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閆永利 田家怡 單位：濱州學院科研處

黃河，是我國第二大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奔騰不息的滔滔黃河，不僅創造了燦爛輝煌的華夏文明，而且填海造陸生成了共和國最年輕的廣袤土地———黃河三角洲，成為我國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并列的三大三角洲之一。黃河三角洲土地資源充足，水資源相對豐沛，油氣、礦產資源蘊藏豐富，氣候條件優越，淺海灘涂遼闊，濕地資源獨特。其豐富的自然資源、良好的區位優勢和巨大的開發價值，引起了海內外普遍關注。黃河三角洲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早已列入《中國２１世紀議程》優先項目計劃。山東省將黃河三角洲開發列入“跨世紀工程”，并于２００８年３月頒布了《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國家把“發展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先后列入“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規劃綱要，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了《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黃河三角洲開發建設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但是，黃河三角洲屬生態脆弱區，環境污染突出，現又將面臨著大規模開發與保護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因此，借鑒中外生態文化思想資源，開展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建設與創新，對黃河三角洲科學發展意義重大。

一、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的內涵

（一）生態文化的提出

在原始農業和傳統農業時期，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業生產和礦產開發等雖對局部環境發生一定作用，但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相對較小。人類只能憑借有限的力量盡可能地趨利避害，適應環境，謀求生存與發展。工業革命以后，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人口急劇增長，工業、農業和城市發展加速，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水平日益提高，人類為了滿足急劇增長的需要，掠奪式開發自然資源，肆無忌憚地排放廢棄物質，迅速導致環境污染。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以后，環境問題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１９６２年，美國學者蕾切爾•卡遜出版了《寂靜的春天》一書，反思由于使用化學農藥對環境的污染給生物和人類造成的危害。６０年代初開始，一些發達國家出現了反對污染和公害的群眾性“環境運動”。１９６８年４月，在意大利一位有遠見卓識的工業企業經理、經濟學家Ａ•佩切伊博士的鼓動下，來自１０個國家的科學家、教育家、經濟學家、人類學家、實業家等約３０人聚集在羅馬山貓科學院，討論現在和未來的人類困境這個重大問題，提出了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于１９７２年公開發表。報告中所提出的全球人口問題、糧食問題、資源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亟待解決的問題。此次會議也誕生了舉世聞名的羅馬俱樂部。羅馬俱樂部創始人Ａ•佩切伊博士指出，人類創造了技術圈，入侵生物圈，進行過多的榨取，從而破壞了人類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礎。“結論是：如果我們想自救的話，只有進行文化性質的革命，即提高對站在地球上特殊地位所產生的內在的挑戰和責任以及對策略和手段的理解，進行符合時代要求的那種文化革命。”［１］Ａ•佩切伊博士從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角度首次提出了文化與生態的相互關系問題，力圖形成一種新形式的文化。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２日，美國約兩千萬人走上街頭集會游行，呼吁控制污染和保護環境。這一規模浩大的環保運動很快波及全球。１９７２年６月５日，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謀求國際間的共識與合作，爭取全球環境改善，并發表了《人類環境宣言》，呼吁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高度重視威脅人類生存的環境問題，從而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一次環境保護運動的高潮。人類生態意識的覺醒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和突破，生態文化開始真正形成并得到較大發展。我國學者余謀昌將Ａ•佩切伊博士提出的這種“文化性質的革命”，稱為“生態文化”，并認為人類面臨的文化性質的革命，是揚棄以人統治自然為指導思想，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價值方向的傳統文化，創造以人與自然統一為指導思想，以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價值取向的新文化。這是人類社會的一次根本性變革，首先是人的世界觀和基本價值觀的變革，也包括社會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科學技術和整個精神文化領域的根本變革。［２］可見，生態文化問題是由于當前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嚴峻挑戰，以及這種挑戰為人類發展提供新的機遇提出來的，是人類的新問題。它作為一種新文化是全球性文化，這種文化的產生、發展和繁榮，將為人類帶來福祉，使人類文化走向一個新的階段。

（二）生態文化的界定

誕生于２０世紀末的生態文化，由于視野和研究目標的不同，對其理解的切入點也存在一定差異。通常意義下人們對生態文化的理解是：以生態科學群、可持續發展理論和綠色技術群為主導，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價值取向，引導人們樹立人與自然同存共榮的一種自然觀。狹義的生態文化是一種文化現象，即以生態價值觀為指導的社會意識形態。而廣義的生態文化是一種生態價值觀，或者是一種生態文明觀，它反映了人類新的生存方式，即人與自然和諧的生存方式。廣義的生態文化包括三個層次，即物質層次、制度層次和精神層次。生態物質文化是生態制度文化與生態精神文化相互結合的產物，它的目標是追求真；生態制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生態精神文化的發展方向，它的目標是追求善；生態精神文化影響生態制度的形成，是追求生態物質文化的動力，它的目標是追求美。［３］生態文化的三個層次的相互關系是“真、善、美”的結合。生態文化是吸取各種文化精華的現代文化，是物質文明與生態文明在人與自然生態關系上的具體表現，是要求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并穩定發展的文化，生態文化是和諧社會的文化基礎。

（三）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的內涵

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是具有黃河三角洲地域特色的生態文化，是在適應黃河三角洲生態環境中產生，在改造黃河三角洲生態環境中發展，在與黃河三角洲生態環境共榮共生中創新的生態文化。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立足黃河三角洲生態環境，是一種以人為本、全面協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關系的生態倫理，啟迪天人合一、詩意棲居的生態境界，誘導健康、文明的生產生活消費方式的生態意識，富有生命力、不斷生

長著的生態創新文化。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的價值核心是生態文明，建設高度發達的生態文明，是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發展的動力，也是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建設的目標。二、黃河三角洲生態文化建設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