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譯是兩種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過程,這一過程不是機械的、一對一形式的轉換,需要譯者細致入微的思維活動,以便體察到原文的深層結構所體現的概念意義,把原作的思想內容、感情色彩、風格特征等盡可能忠實地傳達給讀者。原作語言與其民族語整體語境及文化社會語境和諧、融洽,而且原作者的表達方式、修辭手段等都是原語讀者所默認的,但這在陌生的目的語語境中顯得突兀而且異類。因此,譯者作為在原語語境與譯語語境中來往穿梭的使者,他(她)必須對原作的語言和所依附的文化信息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譯作便是譯者在原語與規范的譯語之間不斷調和、妥協以竭力彌補認知語境差異的創造性成果。雖然現代翻譯研究著重強調“以譯文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但無論翻譯研究兜多么大的圈子,“等值”問題始終是不可回避的關鍵所在。事實上,翻譯研究的任務并不只是對比原語文本和譯語文本的對應量,關鍵是“其實現的過程,即每個譯者實現等值閾的內在因素,與其在不斷而無奈地規范翻譯等值,倒不如探索等值閾實現的過程”(姜秋霞2001:50)。因而,本文試圖從譯者角度,就關于影響文學形象翻譯“第二自然”創造中“等值閾”的認知語境差異作一些分析和探討,以供商榷。

二、文學形象語言“第二自然”創造與翻譯中的“等值閾”

文學形象語言是以具體形象為手段,來描繪事物的特征、本質規律或抽象的哲理,為讀者的思維提供一個形、色、聲俱備的意象。正如劉熙載先生在《藝概》(1978)中所做的精辟論述:“山之精神寫不出,以煙霞寫之。春之精神寫不出,以草木寫之。”換句話說,作者將自己的情感與思緒恰如其分地融入物象中去,選取新穎獨特的藝術形象來描繪景物,使作品產生強烈的感染力。原文作者憑借語言作為媒介,對原自然進行了真實的寫照,塑造出一系列可感性藝術形象來反映客觀世界和人物的內心感受,為讀者提供了諸多如臨其境的藝術氛圍。文學作品中形象的塑造就是指能夠真實反映原自然的“第一自然”創造,而譯者的任務則是在全面分析、研究“第一自然”的基礎上,將原語所體現的語言、文化、藝術、歷史及美學等方面的色彩最大程度地攝入到譯語中,使譯文能夠真實而自然地反映“第一自然”的全貌,幫助譯文讀者能夠產生像讀原作時一樣的啟示、感動和審美經驗。因此,文學形象翻譯的“第二自然”創造則是指譯者以原文為制約標準,從作品的意義、形式、風格和審美等方面入手,使譯文以最自然而完整的方式重組再現原文的形象信息。

鄭海凌(2000)曾將譯者對“第二自然”的創造分為“離形得似”、“筆補造化”和“從心所欲不逾矩”三個層次。意思是說,譯者在深刻理解原文的基礎上,憑借自己豐富的閱歷及相關圖式知識,將原作中提供的語言符號體系在自己的大腦中重新轉換為同原文作者腦海中原來的審美形象基本一致的審美形象,也就是將譯者的審美經驗與作者的審美經驗最大限度地統一起來,使原作中的藝術意境轉化到譯文中,并通過譯文的語言加以再現。

因此,文學翻譯首先要按照一定的美學原理進行再創造活動以展現原作的審美意象和美學價值,文學形象翻譯“第二自然”實現的關鍵是在“再創造”過程中下功夫。許淵沖先生(2003:339)認為文學翻譯不但要譯詞,還要譯意;不但譯意,還要"譯味"。所謂文學形象翻譯的創造過程就是指“譯味”的過程,譯者忠實于原文卻又不拘泥于原文,從眾多的表達手段中選取一個最恰當的去再現原文的內容、風格、審美思想和意境。正如奧澤洛夫對翻譯中存在的這一辯證法的概括“接近原著有時反脫離原著,脫離原著有時卻是接近原著”(劉宓慶,1999:220)。在保持言內之意不失真的前提下,創造性地譯出言外之意,從而使讀者產生強烈的審美經驗。所謂審美經驗(aestheticexperience)就是指“審美主體在體驗藝術美時所產生的心理過程和行為,是審美主體對于審美對象的反映和反應,是審美主體和審美對象之間以特殊方式相互作用的結果”(彭立勛,1999:36)。可以說,譯者的重要任務之一便是在原文與譯文之間架起一座理解之橋,對作為審美主體的譯文讀者產生審美的愉快,使審美主體不僅為之吸引,而且為之動情,從而在內心引發強烈的審美經驗。

因此,譯者必須把握原語深層結構中那些具有審美價值的特質并加以綜合,以求再現這些特質的和諧美。如林語堂先生將李清照的《聲聲慢》中“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譯成“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譯文巧妙采用七個雙聲詞,并重復使用so,強化了一種蕭索悲切的氣氛,表達出詞人在黃昏細雨之后無奈而孤單的心境。可見,審美主體(讀者)對審美對象(譯文)所產生的情感反應有助于原作創作意圖的延展,使譯文煥發出新的情趣和意味。也就是說,文學形象翻譯的“第二自然”追求的應是神似而非形似,中國的水墨畫在數峰清苦與一葉扁舟之間只不過是一片空白,卻給人煙波浩渺之感,所謂不落一筆,盡得神韻。譯者若能傳達原文中“筆墨之外”的東西,必能得其韻致,傳其意境。

可以說,文學形象翻譯“第二自然”創造以形象思維為主。具體語言符號通過對具體描寫的對象在譯者中引發聯想,間接作用于人的感觀,喚起知覺表象,訴諸人的情感體驗,激發人的道德評介和哲理思考,使人獲得強烈的審美體驗。而譯者只有善于利用這一特點,才能使筆端的形象鮮明而富有個性,最大程度、最大限度地再現原文的各種信息,因此,這里涉及一個“等值”的問題。

何謂等值?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奈達(Nida1964;1969)通過研究認為翻譯必須以讀者為中心,譯文如果不能被讀者接受則失去了交際作用。基于這種認識,奈達提出了“等效翻譯”的理論:譯文在譯語讀者中產生的效果應等同于原文在原文讀者中產生的效果。因而必須調整信息量以適應信息道,從而克服語言與文化之間的差異。為此,奈達又提出了“動態對等”或“功能對等”,即原語和譯語之間形成最貼切、自然的對等。翻譯和創作一樣要考慮讀者的感受,奈達的“等效”論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對提高翻譯活動的社會效益無疑具有積極意義。然而,翻譯界對此已有定論,即“等效”論的局限性是理論上言之有理,實踐上未必處處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