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耀明 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一、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極為重視立言不朽，提出“成一家之言”的目標。正是為了立言不朽，司馬遷甘受屈辱，百折不撓，努力著書立說。《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分別談到“成一家之言”及其具體內容，即是對六經異傳、百家雜語進行總結，搜集遺佚的文獻資料，探究自然與人事的至理，通曉歷史變化的規律，寫成有獨特的完整體系的著作。因此，《太史公自序》概括了《春秋》的筆法，同時表述了寫作《史記》的指導思想。為了闡說治理社會的基本法則，通過對歷史事實的敘述來辨明是非，對人物和事件進行表彰與批評，比之空發議論要深刻、切實、明白、顯著得多。作者在創作實踐中正是這樣，“藉人以明史”(《飲冰室合集》第九冊《要籍解題及其讀法》)［1］20，因事而見義。如“巨鹿破秦，鴻門張楚，高祖還沛，長卿如邛，范蔡之傾，儀秦之辯，張陳之隙，田竇之爭，衛霍之勛，朱郭之俠，與夫四豪之交，三杰之算，十吏之酷，諸呂七國之亂亡，貨殖滑稽之瑣屑”(《水滸資料匯編》卷一汪道昆《水滸傳序》)［2］3。這些精彩的篇章展現出一幅幅歷史和現實的圖畫，浸染著司馬遷的褒貶之意和愛憎之情，也顯示了他是自覺繼承和發展《春秋》的寫作傳統的。

為了真正實現“成一家之言”的崇高理想，司馬遷在長期的創作活動中，注意收集資料，觀察體驗，分析研究，實事求是。《報任安書》強調“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3］2735。作者廣泛獲取大量的歷史事實和思想資料，盡可能地建立和擴大寫作的材料倉庫。他博覽眾多的書籍，收集重要的文獻。《太史公自序》談到《易》、《禮》、《書》、《詩》、《樂》、《春秋》的特點與長處。這表明作者只有閱讀和理解這些典籍，才能比較正確地論述它們。《史記》廣泛反映社會生活:《禮書》、《樂書》敘述文化生活的情況;《河渠書》描寫武帝時治河的場面;《平淮書》涉及武帝時經濟和政治的問題;《貨殖列傳》“洞達世情，敢質言而不為高論”(《管錐編》第一冊)［4］382，談到各地生產和交易的現象;《匈奴列傳》、《南越列傳》、《閩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和《大宛列傳》等記載周圍各國和民族的歷史。這又表明作者如果沒有詳細地占有資料，充分地了解情況，就不可能以空前的規模出色地反映經濟、政治、文化和民族關系等各個方面。《史記》在人物塑造、性格刻畫和細節描繪等方面，在寫人敘事的材料方面，在語言風格方面，都從《左傳》、《國語》和《戰國策》中獲得豐富的教益和有用的東西。這還表明正因為作者熟悉和掌握這些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所以能夠集先秦散文之大成，開史傳文學之先河。由此可見，司馬遷寫作《史記》是與網羅天下史料分不開的。當然，這也是與“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欒城集》)卷二十二《上樞密韓太尉書》)［5］477，體驗現實生活，有密切的關系。漫游的經歷對司馬遷積累生活的各種知識和打下寫作的良好基礎，是極為重要的。

司馬遷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不是僅僅積累洋洋大觀的歷史資料和寫作素材，而是進一步辨別書籍記載和遺文古事的可靠性，從而考察歷史上成敗興衰的規律。《伯夷列傳》說:“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6］2121考信是司馬遷處理史料的原則。雖然他主張以六藝即六經為考信的標準，但是實際上他在處理史料時更著重通過自己對文獻資料和寫作素材的考核辨證來確定其可信程序。作為富有理想的史官，他深知寫作信史的重要性。他依據左圖右史，更注重實際考查勘察，調查人物和事件的全部歷史，探求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本質聯系和必然趨勢。《孔子世家》載，“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6］1947。《屈原賈生列傳》載，“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6］2503。《淮陰侯列傳》載，“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6］2629。類似篇章不勝枚舉。它們足以證明司馬遷通過實地考察，分辨真偽，去粗取精，掌握了真實可靠的材料，加深了對所寫人物和事件的了解。特別是《項羽本紀》肯定了項羽推翻暴秦的功績，也批評了他棄智獨專和迷信武力的過錯，反映了作者如實記載和公正評論歷史人物的正確態度。正因為司馬遷按照考信的原則處理史料，安排素材，調查研究，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歷史發展的規律，對社會經濟生活有所注意，對陳勝等人反抗暴政加以肯定，對世俗所謂的“天道”表示懷疑，從而實現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由于司馬遷編撰《史記》時能夠秉筆直書，注重翔實可靠，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贊》就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3］2738實錄的確是司馬遷寫人敘事的基本原則。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司馬遷寫作時堅持實事求是而決不虛美隱惡，這是非常可貴的。實錄的思想光輝照耀著后世成千上萬的作家前進在我國古代歷史記載和文學創作的道路上，他們自覺遵循實錄原則，努力寫出各個時代的名篇佳作。

二、提出發憤著書

司馬遷從自己的切身體驗和歷史上許多人經歷磨難而著書立說的實際情況出發，總結出古代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提出發憤著書說，認為自古以來優秀著作都是作者心意有所郁結、理想無法實現而發憤著述的。這一觀點揭示了進步作者與黑暗政治的矛盾，肯定了發憤寫詩作文、大膽批判現實的精神。發憤著書說的產生是事出有因的，當時，李陵兵敗，武帝震怒，群臣媒孽之言沸沸揚揚，司馬遷則如實地評價了李陵的功過，同時描繪了袞袞諸公從奉觴上壽到不知所措再到媒孽人短的丑態，指出他們不赴公家之難，專營個人利益。因此，他得罪武帝，被捕下獄，受到宮刑。其時，他家貧不能自贖，平日交游無人援助。這些使他深受肉體痛苦、精神侮辱和思想打擊，也使他一度竭盡全力、忠勤供職的心情付諸東流。于是，他痛心入骨，悲憤填膺。在極度的痛苦和悲憤中，司馬遷曾經想引決自裁，但是，他想到著書尚未成功，不能有始無終，又想到古代人們從事著述所經歷的艱辛過程，從中受到鼓舞，因此，他抖擻精神，堅持寫完《史記》。作者的發憤著書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他把悲憤之情、愛憎之意融入立言之中，使字里行間充滿著自己的真情實感。正如金人瑞說:“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于‘游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讀第五才子書法》)［2］32《史記》的眾多篇章都是發泄作者憤懣不平的情緒，譴責歷史和現實的黑暗現象，歌頌為促進歷史發展做出努力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