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循環經濟金融支持問題的弊端

當前，我國循環經濟金融支持現狀既有積極的現狀，也存在諸多的問題。一方面，在我國提出循環經濟戰略后，金融業迅速制訂了相關的支持政策，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直接投資、建立專項基金以及發放節能減排貸款等方式發展循環經濟；另一方面，金融支持循環經濟發展的現狀仍存在諸多問題。總體來說，資金不足以及現行信貸政策的缺陷是主要問題。具體而言：

首先，政府缺乏系統的金融政策。作為公共產品的循環經濟，它是市場經濟主體的外部性問題，即在外部激勵缺乏情況下，市場經濟主體沒有支持循環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而作為服務市場經濟主體的政府也會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沒有出臺系統的金融支持循環經濟發展的政策，缺乏明確信貸范圍和優惠信貸措施，并對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缺乏相應的補償政策，現有的金融支持循環經濟發展政策仍然集中于傳統優勢產業，對科技含量高的新興產業則鮮有涉足，短期經濟效益仍然是政府實施金融支持力度的重要標準，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例如，“我國尚未建立起獨立的農業金融運作體系，農業金融只是農村金融框架下的組成部分，因此農業中的金融支持往往未能落到實處。雖然目前我國以農村信用社為基礎的農村金融制度的框架已經基本清晰，但農業金融制度的框架卻尚未成型，農業金融的分工合作關系還未建立，農業發展銀行、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都有農業金融的業務，但這些業務的政策性、商業性、合作性成份至今沒有劃分清楚。”

其次，單一化的投資主體導致發展循環經濟的資金需求不能得到滿足。我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扮演著投資主體的角色，大量的資金被投向固定資產及傳統經濟領域，而以大量資金為發展基礎的循環經濟則僅被少量投入。雖然近年來融資渠道有所擴大，但是能夠實際運用于發展循環經濟的投資渠道仍然狹窄，遠遠不能滿足其資金需求。所以說，政府難以獨自承擔如此巨大的資金需求，這對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及循環經濟的發展產生負面效應。例如，“從中國的整體情況來看，目前農業循環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來承擔，由于自身積累不足、地方財政收入及投入有限，均難以對循環經濟發展給予有力的資金支持，從而制約了循環農業的發展進程。”

最后，企業對發展循環經濟缺少足夠的積極性。作為市場經濟的投資主體，企業對發展循環經濟的積極性一方面在于其可以帶來經濟利潤，另一方面則在于企業前期投入成本小于各種費用，而當前卻存在循環經濟利潤有限前提下的各種政府費用過多的現象，這直接導致了企業缺乏發展循環經濟的內在動力，對現有的金融支持循環經濟的政策持負面態度。例如，“目前，我國企業普遍面臨稅費壓力嚴重，僅增值稅一項就占一般納稅人營業額的17%，還有其他附加稅、企業所得稅、土地使用稅、職工水利基金、職工教育基金、殘疾人保障金等，合計要占到企業收入的近40%。”

總之，我國循環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對企業自身及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十分不利。盡管這與金融體制有著直接的關聯，但是，政府經濟倫理意識的缺位才是其存在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二、我國循環經濟金融支持問題的政府經濟倫理分析

我國循環經濟金融支持問題既要從經濟運行的角度進行分析，也要從政府義利觀的視角進行深入闡述。義利關系問題是經濟倫理領域研究的基本問題，它貫穿于一切經濟活動的始終，集中體現了經濟領域內的諸多矛盾。由于利益處于經濟活動的中心，所以，人與人之間的義利關系問題就成為其重要內容。馬克思曾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7]這就是說，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的統一是同時實現效率與公平最大化的必要條件。然而，效率與公平相一致的條件下經濟利益最大化就是符合經濟倫理要求的“利”，在這其中，道德與利益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道德的基礎是利益，而不當得利、一己私利、損人之利是“義”所約束與反對的利益，“義”與“不義之利”的沖突與不斷協調促進了正當利益的發展。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義與利的沖突通常表現為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的沖突。經濟行為與道德行為的互利既有相交的方面也有背離的一方面，而后者則會導致二者對立。經濟行為的道德意義在于結果，而動機則不具道德意義。這就是說，利己的動機并不能保證結果永遠是利他的，損人利己仍然可能存在；而道德行為中的價值意義則在于將結果與動機統一了起來。道德行為是結果利他與動機利他的有效融合，二者共同符合當前以及長遠利益。具體來講：

首先，政府義利觀沖突是導致循環經濟缺乏系統金融支持政策的重要原因。這就是說，由于循環經濟具有公共性質，所以，市場經濟主體在缺乏外部激勵的條件下必然缺乏支持其發展的動力。由此可以得出，政府之“義”就是在我國循環經濟發展處于起步階段時創造充足的外部激勵條件，系統的金融支持政策則是重中之重。而其“利”則在于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各類主體通過完善且系統的金融支持循環經濟政策享受到真正的優惠，為循環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良好的氛圍。然而，一些政府的相關管理部門更多地是從本地區、本部門的短期利益出發，甚至置社會公眾的長期利益于不顧。在某種程度上說，政府相關部門對其應有之“義”的不作為使得系統的金融循環經濟政策遲遲不能出臺，實質是政府短期經濟利益對民眾長期利益的侵害。

其次，政府義利觀沖突是循環經濟單一化投資主體的主要推動力量。這就是說，長期以來，循環經濟的公共性造成了政府代替市場選擇而成為投資主體局面，因此，循環經濟在單一投資主體的情況下必然缺乏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由此可以得出，政府之“義”就是在循環經濟發展處于起步階段時對社會資本投資循環經濟領域起引領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相應的金融政策安排。其“利”則在循環經濟領域多元化投資格局的形成所帶給我國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預期。然而，某些政府部門卻著眼于地區短期經濟之“利”，對發展循環經濟所需多元化投資主體局面置之不理，在某種程度上人為地設定較高門檻，力圖在該領域維持其長期收益，而這種杯水車薪式的資源投入根本不能滿足循環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導致產生嚴重的負面后果。可以說，政府對其應有之“義”的忽視使得多元化投資主體格局遲遲不能形成，其實質是政府之“利”對民眾之“利”的損害。

最后，政府義利觀沖突是企業對發展循環經濟缺乏積極性的重要外部原因。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處于起步階段，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動力就來源于投入相對較小化的可預期的長期利潤。由此可以得出，政府之“義”就是在金融稅收方面給予循環型企業以強大的支持，使其可以擁有足夠能力與動力來從事循環經濟發展。其“利”則是政府可以通過企業發展循環型經濟而在未來得到可預期的政治和經濟收益，以便更好地服務社會。然而，當前一些政府管理部門卻片面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在金融層面上對循環型企業設置種種不合理的稅收及費用以滿足其財政安排的需要，這會使我國原來脆弱的循環型企業面臨更加嚴峻的生存窘境。可以說，政府無視其應有之“義”而大大增加了循環型企業的生存難度，其實質是社會長遠之“利”受到政府短期利益的綁架。

可以說，造成我國循環經濟金融支持問題的實質就在于政府相關管理部門所持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的沖突，它將自身短期經濟利益與社會公眾的長遠利益對立起來，出現了結果利他與動機利他不一致的情況，加之現有金融支持循環經濟的制度環境不成熟，直接導致了社會公眾利益受損及國民經濟的非健康平穩發展。

三、我國循環經濟金融支持解決方案的政府經濟倫理價值

符合道德規范的經濟行為通常能夠將個體道德與制度文化進行有機地結合，這實現了道德價值與經濟價值在組織規范條件下的統一。庫柏指出：“符合道德的行為是不可能在孤立的情況下形成并得以有效維持的。”[8]我國循環經濟金融支持問題不僅是經濟運行狀況的反映，更體現出經濟倫理建設缺位所帶來的深層次問題。所以，以政府經濟倫理建設加強為標志的各方經濟倫理建設是提高循環經濟金融支持力度的根本之道。從代理理論來看，政府的責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作為公共權力的行使者，應當承擔依法合理使用公共權力，對社會進行公共管理，高效地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建立和維護公共秩序的責任。政府作為公共權力行使機構，承擔的是如何按照公共意志要求，行使好公共權力的責任。這種責任表現在政府行為之中就是以體現普遍化要求的倫理規則限制政治權力，防止與杜絕一切權力濫用的行為，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價值多元化。在這種現代性條件下，政府是公共權力行使者，也是公共意志的執行者與代理人，其特殊的地位要求政府按照公正的原則自覺地承擔保障公民的平等權利，促進公民社會、國家與政黨的和諧發展。由于市場經濟所產生的主體利益的多樣化，不同的利益要求只要是合理的，都是應該得到保護的，也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所以，政府應該堅持從公共利益需要出發，按照公共利益要求使用政治權力，協調不同主體利益訴求之間的矛盾，促使利益的整體平衡，而不能從政府的特殊利益出發，損害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因此，公共利益與公共倫理規范構成了政府的倫理責任。

首先，強化政府服務職能的政府經濟倫理解讀。健全的政府治理機制是推動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重要條件。一方面，要從根本上轉變以GDP為中心的政績考核方式。這就是說，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方式忽視了生態利益訴求，造成人與自然間的矛盾。而政府經濟倫理要求其將環境利益納入到政府考核方式之中，充分體現了代表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應構建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政府績效考核指標體系；另一方面，要為發展循環經濟提供良性競爭的環境。這就是說，循環經濟制度不健全條件下的市場環境也是不公正的，這極大地損害了市場經濟主體投資循環經濟的動力，不利于公眾的長遠利益。政府通過相應的金融支持政策為發展循環經濟提供公平的市場環境則體現了服務型政府的價值理念，起到了導向性作用，也最終會有利于社會公共利益的持續增長。

其次，應加強現有循環經濟金融支持力度的政府經濟倫理解讀。政府經濟倫理意識的清晰化是加強循環經濟金融支持力度的重要工作。第一，各級各類金融部門應聯合出臺高度關聯的金融政策支持循環經濟發展，為其可預期的未來提供明確且強烈的金融政策信號。金融各部門通常各自出臺循環經濟金融政策，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相互間的矛盾，這不利于企業對未來循環經濟產業的可預期收益，影響了其發展循環經濟的動力。而政府統一規劃下的各金融部門聯動機制將有利于相關企業對未來形成良好的預期，不僅有利于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而且也符合政府在循環經濟支持力度方面的經濟倫理價值取向。第二，各類循環經濟發展基金的建立為長期投資主體提供了覆蓋面更為寬廣的融資途徑，有利于我國循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長期以來，我國各類投資主體只能依靠銀行貸款單一途徑來發展循環經濟，其嚴重地受制于企業自身發展狀況及資金供應充足程度，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循環經濟發展力度。而政府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設立各類循環經濟基金則為企業提供了更加多樣化的資金選擇余地，從長遠看不僅有利于循環經濟能夠真正作用于社會公眾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反映了政府經濟倫理的實質所在。第三，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資金監管體系的健全將有效保證其迅速成長。長期以來，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資金監管體系存在著不健全的現象，資金肆意占用、挪作他用現象嚴重，這難以保證有限的資金有效地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而政府不斷完善循環經濟資金監管體系則有利于實現資金最大效用，為循環型企業的長遠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代表社會公眾利益的經濟倫理取向。

最后，加快發展循環經濟投融資體制改革措施的政府經濟倫理解讀。加快循環經濟投融資體制改革也需要政府不斷提高自身經濟倫理意識，適應時發表展的要求。第一，多元化的投資主體為循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支持。長期以來，我國循環經濟投資主體主要是政府相關部門，這一方面遠遠不能滿足循環經濟迫切的資金需求，另一方面則使循環經濟發展缺乏社會其它力量廣泛而強有力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發展。而政府通過轉變其經濟倫理價值取向認識到了社會各方利益平衡的重要性，從社會大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加快了循環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吸引了個人、集體、外資等各類經濟主體參與到循環經濟建設之中，形成了多層次、多形式的融資機制，這不僅滿足了循環經濟發展不同層次的資金需要，而且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護多樣化利益訴求、協調利益矛盾，促進整體利益平衡的價值取向。第二，適應循環經濟發展的風險投資機制在更高層次上促進了我國循環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風險投資機構大多設于國家及地方政府有關部委且發展十分不健全，缺乏相應的資金保障。循環經濟作為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領域需要更加開放的投資機制，而政府引導型的發展模式則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循環經濟發展有了多元化的力量支撐。在這一歷史性的轉變過程中，政府經濟倫理的轉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府由過去“唱戲人”轉換到“搭臺者”的角色一方面說明我國正在建立健全政府引導下的民間資本為主體的多元化的風險資本供給體系，循環經濟建設因此可以得到切實推進；另一方面則體現出我國向服務型政府理念漸進性地演變態勢，代表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方向的價值取向愈加明顯。

總之，我國循環經濟金融支持問題解決的關鍵在于轉變政府發展循環經濟的“慣性”經濟倫理意識，即通過充體現各方利益訴求的經濟倫理制度建設來破解我國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支持乏力的困局，實現其健康、可持續發展。

四、結束語

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循環經濟的強弱及其對經濟社會輻射作用的大小已經成為我國能否成功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并成為世界強國的重要標志。改革開放３０年來，雖然我國給予循環經濟以巨大的金融支持，但是，金融支持不足以及一系列具有意識形態性的體制難題仍然困擾著決策者，并已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可以說，隨著政府自身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認識的不斷增強，循環經濟金融支持問題的解決必將突破傳統價值觀及體制的束縛，構建起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這最終會對包括循環型企業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產生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本文作者：牛文浩 單位：南開大學 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