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華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簡稱,但其全稱卻暫無定論,一般將其視為馬來西亞華人寫作的華(中)文文學。馬來西亞有華文文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初在馬六甲出現的第一份華文報章(《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創刊)開始,不過此時及此后近百年間的數家華文報章之副刊所載均是由文言文為載體的文章,直到1919年10月新加坡的《新國民日報》開始才有了以白話文寫作的文章出現,此為馬華新文學史①的肇端。馬華舊文學的短暫蓬勃是對清末民初的中國政治的反映,而馬華新文學也是無庸置疑地從一開始就一直受到中國文學尤其是五四新文學運動及其后的文學思潮的深厚影響,這首先是因為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大量的華人為避戰亂或謀生下“南洋”(當時南下的文人籠統地將馬來西亞稱為南洋),其中也包括數量眾多的文人,而這批文人很快成為馬來西亞文文學陣地(即報章雜志)的中堅力量,由于他們的引導,使得二戰結束前馬華文學的脈動與中國文學幾乎一致。其次,無論戰前戰后,那些愈來愈多的出生馬來(西)亞的華人作家,他們選擇以華(中)文來書寫,其實已經是一種文化認同的表現,無論他們爭論馬華文學應該書寫中國還是馬來(西)亞本地華人社會的生活,那只是文學內容表現的問題而非對馬華文學本質的討論;由他們的閱讀范圍及耳濡目染的華人文化傳統所決定,他們仍然在中華文化之內[1]。當然,馬華文學的發展比中國(大陸)華文文學的情況要復雜得多,從作家群來看,有南來作家和本地作家,還有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出生大馬而后留臺、留港及留美的一批作家;從其發生、發展的外圍文化環境來看,有大陸文學、臺灣文學、香港文學及馬來文學和西方文學的多重沖擊;從其文學之外的政治、經濟等諸多層面影響來看,又先后與中國的戰亂、馬來西亞國家國體及政策的轉變以及近期多元開放的國際局勢有著緊密的聯系。本文嘗試考察幾部既有的馬華文學史論述,并結合部分馬華代表作家和作品來找尋馬華文學在華(中)文文學史之內的發展線索。

一、從幾部馬華文學(文類)史說起

方修可以說是最早對馬華新文學進行系統梳理的研究者之一,他的兩部最重要的馬華文學史著作即《馬華新文學簡史》和《戰后馬華文學史初稿》。前一部文學史由1919年馬華新文學濫觴寫至1942年初日據之前,后一部則由1945年二戰后開始寫至1956年底。這兩部文學史的寫作思路大致上一脈相承,時間也基本上連續,因此可將它們當作一部整合的馬華文學史來閱讀②。總體看來,方修對馬華文學特征最重要的概括是指出其受到中國文學的深刻影響,在他的馬華文學史里,中國本土文學的影子幾乎無時不在。戰前馬華文學由內容到形式都反映著中國社會和文壇的一舉一動,而即使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曇花一現的“南洋色彩”的提倡及“馬來亞本位概念”的形成,乃至到戰后1947年“馬華文藝獨特性”的提出及其與“僑民文藝”的論爭,它們所秉持的依然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之后“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要求,即文學應反映社會現實,承擔諷喻時事的使命。對比方修的《馬華新文學簡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不難發現其幾乎完全接受了中國文學史的一般寫作方法,將馬華文學的發展按時間分為“萌芽期”(1919年至1925年)、“擴展期”(1925年至1931年)、“低潮期”(1932年至1936年)和“繁榮期”(1937年至1942年),而其對馬華文藝思潮的總結也與中國文學中的新文學運動、革命文學運動、問題小說、現實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等一一對應。

至于戰后馬華文學的發展,方修的分期便由對文學發展興衰史轉為以文學對政治局勢的反應為依據了,亦即將之劃分為戰后初期、緊急狀態時期、反黃運動時期和星(新)馬獨立前后。另外,方修雖則花了極大的篇幅去描述馬華文藝獨特性與僑民文藝的論辯過程,并且列舉了戰后馬華文壇逐漸增多的關注馬來(西)亞本土社會問題的文學作品,但他在此部文學史的一開始就將戰后馬華文學定性為“反侵略、反封建”的文學[2],承接著戰前文學的發展,仍然是未從中國二、三十年代的“現實主義”文學中走出來,而從其文學作品的列舉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選擇標準仍然是所謂的“現實性”。

事實上,馬華文學在戰后是否面對“反侵略、反封建”的任務也頗令人懷疑,這恐怕是方修對戰后馬華文學一廂情愿的誤讀。

由此可見,方修雖然明確了馬華文學與中國本土文學之間的關聯,但是由于其過分強調文學反映現實的功能,故將文學隨外緣政治、社會等的變遷而寫作內容發生變化這一方面太過突出,從而忽略了文學本身在藝術手法上(即文學性)的循序漸進,方修的馬華文學史不妨看成是中國(戰前)及馬來(西)亞政治(戰后)在馬華文學中的反映史。

楊松年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進行對新馬華文文學的研究,其于2000年出版的《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可以說是匯集了他近三十年來對新馬華文文學新思考的產物。方修等人的研究成果當然是其參考的首選材料,然而在對(新)馬華文學史的描述上,楊松年畢竟有所突破。首先是在對文學史分期的問題上,他將馬來(西)亞本地意識與中國僑民意識的相互消長作為貫徹統一的依據,從而將新馬華文文學的發展分為“僑民意識濃厚時期”(1919年至1924年)、“南洋色彩萌芽與提倡時期”(1925年至1933年)、“馬來亞地方性提倡時期”(1934年至1936年)、“僑民意識騰漲、本地意識受挫時期”(1937年至1942年)、“本地意識與僑民意識角斗”(1945年至1949年)以及“本地意識的拓展、騰漲及繼續騰漲時期”(1950年之后)。楊松年隱晦地指出方修等人對馬華文學史的分期采用多重標準(如方修《馬華新文學簡史》采用興衰的準繩,而《戰后馬華文學史初稿》則采用政治時代分期的準繩)[3],而導致分期、分類紊亂,像他這樣的分期卻可使得馬華文學進程有跡可循。其次,在文學史論述的層面上,楊松年注意到報刊雜志的刊物宗旨、稿約要求等對馬華文學發展的強大指向作用,故而在整部文學史里用了極大的篇幅來描繪通過報刊雜志的社論、文藝評論及文藝爭論所體現出來的馬華文壇的發展面貌。再次,楊松年的新馬華文文學史中也出現了在方修的文學史中長期缺席的馬來文學,這些便是在馬來亞獨立之后出現的華文翻譯馬來文的文學作品[3];此外,在此部文學史著作的結束處,楊松年亦提到了馬華文壇出現的現代主義文學的萌芽。從這兩點來看,楊的文學史的確可以說補充了方修文學史的盲點,前者指出了馬華文學在與中國文學的互動關系之外也有著與馬來文文學的交流,而后者則在時間上將方修寫至五十年代的馬華文學史延展到了六十年代,并且指出了馬華文壇上與一貫處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文學不一樣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