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水關系的倫理價值觀的反思，日益凸現于學界中心論域，“現代水倫理價值觀”與“后現代水倫理價值觀”，則成為當代西方反思人水關系中提出的的兩大代表性理論主張。對于正處于工業文明進程中的中國來說，如何面對日益嚴峻的水危機挑戰，如何回應國際學界對水倫理價值觀的現代性反思，將直接關系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交往實踐唯物主義的“以人為本”的水倫理價值觀，既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對我國發展實踐反思后作出的理論解答，也是對西方現代與后現代水倫理價值觀的整合與超越。

一、現代水倫理價值觀：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工具主義價值觀

現代工業文明以來，人類的主體性意識不斷增強，以自然的主宰者自居，憑借理性和科技的力量，堅定“人定勝天”的信念，移山填海、圍湖造田、攔河筑壩、亂排污水、亂采水資源、踐踏水環境行為越演越烈。人水關系由農業文明時代的依賴關系轉向了統治關系，被演繹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改造與被改造、征服與被征服的歷史畫卷。其中，人類中心主義成為工業文明時代主流的環境哲學，工具主義成為人們對待和處理人與水關系的主導價值觀。

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水倫理價值觀主要有五方面內涵：第一，信仰笛卡爾“主客二分”式的哲學觀。在人與水的價值關系中，抽象、單一和普遍的“人”被視為唯一的價值主體，水環境只能是價值的客體；第二，在人與水主客關系中，人是水環境的改造者和征服者，而水環境則是被人任意主宰與征服的對象；第三，水價值取決于人這一主體對水的需要程度，取決于人對水的認識和利用程度，人是水環境價值的惟一尺度；第四，人與水的關系始終是目的和工具的關系，人自身具有的內在價值決定了人是水環境的目的，而水環境是人實現其自身需要和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第五，愛水、護水、治水和管水不是為了水的利益，而是為了人類利益和幸福的最大化，為了人類健康生存與發展的可持續性。

非人類中心主義者則認為，主張工具主義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水倫理價值觀，無疑是導致全球水環境危機的深刻根源，正是這種工具主義的價值觀，使人把水當作任意處置的對象，使水成為個人或人類實現其自身目的的工具。也正是在這樣的價值觀指導下，人類對水環境的態度逐漸地由“敬畏”走向了“無畏”，由“順從”轉向了“征服”。現代水倫理價值觀引發的這場深刻的水危機，正把人類推向難以“可持續發展”的困境之中。為此，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于1997年發表了《關于環境倫理的漢城宣言》，明確指出了人類反思和改變傳統價值觀的緊迫性：“我們必須認識到，現在的全球環境危機，是由于我們的貪婪、過度利己主義以及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的盲目自滿造成的，換一句話，是我們的價值體系導致了這一場危機。如果我們再不對我們的價值觀和信仰進行反思，其結果將是環境質量的進一步惡化，甚至最終導致全球生命支持系統的崩潰”。［1］36正是在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反思中，在對工具主義的水倫理價值觀的批判中，后現代的水倫理價值觀應運而生，并迅速成為西方環境倫理學界極具影響力的水倫理思想。

二、后現代水倫理價值觀：生態中心主義的自然價值觀

后現代主義水倫理價值觀即“生態中心主義”的水倫理價值觀，通過對人類中心主義工具主義價值觀的批判性解構，主張深生態的水倫理價值觀，即強調包括水在內的自然環境具有與人一樣的“內在價值”，而且自然的這種“內在價值”是先于人類而存在，具有不依賴于人的意志而獨立存在的客觀性，因此，人類應當善待水等一切非人類存在物。

“自然價值論”是生態中心主義的核心主張，是構建深生態環境哲學和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基礎。生態中心主義的環境哲學家們普遍認為，當今各種形式的生態危機，都是因為人類長期以來堅守的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所致。由于人類否認自然的價值，使得人們在與自然的交往中，占有和征服自然成為人們唯一的選擇。在生態中心主義者看來，自然價值在人類道德共同體價值體系中的地位缺失，是當代人與自然關系失衡，直至不斷走向沖突的深層根源。為此，批判和放棄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確立自然具有客觀價值的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成為破解包括水危機在內的生態危機的迫切選擇。

生態中心主義先驅奧爾多•利奧波德倡導“大地倫理學”，其中蘊涵的有機整體主義的大地價值論，是水倫理的重要理據。他在《沙鄉的沉思》最后一章“大地倫理”中首先明確提出了“共同體”的概念，他認為“大地倫理”就是要將道德共同體的范圍進一步擴大，把大地上每一個成員，即人和非人類存在物都納入到道德關懷的共同體之中，“土地道德①只是擴大了這個共同體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者把他們概括起來：土地”［2］201。作為大地生態共同體成員的水的價值，必然隨著大地價值的認同而得到確立，水價值同樣是水倫理得以構建的理論前提。大地倫理蘊含的整體主義的大地價值論，可以說是開啟了后現代的自然價值論，初步構建起了后現代的水倫理價值觀，從而為保護包括水生態系統在內的大地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的道德義務，提供了理論支撐。

深生態學者納斯倡導“生物圈平等主義”，主張生物圈內包括人和水在內的一切存在物都休戚相關，而且都是價值主體，均擁有平等的內在價值，這是“一種直覺上明晰的價值公理”，無須邏輯證明。納斯提出的“自我實現論”認為，西方傳統中的“自我”是人類社會中原子式的分散孤立的“小我”，而“自我實現論”中的“自我”是自然界由無數的“小我”和“大我”（包含生態系統中的一切存在物）組成的有機整體——“生態自我”。如果“小我”有內在價值，那么“大我”同樣具有內在價值。“自我實現論”的終極目的，就是要通過對生態共同體及其成員的價值認同，達到“活著，讓他人也活著”（他人包括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和自然過程）［3］的人與萬物平等相待、和諧共生的道德境界。“自我實現論”進一步從有機整體主義的角度論證了生態共同體中自然萬物內在價值的關聯性和整體性，從而為自然萬物擁有平等的道德權利提供了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