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

　　摘 要: 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與發展的思想基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與發展，始終遵循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基本原則，并通過實踐工作中的揚棄，使其理論內涵得以豐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多年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能夠在歷史激蕩的進程中不斷凝聚與發展，一方面在各民族平等、團結方面提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理論，促進民族關系的和諧發展; 另一方面在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共同團結奮斗方面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各個領域的解放，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崇高理想。這也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與發展所應當始終堅持的主線。

　　高永久; 趙志遠， 思想戰線 發表時間：2021-01-15

　　關鍵詞: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交往交流交融; 自由全面發展

　　作為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和恩格斯于 19 世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已歷經了 170 余年。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和實踐探索證明，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 “是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的理論，是富有生命力和時代感的理論”。①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然而，作為一個生活著 56 個民族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多年以來，黨和政府在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始終保持著積極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民族關系不斷得到鞏固、解決民族問題依托著正確的政治制度、豐富的文化資源和多樣的民族成分，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思想基礎的過程中，始終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推動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設與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一、從交往交流交融走向融合: 人類社會民族發展的基本規律

　　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經由列寧和斯大林的發展，于 20 世紀初期傳入中國。馬克思在 1843 年發表的 《論猶太人問題》首次將民族問題的解決與無產階級革命聯系在一起，提出民族問題的解決要以全人類解放為前提條件。② 在 1845 年到 1846 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 《德意志意識形態》“交往和生產力”一節中，提到從野蠻向文明、從部落制度向國家、從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三種過渡，“它貫穿著全部文明的歷史并一直延續到現在”。③ 這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早期出現的交往概念。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交往與生產力這一對范疇，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兩條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原理，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在本質上是相互一致的。① 交往概念包含著一定歷史階段社會生產活動中人與人的所有生產關系，以及由這種生產關系所決定的一切其他社會關系的總和。正是交往形式的新舊替代，使得歷史不斷向著交往與生產力相互適應的方向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中國民族關系的發展始終以 “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為民族工作的落腳點，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穩定與發展，促成了各民族之間團結、平等、互助與和諧的民族關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論的提出，不僅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民族關系發展狀況的概括，更是對民族關系發展規律的總結與提煉。“交往交流交融”六個字具有豐富的內涵，對中國民族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同時也對中國民族關系的處理和民族政策的制定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 一)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內涵及其理論探討

　　1.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內涵

　　2014 年 5 月，習近平同志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要加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過構建 “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來 “促進各族群眾在共同生產生活和工作學習中加深了解、增進感情”。② 2014 年 9 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提出 “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讓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親、守望相助”，③ 為 “交往交流交融”理論賦予了全局性和戰略性的高度。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同志以鑄牢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切入點，強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性，使其思想和理念深入人心。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④

　　2020 年 8 月 29 日，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指出， “必須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⑤ 2020 年 9 月 25 日，習近平同志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再次明確指出，要 “教育引導各族干部群眾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讓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根植心靈深處。要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⑥ “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這一理論的反復提出，不僅證明其符合中國民族發展的根本規律，符合各民族群眾的根本利益，也說明其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具有生命力，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基本精神相一致。

　　2.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相關理論

　　在上述背景下，中國學者對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內涵進行了廣泛而豐富的闡釋。綜合分析國內學者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論分析，可以發現其主要從交往交流交融三者各自的內涵及其關系、對 “交往交流交融走向融合”進行價值分析以及從一些典型視角分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這三個方面進行理論剖析。

　　有研究者從如何正確處理民族差異性和共同性的角度，辯證地分析了交往交流交融三者各自的定義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這種觀點認為，民族交往是民族關系的基本形式; 民族交流是民族關系的具體內容，涉及民族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 民族交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質要求。① 還有研究者則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一角度，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分別視為民族關系發展的基礎、實質與核心，提出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強民族團結、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② 再就是從交往交流交融三者不同的側重點出發，提出了民族交往側重民族成員個體在生活中的人際互動關系、民族交流側重各民族交流過程中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吸收借鑒、民族交融指各民族之間通過交往交流實現 “族性轉換”，③ 增加共同性。還有的研究者則是提出交往交流交融三者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關系，為此其設計了時間軸 ( 物質層面—精神層面) 和空間軸 ( 民族產生—民族發展演變—民族消亡) 的兩個維度，以此來說明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到民族融合是一個從時間和空間上同步演進的歷史過程。④

　　除此之外，有研究者則主要關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論的正確性和價值。并提出，正確理解交融是真正實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關鍵。這種觀點認為，交融不同于同化，交融指的是民族之間相互接納、吸收、包容和認同，要促進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需要同時從 “硬環境”和 “軟環境”兩個方面進行建設。⑤

　　還有一些研究者，使用某種具體的研究方法或視角來挖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論內涵。例如以我國呼倫貝爾地區為民族研究個案進行的深入考察，⑥ 通過梳理這一地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脈絡，對比個案，分析總結其特點、經驗與相關啟示。通過深入少數民族地區，為政策落地提供了一手資料; 通過回歸實踐，進一步豐富了理論內涵。而有的研究者，則從 “文化涵化”⑦ 的角度，提出 “文化涵化理論”是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述關系最密切的文化理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普遍現象，也是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內在機理和基本動力。⑧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論與將其作為民族政策轉型的標志而全面加以 “促進”絕不相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理論和政策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國情和中國民族現狀相結合的產物，應當始終不渝地堅持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諧以及民族區域自治等基本理論和原則，在這個前提下去了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質和內涵，才能真正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深刻內涵。中國的民族問題具有復雜性和長期性，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長期的、歷史的過程。推動民族工作既要考慮現實情況，避免過于急躁，同時又要掌握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涵和當代中國的現實情況。

　　( 二)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國實踐

　　1. 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

　　民族關系指 “不同民族成員在社會的共同活動過程中彼此之間以及與國家之間的多維影響和互動的過程與結果的總稱”。⑨ 民族關系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具有多樣的表現形式。在民族關系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各民族的民族性得以彰顯。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關系的處理和協調向來都是關系到國家統一與穩定的重要問題。

　　先秦時期，華夏共同體基本形成，出現了 “中國”“四夷”以及 “五方之民”的觀念。① 秦朝統一中原后，漢族形成; 漢朝時期，各民族的交往已經相當密切。當時，中央政府采用了 “修德撫遠，因俗而治”的少數民族政策，這對民族關系的協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俗而治” 這一基本原則為后來的歷朝歷代所遵循。無論是羈縻府州縣制，還是土司制度; 無論是宋朝的 “因俗為治，吏民安之”，② 還是元朝在吐蕃、西南少數民族、蒙古族等地區實行不同的民族政策，③ 都體現出中央在處理民族關系時對 “因俗而治”的高度重視。除此之外，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差異性保持尊重、包容是民族政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中國的少數民族特別具有地域上的獨特特征，其生活、生產方式也在極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環境的制約與影響。因而，差異性的政策能夠為各民族所接受，從而維護中央政權的有效統治。同時，中央政府能夠因地制宜地積極促進族際交流與融合，這有助于推動各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維持較為和諧的民族關系。

　　從總體上來看，“交錯雜居、不可分離; 修德撫遠、因俗而治; 你來我往，和親通婚; 互相學習、和而不同”④ 這四個特點，概括了中國傳統民族關系的基本特征，也成為中華民族能夠形成強大凝聚力、形成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原因。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各民族的發展呈現出 “交流越來越頻繁、交往越來越密切、交融越來越明顯”⑤ 的基本趨勢。

　　2. 新時期中國民族關系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依據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被正式載入憲法。 1988 年，費孝通教授提出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論斷，認為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⑥ 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各民族都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也進入了一個頻繁期。⑦ 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推進，各民族之間已經從背對背交流發展為面對面交流，同時帶來了民族關系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圖 1 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發布的 2015 年民族基本數據統計所制的趨勢圖。由此可以看出，從 1992 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至今，民族自治地方地區生產總值構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第一產業的比重逐漸下降，第二、第三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比重逐步上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會需求和人民生活的結構性變化。而公共服務行業比重的上升，實質上增加了各民族之間的直接交流。城市化背景下，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很大程度上推動中國的民族關系 “從過去比較閉塞的背對背到現在更多交流的面對面，并將通過這種交流發展到不久將來心連心的融合”。①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提出 “多民族是我國發展的一大有利因素”這一重要論斷。這一論斷的提出，經歷了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不斷演化的過程”，② 并非憑空提出。而這一論斷的提出，也標志著中國多民族優勢論的確立。新時期，各民族地區快速發展、民族間交往交流不斷增加的主流趨勢下，中國民族關系的發展也存在一定的挑戰。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提出了民族工作現階段面臨形勢的 “五個并存”，③ 其中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趨勢增強和涉及民族團結因素的矛盾糾紛上升并存”這一現象尤其是在民族關系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在民族關系發展的過程中，堅持習近平同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來統一認識和指導行動，直面民族和民族關系發展過程中的矛盾，不斷促進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時期中國民族關系和民族工作不斷發展和前進的正確方向。

　　( 三) 從交往交流交融走向融合的基本規律

　　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向民族融合，不是人為地強制實現的民族大融合，是在對民族差異性的包容與尊重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是由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進步所決定的。這一理論產生的貢獻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它結合中國現實的民族情況，在堅持民族關系平等和民族區域自治等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這樣一個具有階段性、層次性的概念。這一概念既指出了人類社會民族發展的規律和最終走向是民族融合，形成人類命運的共同體，同時又能夠體現出人類民族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明確無論是中國現階段的各民族還是世界民族的發展，都要尊重基本規律，切忌過于急躁。這對中國民族工作的實踐與世界各國對于民族關系的處理，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次，從理論本身出發，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提出，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交往理論和民族理論的延伸和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明確指出和說明了交往與生產力這一重要的基本關系。他們指出: “這些不同的條件，起初本身是自主活動的條件，后來卻變成了它的桎梏，它們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一個有聯系的交往形式序列”。④ 這一歷史的發展，“從而也成為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⑤ 中國共產黨提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論，恰恰是以民族交往為基礎的。從物質向精神、感情層面的遞進，體現了這一規律的漸進性和過渡性。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⑥ 這些矛盾導致革命的發生，并產生各種附帶的階級沖突、意識矛盾、思想斗爭、政治斗爭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是要促進各民族的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發展繁榮。在客觀尊重民族差異、民族特點的基礎上，正確處理民族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尊重歷史發展規律，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走向民族融合。

　　二、從個體解放到共同體意識: 人類社會民族發展的必然趨勢

　　民族是一個歷史范疇。民族的產生和發展是與社會的產生和發展相一致的。因而，民族最后也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消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要用階級斗爭學說來研究階級社會的民族問題，即在階級剝削的制度下分析由其引發的民族斗爭問題。① 據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論斷: “人對人的剝削一旦消失，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②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民族關系乃至民族本身的消失，是從個體解放走向共同體意識的必然過程。

　　關于人類解放和民族消亡的關系，毛澤東明確了民族同階級和國家之間的消亡順序。他提出 “首先是階級消亡，而后是國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③ 這一理論。從表面上看，它圍繞三個主體的消亡展開這一歷史順序。更深層次上，三者之間的關系、消亡的順序，體現出人類全面發展這一隱含的終極走向。新時期，各民族發展在歷史階段上正進入一個繁榮、蓬勃的發展階段，習近平新時期民族工作思想，創造性地提出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要論斷，其中所堅持的各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繁榮發展等原則，恰恰符合從促使生產力發展到促使個體全面發展乃至走向全人類共同體意識全面發展的這一邏輯。

　　( 一) 馬克思主義的全面發展觀

　　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理論內涵豐富，涵蓋了發展的最終目的、必備條件、動力以及具體過程等各個方面。首先，它指出發展與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特別指出交往的擴大促進社會發展; 其次，它明確了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此外，它還指出了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要協調各方面，尤其是人與自然的關系。

　　1.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發展的最終目的

　　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終極目標。馬克思的自由全面發展思想能夠在《共產黨宣言》和 《資本論》中找到明確的論斷。前者指出: “替代那些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④ 后者則強調，每一個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構成更高級社會形態即共產主義社會形態的基本原則。⑤ 由于在共產主義的社會形態中實行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的公有制，階級差別、階級、國家都消亡了。在這種條件下，每一個人能夠在體力、能力、智力上得到充分而自由的發展，充分掌握自然和社會規律。這正是達到了恩格斯在 《反杜林論》⑥ 中所提到的 “自由王國”的目標。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發展的論述形成了發展觀的基本框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和民族關系的處理提供了指導意義。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命運共同體進行了深刻的闡述; 在民族工作方面，各民族則要同步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馬克思主義的自由全面發展觀，首先就是對畸形片面發展的批判。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離不開任何一個民族的發展，更離不開每一個個體的發展。因而中國各民族發展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始終強調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體性發展。2019 年 9 月召開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 “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擁抱在一起，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強、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體”。⑦ 這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民族工作具體實際相結合所產出的重要論斷。正是在多元一體格局下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積極構建，為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終極目標創造著必要的環境。

　　2. 實現自由全面發展有重要的前提條件

　　福山曾經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可能已經形成了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結，① 在那種社會中，人們能夠自由生活并實現個人的發展。他們依托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和相對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來闡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自由與發展，② 并以此為矛頭直指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與發展理念。如果自由和發展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點，那么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是不是已經通過其他的途徑抵達了這個終點? 是不是已經實現了這個目標? 西方發達國家現實存在著的種種現象告訴我們，事實絕非如此簡單。社會不平等和財富分配差距的加大、全球性經濟危機帶來的猛烈沖擊、民族宗教乃至社會特殊群體問題的不斷爆發，尤其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給全世界帶來的巨大考驗……所有這一切的發生都在拷問，資本主義制度真的能夠實現自由和全面的發展嗎?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人的自由與全面的發展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由主義者所謂的自由與發展，存在著根本性的差別。一切人自由和全面發展的前提，是每個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而每個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前提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在闡述這一崇高理想時，并沒有脫離歷史唯物主義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基本原則。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以社會生產力極大的提高、人民物質精神生活的極大豐富為基礎的。而資本主義國家作為階級剝削的工具，部分人的發展是以他人的極大犧牲為代價的。這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社會生產力的極大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階級、國家乃至民族的消亡也是一個極度長期的過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正是以其為崇高理想和終極目標，堅持各民族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平等、團結的基本原則，為人類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一目標的實現積極創造條件。

　　3. 社會主義建設與人的全面發展

　　資本主義將人從封建神學中解放了出來，做出了 “發現人”的這一歷史貢獻。然而，資本主義的 “私有制”本質，決定著它無法帶領所有人走向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資本主義共同體的本質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實施壓迫的工具。在這一基于剝削的資本積累過程中，資產階級逐步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發展。事實上，資產階級在這種不斷對無產階級施加 “桎梏”的過程中，也永遠無法實現真正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現在卻變成真正的共同體，工人力圖吞噬它，但它卻吞噬著工人”。③ 資本主義社會將人從人的依賴關系帶入了對物的依賴關系，“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④ 受黑格爾辯證法影響，早期的馬克思從歷史中去尋找異化的根源，這使得異化具有了歷史的必然性。但也恰恰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觀，使他提出異化的必然只是暫時的必然性。針對這種異化現象，馬克思提出了其理想目標: 對異化的根源進行消除和揚棄，從而實現人類的解放，實現人類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馬克思認為，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夠使人們擺脫異化的束縛，為每一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創造條件。“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條件產生的”。⑤ 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一方面要不斷加強經濟建設，提高生產力; 另一方面則是要努力實現發展要素的相互協調。馬克思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對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它告誡我們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要利用好對提高生產力有利的條件，使積極的因素充分發揮; 它也警示我們，要牢記馬克思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崇高理想，① 最終實現人類的解放。

　　( 二)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民族社會發展

　　改革開放 40 多年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不僅是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大事件，也是對馬克思發展觀的偉大實踐。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伴隨著社會生產力和一切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的解放。這一解放過程具有漸進性、階段性、長期性等特征。中國社會中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主要可以體現為人的思想解放、經濟解放、政治解放和文化解放等方面。

　　1. 思想解放

　　馬克思認為: “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② 一個社會人具有基本而穩定的特征，即自由自覺的活動、作為現實人的需要和作為社會人的需要。人性的解放，是人獲得充足的發展空間、是實現作為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相統一的基本要求。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社會發展陷入了 “姓資”與 “姓社”的爭論。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全面控制，政府自上而下、無所不包的管理模式，使得生產力受到束縛，經濟難以得到發展。在這種社會環境中，人的思想被極大的束縛了。在生產與生活的雙重壓力下，人民群眾的視野是狹窄的，思想是禁錮的，社會生活極度單一化。在這種條件下，更無法談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改革開放首先打破了人們的思想和意識形態束縛，這集中體現在對國家制度的認識與理解上。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中國人的思維逐漸打開，人們具有了國際視野。改革開放恢復了人的實踐權威，并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實踐人的自我確認。這一思想解放進程體現在中國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個體身上。隨著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的增多，人們的思維擺脫了地域的限制。各民族在思想解放的進程中，不斷增進認識，不斷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鞏固和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促進每個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打開了突破口。

　　2. 經濟解放

　　馬克思勞動異化理論集中地體現了經濟層面人的異化。在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人逐漸被自己所生產的物所奴役。人與人之間真實的關系逐漸被物化了。馬克思在 《資本論》中說道: “資本表現為異化的、獨立化了的社會權利，這種權利作為物，作為資本家通過這種物取得的權利，與社會相對立”。③ 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人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面的人，人的發展片面而扭曲。一方面，從整體來看，人的發展是片面的。資本家通過資本優勢的運用，以工人畸形的發展作為代價實現自身的發展; 另一方面，從個體來說，人的全面發展是建立在每個人全面發展的基礎上的，因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個體的發展也并非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經濟解放是打破資本和物對人進行控制的途徑。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解放。經濟的解放使得人們能夠在一個更為開放和高效的體制下生產和生活。隨著市場對資源配置由基礎作用變為決定性作用，中國社會的生產力得到了進一步解放、資源配置更為高效。隨之而來的物質的豐富和精神境界的提高。十九大報告提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恰恰說明，經濟解放和由此帶來的物質的極大豐富是人類全面發展的必要條件。經濟解放的進程同樣體現在中國各民族的發展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進程中。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央堅持各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繁榮的原則，不斷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提高各民族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努力保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為每一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創造條件。

　　3. 政治解放

　　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政治解放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政治解放使得國家擺脫了宗教統治的精神枷鎖，宗教與國家的分離完成了 “宗教從國家向市民社會的轉移”; ① 接著，政治解放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使得民主和法制登上了歷史舞臺，成為了國家制度。② 由此，政治解放的首要目標便成為解放資本主義制度下異化了的人。資本主義的共同體是以剝削為基礎的，這不是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前提。馬克思認為，只有伴隨著階級的消亡，人類以個人身份參加的 “真正的共同體”，即 “自由人聯合體”中，每一個人才能夠有條件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黨和國家充分考慮到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在地域上的劣勢和底子薄的特點，在堅持民族區域自治的前提下，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的民族優惠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為各民族團結、共同繁榮，尤其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鞏固建立了堅實的基礎。各民族交往交流到交融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堅持這一基本規律，在現有的環境下積極創造一切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條件，從而最終消除階級差異走向民族融合，實現人類真正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發展。

　　4. 文化解放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除了人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全面解放外，更包含對人在精神方面的解放，這也集中體現為人類的文化解放。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的本質受到壓制。人們為了生計而被迫勞動，勞動作為人們謀生的手段，壓制著人自由、自覺活動的本質特性，包括他們在精神和價值上自由的追求。實現共產主義，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使人們 “擺脫私有觀念、傳統意識形態和陳腐道德禮教及舊文化藝術的影響，進入一個崇高的精神境界”。③ 馬克思曾經提到，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這種審美主體的自主能力恰恰就是通過人本質的解放所達到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過程中提出的 “以人為本”，恰恰就是對 “人的本質的現實生成”這一解放趣旨的復歸。④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 “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這一重要概念。它是一種與物質家園相對應的、建立在文化認同基礎上的文化精神、價值觀念、態度情感的系統。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構建，為處理民族文化差異性和共同性開辟了新的路徑。正確處理中華民族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間的關系，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這一共有精神家園的內核，有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進步與發展，在精神層面為人類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黨的十八大以來，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民族工作的重大命題。新時代，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已成為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主線。⑤ 它旨在從一個更高的層次把中華民族凝聚起來，為實現人的解放而不懈奮斗。正是在這種 “實踐”與 “意識”和相互作用中，民族社會得以長足發展。

　　三、結 語

　　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民族人口流動速度的加快以及各民族關系的不斷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也不斷涌現出眾多新的研究路徑。無論是對少數民族的日常生活、民族社區工作進行微觀研究，還是對民族政策、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進行中觀、宏觀研究，都能夠體現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展中研究對象的多樣化、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和研究方法的交叉化。在未來探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過程中，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從個體角度對族際個體間的接觸、互動進行研究; 第二，將民族關系放置在全球化、信息化等多重場域中進行研究; 第三，進行不同國別、多民族的具體問題研究; 第四，在中國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背景下進行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問題的理論研究。

　　總而言之，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思想基礎的前提條件。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增多，是客觀存在的現實與趨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與發展，不會脫離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向各民族融合的這一基本規律。圍繞這一基本規律，應當進行跨學科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多方面展開，進一步拓寬研究范圍，豐富理論體系。除此之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與發展，不能脫離人類的解放與發展這一終極目標，這不僅是促使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研究和民族工作實踐應當遵循的精神指導。新時期，民族關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更為突出，和諧社會的建立離不開平等、團結、發展的民族關系，這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一步凝聚與發展的重要動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