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文化自信的實踐之維——以非遺剪紙藝術為例

　　摘 要:剪紙藝術是極具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其以獨特的文化藝術魅力享譽全球，是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的重要因素，表現為民俗文化自信、地域文化自信和藝術文化自信。 在現代化和全球化視域下，非遺剪紙藝術的文化自信功能面臨文化價值觀念偏離、媒體多樣性對傳統剪紙文化排異、技術進步對剪紙技藝沖擊、剪紙文化傳承主體稀缺的諸多挑戰。通過拓展強化剪紙文化認同與自覺、推進剪紙技術跨文化交叉滲透、建立剪紙教育傳承培養機制、推行“政府+企業+社區”三位一體合作模式等路徑發揮非遺剪紙藝術增強文化自信的獨特作用。

　　本文源自《湖南社會科學》雜志是湖南省社科聯主辦的公開發行的綜合反映社科研究的刊物，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創刊15年來積極面向社科理論研究的前沿領域，面向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務實求真，扎實開拓，相繼編發了一系列思想性強、學術性精、創新性優、影響大、價值高的文章，得到了廣大作者和讀者的好評。

　　關鍵詞:非遺剪紙 剪紙藝術 文化自信

　　剪紙藝術是我國農耕文明時期最具廣泛性的民間美術之一，滿足了民眾對生存信仰和藝術文化傳承賡續的需求。 剪紙是民俗生活藝術化表現的實物載體，體現了獨具民間特色的視覺形象和造型語言。 在民族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剪紙藝術一直以一種潛性文化形式存在于人們生活中，農耕社會中世代穩定的人居環境、農節歲時的民俗心理和祭祀活動，與剪紙藝術的創作內容、表現形態和審美價值緊密關聯[1] 。 剪紙藝術不僅僅是一項民間藝術，也是一種口傳文化的形象化，它用圖案表述語言和內容，記憶保留著圖形符號的溯源，包括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歌謠小調和熟語祭詞等。 剪紙藝術多以家庭群體為單位，在一定封閉的文化空間內，通過口傳身授的方式進行剪紙藝術傳承，反映出民族文化最初的文化血緣和情感寄托。 隨著經濟現代化、信息數字化、城鄉一體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農耕文化產生的原初地理和文化空間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依附于傳統文化的剪紙藝術創作逐漸式微，剪紙藝術先后完成了“從民間出走”、政治依附、市場商品化和藝術化的路徑，經歷了從較低形式進入到較高形式的能動變化。 在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政策的推動下，現代社會中引發了復歸與振興傳統文化的思潮，剪紙藝術開始以 “非遺剪紙藝術”身份重新融入現代社會文化秩序中。 非遺剪紙藝術是民族文化當代活態傳承的重要內容，在多樣化的文化環境之中再現了自身自主性與價值活力，是增強文化自信的稀缺文化資源。

　　一、非遺剪紙藝術的文化自信功能

　　“文化自信”是對文化的認可與相信。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對文化自信進行了全面系統深刻的論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礎上特別強調文化自信，從 “三個自信” 到“四個自信”，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自信的內涵。 習近平同志指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本質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2] ，建立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之上。 中華民族文化延綿五千年，是世界文化領域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化，成為中華民族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是凝聚人心、激化斗志的精神家園，文化的遺傳性特質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深入每個炎黃子孫的骨髓，流淌在中國人民的血液里，中華文化的底色無論遇到何等強勢的外來文化的消解都熠熠閃光、永不褪色。 這種優秀的傳統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脈” 和“靈魂”，它給予中國人民智慧與力量。 在熟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容、認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的基礎上形成的文化自信堅不可摧、牢不可破。 因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元素都是文化自信之源，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非遺剪紙藝術更是增強文化自信的寶貴財富。 作為我國民間美術的主體藝術類型，非遺剪紙藝術成為了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具有生發文化自信的獨特功能。

　　(一)有利于增強民俗文化自信

　　美國民俗學家薩姆納認為，民俗文化見于日常起居生活中，是由民間群體創造、約定俗成并傳承的一種習慣性生活共識，反映了社會意識形態和民俗生活模式[3] 。 非遺剪紙作為民間剪紙藝術在當代社會的活態傳承形態，是民俗文化的產物，其題材和內容展現了民俗生活中的文化底蘊和自信，增強了民俗文化的生命力。 在歲時節令方面，剪紙的民俗文化體現在以春節、元宵、端午、中元為首的傳統節日文化空間中的象征功能。 如春節時貼“窗花”、掛“ 春幡”，寓意迎春納福?元宵時“ 剪紙為燈”，兒童持燈“游繞里巷”?端午時剪“五色瘟紙” “葫蘆”“艾虎”，以驅五毒?中元時“剪紙為衣”，家家戶戶“焚之以薦祖”。 在人生儀禮方面，中國傳統的婚嫁、喪葬、嬰兒三朝、老人壽誕等禮儀事象中的剪紙，除了烘托氛圍、情感寄托的功能之外，它的剪刻體裁和圖案造型還需符合典禮的規范。 以女子嫁娶時使用的“禮花”為例，禮花用于擺放在男方聘禮、女方嫁妝及婚房內的陳列物品、食品上，其大小、圖案根據嫁妝器物、食品的形狀隨物賦形，因此又有“家具花”、“瓶花”、“豬頭花”等因物賦名的剪紙圖樣。 在禳災祭祀方面，自古有“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的文獻內容記載，剪紙在祭祀、打醮和儺愿儀式中常作為祭品或供奉對象，源于原始人類對神祗的崇拜和對未知的恐懼，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對自然現象無從解釋而將其人格化的產物。 如湖南望城剪紙中“紙菩薩”剪紙類別受巫儺文化影響，其剪紙造型與梅山文化中宗教神系的形象相匹配，有打醮祈雨的雷公電母、超度亡靈的牛頭馬面、驅鬼祛病的大儺神和神靈精怪的蜘蛛精等圖樣。 融民俗文化于剪紙藝術之中，通過剪紙藝術表達、傳承、鞏固民俗文化，有利于增強民俗文化自信。 而民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獨特標識，民俗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有機構成，增強民俗文化自信從一定程度來說，便是增強文化自信。

　　(二)有利于增強地域文化自信

　　地域文化是指在相對穩定的地理空間環境內，人們受自然地理與社會人文的綜合因素影響，經歷較長歷史時間生產、生活形成的共同性人文面貌和人文精神[4] 。 這種文化一直持續作用和規范生活在該地域內人們的價值觀念、性格特征和風俗習慣。 在非遺剪紙的發展過程中，地域文化與剪紙文化始終處于相互滲透和相互聯系的狀態。 我國現有國家級非遺剪紙代表性項目 53 例，共涵蓋 23 個省份 53 個地區，促進了非遺剪紙地域文化的傳播與交融，并逐漸上升為地域文化自信。 如浙江樂清細紋刻紙以細密刻紋與框架構圖為特征，剪紙內容常見海水、漁船、龍王、海神等海洋性元素，承載了甌越屬地的海洋文化?河北蔚縣剪紙素有“三分刻、七分染”之說，剪紙作品重彩點染，用色明艷亮麗，延續了當地色彩文化?內蒙古和林格爾剪紙帶有濃厚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風格，出現了大量鹿、馬、狼、犬等草原圖騰崇拜符號?湖南瀘溪縣踏虎鑿花剪紙由女紅中刺繡習俗演化而來，其多作為湘西地區苗繡圖案的粉本，為民間服飾、配飾的裝飾提供了多彩的圖樣和造型基礎。 地域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具體樣態，強化地域文化自信與增強文化自信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有利于增強藝術文化自信

　　我國非遺剪紙藝術的造型觀念和表現語言不同于西方，是一種來自民間藝人自我意識的審美創造，是我國民間美術中藝術文化的縮影。 非遺剪紙藝術中獨特而又自成體系的藝術表達方式，成為了我國現代藝術發展的基礎和藝術文化自信的中堅力量，主要表現在:

　　1.講究構圖的統一性，圖樣元素的內容、數量、大小和位置大多呈現對稱、對比、連續或均衡的規律。 例如，折剪是民間剪紙中“脫稿”剪制的一種常用技法，通過特定的折疊方式使剪紙紋樣按照軸線呈現對稱、放射效果，凸顯了畫面的形式美。

　　2.具有文化內涵的象征性，剪紙紋樣以固定的組合樣式取諧音隱喻。 雞和大麗花組合寓意“大吉大利”，魚和蓮組合寓意“連年有余”，蓮花和桂花組合寓意“連生貴子”，蝴蝶與貓組合寓意“耄耋長壽”。

　　3.強調點、線、面構成的裝飾性，剪紙作品陰刻、陽刻結合，“黑白灰”色塊對比強烈。 剪紙多用 “絞刺紋”、“月牙紋”、“萬字紋”、“方勝紋”等符號式敘事紋樣對畫面進行修飾，增添畫面層次感和剪紙造型的觀賞感。

　　4.注重物象表現的主觀性，提煉局部特征變形夸張或異形同構，以產生強烈的視覺感受。 民間藝人善于將剪紙物象的多個形態主觀地融入同一幅畫面中，使對象特征表現突出。 這種不把事物存在的瞬間狀態作為表現形象本質的參照，對物體多角度、多瞬間認識的造型處理與西方立體主義異曲同工，具有高超的藝術表達手段和技巧，體現了民間藝術的水準和品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通過剪紙藝術向內傳承和向外傳播民間藝術體現了藝術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

　　二、以非遺剪紙藝術增強文化自信面臨的挑戰

　　非物質文化遺產記錄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自身的實踐活動和思維方式，原生態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鮮明特征和顯著優勢，消解、丟失原生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便面目全非、毫無價值，因此，保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態性，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弘揚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自信功能的題中應有之義。 令人遺憾的是，歷史的車輪駛入近現代之后，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產生于田園詩歌般生活狀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狀態也產生了顛覆性的變化，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生存危機，甚至瀕臨銷聲匿跡的狀態，這種大的生存環境必然使以非遺剪紙藝術增強文化自信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一是文化價值觀念的偏離。 價值觀念是文化構成的必要條件，文化主體在文化價值觀賦予的文化使命感中呈現出自覺意識與自覺行動。 中華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雙向促進的關系[5]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根基，具有民族精神激勵與動態文化延續功能。 與此同時，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需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與支持。 當代社會經濟的全球化使文化價值觀呈現多元化的發展態勢，既給傳統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又給主流文化價值觀的有效傳播帶來挑戰。 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碰撞下，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滲透作用愈發強烈，引發了文化同質化的危機。 如今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群眾對于精神文化的需求日趨旺盛。大眾文化消費市場快速擴張，對外來文化盲目地復制、仿效威脅到了本土傳統文化的核心地位，甚至出現了人們游離在多種價值觀之間無法做出正確價值選擇的現象。 比如，“泛娛樂化”的文化消費觀念就明顯地偏離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卻潛移默化地扭曲人們的價值選擇和價值觀念，不可避免消解包括非遺剪紙藝術在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教化、文化導向、文化認知與文化傳承功能，使剪紙藝人知識、情趣和審美的創作優勢平庸化，難以釋放文化自信的功能。

　　二是媒體多樣性對傳統非遺剪紙藝術的排異。現代社會中數字技術日益普及，移動終端、數字電視、互聯網門戶、社交網站等數字化媒體成為了文化信息交流、傳播的主要媒介。 互聯網時代媒體的表現形式更具多樣性，新媒體改變的不僅僅是人們的認知途徑和結構，同時影響了文化自身形態的變革，傳統非遺剪紙藝術同樣受到了相應的排異。 首先，傳統剪紙的展示形式落后，需依托服飾、建筑、家具等多種固態載體輔助傳播，隨著社會環境發生改變，傳統剪紙的裝飾美化效用逐步下降，其展示載體數量大量削減。 而新媒體表現手法多元，可將文本、圖片、視頻、音頻等信息元素綜合運用，“互動性”和“即時性”豐富了受眾的視聽感受。 其次，受剪紙口傳心授、言傳身教傳承模式的制約，其受眾對象和規模受時間、空間與地域的限制。 剪紙是一種實踐型文化，在新媒體營造的“淺閱讀”學習環境下，剪紙教學通過碎片化文本傳播，缺乏現場教學的直觀反饋和情感鏈接。 再次，對傳統文化內容的簡化使學習者難以深入感知剪紙文化的價值，從而失去持續學習熱情。 最后，傳統剪紙文化的存在空間和創作思維遠離現代生活，缺乏文化的親近性和熟知度。 傳統剪紙文化發源于農耕環境，具有鄉土文化的傳統習俗是創作的主要來源，相對封閉的自然村落社區是其傳播的絕佳場所。 與之相比，現代媒體打造的是信息交叉、開放多元的共享文化空間，年輕群體在文化參與中占比較大，原封不動地把傳統文化移接到新媒體生態環境中，極易造成媒體受眾對傳統剪紙藝術的理解斷層，動搖非遺剪紙藝術的文化自信功能。

　　三是技術進步對剪紙技藝的沖擊。 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 等科技革命帶來的技術進步，在創造生產力、推動產業升級、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剪紙技藝造成了沖擊。 機器化生產替代了傳統手工勞動，企業對從業者技能和驅動力的依賴程度降低[6] ，大批量的生產方式可將產品快速地推向市場，減少資本密集型生產資料的生產投入。 但標準化的集中生產容易造成剪紙市場飽和、剪紙產品千篇一律、大眾審美疲勞等現象，最終導致剪紙作品廉價，大眾消費者忽略了剪紙原有的藝術與文化價值。 在互聯網打造的全民社交平臺上，每一個用戶都可以作為一個具有獨立文化價值的生產單位來生產內容，非遺剪紙展示平臺的傳播無界性，加大了剪紙作品知識產權的保護難度，面對龐大的信息數據網絡，剪紙作品原創難以追溯，簡易操作復刻的網絡傳播途徑使剪紙作品侵權成為普遍現象。 既然非遺剪紙藝術面臨高科技的沖擊，其文化自信功能下降就是必然趨勢。

　　四是剪紙文化傳承主體的稀缺。 文化傳承主體直接決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命運，從一定意義上說，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就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遺剪紙藝術傳承主體可分為技藝型傳承群體、市場型傳承群體和學者型傳承群體，但三種傳承群體都面臨著相關人才短缺、后備力量不足的問題。 技藝型傳承群體多為家族傳承或中途拜師學藝的民間藝人，他們以業余勞動剪紙以增補家庭收入。 在城鎮化快速發展而大量農村人口進城造成農村人口流失的背景下，民間技藝傳承脈絡斷代，原有技藝傳承人逐漸高齡化，習剪者呈遞減趨勢。 市場型傳承群體以經濟利益為驅動，將剪紙從原來的家庭副業變成小商品性質的家庭主業，承擔起衣食住行多方面的家庭生活職能，甚至形成了帶有地方特色的剪紙生產集中片區。 但傳統手工剪紙的市場被機械化的社會化生產所取代甚至壟斷，剪紙產品升級換代成本遠遠超出市場利潤，部分傳承人群因生計問題而被迫轉行。 學者型傳承群體從主體自身專業角度出發，對剪紙的文化內涵、藝術構成、創作價值等多個角度進行獨立思考，對傳承主體的學識、經驗和專業有相對嚴苛的要求。 而我國從事剪紙研究相關的專家和學者數量非常有限，專業人才嚴重稀缺，他們在利用非遺剪紙藝術增強文化自信方面難以發揮主力軍作用。

　　三、以非遺剪紙藝術增強文化自信的路徑選擇

　　發揮非遺剪紙藝術增強文化自信的特殊功能，我們應該增強問題意識，以問題為導向，積極探討以非遺剪紙藝術增強文化自信的路徑。

　　(一)強化剪紙文化認同與自覺

　　非遺剪紙藝術自信呈現的前提是文化認同與文化自覺。 文化認同是人們在文化實踐參與中形成的對本民族文化的肯定性體認，從認知、情感、意志和行為上達成了文化共識，是堅定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精神紐帶[7] 。 一方面，強化非遺剪紙文化認同需要提升剪紙文化在人們現代生活中的存在意識，通過新媒體社交平臺展示剪紙文化以切近群眾生活，借助輿論引導吸引群眾的關注度。 另一方面，要塑造群眾對非遺剪紙文化的歸屬感與價值觀，強調文化主體的重要性，對生活在非遺剪紙發源地的民眾給予創作自由和政策支持。 而文化自覺是在文化認同基礎上的實踐和發展創造。 “文化自覺” 觀點最初由費孝通提出，他強調人對周身文化要有 “自知之明”，明晰文化的來歷、形成過程等，正是這種自知之明對文化的轉型具有充分認知和自主能力，進而決定文化發展的重要地位[8] 。 因此，非遺剪紙文化自覺需要以一種“自知之明”的態度，重新審視傳統剪紙文化的內涵與特征，對與現代社會脫節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或轉化，重新激發群眾主動參與剪紙創作的自覺性與積極性，為非遺剪紙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打牢文化自信的基礎。

　　(二)推進剪紙技術跨文化交叉滲透

　　是文化發展與繁榮的前提，只有尊重文化差異，擁抱世界文明，才能通過交流互鑒取長補短、發展自我，在激烈的世界文化市場競爭中取得比較優勢，增強文化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中華民族文化正是在文化交叉滲透中不斷發展的，非遺剪紙藝術同樣如此，也是通過推進剪紙技術跨文化、跨領域交叉滲透，優化文化結構和內容，展示非遺剪紙藝術的文化自信，提升文化回應力。

　　要緊緊抓住“一帶一路”建設的歷史性機遇，努力推進中外剪紙文化對話與交流，以開放包容、互學互鑒為宗旨，積極探索非遺剪紙文化國際傳播的實踐方法。 要搭建剪紙文化交流平臺。 以世界各國的“孔子學院”或“孔子課堂” 為平臺，深入他國文明腹地進行剪紙文化交流與滲透。 充分利用“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中國非遺活動周”的特定節日資源開展非遺剪紙體驗活動，并依托全球創意城市網絡，加強剪紙文化活動、產品和服務的創建、制作、傳播與宣傳。 要豐富剪紙交流合作形式。 拓展教育、學術研究等交流合作新領域，非遺剪紙文化相關著作的對外翻譯本身就是跨文化交流的過程。要加快剪紙文化產品創新研發，通過投資貿易、展示洽談等國際營銷渠道使剪紙品牌產品“走出去”。要開發非遺剪紙文化體驗國際旅游路線，將文藝展演、影視交流、文物博覽、商品展銷、文化論壇等活動有機結合起來，使國內外游客在深入體驗非遺剪紙文化魅力的同時，促進非遺剪紙技藝的傳播和交流。

　　(三)建立剪紙教育傳承培養機制

　　文化的可持續性是維系非遺剪紙文化長久自信的保障。 文化可持續性是與生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性平行的第四個維度，其本質上是文化或文化現象在線性時間視角下的延續，致力于文化主體如何秉持動態的文化觀，使文化遺產在保持文化特性的基礎上能夠與時俱進并為未來世代保存[9] 。 在剪紙藝術的保護與傳承中，人是非遺剪紙創造的主體和承載者，是非遺剪紙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 非遺剪紙文化可持續性要求對地方文化主體的文化經驗和剪紙技藝做出更為積極的回應或建立關聯[10] ，即建立剪紙教育傳承培養機制，提供文化主體當地習剪機會和培養剪紙文化自主發展能力。 改變非遺傳承的固有結構和機制，由家庭代際之間的個體性傳承轉變為由多方主體參與的開放式教育傳承。 其一，將傳統剪紙技藝引入藝術教育課程，考慮不同年齡階段學生對非遺剪紙技藝掌握的匹配性，按低、中、高年級分層設計教學。 低年級以培養操作能力為目標，中年級以培養形象思維能力為重點，高年級以培養藝術創新能力為出發點。其二，搭建校企剪紙實踐平臺，邀請剪紙從業者或藝術家進行專業理論與實踐經驗指導，使培養的剪紙技能與企業技能要求匹配，完成從在校學生向集藝術和技能為一體的剪紙綜合型人才的身份轉型。其三，開設社會剪紙體驗工坊，挖掘社會型剪紙受教對象，在寓身體驗教學中增強體驗者傳承剪紙的行為意圖，完成對公眾群體的剪紙技藝傳授、創新力激發和創作能力培養。

　　(四)推行“政府+企業+社區”三位一體合作模式

　　文化是一個由器物、制度、行為和觀念等多個文化要素構成的體系，在特定環境下，文化要素之間遵循最基本的自組織規律相互協調、相互耦合，保障了文化體系的平穩發展[11] 。 非遺剪紙文化自信可以推行“政府+企業+社區”三位一體的合作模式，以“自上而下”的文化干預來引導“自下而上” 的文化實踐，從而改變我國目前剪紙藝術保護與傳承自發、交錯的狀態。 對政府、企業、社區職能的合理定位與分工是“政府+企業+社區”三位一體合作模式的前提。 政府發揮文化主導職能，聯合相關文化部門、學術研究機構、大專院校、社會團體等各方面力量達成保護非遺剪紙的社會共識，激發社會的文化自組織性。 企業承擔文化造血職能，將非遺剪紙資源轉化為文化生產力，通過打造剪紙文化品牌和穩定的生產銷售渠道，形成非遺剪紙傳承的內生動力。 社區履行文化協同職能，深入社會基層鼓勵民眾以協作方式積極參與非遺剪紙創作，開設社區剪紙活動班免費教學，既可豐富民眾日常生活，又能讓民眾以剪紙裝飾元素為社區環境美化添磚加瓦。 政府、企業、社區三方促進與制約的關系，將進一步保障非遺剪紙文化內部組織的循環運營。 政府支持企業、社區非遺剪紙項目的開展，給予技術示范和專項經費，并設立非遺剪紙管理監督制度，對企業和社區的剪紙傳承活動進行日常監管，對干擾、歪曲剪紙文化對傳承行為及時制止。 企業引進社會資本進入非遺剪紙保護項目，將有助于減輕政府財政壓力，也避免政府壟斷開發的單一性。 同時，企業給剪紙文化發源地區帶來一定的就業機會，讓邊緣社區民眾實現自立賦能、文化惠民。 “自下而上”的社區參與促進政府、企業和社區之間的對話交流，民眾依據自身參與的真實經驗與感受被賦予話語權，有了民眾決策的意愿，這有利于非遺剪紙保護、傳承活動的優化與迭代。

　　四、結語

　　在科技前沿和媒體交融的現代社會背景下，新興文化力量正在迅速崛起，以剪紙藝術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非遺剪紙藝術的傳承、發展極具重要性與緊迫性。 非遺剪紙文化自信體系的加強與完善是實現剪紙藝術價值認同與文化自覺的重要前提，我們要不斷深入認識和強化非遺剪紙藝術對于增強文化自信的功能，拓展以非遺剪紙藝術增強文化自信的路徑，促進非遺剪紙藝術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此不斷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助推中華民族文明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