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促使新時期文學創作發生了偉大的歷史性轉折。隨著改革開放、經濟轉型的不斷深入，文學出版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遷，由單一的內容生產轉向日益多元的出版策劃，從而對文學的生產方式、存在形態和傳播形式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文學出版積極引領“思想解放”潮流，以飽滿的激情踐行文學理想，注重作品內容的生產，創造了空前的文學閱讀熱。進入20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文學出版在體制轉軌中開始了市場化轉型。新世紀以來，文學出版全面走向市場，迅速進入“策劃時代”，在圖書市場上不斷引領閱讀風尚，從而對文學的生產、傳播和接受體現了強烈的形塑作用。

一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以傳統傳播方式為主導的時代，紙質載體一枝獨秀。其時，圖書出版和文學期刊是文學傳播的雙子星座，書刊等文字載體成為人們獲得知識信息、進行文化消費的主要渠道。這一階段的出版機構主要是生產型機構，圖書出版注重作品內容的生產。滿懷文學理想的出版人，積極引領時代風氣之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突破思想禁區，不拘一格地大量出版各種國內外文學作品，及時滿足了廣大讀者對圖書的渴求，從而以繁榮的出版格局促成了80年代文學的大發展。

早在1979年12月，國家出版局在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就明確地提出了新時期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務:“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傳播、積累科學文化知識和成果，豐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為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1〕重新確立了出版工作“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基本方針。從此，在文革中備受摧殘、一片蕭條的文學出版業，在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主旋律下全面復蘇。富有責任感和文學理想的出版人大膽從文學本身出發，不斷突破創作和出版的禁區，通過極富時代氣息的文學出版推動了“思想解放”運動的不斷深入，使文學閱讀成了80年代人的精神盛宴。

以此為契機，出版人以敏銳的眼光、力排眾議的決斷，出版了大批反映時代人生、啟迪人心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大膽扶持并出版了一些爭議很大的作品，參與并推進了“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反思文學”等文學思潮的發展。如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的韋君宜，敢于突破堅冰，力排眾議，在種種掣肘中披荊斬棘，為促進當代文學的出版發揮了積極作用。見證了這段歷史的何啟治回憶:“如果不是她親自到湖南約稿，而且毫無私心雜念，冒著風險做出決斷，恐怕不會有《將軍吟》;像《生活的路》、《冬》、《鋪花的歧路》等作品，現在看來很平常，但當時卻有反對出版的意見，韋老太覺得自己的威信不夠，就將這些作品都搞了故事梗概，親自送給茅公過目，茅公都肯定了，這才出版;她不斷地鼓勵張潔，幫她修改《沉重的翅膀》，在張潔受到批評和壓制時，保護她，親自找胡喬木和鄧力群等領導同志做疏通和解釋工作，可以這么說，沒有韋君宜，《沉重的翅膀》就不會經過修訂而獲得茅盾文學獎，也就沒有今天的張潔。”〔2〕80年代初期的文學出版正是在這種“披荊斬棘”中與文學思潮形成了有機互動的格局，無論是“傷痕文學”直面社會、控訴文革罪惡的問題意識，還是“反思文學”從人性的角度反思時代、呼喚美好，亦或“改革文學”慷慨激昂、大刀闊斧的政治熱情等，都鮮明地體現了文學代現實社會和人生“立言”的啟蒙精神。隨著文學“啟蒙運動”的深入，在學術界“重寫文學史”理念的推動下，大量在“十七年文學”及“文革文學”中備受忽視和冷漠的作家作品也得以重新研究和出版。這包括“二三十年代的新月派、象征派、現代派詩歌，30年代上海的‘新感覺派’小說，沈從文、廢名、卞之琳、蕭乾、朱光潛、李健吾等‘京派’作家的創作和批評，胡風、路翎等‘七月派’的理論、創作，‘孤島文學’中的錢鐘書、張愛玲、師陀，穆旦、杜運燮、鄭敏等‘中國新詩’派的詩”。〔3〕這一切都對新時期的文學創作和接受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這一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不僅促進了創作的繁榮和文學理論研究的深入，還促進了文化視野的開放，飽受禁錮的外國文學重新進入出版領域。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以叢書的形式譯介、出版，在80年代形成閱讀熱潮，直接促成了當代文學創作與世界的接軌。其中標志性的事件是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的“外國文藝叢書”。這套叢書收入的都是西方20世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加繆的《鼠疫》，卡夫卡的《城堡》，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卡爾維諾的《一個分成兩半的子爵》，索爾仁尼琴的《癌病房》，羅布－格里耶的《橡皮》，《勞倫斯短篇小說集》以及貝克特等人的《荒誕派戲劇集》等。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上海譯文出版社聯合出版了“外國文學名著叢書”，〔4〕收集整理了從希臘史詩到19世紀末的大批外國名家名著。而上海譯文出版社和外國文學出版社聯手推出的“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5〕更是大規模、系統地翻譯和出版當代世界文學。這套叢書以歐美文學為主，兼及亞洲、非洲、拉美、大洋洲文學，其中相當多的現代派作品如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戈爾丁的《蠅王》、托馬斯•曼的《魔山》等，均對新時期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他如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作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詩苑譯林”等，也都是風格多樣，流派紛呈。所有這一切，與眾多西方文藝理論、美學、哲學等叢書的譯介和出版一起，直接引發了80年代重要的文學運動和文學論爭，尤其影響了“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文學思潮的形成和流變。作家們紛紛借鑒西方現代文學作品的寫作觀念、寫作手法，進行不拘一格的文學創作，逐步實現了由“寫什么”到“怎么寫”的轉變。如王蒙在80年代以來創作的一系列帶有實驗性質的文學作品，明顯借鑒了西方“意識流”小說技法;余華的創作，離不開卡夫卡、羅布－格里耶等作家的啟發;莫言的作品，深受福克納和馬爾克斯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馬原、格非等作家的作品，則建構了博爾赫斯式的“迷宮”之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