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鑒于諸多歷史文化的逐漸淡化和消亡，人們通過各種形式去努力恢復歷史的記憶，在諸多形式之中，圖像是十分有效的一種。在再現歷史方面，以文字為表述載體的文本與以圖像為代表的視覺史料相比，顯然有其局限性，圖像資料往往比文獻資料更為精確、豐富。如果我們承認包括語言文字描述在內的“歷史”已不再是歷史事實本身，而是“關于歷史的描述和想象”①，那么，相對于語言文字，圖像可以讓我們更生動地“想象”過去。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指出:“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②

說明了圖像在展現歷史本身的豐富性、立體性、多層次方面的優勢，因此，將圖像資料納入史學框架成為圖像研究的主要路徑之一。西方圖像學理論將各類圖畫(包括雕塑、建筑等)和攝影照片等視為歷史研究的“可視證據”③。我國歷史學家馮爾康也明確提出在史學研究中構建“視覺史料學”的設想，其“視覺史料”的概念包括造形、繪畫、各種實物、銘刻文書、遺跡遺址、古建民居、地圖、歷史照片、各種古代文書等類④。在這一觀念下，中國古代繪畫與眾多文獻資料一樣，都是了解古代社會和歷史的重要資料。一方面，視覺史料可以彌補文字資料之不足，尤其在文字史料缺乏或比較薄弱的研究領域中，圖像提供的證詞特別有價值⑤。圖像的認識功能是圖像資料在經濟史、社會史領域中廣泛被運用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圖像往往在社會的“文化建設”中發揮獨特作用，圖像見證了過去的社會格局，尤其是見證了過去的觀察和思維方法⑥。因此，圖像又蘊涵著豐富的美學、社會學、文化學意義，英國美術史家哈斯克爾認為圖像“是過去時代中人的內心精神的發展的一種見證，由此可以通向對特定時代的思想及其表征結構的讀解。”⑦目前圖像學研究的主要路徑是藝術史和文化研究層面，關注的主要是圖像的政治屬性和文化功能⑧。

如明代各種類型的繪圖作品可以用來闡釋明代社會文化心理⑨。竹林七賢的畫像磚作為當時社會理想的繪畫符號，體現出古代社會道德體系的標準和表達方式⑩。

在史學研究中被廣泛運用的“圖像證史”，實際上就是用圖像的方式來認識歷史。在這一研究中，圖像通過視覺形式得以實現其認識意義，讀者通過破解圖像并建立與文本的聯系而達致歷史原境。國內對于文學史的圖像學研究也正是以圖像證史為研究起點的。一些學者開始意識到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需要的不僅是文字資料，還應該包括圖像、考古等可資考證的資料，將之全部匯總在一起，可以使文學史得到立體的展現。成書于20世紀30年代的鄭振鐸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是用圖像志方式演說文學史的率先嘗試。《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附插圖127幅，內含作家留影、手跡、手稿、書影、封面、版式等，已經體現出將圖畫當作歷史資料來解讀的意識。鄭振鐸博古通今，學貫中西，集文學家、收藏家于一身，自20世紀20年代起，“二十年來，傾全力搜集我國版畫之書，……所得、所見、所知自唐宋以來之圖籍，凡三千余種，一萬余冊。”???他尊重民間文學、重視兒童文學，對文學史的研究資料也有新的理解，故有此創舉。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例言》中談到了插圖之于文學史的兩方面作用:一方面把許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書本的最原來的式樣”、“(書里)人物或其行事”呈現在讀者面前;另一方面則是“得見各時代的真實的社會的生活的情態。”???雖然這兩方面尚不足以概括繪畫作品之于文學史研究的全部意義，然而鄭振鐸將繪畫作品引入文學史研究的本身已經蘊含了一種新的文學史研究形態，為治學者昭示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當代學者楊義主張在“大文學觀”下“重繪中國文學地圖”，先后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圖志》和《中國古典文學圖志》等，將大量的作家手稿、書信、書影、廣告、藏書票放入文學史著述中，令當時的讀者耳目一新。隨著當今社會對于“讀圖時代”的共識，楊義這種將“圖”視為文學史構成部分的觀點逐漸獲得了學界的廣泛響應。學界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研究資料的單一，已經成為制約文學史研究推進的重要因素;文獻形態的多樣性，則為文學史的突破提供了重要依據。近年傅璇琮主編“文學編年史”就提倡將“與文學鄰近的藝術樣式如音樂、舞蹈、繪畫、建筑”納入研究范圍，便于呈現文學上“立體交叉”的生動情景①。劉躍進在談到中古文學研究和文獻學研究時也多次強調了包括畫像文獻、碑刻文獻、簡帛文獻在內的出土文獻在彌補傳統文獻的不足、解決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方面的重要價值②。廖群《先秦兩漢文學考古研究》③所運用的“文學考古”視角，正是借助包括豐富圖像資料的考古發現來考察文學問題，是對圖像文獻價值的充分發掘。這些成果充分體現出對視覺史料的重視，使得相關研究展現出新的視野。然而無論是將圖像作為已有“知識”、文獻和問題的佐證材料，還是發現和解決新問題的文獻依據，實際上發揮的都是圖像作為“可視證據”的史料價值，試圖利用圖像敘錄的方式，對歷史真相進行視覺的重建。這對于文學史研究無疑有其積極意義。不過，如果圖像在文學史研究中若僅發揮這一價值，文學史的圖像學研究與其他學科的圖像學研究就沒有什么區別了。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中，圖像的主要構成是以各種繪畫作品為主，包括石刻圖像、畫像磚、畫像石在內的“造形資料圖片”④。中國古代繪畫中涉及文學題材的數量極為可觀，包括對文學作品的“圖說”、對文學典故的演繹、對作家“圖形寫貌”的肖像寫真等。這些圖像作為視覺藝術，同時也是對文學活動的藝術表現，并且深受文學的影響，如追求“意境”的營造、講究寄托、注重含蓄的韻致等。

因此，各類圖像不僅具有文獻學意義上的歷史考證價值，而且具有與文學同樣的審美情感價值。袁行霈曾撰《古代繪畫中的陶淵明》⑤一文，提出了進行文學史、美術史交叉研究的新思路。在該文基礎上，作者又出版了《陶淵明影像———文學史與繪畫史之交叉研究》⑥一書，引發了更多的學術關注，圖像之于文學史研究的獨特價值也就愈加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