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的“神化”與三星堆祭祀坑

　　摘要：文獻記載古蜀國有先蜀、后蜀兩個時期，先、后蜀之間是缺乏文獻記載的無王時期。先蜀有“蠶叢—柏灌—魚鳧”三代，后蜀有“杜宇—開明”兩朝。就考古學(xué)文化而言，先蜀相當于夏商時期的三星堆文化，后蜀相當于東周時期的巴蜀文化。三星堆金杖上的 鸛圖可以理解為伯鸛—射魚圖，大型青銅立人像身穿伯鸛服等，是柏灌—魚鳧朝的見證。《蜀王本紀》記載三代“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末代魚鳧王“神化”時“化民”甚眾，至杜宇自立為王，“化民往往復(fù)出”。我們把先、后蜀之間的無王期稱為“神化”時期，相當于考古學(xué)上的十二橋文化。文獻記載魚鳧王是田獵到湔山時成仙的，他的“神化”路線應(yīng)該從三星堆古城出發(fā)，沿著湔江向西到天彭闕湔山前，再轉(zhuǎn)向北進入湔江上游谷地。老蜀王神化前舉行最后一次燎祭后掩埋宗廟祭器。一號祭祀坑在殷墟一期，對應(yīng)于柏灌王;二號祭祀坑在殷墟二期(武丁時期)，對應(yīng)于魚鳧王。兩者既是祭祀坑，又是器物坑。

　　本文源自四川文物 發(fā)表時間：2021-02-10《四川文物》(雙月刊)創(chuàng)刊于1984年，是由四川省文物局主辦的西南唯一的文物考古大型專業(yè)雜志。《四川文物》自創(chuàng)刊以來，堅持學(xué)術(shù)性、知識性、資料性兼顧的辦刊宗旨，積極宣傳黨的文物法和文物相關(guān)政策，交流信息和研究成果，傳播文物知識，提高讀者對文物的鑒賞水平，熱忱為廣大讀者服務(wù)。

　　關(guān)鍵詞：三星堆文化;古蜀國;魚鳧;神化;祭祀坑

　　古蜀國的歷史可分為“蠶叢—柏灌—魚鳧” 三代，及“杜宇—開明”王朝兩大時期。揚雄《蜀都賦》宋章樵注引《先蜀記》曰“蠶叢始居岷山石室。”[1]我們據(jù)此把蠶叢開創(chuàng)的時代稱為“先蜀”時期，相當于考古學(xué)上的三星堆文化;把杜宇開創(chuàng)的時代稱為“后蜀”時期，相當于考古學(xué)上的東周巴蜀文化。然而“先蜀”與 “后蜀”之間似乎有一段文獻記載空白期，大致相當于考古學(xué)上的十二橋文化。古蜀國的歷史有一個顯著特點，如《蜀王本紀》所記“三代各數(shù)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2]即國王往往“神化”而去，國民也大多“隨王化去”。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是魚鳧王“田于湔山得仙”，蜀民隨魚鳧王“神化”而去，此后經(jīng)歷一段很長的空白期沒有蜀王，導(dǎo)致古蜀國歷史斷裂，我們不妨稱這段空白歷史為“神化”時期。直至杜宇自立為蜀王“化民往往復(fù)出”。這段空白期約自商晚周初至春秋。蜀王“神化”之前將宗廟祭器悉數(shù)掩埋，這就是“三星堆祭祀坑”形成的原因。略論如下。

　　一　古蜀國的王朝

　　學(xué)術(shù)界基本認同三星堆文化是夏商時期的早期蜀文化，三星堆古城是古蜀王國的都城，因為夏商時期在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圍內(nèi)，迄今沒有發(fā)現(xiàn)可以與三星堆古城相比擬的高等級聚落中心。三星堆遺址共分四期，一期屬寶墩文化，二、三期為三星堆文化，四期屬十二橋文化。城址始建于三星堆遺址二期偏晚，即夏代晚期;延續(xù)使用至三星堆四期，即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祭祀坑的年代在三星堆第三期(二里崗上層至殷墟二期)，即三星堆文化鼎盛時期。[3]

　　三星堆文化盛極而衰，隨之而來的是古蜀歷史上的“神化”空白期。我們首先根據(jù)文獻記載推斷“神化”時期的大致年代。最早記載古蜀國歷史的，是西漢末年蜀郡成都人揚雄(前53年— 18年)，著有《蜀王本紀》;其次是東晉蜀郡人常璩所著《華陽國志》。《蜀王本紀》今已佚，北宋《太平御覽》有輯錄，引如下：

　　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折權(quán)、魚易、俾明。是時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凡四千歲。次曰伯雍，又次曰魚尾。尾田于湔山，得仙。后有王曰杜宇……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移居郫邑。[4]

　　《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shù)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復(fù)出。望帝積百余歲，荊有一人名鱉靈……蜀王以為相……帝自以薄德，不如鱉靈，委國授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奇帝，生盧保，亦號開明……蜀王據(jù)有巴蜀之地，本治廣都，后徙治成都。[5]

　　《華陽國志·蜀志》載曰：

　　帝顓頊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魚鳧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后有王曰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遂禪位于開明……開明立，號曰叢帝……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開明王自夢廓移，乃徙治成都。……周慎王五年……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6]

　　關(guān)于后蜀開明政權(quán)的滅亡，除上所引之外，其他相關(guān)記載基本一致。如《史記·秦本紀》載 “(秦惠文王后元)八年，張儀復(fù)相秦;九年(前316年)，司馬錯伐蜀，滅之。”《索隱》引“《蜀王本紀》曰：張儀伐蜀，蜀王開戰(zhàn)不勝，為儀所滅也。”[7]又如《蜀記》“秦惠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蜀王開明拒之不利，退至武陽見獲。”[8]《太平寰宇記》卷七四“秦惠王遣張儀、司馬錯伐蜀，王開明拒戰(zhàn)不利，退走武陽，獲之。”[9]這就有了一個絕對年代參考點——前316年，可以上推先蜀王朝的大致年代。

　　據(jù)《蜀王本紀》“從開明已上至蠶叢凡四千歲”，而《華陽國志》稱蠶叢始稱王在“周失綱紀”時，即兩周之際，至“七國稱王”(前 344—前323年)時杜宇稱帝，中間僅有500多年的時間，離“四千歲”相差太遠，這顯然互相矛盾。望帝杜宇禪位其相鱉靈為開明帝，史載“望帝積百余歲”，而開明朝傳了十二世，兩者相加超過400多年。那么，自司馬錯伐蜀上推400多年，大致可以抵達“周失綱紀”的那個歷史時期(兩周之際)。

　　實際上“七國稱王”不久，張儀、司馬錯(前316年)就滅亡了蜀國，因此跟隨“七國稱王”時再度稱王的蜀王不可能是杜宇，只有“周失綱紀、蜀先稱王”的蜀王才是杜宇。周夷王期被周朝封為子爵的楚國國君熊渠首先稱王，《史記·楚世家》載熊渠自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10]周厲王時，因厲王暴虐有名，熊渠畏其伐楚，曾自動取消王號，其子即位復(fù)稱王，即楚武王。杜宇大概是與楚國大致同時稱王的蠻王之一。中原王朝并不承認他們的王號，仍然稱其為“楚子”“蜀侯”等。

　　戰(zhàn)國晚期“七國稱王”時，情況已發(fā)生很大變化，中原諸侯紛紛稱王，成為一時潮流。蜀國國君原本是蠻王，也加入了中原諸侯國“稱王”的序列，此時稱王的“蜀王”應(yīng)是開明朝的某位國君。在杜宇稱王之前，《蜀王本紀》所說蠶叢—柏灌—魚鳧“三代各數(shù)百歲”就是《華陽國志》所說的“世為侯伯，歷夏商周”。“周失綱紀”大概相當于兩周之際，杜宇朝約自春秋始，與其后繼的開明王朝一起，在考古學(xué)上相當于“上汪家拐遺存”或“青羊?qū)m遺存”。[11]據(jù)上文所論，可將古蜀國的王朝歷史簡列如下(表一)。

　　我們把先蜀與后蜀之間的空白期稱為“神化”期，即世俗社會宗教化，世俗政權(quán)退入山中，蛻變?yōu)樽诮躺駠w國民變?yōu)榻堂?化民)。先蜀三代老王都曾“神化”，前兩代“神化”之后，均有新一代蜀王繼續(xù)統(tǒng)治剩下沒有 “隨王化去”的蜀民，但最后一代魚鳧王“神化”規(guī)模空前，化民甚眾，以至于數(shù)百年未能產(chǎn)生新的蜀王。古蜀歷史上的“神化”現(xiàn)象，是三星堆祭祀坑產(chǎn)生的原因。

　　二　魚鳧、柏灌與三星堆祭祀坑

　　魚鳧又作魚婦、魚符、魚涪、魚腹、魚復(fù)等。《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有互人之國，人面魚身……有魚偏枯，名曰魚婦。”[12]

　　(一)四川境內(nèi)以魚鳧或魚涪作為津梁關(guān)隘

　　1.樂山縣魚涪津

　　《后漢書·吳漢傳》“戰(zhàn)于魚涪津”，李賢《注》引“《續(xù)漢書》曰：犍為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shù)百步。”[13]又《郡國志》犍為郡“南安有魚涪津”，李賢《注》引“《蜀都賦》注曰：魚符津數(shù)百步，在縣北三十里，縣臨大江。”[14]南安即今樂山。

　　2.彭山縣魚鳧津

　　《太平寰宇記》卷七四“彭山縣：魚鳧津，在縣東北二里。一名彭女津。在彭亡山南，導(dǎo)江、皂江等水會之處。按《南北八郡志》云： ‘犍為(彭山)有魚鳧津數(shù)百步。’”

　　3.南溪縣魚符津

　　《太平寰宇記》卷七九“南溪縣：魚津，按《郡國志》云‘南溪縣西三十里有津，津南有鴛鴦圻’是也。”[16]明曹學(xué)佺《蜀中名勝記》載南溪縣“魚鳧津，按《郡國志》云‘南溪縣西三十里有津，津南有鴛鴦圻’是也。”[17]嘉慶《四川通志》卷三二“南溪縣：魚符津，在縣北三十里”。[18]

　　4.永寧縣魚鳧關(guān)

　　嘉慶《四川通志》卷三〇：“永寧縣：魚浮關(guān)在(敘永)廳東三里，明洪武四年建。魚鳧關(guān)在縣三十里。附《明楊慎詩》‘魚鳧今日是陽關(guān)’。”[19]

　　上舉多地出現(xiàn)的“魚涪津”或“魚鳧津” 等，可能與捕魚的漁梁有關(guān)，例如《華陽國志·蜀志》載廣漢郡新都縣“有棗、魚梁”;江陽郡江陽縣有“伯涂魚梁”等。[20]不能把“魚鳧”簡單理解為捕魚的魚鷹。

　　(二)與古國相關(guān)的魚鳧城、魚腹縣等

　　1.溫江縣魚鳧城

　　曹學(xué)佺《蜀中名勝記》卷五載溫江縣有魚鳧城和魚鳧王祠廟，“縣北十里有小院存”，并引宋孫松壽《觀古魚鳧城詩》為證。[21]《讀史方輿紀要》卷六七“溫江縣：魚鳧城，縣北十里，相傳古魚鳧所都”。[22]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六：“魚鳧城在(溫江)縣北十里，相傳古魚鳧氏所都”。[23]

　　2.灌縣魚鳧城

　　《蜀中廣記》卷五一“灌縣：《李冰傳》 ‘江水堰流以灌平陸，謂之灌口’。貞觀曰灌寧，孟蜀曰灌州也。上古為魚鳧氏之國，今有魚鳧故城。三國曰都安，《水經(jīng)注》云‘即都安堰也’。”[24]

　　3.奉節(jié)縣魚復(fù)城

　　《逸周書·王會解》“其西魚復(fù)鼓鐘、鐘(犝)牛。”晉孔晁《注》“次西列也。魚復(fù)，南蠻國也。貢鼓及鐘而似牛形者。”黃懷信《集注》引“劉師培云：鐘牛者，即犝牛也……此即牦牛之別種也。”[25]可見西周時尚有“魚復(fù)” 國。《左傳·文公十六年》載楚師伐庸，故意敗北以誘庸人，“唯裨、鯈、魚人實逐之。”杜預(yù)《注》“裨、鯈、魚，庸三邑。魚，魚復(fù)縣。”[26]可知春秋時魚復(fù)國已被庸人兼并，成為附屬于庸國的“魚邑”。《后漢書·郡國志》巴郡有 “魚復(fù)”縣，李賢《注》“古庸國，《左傳·文公十六年》魚人逐楚師是也。”[27]《華陽國志·巴志》“巴東郡：魚復(fù)縣，郡治，公孫述更名白帝”;又《劉先主傳》“由步道還魚復(fù)。”[28]《水經(jīng)注·夷水》“夷水出巴郡魚復(fù)縣”;又《江水》“江水又東，逕魚復(fù)縣故城南，故魚國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六年，庸與群蠻叛，楚莊王伐之，七遇皆北，惟裨、鯈、魚人逐之’是也。《地理志》‘江關(guān)，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為白帝。”[29]《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夔州奉節(jié)縣”：“本漢魚復(fù)縣也，今縣北三十里有赤甲城，是舊魚復(fù)縣基…… 蜀先主改為奉節(jié)縣。”[30]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六“夔州府奉節(jié)縣”有“魚復(fù)故城”。[31]

　　以上是文獻記載的“故魚國”舊址。峽江地區(qū)是古代巴蜀與外界溝通的重要通道，考古工作者在宜昌路家河、中堡島、白廟子等地發(fā)現(xiàn)鄂西 “白廟文化”，以夾砂灰褐陶、泥質(zhì)灰陶為主，器形有罐、盉、豆、尊等，以二里頭式盉、細長柄豆、燈形器和鳥頭把勺等為特征，相當于中原夏商時期的二里頭文化，與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屬于同一類型;稍晚出現(xiàn)在成都地區(qū)的以尖底器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在巫山大溪及忠縣等同類遺址內(nèi)發(fā)現(xiàn)有更早期的遺存，這些說明古巴蜀文化可能是由峽江傳入成都平原的，魚復(fù)古國是其源頭。[32]這里一直到春秋時尚有“魚人”存在，可能是古巴蜀先民的孑遺。

　　陜西省寶雞市茹家莊發(fā)現(xiàn)西周 國墓地，銘文國名從弓、從魚，是射魚的意思，并且發(fā)現(xiàn)有與三星堆近似的青銅立人像，[33]說明兩者關(guān)系密切。這是考古發(fā)現(xiàn)的“魚”國。在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出土的金手杖上有“射魚”的圖案，應(yīng)該就是“ ”的意思。西周 國位于秦蜀古道“陳倉道”北端，很可能是三星堆古國的遺裔后代。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金杖“射魚”圖中夾雜著短尾花冠鳥，筆者認為應(yīng)是鸛鳥，如同文獻把鵙鳥叫伯勞一樣，鸛鳥也可稱為伯鸛，即蜀王“柏灌”。因此我們認為金手杖上的 、鸛圖案就是魚鳧、柏灌圖(圖一)。

　　王家祐指出蜀王柏灌，就是不死的羽民“伯鸛”。[34]《華陽國志》、《文選·蜀都賦》、《太平御覽》皆云蜀國“次王曰柏灌”，《蜀王本紀》作“柏濩”。灌與濩字皆從“隹”，《說文》“隹，鳥之短尾總名也。”鸛字甲骨文作，金文作 ，是帶花冠的鳥作觀望狀。《說文》“鸛，鸛專，畐蹂，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詩·豳風(fēng)》“鸛鳴于垤”，《釋文》“本又作雚”。[35]《爾雅·釋鳥》“鸛鷒，鶝鶔，如鵲，短尾。”郭璞《注》“此鳥勁捷，雖羿亦不敢射也。”[36]如鵲即有花冠，畐蹂即偪束其爪足，加之短尾，其形象與金杖圖案非常符合。圖中箭矢未能穿鳥身，大概與鸛鳥 “銜矢射人”“后羿不敢射”等傳說相關(guān)。據(jù)此我們認為金杖上的短尾花冠鳥就是伯鸛，代表蜀王柏灌的名號。

　　關(guān)于鸛與魚的關(guān)系，《后漢書·楊震傳》 “有冠雀銜三鳣魚置講堂前”。李賢《注》“冠音貫，即鸛雀也。”[37]《本草綱目》卷四七《禽一·鸛》“鸛字，篆文象形。其背、尾色黑，故陸璣《詩疏》有‘皂君’諸名”;并引唐代陳藏器《本草拾遺》“其巢中以泥為池，含水滿中，養(yǎng)魚、蛇以哺子。”[38]《康熙字典》引 “《本草陶弘景注》‘鸛有二種，似鵠而巢樹者為白鸛，黑色曲頸者為烏鸛’。陸璣曰‘鸛雀似鴻而大……泥巢，其旁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其中，以食其雛’。”[39]綜上則鸛是食魚的鳥，與被稱為“鶚”的魚鷹不同。

　　三星堆金杖的 鸛圖可以理解為：伯鸛-射魚。《周禮·人》“掌以時?為梁”。[40]即人負責(zé)修治好漁梁，以待捕魚季節(jié)的到來。《淮南子·時則訓(xùn)》“季冬之月……命漁師治漁，天子親往射魚，以薦寢廟。”[41]國君射魚一般用作宗廟祭品，射魚要在漁梁上進行。

　　三星堆遺址兩個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銅器三四百件。一號坑開口在第⑥層下，陶器年代屬于三星堆遺址三期前段，銅器和玉器的年代下限相當于殷墟一期。二號坑開口在第⑤層下，陶器年代屬于三星堆遺址三期晚段，青銅器和玉器的年代都在殷墟二期的年代范圍內(nèi)。柏灌王升仙時的瘞埋坑，對應(yīng)于一號祭祀坑。其中出土青銅人頭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等應(yīng)是祭祀神像，人面具也可能是巫師跳神時戴的面具;青銅龍虎尊、羊尊、瓿、盤、器蓋等是祭祀用銅禮器中的酒水器;青銅瑗、戚形方孔璧、戈及龍形飾、虎形器、龍柱形器等均為禮器和儀式用品;另有斧、錛、斤、鑿等均無使用痕跡，非實用器，可能是儀仗用具。還有玉石器中的璋、琮、璧、戚形璧、瑗、戚形佩等是祭天配祖時使用的玉禮器，還有獻祭用的象牙、海貝，以及燔牲遺留下的豬、羊、狗骨架等。[42]

　　推測上述神像、青銅和玉石禮器等，原本供奉在三星堆臺城的宗廟之內(nèi)，一號坑器物中年代最早的是玉璋、玉戈等，可以早到二里頭文化時期;青銅器可以早到二里崗上層一、二期，晚的在殷墟一期偏早階段，不見晚于殷墟一期的器物，這說明它們是長期存放在宗廟中而遺傳下來的禮器。末代柏灌王決定神化，宗廟祭祀到此終止，因此要對宗廟祭器進行掩埋。瘞埋之前舉行最后一次燎祭，實即毀器。考慮到穿城而過的湔水可能爆發(fā)山洪，沖毀廟臺和建筑，故此祭器被集中埋放在臺城南的高地，就是現(xiàn)在所見的一號祭祀坑。它既是祭祀坑，也是器物坑。

　　三　魚鳧王“田于湔山”神化

　　魚鳧取代柏灌的朝代更替，很可能是和平演變的過程，即柏灌王“神化”之后，魚鳧王乘隙而入，建立新的王朝。據(jù)前文所考魚鳧王應(yīng)該是 “ 涪”王，意思是來自射魚漁梁的蜀王，魚鳧王原來占據(jù)的漁梁在何處，不得而知。但三星堆應(yīng)該有自己的漁梁，可能就在三星堆古城所在的鴨子河和馬牧河上。

　　魚鳧朝最后一代國王的“神化”過程，典籍有較詳細的記載：

　　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次曰伯雍，又次曰魚尾。尾田于湔山，得仙(《太平御覽》卷一六六引)。[43]

　　魚鳧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華陽國志·蜀志》)。[44]

　　《蜀王本紀》曰：……(魚鳧)王獵至湔山，便仙去，今廟祀之于湔。時蜀民稀少(《太平御覽》卷八八八引)。[45]

　　湔水出自湔山，是沱江上游三大支流之一，自彭州關(guān)口以上稱湔江，以下進入平原分為“湔江九河”，包括流經(jīng)三星堆古城北的鴨子河、穿城而過的馬牧河等。魚鳧王應(yīng)該是沿河而上至湔山打獵的。《漢書·地理志》蜀郡綿虒縣“玉壘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瀘州)入江。”[46]《說文》 “湔，水出蜀郡綿虒玉壘山，東南入江。”[47]今湔江發(fā)源的龍門山，與玉壘山連為一體，又稱茶坪山，古稱湔山。

　　揚雄《蜀記》載“李冰以秦時為蜀守，謂汶山為天彭闕，號曰天彭門，云亡者悉過其中，鬼神精靈數(shù)見。”[48]這條文獻雖然記載的是古蜀國滅亡之后的事情，但它反映了蜀地古老的習(xí)俗和宗教觀念，即人們習(xí)慣以天彭門或天門為標志，作為劃分人與神的界限;進入神界，就是 “鬼神精靈”的世界。文獻記載的天彭闕共有三處，分別在松潘、彭縣和灌口。[49]松潘天彭闕與本文討論的問題無關(guān)，暫置不論;彭縣天彭闕可能是魚鳧王神化升仙的入山口，而灌口天彭門則可能與蠶叢氏神化居岷山石室有關(guān)。

　　據(jù)《元和郡縣志》載唐代彭州有兩處天彭闕，一在灌口，即今寶瓶口的位置;一在彭州導(dǎo)江縣。關(guān)于后者《元和郡縣志》載曰：“彭州，以岷山導(dǎo)江，江出山處，兩山相對，古謂之天彭門，因取以名州。”[50]《太平御覽》卷一六六引“《圖經(jīng)》曰：唐垂拱二年，以九隴縣置彭州，取古天彭關(guān)以為名。”[51]明曹學(xué)佺《蜀中名勝記》卷五載“(彭)縣北三十里丹景山……其前為彭門山，兩山對峙，懸崖絕壁，相去數(shù)百步，如門，即天彭門也。”[52]《讀史方輿紀要》卷六七載“彭門山，在(彭)縣北三十里，兩峰對立，其高若闕，名天彭門，亦曰天彭闕……山之后曰丹景山，蜀王衍游樂處也。”[53]光緒《彭縣志·山川志》“彭闕山，舊訛為定峰山，俗呼老君山，亦曰彭門……北對天彭山，方正平列，狀類今之石坊，故謂之闕……舊志謂堋口山為彭門”;又曰“丹景山……東三里曰玉女房山，俗名皂角崖……東臨湔口與牛囟對峙，舊志誤指為彭門者也。”[54]《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彭門山，在四川彭縣西北，兩峰對立如闕，名天彭門。相近有牛心山，與彭門山隔江對峙。”[55]

　　魚鳧王從三星堆城址出發(fā)，沿湔水而上，所到之處只能是彭州天彭門。《華陽國志·蜀志》載“陽平山亦有池澤，蜀之漁畋之地也。”[56]光緒《彭縣志》曰“彭闕之東，為迆南諸山起脈處，其在最北向東南曰陽平山，亦名金城山…… 《華陽國志》‘陽平山亦有池澤，蜀之漁畋之地也’;又曰‘蜀王魚鳧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湔山即陽平山。”[57]

　　湔口有老君山(彭門)與景山(牛囟)相對，湔江從中間穿過，此與文獻所載“江出山處”的地貌特征相符。這個出山口俗稱海窩子 “關(guān)口”，由北南下的湔水在此“關(guān)口”折轉(zhuǎn)向東流向三星堆、廣漢。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以此為蠶叢氏所都的“瞿上”城的所在地：“‘瞿上’，今彭縣北，海窩子之‘關(guān)口’ 是也。湔水兩側(cè)，山爪本相抱合，構(gòu)成一山間盆地，曾潴成湖海，后穿泄成陸，故俗云海窩子。泄水之缺口，成短峽，左右岸逼近，相對望如闕，《元和志》謂之天彭門(一稱天彭闕)，自闕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鷹隼翔視，故古稱海窩子為‘瞿上’。”[58]

　　彭縣天彭闕的關(guān)口形勝，無疑是引發(fā)魚鳧王 “仙去”的誘因，由此可以畫出魚鳧王神化而去的路線圖(圖二)：自三星堆古城出發(fā)，由東向西沿今鴨子河——馬牧河——小石河到達關(guān)口，穿過兩山夾江的天彭闕，再由南向北沿湔江到達海拔2000米以上的龍門山麓，再由西南向東北進入龍門山以東寬廣的湔江河谷，溯流而上可直至湔江發(fā)源地神仙嶺(海拔4700余米)。天彭闕是升仙路“東西——南北”向的轉(zhuǎn)折點，象征人間與“鬼神精靈”世界的分界線。龍門山東的河谷是“化民”們賴以生存的采集區(qū)域，而高山峻嶺則是修仙的理想場所。湔江發(fā)源地現(xiàn)在依然叫 “神仙嶺”，可見古來就被認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魚鳧王升仙時的瘞埋坑，對應(yīng)于二號祭祀坑。此期年代集中為殷墟二期，相當于商朝的武丁前后時期，中國青銅鑄造技術(shù)達到頂峰。此坑中的祭器種類與一號坑基本相同，說明歷史曾經(jīng)重演。此坑中沒有年代更早的祭器，因為宗廟中古老的禮器已被前朝掩埋過了。

　　二號坑出土有大型青銅立人像，另有神樹，以及鳥、蛇、雞、鹿、水牛頭、怪獸以及鯰魚等動植物精靈神像。銅立人的外套上衣繪有四只大鳥紋，其形像與金手杖上的紋飾類似，短尾，大花冠，束爪足等，也是伯鸛。這件交領(lǐng)左衽短袖外套，或可稱為伯鸛服(圖三)，穿著此服者就是蜀王柏灌本尊。這件銅立人可能是柏灌王朝的建立者，應(yīng)是宗廟里祭祀的太祖神。這個情況說明魚鳧朝與柏灌朝具有繼承關(guān)系，魚鳧王祭祀柏灌王為他們的祖先神。

　　二號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銅頭像有40多具，以每一具頭像代表一代先王、平均每代人20年計算，則有400多年的歷史，這大約是“柏灌—魚鳧”兩朝的歷史跨年。以此向前推，則蠶叢王朝相當于夏朝至早商之際。這與歷史文獻的記載是符合的。

　　四　蠶叢王“居岷山石室”神化

　　岷江的出山口也有一處兩山夾江的山門，文獻亦稱之為天彭闕、天彭門。如：

　　灌口，古所謂天彭闕，兩石相立如闕，號曰 “天彭”(南朝梁李膺《益州記》)。[59]

　　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晉劉淵林《文選·蜀都賦》注)。[60]

　　灌口山西嶺有天彭闕，亦曰天彭門，兩石相立如闕，故名之(《元和郡縣志》卷三一)。[61]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天彭闕，今四川灌縣灌口山西嶺有天彭闕，亦曰天彭門，兩石相立如闕，故名。”[62]此天彭門即都江堰的離堆寶瓶口，是岷江進水內(nèi)江的咽喉，因其形狀酷似瓶口，故取名“寶瓶口”，把開鑿玉壘山分離的石堆叫“離堆”，素有“離堆鎖峽、玉泉入瓶”之稱。離堆在開鑿寶瓶口以前，是湔山(玉壘山)虎頭巖的一部分，這里是岷江流向成都平原的出山口，向北是青城山與玉壘山東西對峙的深谷，圖二　魚鳧王“神化”路線圖 通向岷江上游。因此即使沒有開鑿寶瓶口，這里也是“天彭門”。

　　青城山南約30千米的鶴鳴山是中國道教發(fā)源地。《元和郡縣志》卷三一載“鶴鳴山……絕壁千尋，張道陵天師學(xué)道于此。”[63]又卷三三載“陵即張魯之祖父，學(xué)道鶴鳴山，人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時人號‘米賊’，亦曰 ‘五斗米道’。”[64]《華陽國志·漢中志》載“漢末沛國張陵學(xué)道于蜀鶴鳴山”，其孫張魯“住漢中，斷谷道……以鬼道教……巴漢夷民多便之，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謂之 ‘米道’。”[65]晉葛洪《神仙傳》卷五 “今西蜀青城山有鬼市，并天師誓鬼碑、石天地、石日月存焉。”[66]這些都印證揚雄《蜀記》謂天彭門“鬼神精靈數(shù)見”的說法，在蜀地一直流傳。

　　灌口天彭門是通往岷江上游的隘口。傳說中蜀王蠶叢的事跡發(fā)生在岷江上游一帶。《古文苑》揚雄《蜀都賦》“蜀侯尚叢”宋章樵《注》引《先蜀記》“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這是文獻中最早提到的石砌碉樓——“岷山石室”。《漢書·地理志》蜀郡有蠶陵縣，[67]《后漢書·郡國志》作八陵縣，[68]《水經(jīng)注·江水》作西陵縣。[69]《太平寰宇記》卷七二“靈帝又以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立汶山郡。”[70]《元和郡縣志》卷三二“翼州：臨翼，《禹貢》梁州之域，本秦漢徼外羌也，武帝元鼎中開為縣，今州即漢蜀郡蠶陵縣之地也。”[71]《舊唐書·地理志》“翼州：衛(wèi)山，漢蠶陵縣，屬蜀郡，故城在縣西，有蠶陵山。……翼水，漢蠶陵縣，隋置翼水縣也。”[72]清李元《蜀水經(jīng)》“江水又南經(jīng)蠶陵山，故蠶陵縣以山名也。古蠶叢氏之國在疊溪營北三里……江水又南經(jīng)疊溪營。”[73]《大清一統(tǒng)志》卷三一九載“蠶陵山，在疊溪營北，《舊唐書·地理志》‘衛(wèi)山縣有蠶陵山’。《舊志》‘在營北五里’。”[74]地址在今四川茂縣北校場鄉(xiāng)之迭溪(即疊溪)。明曹學(xué)佺《蜀中廣記》卷三二：“迭溪，古氐羌地，漢為蠶陵縣，屬蜀郡……洪武十一年平羌，始置迭溪右千戶所，隸茂州衛(wèi)。……《圖經(jīng)》‘……迭石為以居’，所名本此。……其山北有蠶陵”。[75]又《蜀中廣記》卷五〇：“疊溪所：氐羌之地，漢蠶陵縣……洪武十一年置，取《圖經(jīng)》‘疊石為 ’置所。”[76]曹學(xué)佺引《圖經(jīng)》指明迭溪地名源于“迭石為 ”故稱“迭溪”，這就將疊溪地名與“岷山石室”“蠶陵”聯(lián)系在一起。今茂縣疊溪鎮(zhèn)又名蠶陵鎮(zhèn)。

　　《華陽國志·蜀志》“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77]考古工作者在岷江上游河谷兩岸山麓上發(fā)現(xiàn)了大批石棺葬，[78]可作為這一帶確曾有過“蠶叢石棺槨”習(xí)俗的證據(jù)。據(jù)現(xiàn)有材料所知，這些墓葬的時代大約是自春秋、戰(zhàn)國至西漢晚期，最晚也不過東漢初期。[79]此與先蜀時期(夏商西周)“蠶叢—柏灌—魚鳧”三代的年代不符，但與后蜀時期(東周)“杜宇—開明”王朝大致相容，秦亡之后由氐羌人建立冉駹國。《后漢書·西南夷傳》： “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前111)，以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余丈，為邛籠。”[80] “邛籠”下李賢《注》“按今彼土夷人呼為‘雕’也。”王先謙《校補》“案‘邛籠’ 二字無義可求，蓋方言也。以其高言，疑‘穹隆’之異文。”[81]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案今四川徼外大金川、小金川諸土司有碉房，碉字字書不見，殆即李賢所謂雕矣。”[82]“雕” 通“碉”，即石砌碉樓。故此我們認為冉駹夷的 “邛籠”就是繼承蠶叢氏的“岷山石室”而來。

　　以往一般認為蠶叢王一開始居住在岷山石室，后來走出山谷，來到成都平原，創(chuàng)立了古蜀國。我們根據(jù)古蜀三代“皆神化不死”的習(xí)俗，認為蠶叢應(yīng)該是先創(chuàng)立古蜀國，再“神化”入山中，居岷山石室。神化的路線應(yīng)該是：從三星堆古城由東向西，到達灌口天彭門，再轉(zhuǎn)向北進入岷江上游河谷，直至迭溪蠶陵山，這里有蠶叢氏居住的“岷山石室”。迭溪以上山谷狹窄，水流湍急，已不適合建石室居住。灌口天彭門是升仙路“東西—南北”向的轉(zhuǎn)折點，象征人間與“鬼神精靈”世界的分界線(圖二)。蠶叢王“神化”的時代比較早，除了留下“岷山石室”的傳說之外，目前很難找到對應(yīng)的考古遺存。

　　五　神國探討

　　古蜀國的歷史為探討古文明消失的理論問題，提供了一個案例。即由文明古國退化到“神國”，文明可能很快衰落、甚至消失。

　　“神國”文獻又叫“神守之國”。[83]《國語·魯語下》載孔子之言：“丘聞之：‘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于王者’。”[84]晚清俞樾《群經(jīng)平議》卷二〇載：“樾謹案：《國語·魯語》‘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然則神之名不必據(jù)死后而稱之也……《詩·皇矣篇》毛《傳》‘致其社稷群神’。《釋文》曰‘本或作群臣’。是神猶臣也。”[85]其弟子章太炎《封建考》：“以神守之國，營于禨祥，不務(wù)農(nóng)戰(zhàn)，亦尠與公侯好聘，故方策不能具，及其見并，蓋亦摧枯拉朽之勢已!”[86]章太炎認為“神國無兵”，故諸侯可以“摧枯拉朽”式地兼并它，古國迅速消亡。

　　楊向奎曾提出國家形態(tài)由“神守”向“社稷守”進化的演變觀，[87]指出在遠古時代，神守和社稷守不分，所有國王都是神而能通于天;神守與社稷守之分，當在夏初之際。[88]其弟子吳銳認為“神守”即政教合一的社會實體，并將歷史劃分為“神守時代”(新石器時代)和“社稷守時代”(夏商周早期國家直到清代)。[89]總之一般認為神國或神守之國是上古遺留下來的，是原始的社會形態(tài)。

　　古蜀國的國王是由“社稷守”退化到“神守”的狀態(tài)，就像《老子》主張回到“小國寡民”的時代一樣。“神國”具有怎樣的特征呢?《鹖冠子·度萬》載“鹖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神化者，定天地，豫四時，正流亞生，萬物無害，萬類成全，名尸氣至。官治者師陰陽，應(yīng)將然，地寧天澄，眾美歸焉，名尸神明。”[90]《鹖冠子》把上古的“成鳩國”作為 “神化”的樣本，集中描述在其《王鈇》篇：

　　泰上成鳩之道……世莫不言樹俗立化。

　　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其兵不武，樹以為俗，其化出此。

　　鹖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從中制外之教也。……此素皇內(nèi)帝之法。成鳩之所枋以超等，世世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正之術(shù)也，不待士史蒼頡作書，故后世莫能云其咎。[91]

　　成鳩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兵器豎立作一種習(xí)俗，而不是作為武器，其制度是“從中制外之教”“素皇內(nèi)帝之法”“與神明體正之術(shù)”等等，其政權(quán)之牢固“世世不可奪”“與天地存久”。這種神權(quán)國家，雖然可以消弭內(nèi)部的利益紛爭，但由于沒有軍隊，根本不能抵御外部勢力的入侵。

　　古蜀國退化到“神國”時，還產(chǎn)生了毀滅文明成就的行為，三星堆祭祀坑就是一個顯著例證。祭祀坑的地層年代屬于三星堆遺址第三期(二里岡上層至殷墟二期)，一號祭祀坑器物的年代約在殷墟一期，對應(yīng)于柏灌王神化毀器;二號祭祀坑的年代大致在殷墟二期(武丁時期)范圍內(nèi)，對應(yīng)于魚鳧王神化毀器。沒有“化去”的蜀民繼續(xù)留在古城生活，創(chuàng)造了三星堆四期即十二橋文化遺存。

　　“神化”時被毀掉的不僅是物質(zhì)成就，還有祖先祭祀等宗教信仰。魚鳧朝末期，隨著魚鳧王及其臣民皆“神化”，祭祀神主被集中淹沒起來，聚落城邦失去了精神支柱，古蜀國的三代盛世就此結(jié)束了。新出現(xiàn)的“杜宇—開明”王朝，與先蜀三代沒有血緣關(guān)系，完全是另一個新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