利于群體發聲和增強話語權，促進外來務工群體的城市社會融入。

　　項目組通過線上下調查結合方式，收集到753份問卷，在剔除無效問卷后得到738份有效問卷，來源地均屬于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的外來務工人員生活社區。此外，項目組還對年齡 21歲至 58 歲的不同行業外來務工者進行訪談，了解該群體生活及工作的具體狀況。在接受調查問卷的外來務工者中，男性383人，占比51.9%，女性355人，占比48.1%，男女比例大致平衡。在年齡結構方面，25歲以下、26～30歲、31～35歲、36～40歲、41～45歲、46～50歲、51歲以上各年齡區間的百分數占比為7.0%，13.0%，20.5%，20.2%，16.8%，14.4%，8.1%，表明30～45歲中青年為外來務工群體的主要組成部分，其體力、精力處于巔峰和成熟時期，能夠勝任社會職務與各項工作。在受教育程度上，受教育程度僅為初中程度的占比57.5%，高中或中專占比27.1%，大專占11.5%，本科及以上僅占3.9%，表明外來務工人員受教育水平偏低，多數人受教育程度不超過高中。在婚姻狀況上，已婚者占比82.6%，未婚者占比17.4%，已婚者擁有穩定的家庭關系，能為其外地工作提供情感支持、物質保障。在月收入上，收入水平在2 001～4 000元及4 001～6 000元的占比69.8%，月收入在2 000元以下的占比13.6%，總體表現為外來務工人員收入處于低水平。

　　1公共事務參與現狀及存在問題

　　1.1公共事務參與程度低

　　該研究將新媒體使用與在線公共參與結合，分為“參與網絡投票”“通過網絡了解并參與獻血、募捐、義工等公共事務”“了解網上時事信息”“參與網上評論”。調研對象中分別有457人(61.9%)、452人(61.2%)、198人(26.8%)、528人(71.6%)很少參與以上四種事務，公共參與度偏低，多數人會關注時事信息卻很少落實到具體行動中。

　　1.1.1新媒體使用時長較短

　　新媒體使用時長較短，導致公共事務參與時間短。該研究數據表明，分別有160人(21.7%)、232人(31.4%)、148人(20.0%)的新媒體每日使用時長為1小時以下、1～2小時、2～3小時、3～4小時。已有研究表明中國農民工過勞現象非常嚴重，45.88%的農民工周平均勞動時間超過60小時[1]。HYC：“平時有空都喜歡用(手機)，但工作太忙，時間不允許你參與公共事務。”勞動時間過長、閑暇時間過少直接影響其新媒體使用時間，阻礙其公共參與。ZJJ：“每天只有很零散的時間，有空就看手機，可能一次就十分鐘。”外來務工者閑暇時間具有碎片化特征，一方面使得其難以長期關注和參與某項公共事務，另一方面表明短期性的、片段性的公共事務信息更適合該群體。

　　年齡增長，新媒體使用程度越低(見圖1)。受眾能通過網絡多元信息環境接收豐富社會時事信息，提高政治知識和參與水平[2]，且智能手機使用趨于低齡化，年輕人群使用新媒體時間更長、使用功能更多樣化，有利于在線公共參與。年齡—公共參與關系曲線(見圖2)與年齡—新媒體使用關系曲線趨勢部分重合。隨著年齡增長，新媒體使用時長呈現單一下降趨勢，而公共參與程度先上升后下降。30歲以下人群新媒體使用程度高，但心智成熟度及社會化水平未達巔峰，公共參與度仍在上升期;而31～35歲人群正處青壯年和事業上升期，自我效能感較強，深入參與社會生活，關心參與公共事務的程度達到頂峰。35歲后年齡越大，公共參與逐漸降低，與新媒體使用降低、參與行動力下降、年齡心態轉換等因素有關。

　　1.1.2知識文化水平不高

　　中專、高中及以下學歷有624人，占84.6%，群體學歷水平低。CHL：“我不經常參與公共事務。自己不怎么想去參加，意識不夠，似乎與我日常生活聯系不大，感覺一般都是領導人才會關注。”YHC：“一般都不怎么關注，政策方面的公共事務感覺一般都是領導人才會關注。”外來務工者大多缺乏良好教育，知識水平和政治素養不足，認為公共事務與自身關聯性不強，傾向保持沉默，為自身爭取權益的積極性不高。

　　學歷水平越高，新媒體使用程度增強(見圖3)，公共參與程度越高(見圖4)。高學歷人群具有更高政治文化素養，社會責任感強，參與社會事務積極性更高，具有強烈意見表達欲望;而媒體素養不足使文化水平低者更易迷失于社交媒體提供的復雜信息環境中，對信息難以正確判斷，產生“數字不平等”現狀[3]。且外來務工者多數從事聲望低的體力勞動，加之受教育程度低，易形成自卑、自我封閉心理，社會參與和表達訴求意愿較低。

　　1.1.3公共事務的在線參與渠道少

　　受訪者認為政府提供的公共參與途徑和宣傳少。CHL表示“不知道如何參與，因為我不太了解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所以我基本不參與”。LYY認為“(發布公共事務信息)最好通過多種渠道，現在政府發布信息的渠道單一。疫情期間通過電信運營商發布短信就可以讓更多人知道了，平常只是靠公眾號就很難了解到事情”。PLX則表示：“雖然是有公共事務宣傳，但一般都是面對一些大學生、公務員，對于我們這些外來人感覺不夠好，宣傳力度不夠。”現有公共事務信息易忽略外來務工群體的需求，信息抵達率不高，且宣傳方式缺乏多樣性，難以引起該群體全面關注。

　　1.2更關注社會保障類公共事務

　　76%的人更關注社會保障類公共事務，其次是教育(64%)、醫療(65%)、就業(60%)。社會保障涉及切身利益、生活質量、政府社會支持和公共服務情況，為外來務工者多年持續關心的問題。公共服務滿意度提升能增強公眾政治信任，提高參與政治事務意愿[4];而城市公共服務缺乏影響其身份認同和城市歸屬感，降低公共參與積極性。目前外來務工者社會保障形勢嚴峻，參保率和參保種類偏少，風險防控意識弱[5]，亟需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近年房價飛漲，給經濟困窘的外來務工者融入城市社會造成阻礙，住房關注度(49%)相對更低。

　　1.3中等收入外來務工者的公共事務參與度更高

　　新媒體使用程度隨收入增長而先上升后下降(圖5)。6 001～8 000元人群處于中等收入階層，能保障生活基本需要，勞逸結合，相對其他收入階段人群休閑時間較多，新媒體使用達到峰值;收入低于6 000元人群為維持基本生活工作而奔波勞碌，8 000元以上人群多為領導高層，工作任務、會議、應酬活動較多，空閑時間較少，新媒體使用程度較弱。其公民意識、信息資本、自我認同都隨著收入增長而呈現低—高—低的拱形特征(圖6)，臨界點大致為6 001～8 000元之間，與新媒體使用變化(圖5)、公共事務參與變化(圖7)大致契合。月收入6 001～8 000元人群在城市公共參與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在一定程度內，高收入人群的公民意識和自我效能感越強，通過新媒體獲取更豐富的公共信息資本，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月收入超過8 000元，閑暇時間和新媒體使用時間縮短，公共事務參與率相對下降。

　　推薦閱讀：新媒體背景下的高校英語教學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