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邏輯和關鍵變量

一個民族國家何以與國際體系形成互動?國際關系領域的三大理論范式提供了認識這一問題的鑰匙。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由結構和互動的單元構成,單元主要是民族國家,結構是以不同方式排列和組合的單元在互動中產生的結果,國際體系結構一旦形成,就“剛性”地影響國家行為,國家行為隨著體系結構的變化而變化。華爾茲的體系結構論主要強調體系結構對單元行為的制約和影響作用,揭示結構會鼓勵那些符合體系規律而動的國家和懲罰逆規律而動的行為,但它并非絕對的“結構決定論者”,因為“系統的結構隨著系統單元能力分配的變化而變化”。〔1〕可見,它沒有否認系統單元的活力。華爾茲理論寓意的體系結構與單元間因果關系的雙向性質,為國際體系與民族國家的互動關系提供了合理的注腳。新自由制度主義也是體系層面的理論,同樣被認為是沿著結構主義的思路去觀察國際關系世界,〔2〕但與結構現實主義視權力結構為國家行為的根本原因不同,新自由主義是將國際制度當作制約和影響國家行為的獨立變量。基歐漢的制度需求論認為,國際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有利于擺脫囚徒困境;可使理性國家知道如何權衡利弊,如何在國際制度的框架內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益。

所以,國家需要國際制度,以降低無政府狀態下的沖突,加強合作取向。但制約和影響所有國家政治經濟活動的國際制度,卻有賴于能夠對規則和慣例等的遵守情況互相進行監督的行為體來形成并維持。可見,新自由制度主義對于國際體系結構與國家單元間的互動關系同樣具有解釋力。以溫特為首的建構主義研究的重心是體系觀念結構對國家行為體身份的建構及其對行為的作用。溫特認為,國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預先給定的因素,而是國家互動中的社會建構,是體系的觀念結構建構了國家身份,身份界定了國家利益,而利益決定了國家行為。但是,正是行為體之間不同的互動方式產生了不同的體系文化,即觀念性結構。以上三大理論清晰的分析框架和簡約的理論闡釋,從不同層面勾勒了結構與單元的雙向活動,為我們理解國家與國際體系間的互動關系提供了理論邏輯,也為本文分析中國崛起與國際體系轉型的互動關系做了理論鋪陳。

那么,國際體系如何轉型?關鍵因素何在?華爾茲認為,系統的排列原則、單元的特定功能和單元間能力的分配,組成了國際體系的結構。〔3〕但在同類單元和無政府狀態的排列原則不變的情況下,只有國家間的能力分配才是具有分析意義的體系結構變量,“能力分配的變化就是系統的變化”。〔4〕既然體系結構隨著單元能力分配的變化而變化,“國際結構是根據其一時期主要的政治行為體———無論是城邦、帝國還是民族國家———來定義的”,〔5〕那么,大國實力的變化尤其是體系內主導大國的興衰就是決定國際體系結構的關鍵性因素。另一新現實主義者吉爾平在討論國際政治變革時也認為,國際體系的變革主要發生在“系統性變革”和“互動的變革”上。“系統性變革”是指“統治某個特定國際體系的那些居支配地位的國家或帝國的興衰變遷”;〔6〕“互動的變革”則指國際體系中行為者之間在政治、經濟及其他方面的互動,或者是各種進程的變化。但“系統性變革”決定“互動的變革”,這即是說,影響國際體系變革的最重要因素,是“系統性變革”即國際體系中占據統治地位的帝國或霸權國的興衰變化。這里不難看出,新現實主義把“大國格局”作為考察國際體系轉型的重要因素,并習慣用“極”的概念來描述對體系結構起決定性作用的主要單元,即大國。

新自由制度主義者基歐漢則強調國際機制對于國際體系穩定與變革所產生的重大影響。〔7〕國際機制是國際制度的基本形式之一,處于國際制度結構的核心位置。奧蘭•揚認為,盡管在制度的創立和維持之中存在著主導權(領導權)之爭問題,但從本質上看,任何國際制度都是一個對等的、自由支配的國際機制。〔8〕對國際機制的分析基本反映國際制度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制約和影響作用。建構主義理論則從社會學的角度強調了國際社會的共有觀念也是體系變化的重要因素。〔9〕溫特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從根本上說是文化結構,文化使權力具有了意義,而無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還是康德文化通常是由共有觀念建構的。〔10〕共有觀念是體系中行為體之間實踐性活動的建構。文化變,則身份變;身份變,則利益變;利益變,則行為變。〔11〕觀念結構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國際體系的基本形態及成員的行為模式,因此,共有觀念也是我們考察體系轉型與單元互動關系的重要層面。以上可見,大國格局、國際機制和共有觀念分別代表了三大理論范式的核心話語,它們是影響國際體系轉型的關鍵變量。當然,國際體系轉型是一個綜合性標志,涉及多個內在要素的變化,但大國格局、國際機制、共有觀念對于分析中國崛起與國際體系的互動最具說服力。一方面,中國伴隨著大國格局的變動、國際機制的改革和共有觀念的建構而崛起;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又推動著國際體系諸多方面轉型的進程。

大國格局演變與中國崛起

國際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國政治。大國實力地位的變化決定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在結構現實主義那里,國際體系的結構與特征主要由大國間的力量對比決定,只有大國的數量及大國能力分配的變化才會帶來國際體系的實質性變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體系中大國格局發生了從“兩極對峙”到冷戰結束后“一超多強”,再到目前“一超走弱、多強易位”〔12〕的重大演變,而中國崛起與大國格局演變相互促動。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兩極格局式微,美蘇兩大國開始從對抗轉為緩和。由于長期爭霸造成實力消耗,加之外交困境,蘇聯大國地位衰落。戈爾巴喬夫在推行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謀求與美國在軍控、外交等事務方面對話與合作。而里根政府為從根本上扭轉美國實力下降的頹勢,也需要緩和同蘇聯的對抗以避免付出更沉重的代價。由此,美蘇關系緩和就成為兩極格局瓦解的先聲,直到1989年東歐劇變、1991年底蘇聯解體,兩極格局壽終正寢。兩極格局從根本上說,是美蘇兩超在軍事、政治等領域的實力對抗,正如華爾茲所言:“世界之所以成為兩極,從來不是因為有兩個集團彼此對立,而是因為集團領袖具有超強的實力。”〔13〕然而,即使在兩極格局興盛的20世紀70年代,多極化趨勢已顯端倪,除歐洲、日本獨立自主傾向外,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崛起也成為削弱兩極格局的因素之一。蘇聯崩潰導致國際力量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世界多極化趨勢推動國際權力結構做出調整,當世界呈現“一超多強”的力量態勢時,中國作為“一強”赫然矗立在新的大國格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