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慎對六朝詩的褒揚，在崇尚盛唐詩風的明中期幾乎是文藝界的一個特例，但他六朝詩學觀的產生、定型與明代中期的詩學思潮、文藝理念密切相關。因此，將楊慎詩論置于當時的詩學思潮與時代語境中，考察其與當時主流詩學觀的異同，方能對楊慎的六朝詩學觀有更加深刻的認識。明代中期執掌文壇大旗的是前七子，他們的六朝詩論代表了明代中期主流對六朝詩歌的態度。那么，楊慎的六朝詩論與前七子的詩論有何異同點，二者或同或異的原因何在？只有闡明這些問題，才能對楊慎的六朝詩論，乃至明代中期的詩歌理論有一個正確的評判。

一、異同：溯源六朝與唯唐是尊

說起明代中期的文論界絕對避不開一個人，那就是李東陽，他是促成明代中期文學風尚轉變的關鍵人物，他既是臺閣體作家的殿軍，又是七子派文學復古的先驅［１］（Ｐ１３０）。從正德、嘉靖時期的詩學思潮來看，楊慎與前七子都深受李東陽復古論的影響。楊慎少年時師從復古先驅李東陽，學習作詩門徑；步入仕途時正值李何倡導的復古思潮籠罩文壇之際，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李何復古論的影響。但楊慎所表現出來的特質更傾向于一個自覺的求異者。面對詩壇弊病，楊慎高舉六朝旗幟，這與文壇主流前七子詩學觀大相徑庭。

（一）溯源六朝與唯唐是尊之爭

明中葉，前七子“唯盛唐是尊”的理論狂飆突起風靡詩壇。同時期，楊慎卻在肯定唐詩的基礎上崇尚六朝詩歌。在肯定唐詩成就方面，他們的態度是一致的；在對六朝詩歌的評價問題上，他們的態度是迥異的。前七子認為六朝詩文喪失了風雅之調，靡靡之音彌漫詩壇。復古派胡應麟在《詩藪》中說“體以代變，格以代降”，明人大致是以此為標準審視歷代詩歌。明人認為，六朝詩歌正是“格以代降”的典型例證，與漢魏古詩相比，它失去了傳統古詩的風雅傳統。楊慎則著眼于六朝詩歌對唐詩的開啟之功，從溯源的角度評價六朝詩歌，將六朝詩歌放在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的大背景中，強調詩歌發展史的連續性與整體性，將其視為由漢魏古詩向唐詩過度的重要環節，從積極的角度對其定位。同樣是關注六朝詩歌，但楊慎與前七子所得出的結論卻是迥異的，為什么會如此？楊慎雖以六朝為取法對象，但也是高揚盛唐詩風大旗，進而追根溯源，探求六朝詩歌與唐詩之間的淵源。楊慎以編選六朝詩歌選本《五言律祖》來說明唐詩與六朝詩歌的關系，自楊慎開此風氣，之后的張謙、王宗圣編選《六朝詩匯》，同樣表現出對六朝詩歌的興趣，就唐詩與六朝詩歌之間源流關系亦作了說明。如金城在此書序中說：“夫詩之有靡艷，猶車服之有朱彀，女工之有丹綃也。豈必椎輪之是而朱彀之非乎？豈必疏布之是而丹綃之非乎？”［２］（Ｐ５８）此言意在說明詩歌創作的藝術取向應該多元化。歷代學者大都抨擊齊梁綺靡輕艷的詩風是對傳統詩教觀念的背離，但是從詩歌發展史的角度講，如果始終籠罩在傳統的詩教觀念中，那么詩歌豈不是停滯不前？因此，齊梁時期的詩歌風格是詩歌發展演變的結果，論詩者不應以漢魏古風為標準來衡量此時的詩歌作品，畢竟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因此《六朝詩匯》的編選刊行，也有為六朝詩歌正名的意味。前七子力圖恢復古典的審美理想，宗法漢魏，否定六朝；而楊慎以尊重詩歌的藝術性為出發點肯定六朝。兩者詩史觀的差異，必然帶來價值評判上的差異。可以說，在尊漢魏還是尚六朝的問題上，他們均為各自的理論找到了可以扎根的土壤與安身立命的根本。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六朝詩匯》與《五言律祖》的刊行，不僅反映了當時詩壇上在選本批評方面的進步，也反映了復古詩風盛行下敢于反駁“詩必盛唐”論的另一種聲音，是對楊慎崇尚六朝詩論的一種支持。這幾部選本皆為明人編選的六朝詩歌的匯總，它們所體現的詩學觀點也答題一致：第一，選本的選編目的都是力圖改變詩壇上唯唐是尊的詩風；第二，他們都關注六朝詩歌自身的藝術特點，為六朝詩歌正名；第三，他們都是積極的六朝詩歌的倡導者。這說明，楊慎并不孤單。楊慎溯源六朝，主張詩歌批評不應當割斷歷史，針對六朝詩歌與唐詩之間的千絲萬縷的關系，更應當以聯系的眼光，探本求源，糾正那些割斷六朝詩與唐詩之間關聯的言論。

（二）六朝詩風優劣之辯

前七子為何對六朝詩歌大加貶斥呢？首先，前七子沿襲了歷代以來對六朝詩歌的評價，認為六朝詩歌奢華浮靡的詩風與其倡導的古典詩歌審美理想存在本質的差異。如李夢陽在《章元餞會詩引》中說：“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大抵六朝之調凄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何景明說：“晉逮六朝，作者益盛，而風益衰。其志流，其政傾，其俗放，靡靡乎不可止也。”［３］（Ｐ３０１）兩位文壇的復古領袖對六朝詩歌的識見大概沿襲了前人舊說，對六朝詩歌的評價在理論核心上并沒有大的突破。他們主張復古、排斥六朝詩歌是因為六朝文學偏離了他們的審美理想與創作初衷，他們的目的是通過儒家的詩教傳統恢復詩歌創作與批評的原有風貌。基于這個目的，前七子主張復古，他們的復古思路承繼于嚴羽“以盛唐為法”“取法其上”的觀點，但是更進一步，他們創立并實踐了一種行之有效的詩歌創作規范：宗法盛唐，進而上溯到漢魏、詩三百；古體宗法漢魏，近體師尊盛唐。何景明在《海叟集序》中稱：“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李、杜）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４］（Ｐ１１７）李夢陽在《刻陸謝詩序》中說：“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即當效陸、謝矣。所謂畫鵠不成尚類鶩者也。”［５］（Ｐ４６５）他主張復古，倡導“第一義”之說，他說：“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４］（Ｐ１０８）何景明推崇漢魏古詩，他認為自六朝到唐宋，“雖代有作者，而漢魏之風蔑如也”［４］（Ｐ１１８）。從以上李何等前七子的論調中可以看出，前七子認為漢魏風骨在六朝詩歌中已經喪失，由此而造成了詩歌創作上的疏離。針對于此，歷代批評家都有過不少的議論，而其中徐禎卿的表述正中肯綮，“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沉滯，蓋己盡甚焉……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可尚矣”［６］（Ｐ７８２）。毫無疑問，前七子崇尚漢魏時期詩歌的“文雅之致、古樸之習”，因而反對六朝的“浮華之風”，而此種論調基于他們崇尚格調的立場，倡導漢魏盛唐詩歌的高格逸調，批判六朝詩歌有失古樸之意。其次，前七子在宗法對象上繼承了嚴羽的舊說，此點相比于楊慎的取法對象就顯得相對狹窄了。前七子基于此種狹隘的詩學取徑，對六朝時期的詩人評價不高，如何景明《與李空同論詩書》中說：“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于謝。”［４］（Ｐ１１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