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城址特征看寶墩文化來源

　　摘要：“寶墩文化”于 4500 ～ 3700 年前在成都平原西南部和中部先后建造了8座古城址，采用的兩面堆土的筑城技術，城址的形狀大小，一大數小的群體布局等，都與長江中游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相同，共同構成了中國史前古城址群的三大類型之一。寶墩古城址群時代略晚，筑城技術與設計更加規范，推測該文化可能主要來自于長江中游，其動因或許與中國古史中“遷三苗于三危”的事件有關。處于成都平原北部的“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 4800 ～ 4000 年前，主要來源于距今 5000 ～ 4800 年前從西北山區下來的“桂圓橋文化”;他們沒有掌握建城技術，主要聚居于河流沿岸，與“寶墩文化”曾共存于成都平原南北兩地，文化面貌有不少相似之處。但他們各自有一個數百萬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在年代、地域、聚落形態、文化因素、來源去向等方面有諸多差異。他們可能是兩個不同的文化，其主人或許分別是蜀史傳說中的“蠶叢氏蜀王”與“柏灌氏蜀王”。

　　本文源自四川文物 發表時間：2021-02-10《四川文物》(雙月刊)創刊于1984年，是由四川省文物局主辦的西南唯一的文物考古大型專業雜志。《四川文物》自創刊以來，堅持學術性、知識性、資料性兼顧的辦刊宗旨，積極宣傳黨的文物法和文物相關政策，交流信息和研究成果，傳播文物知識，提高讀者對文物的鑒賞水平，熱忱為廣大讀者服務。

　　關鍵詞：寶墩文化;古城址群;三星堆一期文化;蠶叢氏;柏灌氏

　　關于寶墩文化的來源問題，近年學術界進行了比較集中的討論，主要有東來說、[1]西來說、[2]東西交匯說[3]三種觀點。這幾篇文章均運用了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從器物特征的比較研究入手，講述了寶墩文化與周圍文化的關系。雖然各自的側重點和結論有所不同，其中也有些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但也都還是有理有據，可以自成一家之言。

　　我認為第三種觀點比較全面恰當一些，表明寶墩文化可能是由多種文化因素在成都平原上交融而成的一種新的文化。例如何錕宇、唐淼就認為：“從寶墩文化的構成要素來看，寶墩文化主要源于川西北地區史前文化的影響，寶墩文化中少量人祭坑的發現也佐證了這一判斷，如在金川劉家寨、茂縣營盤山遺址中均有發現。寶墩文化與重慶峽江地區同時段的史前文化有諸多相似之處，關系緊密，在此不多贅述。但是，有些器物還受到了長江中游的影響，如寶墩文化出土的泥質陶中的斂口罐、圈足盤、圈足豆，夾砂陶中的筒形灶或器座均與石家河文化的相似。寶墩文化的盤口圈足尊外形酷似屈家嶺文化中的陶甑，大溪遺址第四期也發現有泥質陶盤口器，表明四川盆地盤口圈足尊、盤口罐這一類器物當是受到了屈家嶺文化的影響。挖壕筑城、水稻種植技術無疑源于長江中游，而寶墩文化墓葬中少量屈肢葬和拔除上頜側門齒的習俗也當是受到了峽江地區甚至更東部的影響。”[4]

　　本文不再詳細進行器物的比較分析，只是想就寶墩文化一些形態特征及其來源和意義談點看法。因為社會形態和經濟形態的特征，不只與器物特征的來源有關，而且可能關系到族群的社會性質、來源原因、發展方向，乃至文明程度等問題，其中古城址群的建筑技術與布局方式、水稻種植技術的傳入途徑等，可能就是這樣一些帶有決定性影響的問題。本文準備從此入手，再就寶墩文化的來源原因及相關問題，談些個人的初步意見。

　　一 寶墩古城址群的形態與特征，可能主要來自于長江中游

　　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先談談長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址情況，再來分析它們與寶墩文化古城址群的關系。

　　距今約5000～4000年前,是我國史前考古學文化中的“龍山時代”，近年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發現了一大批古城遺址，總數已有上百處之多，主要可分為三個大的地區類型：

　　一個是以內蒙中南部和陜北為中心的石砌城墻類型，如新發現的石峁古城，就可能是一個早期國家的都邑;

　　一個是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夯筑城墻類型，后來成為中原地區各時代城址的主體形式;

　　第三種就是以長江中游為中心的堆筑城墻類型，如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古城址群等，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5]

　　近幾十年間，長江中游發現的史前古城址數量不斷增多，何介鈞2004年統計：“到目前為止，長江中游在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已確知的史前古城有九座之多”;[6]萬嬌在2017年的統計：“長江中游目前發現并確認史前古城共 15座”;[7]最近《人民日報》載文報導：“迄今為止，考古工作者己發現屈家嶺文化古城近20 處”。[8]這里主要根據何介鈞和萬嬌的文章做些介紹(圖一)。

　　長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址自身具有一些顯著的地域特征，首先，它們都采用的是堆筑城墻的方法，堆土拍打而成，與夯筑城墻、石砌城墻，以及良渚古城的草包泥筑城法都有很大差異。其次，這些城址大多有城壕和水門，共同構成了此類古城的三大重要特征。[9]第三，這一組古城址群時代較早，延續時間較長，始建年代從大溪文化一期開始(彭頭山古城，不晚于距今6000 年)，在屈家嶺文化時期(距今5300～4600年)興建最多，到石家河文化時期(距今4600～4000 年)仍有新建，發展脈絡清楚，具有完整的序列。[10]第四，城墻墻體大多經過增筑或補筑，即后期又從內外兩側堆土加筑，因而使墻體越來越寬(圖二)。[11]第五，城址形狀從圓形到多邊形到長方形，逐步走向規范。第六，古城面積開始一般比較小，多為幾萬平方米，逐漸增大，后期出現一百多萬平方米的大型中心城址。第七，古城址群主要密集均勻分布在山前的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西部，城址之間一般相距幾十千米，同期多為一座大城和多座小城，組成具有等級差別的一群。第八，從社會形態看，它們已經處于城邦林立的古國階段中后期，開始進入國家文明的萌芽階段。[12]

　　其中的城頭山古城，興建于6000年前的大溪文化早期，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一座城。廢棄于石家河文化晚期，連續使用了約2000年。城址呈圓形，面積8萬平方米，墻高5～6米，護城河寬35～50米，城中發現了約6000年左右的大型祭壇和水稻田，還有一個筑城奠基時的人祭坑(圖三∶1)。[13]

　　荊州陰湘城古城，圓形，面積20萬平方米，使用年代經過了屈家嶺文化早中期，石家河文化和商周時期。城墻墻心橫斷面為梯形，高7米，用堆筑方法筑成斜坡狀，頂寬6.5米，底寬約30米。城內側有護坡，城外有護城河(圖三∶2)。[14]

　　荊門馬家院古城，保存情況最好，最為典型。它始建于屈家嶺中期，平面呈長方梯形，面積24萬平方米。東城墻長640、西城墻長740、南城墻長440米，北城墻為弧形。西城墻的墻底寬35、上寬8、高4～6米。護城河寬30～50、深4～6米，西面為天然的“東港河”，另三面是人工修建。有一河道從西北方的水門流入，從東南角的水門流出，再與古河道相連通(圖三∶3)。[15]

　　天門石家河古城，位于兩河匯合處三角地帶上，是長江中游最大的古城之一，面積達120 萬平方米。其中石家河早期的遺存占古城的三分之二，是該城的繁榮時期。晚期快速衰落，距今 4000年左右被徹底廢棄，前后共存在了600～700 年。城址呈圓角方形，城墻用堆筑方法筑成斜坡狀，城墻頂寬6～8、底寬約50、高5～6米。護城河周長4800米，寬60～80米。城內外均有護坡，至少經過了兩次補筑。大城城圈內有幾個大遺址相互相連，其中最大最中心的譚家嶺遺址，面積為12萬平方米，經歷了大溪、屈家嶺、石家河幾個時期，說明這里很早開始就是個中心聚落，并以它為基礎和核心，發展成為石家河古城(圖三∶4)。[16]城內西北部的鄧家灣遺址6萬平方米，發現幾座近圓形或方形的臺基，用刻劃符號籃紋缸鑲邊，應是祭壇。臺基之間有不規則形土坑，出土了數千陶塑動物像和人像，有可能是祭祀坑，它們與墓地密切相關，形成一整套祭祀建筑遺跡。南城墻內為三房灣遺址，有三個土臺，北臺有較大的房屋建筑，東臺出土有數萬小紅陶杯，可能與第二次大規模筑城后的祀典活動有關。古城之外附屬有20多個遺址，包括有玉石和陶器作坊，東南方的羅家柏嶺和肖家屋脊遺址，還發現有銅原料和青銅制品。可以說石家河大城 “是石家河文化早期創造的偉績”。[17]

　　上述這些特征，在成都平原上新發現的寶墩文化古城址群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明確表現，又有一定的變化和發展，說明兩者之間可能存在著密切的淵源關系。

　　從1995年起，在成都平原的西南部逐漸發現發掘了8座史前古城遺址(圖四)，[18]年代在距今4600～3700年前，始建年代可分為兩組，早期的一組分布在岷江干流(即外江)的西岸的山前平原上，包括寶墩(圖五∶1、圖七∶1)、[19]高山(圖五∶2、圖七∶2)、[20]芒城(圖五∶3、圖七∶3)、[21]和紫竹古城[22]等;晚期的一組分布在岷江干流以東，即內江的平原上，包括魚鳧城、[23]郫縣古城(圖六、圖七∶4)[24]等。它們與長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址有非常相似的特征，首先，它們都是采用堆筑城墻的方法，墻體采用堆土后拍打而成的。其次，城墻墻體大多經過增筑或補筑，即后期又從內外側堆土加筑，因而墻體越加越寬，越加越高。第三，城址形狀主要為長方形，有個別多邊形，圖四　寶墩文化古城址群分布圖從單體和總體布局到筑城技術，都更加成熟化規范化。第四，古城面積逐漸增大，多為10～40萬平方米，并在前期就開始出現了大型中心城址——寶墩古城，它始建時的長方形內城就有60萬平方米，城內有幾組高等級建筑群，后來加筑的外城，面積為 274萬平方米，外城內分布了20多個遺址，與石家河古城的情況非常相近。第五，寶墩古城雄居各城之上，與同時期的數座小城，也形成的“一大帶多小”的等級格局。第六，古城址群也是主要密集均勻分布在山前平原的西部，城址間一般相距幾十千米，帶有主觀規劃性，形成一組的完整的古城址群。第七，寶墩古城址群的始建時代要晚于長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址，大約開始于屈家嶺文化末期到石家河文化初期(距今約4500年)，沿續發展到距今3700年左右，社會形態也已經處于城邦林立的古國末期階段。

　　以上情況說明，寶墩古城址群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選址標準與布局規劃，和成熟的城墻建筑技術。這些規劃和技術，都與長江中游古城址群極其相似。目前這類“堆筑城墻”的古城址群，又只發現在長江中游和成都平原兩處，兩者應屬于一個相關的文化類型。而長江中游古城的年代普遍要早于寶墩古城，它們之間可能有一定的承繼關系，成都平原上的這些古城址的技術和文化，很可能就是從長江中游古城直接傳入的。后文我們準備再從考古學文化和古史記載的雙重角度，深入探討寶墩古城址群從長江中游傳入的時代與動因及其所具有的歷史和文化意義。

　　二　稻作農業亦主要是從長江中下游傳入成都平原的

　　寶墩文化從始至終都有很成熟的稻作經濟，這種經濟形態同樣可能是來自于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長江中游地區“始終處于中國稻作農業發展史上的‘核心’位置”，“早在1988年，湖南澧縣彭頭山在我國第一次發現9000年以前的稻作遺存，長江中游地區在我國稻作農業起源和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首次得到學術界的肯定”，長江中游地區早期稻作農業的分布，南到道縣玉蟾巖，北到河南賈湖，中心在兩湖和江西，這是長江中游地區“在中國古代文明和原始稻作農業發展史上最光彩輝煌的一頁”。[25]

　　長江中游稻作農業的發展，經過了四個主要階段：

　　一，萌芽期，12000年前，有三個特征：處于舊石器時代末期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居住地中發現野生稻谷;發現了最早的炊具。

　　二，起源期，有四個特征：處于12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發現了栽培稻痕跡;產生了制陶業，以炊煮為主;定居聚落形成，以江西萬年吊桶環和仙人洞遺址為典型代表。

　　三，興盛期，亦有四個特征：產生了生產性經濟，在8000年前的澧縣八十垱遺址，發現了2 萬余粒稻谷稻米;出現了家畜飼養;水稻品種系原始古稻;耕作方式由“刀耕火種”演變為“耜種”。

　　四，發達期，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前。 “距今6000年以后……長江中游的原始文化也從此走上了一條做強做大的道路，9座城址相繼拔地而起;與此同時，稻作農業 ……平添了幾分穩重和成熟。……從而顯示出它在中國稻作農業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始終也沒有改變過。” [26]

　　這時長江流域原始稻作農業又躍上一個新臺階，并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規模與發達的新階段。它也具有四個突出特征：稻作經濟占據主導地位;家畜飼養與經濟作物并駕齊驅;農具以石器為主，耕作方式由“鋤耕”再到“犁耕”;原始古稻不斷傾粳化。[27]

　　這時的稻作農業發展以濱湖平原為中心，代表性文化在長江中游兩湖地區的湯家港文化(距今6800年至6300年)、大溪文化(距今6300 年至5300年)、屈家嶺文化(距今5300年至4600 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年至4000年)等。

　　這些考古學文化，特別是屈家嶺文化到石家河文化階段，正與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產生時間大體同時，它們很可能就是寶墩文化開始時期就出現成熟的稻作文化的直接原因。

　　從目前發現的資料看，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距今5000年左右開始的什邡“桂圓橋文化”。在“桂圓橋文化”一期階段(距今約5000至4800年)，農業經濟仍然是以“粟作” 為主，“桂圓橋一期H43浮選的糧食作物中，黍的數量占據了絕對優勢，另有少量的莧科和粟，未發現有水稻”。[28]加之“桂圓橋文化”一期階段器物的特征，都表明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最初主要是從西北山區的“營盤山文化”等發展而來的。“桂圓橋文化”二、三期，即“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早期階段(距今約4800～4500 年前后)，開始有了一些水稻出現，很可能是從長江中游地區零星傳入的。“到了距今4500年前后的寶墩文化初期，長江中游的水稻種植技術傳入成都平原，這時他們開始在適于種植水稻的環境里小規模種植水稻。隨著對成都平原多水環境的適應，人口逐漸增多，需要不斷拓展新的生存空間，于是人群逐步向平原腹心地帶轉移。到了寶墩文化中晚期，成都的腹心地帶出現了大量密集的聚落”。[29]這種成都平原成熟的稻作文化來自于長江中游的看法，基本上己經成為學界的共識。

　　三　江漢平原史前文化進入四川盆地的動因和意義推測

　　長江中游一個以掌握了堆筑城墻技術和成熟的稻作農業為顯著特征的人群，在距今4500年前后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到達成都平原西南部，并與當地已有的文化快速融合，發展成為繁榮昌盛數百年的“寶墩文化”，除了正常情況下的各地文化交流之外，其中很可能還有其特定的歷史和社會原因。我認為這個動因，很有可能與中國古代文獻中反復記載的“堯舜禹時代”多次征伐 “三苗”，并曾“遷三苗于三危”的歷史事件有關，這里試著做一些簡單的分析。

　　根據徐旭生的研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主要有“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30] “他的這一遠見卓識，深為廣大研究者所信服”，[31]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同。其中“苗蠻”集團主要分布于長江中游的兩湖地區，又常被稱為“三苗”。目前考古學界大多認為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階段，可能就是“苗蠻”集團的古文化遺存。[32]

　　古史傳說中三苗與中原的大沖突至少發生過兩次。第一次在堯舜之際，《史記·五帝本記》綜合其情況為：“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于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33]過去史家多認為“遷三苗于三危”是到了大西北地區，但除了敦煌附近有座“三危山”之外，尚無實據可證。何介鈞認為 “‘竄三苗于三危’，在實際上則更是毫無蹤跡可循”。[34]俞偉超曾提出“遷三苗于三危”的“三苗”可能是跑到了“三星堆文化”之中了，[35]但“三星堆文化”的存在時間可能略晚了些。

　　我認為堯舜之際的第一次大規模征伐“三苗”，并“遷三苗于三危”，很可能是發生在距今4500年前后屈家嶺文化到石家河文化轉變時期。“三苗”中的一支，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從長江中游迅速到達了成都平原的西南部，以其堆筑城墻的古城址群和成熟的稻作農業為主要特征，建立起了史前古城址群，并與當地原有文化快速融合在一起，共同創造出了燦爛的“寶墩文化”。

　　但這次堯連放“四兇”之舉，并未將三苗真正征服，所以才有后來“石家河文化”的強勢崛起。距今4000年前后，發生了第二次大征伐，“以后則由帝舜集團中的大禹對三苗發動了另一次更嚴重的打擊……‘苗師大亂，后乃遂幾’”。[36]二里頭文化推進到了長江岸邊，當地的原有文化猛然中斷。何介鈞認為：“它(長江中游的史前文化)的消失同樣主要是社會歷史的原因，即歷史上曾經多次記載的苗蠻與華夏集團在舜和禹時期的大規模沖突與戰爭，結果是苗蠻敗北，遭遇到城摧廟毀的悲慘結局。”“因此，史前時期的長江中游，社會形態只走了從氏族到簡單酋邦、再到復雜酋邦這兩大步。臨到最后一步，即由復雜酋邦到早期國家社會，長江中游地區卻無緣參與演繹這一意義無比的人類歷史的話劇了”。[37]

　　如果說長江中游的古文化大舉進入四川是因為堯舜第一次大舉攻伐苗蠻，并“遷三苗于三危”的結果，還只是對古史傳說故事的一種初步推測，那么這次入川行動則使四川盆地正式進入到“龍山文化圈”之中，為中國“九州”中“梁州”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礎，從而進一步加入到了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進程之中。并且可能是被近年新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初步證明了的重要文化現象。

　　中國史前文化在距今5000年左右開始了“龍山文化形成期”，不遲于距今4500年最終進入 “龍山時代”。其社會發展大體同步，從而形成了一個松散的龍山文化群體，或稱龍山文化圈。

　　《禹貢》載于儒家經典《尚書》，就曾定為夏書。近代學者提出了異議，顧頡剛在《禹貢新解》一書中說，《禹貢》一書“作者的地理知識僅限于公元前280年以前七國所能達到的疆域”。[38]邵望平認為，顧氏的論證固然有其依據和道理，但他“在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上卻始終未突破傳統的觀念。原因當然有多種，重要的方面在于50年代時，考古學尚未取得足夠的資料去打破中國文明起源于中原單元論的傳統。時至今日，考古學的豐碩成果己為中華史前文化發展道路、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打下了全新的堅實的基礎”。邵望平根據考古資料，經過深入研究之后提出：“黃河、長江流域龍山時代是文明奠基期，而龍山文化圈恰恰與《禹貢》九州的范圍大體相當”。文中對“九州”與“龍山時代”各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做了詳細的比較研究后認為： “總的看來，說《禹貢》‘九州’是黃河、長江流域公元前3000年間已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區系當不致十分謬誤。”[39]我認為邵望平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當前考古學新成果對中國古史的一種新的詮釋，值得進一步研究。

　　關于“九州”中“梁州”的地界，《禹貢》云：“華陽、黑水唯梁州”。顧頡剛在《禹貢新解》中說：“梁州北以秦嶺為界，東至華山，西界無可考，南限于長江，即今四川盆地地區”。[40]邵望平認為：“四川盆地在公元前2000年前也是一個獨立的歷史文化區。但能否歸入龍山文化圈之內，尚難做結論”，同時又說“它與‘早期巴蜀文化’分布區域大體相合”。[41]

　　經過近30多年來的考古工作，四川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已經初步廓清，其中成都平原上距今4500～3700年的“寶墩文化”，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無論是成熟的堆筑城墻技術和發達的稻作農業，還是各種器物特征和古城址群的社會形態，都證明它已經正式進入了“龍山時代”，其社會發展也大體同步，成為了龍山文化群體或稱龍山文化圈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證明了《禹貢》所記述的“梁州”，在“寶墩文化”時期就已經奠定了初步的基礎。蘇秉琦早在1987年就把 “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共同劃成為一個單獨的“區系類型”，稱它是中國史前文化“六大文化區系”之一。[42]1995年后寶墩文化古城址群的發現，表明“寶墩文化”與長江中游古城址群有密切的淵源關系，進一步證明了這一論斷的科學性和預見性。從堆筑城墻等大量特征看，兩湖和寶墩古城址之間有那么多相似之處，這種類型又只發現這兩組，其動因和路徑也有跡可循，兩者必然有密切的關系，蘇秉琦把它們劃為一個區系類型，應該是有道理的。由此可以看出，寶墩文化時期已經為《禹貢》“梁州” 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礎，說明從龍山時代開始，四川地區進一步融入到了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總體進程之中，對我們認識巴蜀地區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四　“三星堆一期文化”與“寶墩文化” 的關系

　　最后我準備再簡要地談一下“三星堆一期文化”與“寶墩文化”的關系問題。這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出現了的老問題，也是至今還未能得到很好解決的新問題。我在近年的文章中己經談了一些想法，[43]這里再從寶墩文化的一些主要形態與特征可能來自于長江中游的角度，扼要談點意見，和大家一起探討。

　　先回顧一下問題的產生過程。1980年三星堆遺址開始連續發掘后，領隊王有鵬等根據前兩次發掘資料撰寫的《廣漢三星堆遺址》發掘報告中，正式提出了“三星堆文化”的命名，并把它分為四期。[44]此后的《三星堆祭祀坑》發掘報告[45]和三星堆博物館基本陳列，[46]都采用了這個說法，并進一步明確了各期的年代和內涵。 1987年召開的“三星堆十二橋遺址考古發掘座談會”期間，有的學者提出三星堆遺址第一期是新石器時代文化，不應該與青銅時代遺存命名為同一個考古學文化。根據這個意見，1987年我曾首次提出：“至于以三星堆下層所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所謂的‘早期巴蜀文化’，應該用首次發掘的典型遺址將它單獨命名，稱為‘三星堆一期文化’。”[47]1993年孫華將“三星堆文化”界定在三星堆遺址第二期和第三期之內，第四期則另命名為“十二橋文化”，[48]“三星堆一期文化”也開始被較多人采用。1995年后寶墩遺址等相繼發掘，由于文化面貌與三星堆遺址第一期大體相同，內涵又比較單純，就單獨命名了“寶墩文化”，并被廣泛接受。我常將兩個名稱并列在一起使用，但總感覺兩者仍然有一定的差異。近年三星堆遺址第一期發掘資料的整理成果加強了這種印象，因此也提出來一些新的認識。[49]最近雷雨發表的《關于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幾點認識》一文，明確指出：“三星堆遺址第一期遺存，上承桂圓橋文化，下啟三星堆文化，以本地文化因素為主的陶器群最具特色”，“三星堆應該是新石器時代晚期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最大的一處典型遺址”，“將這一時期成都平原具有這類考古學文化面貌的遺存命名為‘三星堆一期文化’較之‘寶墩文化’當更為合情合理”。[50]這里我再就此問題談點主要觀點。

　　首先，我認為聚落形態的差異，是這兩個文化之間最大的不同點。如前所述，寶墩文化聚落形態的最大特點，是興建了一大批古城址，而這種成熟的堆筑城墻技術和古城址群布局的經驗，都來自于長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處在成都平原北部的三星堆遺址一期的各個遺存，都沒有修筑城墻，更沒有出現古城址群，而是采用沿河而居或在兩河流域長期定居的聚落方式，表明它們各自有其傳統的社會習俗和聚落形態。

　　至于三星堆古城址，現有城墻是在二、三期的“三星堆文化”階段逐步建成的，與長江中游及寶墩的古城址時間比，又晚了六七百年。雖然它采用了堆筑城墻技術，但已經有了較大的變化，如在東西城墻墻芯頂部，出現了土坯建筑等。它可能是在吸納了寶墩文化的筑城技術之后，根據需要，由小城到大城逐步建成的。三星堆現存城墻之下沒有“一期”的城墻，而三星堆遺址的其他地方再發現“一期”城墻的可能性也很小。從現有資料分析研究，三星堆古城應該是夏商時期興建的三星堆古國的都城。正如陳德安所言：“三星堆城址的出現，一改過去的傳統結構，由單環或重環轉變為分隔式結構，體現了這圖八　“三星堆一期文化”與“寶墩文化”分布圖及進入成都平原路線圖的連續發展脈絡可以看出，這支文化序列是一脈相承地發展過來的(圖八)。

　　第三，三星堆一期文化比寶墩文化的時間略早，并通過桂圓橋文化與西北山區更早的文化銜接起來，而不是像寶墩文化那樣是在距今4500 年左右突然出現快速發展起來的。雖然測定的個別年代可能會有所差錯，但整個“三星堆一期文化”及其與上下期文化的年代關系和發展序列，則是連續的和穩定的。

　　第四，我認為產生這些差異的關鍵原因，可能是三星堆一期文化與寶墩文化的主人有所不同。當時四川盆地也正處于城邦林立的古國階段，最初可能尚未產生統一的政權。后來在成都平原的南北兩地，逐步形成了三星堆與寶墩兩個大型中心聚落，兩者可能分屬于兩個不同族群。我們認為以三星堆遺址為中心的“三星堆一期文化”時期的主人，很有可能是蜀史傳說中的“蠶叢氏蜀王”，并且在數百年后，在三星堆遺址上直接傳承給了“三星堆文化”時期的“魚鳧氏蜀王”;而“三星堆文化”的主人“魚鳧氏蜀王”，則把 “蠶叢氏蜀王”尊為他們的直系祖先。[53]至于 “寶墩文化”，從地域、特征、來源、聚落形態等多種因素看，它的主人很有可能是傳說中的另一代蜀王——“柏灌氏蜀王”。它們曾與“蠶叢氏蜀王”并存過一段時間，后期則被逐步融入到了“三星堆文化”時期的“魚鳧氏蜀國”之中(表一)。這個問題本文只是提出一個初步設想，還需要做更加深入具體的研究與論證。

　　有學者認為考古不宜與古史傳說相聯系，但我從在四川開始考古工作之時，就在老同志幫助下，樹立起了以考古資料和方法探索蜀史的信念，認為這是考古學的重要任務之一，也較早開始做了一些嘗試。[54]經過大家數十年的共同努力，通過大量的考古發現發掘和反復的研究論證，采取從后向前推衍探尋的方法，蜀史傳說中“五代蜀王”的后面三代(開明、杜宇、魚鳧)所屬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已經初步得到證實。目前學界基本上認同：在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之前，以船棺葬和“圜底罐器物群”為代表的“晚期巴蜀文化”(距今約2600年至公元前 316年)，可能是“開明氏蜀國”時期的文化遺存;以金沙等遺址和“尖底罐器物群”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距今約3200～2600年)，可能是“杜宇氏蜀國”時期的文化遺存;以三星堆古城和“小平底罐器物群”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距今約4000～3200年)，可能是“魚鳧氏蜀國”時期的文化遺存。[55]只是對各代蜀王所屬考古學文化的名稱、年代和內涵的認識上，還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在本文進一步提出了“蠶叢氏蜀國”與“柏灌氏蜀國”時期所屬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問題，希望與同仁們一起繼續進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