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邏輯關系

　　摘 要：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是兩個聯系緊密的概念，理解兩者間的關系，要堅持理論、時代與歷史三個維度的有機統一。從理論邏輯來看，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都屬于社會精神文明范疇，但其在空間維度的源頭性、伸張性和廣延性以及系統維度的結構性、層次性存在差異;從時代邏輯來看，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根本問題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思想原則上呈現出根本性、深層次的內在一致性;從歷史邏輯來看，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誕生與延續有其內在的邏輯關聯性，呈現出同源性、同程性以及同構性的特點。

　　本文源自特區實踐與理論二〇二一年第四期

　　關鍵詞：深圳特區精神;改革開放精神;民族精神;邏輯關系

　　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既有同一性也有異質性，兩者之間存在普遍與特殊、歷史與邏輯、整體與局部的辯證邏輯關系。習近平同志在慶祝改革開放 40 周年大會上指出“改革開放鑄就的偉大改革開放精神，極大豐富了民族精神內涵，成為當代中國人民最鮮明的精神標識!”[1]“敢闖敢試、開放包容、務實尚法、追求卓越”[2] 的新時代深圳特區精神，是深圳在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對城市價值體系的多層次、系統性的提煉與總結，屬于改革開放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系統科學的角度來看，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生成必然遵循一定的邏輯，這是系統得以生成的基本前提，也是系統得以自適應的重要基礎。深刻理解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關系，需要以更加寬闊的理論眼光、更加睿智的時代眼光以及更加深邃的歷史眼光把握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與共生特質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可以從理論邏輯、時代邏輯以及歷史邏輯三個維度進行考察。

　　一、理論邏輯：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差異性

　　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是兩個聯系緊密的概念。前者來源于深圳經濟特區發展與建設的創造性實踐，是經濟特區精神文明成果的集中體現，后者則鑄就于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的偉大實踐，是中國人民精神風貌、精神力量以及精神標識的凝練表達。從廣義上而言，兩者都屬于社會意識領域，是社會架構的上層建筑部分，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與水平決定，同時能夠反作用于社會存在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進程。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對于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以及中國社會精神文明建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二者都屬于社會精神文明范疇，但其在空間維度的源頭性、伸張性和廣延性以及系統維度的結構性、層次性存在差異。(一)空間維度：源頭

　　(一)空間維度：源頭性、伸張性與廣延性的差異

　　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展現了不同的空間特征，也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歷程中的實踐重點。“空間” 是物質運動的伸張性與廣延性，其特點是三維性。這個“空間”不僅指物理空間，更多強調的是發展空間，呈現為一種“域”，“域”的大小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勢”與“能”的發展。受功能定位、戰略地位以及客觀需要等因素影響，深圳特區精神的“域”與改革開放精神的“域”有所不同，兩者在發展“域”、輻射“域”上的不同體現為源頭性、伸張性與廣延性上的差異。

　　首先，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在源頭性上是局部與整體的關系。依托深圳在城市建設發展中探索孕育所形成的具有高度認同感、富有區域特色的深圳特區精神，在源頭上區別于過去 40 年在中華大地上提煉、歸納的立體化、多層次、寬領域的中國改革開放精神。一方面，深圳特區精神在源頭上相較于改革開放精神側重區域性、基礎性以及先導性。深圳具有毗鄰香港的區位優勢，是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中間地帶，深圳特區精神正是發源于這個中間地帶。深圳特區精神的區域性就體現在它起源且內化于深圳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是深圳這一城市在工業化、全球化進程中的哲學法則與行為邏輯，集中體現在深圳的城市價值取向與內在氣質。依托重要的區域發展戰略地位，深圳成為全國“率先試行市場經濟的特殊地區”，在稅收、外資以及技術等方面享受與其他城市所不同的優惠經濟政策，有效且有力地推動了深圳經濟特區市場經濟的發展。“率先” 以及“特殊地區”都暗含了深圳特區精神深層次上的先導性與基礎性意義。另一方面，改革開放精神在源頭上強調全局性、整體性、綜合性。改革開放精神來源于中國共產黨在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初步探索。改革開放之初，改革開放的發展態“勢”逐步從中國的東部沿海延伸到西部內陸，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全局性出發，明確指出改革開放其根本意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其本質屬性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奠定了改革開放精神在形成與發展初期的大歷史觀與大局觀意識。

　　其次，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在伸張性與廣延性上的發展“域”、輻射“域”存在差異。就伸張性與廣延性而言，兩者都在“域”的范圍內突破了傳統經濟、政治等體制的桎梏，逐步形成了以市場經濟發展下精神文明成果的廣度拓展與深度挖掘為旨歸，集延展性、發展性以及多元性為一體的場域。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在各個階段的動態發展，使兩者的輻射范圍與實踐落實不僅僅局限于源頭性意義上的空間領域，更延伸至其他場域，賦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與發展以多元契機。盡管兩者共同存在發展 “域”、輻射“域”，但其發展深度與輻射廣度不同。第一，深圳特區精神“點—片”的發展輻射模式。深圳特區精神作為深圳城市文化的核心與城市發展的靈魂，從改革開放初期創辦深圳經濟特區，到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背景下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到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再到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深圳特區精神的內涵在這一歷史變遷過程中得到豐富與發展，其輻射范圍呈現為由點及片的特征。第二，改革開放精神“點—線—面—體”的發展輻射模式。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改革開放精神的發展態 “勢”呈現為：初期的點軸模式，改革開放精神發源于五個經濟特區的開創性建立;中期的點軸漸進式擴散模式，改革開放精神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政策逐步從“點”的培養到“線”的發展，即從經濟實力較強的幾個經濟增長城市“點”漸進式擴散到沿“線”城市;中后期由“面”到“體” 的布局模式，改革開放精神進一步從東部沿海擴散到西部內陸的各個地區、從政治經濟文化到社會生態軍事等社會各個領“域”、從中國到世界社會主義的貢獻以及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貢獻，如“非典精神”、“航天精神”以及“浦東精神”等，全面拓展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精神的脈絡譜系。

　　(二)系統維度：結構性與層次性的差異

　　現代系統論認為，系統是由若干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以及相互影響的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通過系統內部要素的運動而具備結構性和層次性的特征。從系統科學的角度來看，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分別作為不同系統的要素而存在。改革開放精神與民族精神共同構成中國精神這個大系統，而深圳特區精神不過是作為構成改革開放精神中的一個子系統或子系統中的要素而存在。另外，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在它們各自所屬的系統中的功能與作用各不相同。因此，考察二者之間的差異，必須從不同的系統中去考察。

　　改革開放精神作為中國精神中的子系統，是一個全面性、全局性以及戰略性的精神文化系統。改革開放精神一般放到中國精神這個系統或更大的系統中去考察，也就是考察作為時代精神內核的改革開放精神與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之間的有序配合與良性互動。在系統論視域下，中國精神這個大系統由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或改革開放精神兩個小系統構成。而如何弘揚與發展中國精神，使其在兩個子系統的交互作用中達到一種均衡、協調以及發展的狀態，需要回答好兩個子系統之間“能否融合”以及“如何融合”的根本性問題。一方面，兩個子系統在內在關聯中互相作用。民族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是“源”與 “流”、“根”與“葉”的關系，民族精神可以為改革開放精神提供生長土壤與歷史底蘊，而時代精神則是牽引民族精神的脈絡路徑。另一方面，兩個子系統在雙向互動中融合發展。民族精神在整個譜系運作中，總是與各個歷史時期賦予的歷史任務相結合，發揮其所特有的激勵、教化、動員等作用，更新改革開放精神的內容。同時，任何民族精神都是每一時代的時代精神上的積淀，在時代發展歷程中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進一步賡續傳承偉大中國精神。

　　深圳特區精神作為改革開放精神的子系統，是一個協同性、策略性、區域性的精神文化系統。系統結構內部具有鮮明的層次性，能夠在明確各個精神系統構成要素的前提下，厘清各要素或子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與層級結構。誠然，考察深圳特區精神也必然涉及中國精神系統，但受限于系統的輻射性、延展性以及層次性，深圳特區精神一般置于改革開放精神中去考察，并不能與改革開放精神作為同級系統直接作用于中國精神，這也是改革開放精神與深圳特區精神系統性差異的重要區別之一。結構性與層次性作為系統結構的內在規定，反映了深圳特區精神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的四次提煉歷程。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特區精神系統內部各要素不是靜止的并列陳述與簡單堆砌，而是社會系統的整體性與關聯性發展，隨著歷史任務的變化對要素性發展進行揚棄與超越，并統一于“生態位”最高階與次階的辯證運動中。改革開放初期，深圳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試驗區，敢闖敢試的獻身精神是系統中的統領性要素，處于“生態位”的最高階位置。深圳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提出創新是深圳的根與魂，開拓創新的深圳特區精神逐步占據“生態位” 的最高階。到新時代，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追求卓越成為深圳特區精神中起支配作用的系統要素，新時代深圳特區精神與新時代國家的發展步調始終保持一致，在“生態位”的辯證運動中以 “闖”的精神、“創”的勁頭以及“干”的作風形成“系統合力”，續寫“春天的故事”。

　　二、時代邏輯：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內在一致性

　　時代演進與時代精神的產生、嬗變是人類文明發展同一進程的兩個不同的方面，兩者間存在著相互制約、相互推動的內在邏輯關聯。改革開放的演進過程，既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時代特征相融合的過程。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是內在統一于這兩個過程的具體理論形態，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時代發展特征相結合的精神產物。對于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探討不能停留于關于歷史規律的抽象議論上，必須深入改革開放時代的深處，探討表象背后起主導作用特殊的時代邏輯與內在規律，著眼于整個時代發展的主體邏輯，才能把握好兩種精神之間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根本問題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思想原則上的根本性、深層次的內在一致性。

　　(一)根本問題：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之所以是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根本問題，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宗旨決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源自于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需要，是服務于無產階級進行人類解放的實踐哲學。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作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改革開放有機結合的產物，實踐性是貫穿兩種精神的一條主線，體現在兩方面：第一，超越以往(舊哲學)“解釋世界”的功用，發揮其“改造世界”的作用。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3] 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能夠在具體的、歷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變成物質力量并回應根本問題。第二，在實踐中接受思維力量的現實性檢驗。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來源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但兩種精神的正確與否還應該回到實踐中并接受實踐的檢驗，證明思維的此岸性。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兩種精神的內在的實踐性就在實踐標準具體化中進一步凸顯出來。

　　“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性問題映射了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內在的人民性與共享性。第一，人民性是解決這一根本問題的基本內核。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4] 搞清楚這個根本問題，就要追溯它的邏輯起點，即“改革為了誰、改革依靠誰、改革造福誰”，這構成了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發展的深層命題。這一根本問題的本質在于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5] 可以看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利益歸屬邏輯一開始就內嵌于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發展中。第二，共享性是解決這一根本問題的基本思路。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必須要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否則會陷入“貧窮的普遍化”中。生產力的發展、綜合國力的提升是客觀的社會存在尺度，而人民的發展與自我實現表征著主體人的尺度。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實現社會存在尺度與主體人尺度的協調發展愈發受到重視，社會存在即社會生產力的現代化發展決定了社會意識即兩種精神的現代化，一個變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患“寡”而患“不均”，滕尼斯關于“共同體”意義上的共享成為普遍訴求。從價值理性的角度看，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內在統一于共享發展中，其內部蘊含的持續發展與轉型升級理念是推動實現更高水準的共享與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必由之路。

　　(二)思想原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一個時代的精神原則，即時代發展的精髓與精華，要求從最根本、最高度以及最深刻意義上回答時代的根本問題，并反映這個時代多層次、多樣化的本質規律。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作為同一時代的產兒，兩者的內在一致性集中體現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這一 貫穿改革開放始終最鮮明與最本質的精神實質中。這一精神實質是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中最高層次的“元精神”，即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中本體的、本源的、本因的部分，處于二者金字塔結構的頂層。其他任何具體精神都是從“元精神”中衍生，可以在“元精神”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來源與根據。另外，“元精神” 集中反映了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內在的統一于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沖突性、超越性。黑格爾在對哲學作為時代的思想進行分析時指出， “但另一方面從形式看來，哲學也可以說是超出它的時代，即哲學是對時代精神的實質的思維”，[6] 反映了時代“元精神”不僅作為特定時代的必然產生的內容，同時具有在形式上的超越性質。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基礎，集中體現了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失序性與超越性。這一時代“元精神”指導著馬克思主義由理論形態轉變為實踐形態，將改造世界的理想與時代特征相結合，破解現實問題的困境。從邏輯起點而言，改革開放是由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內生性與外部性的失序與沖突性問題“倒逼”出來，因此失序性問題是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形成的邏輯起點。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成功的關鍵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始終以超越性思維堅持思想解放。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上基于對未來中國發展與世界形勢的洞察，創造性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7] 首先，解放思想是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得以形成的前提性因素，實質上是一次思想啟蒙。沒有思想解放這一“批判的武器”，就難以看到當時存在于中國社會各種利益固化的癥結所在，難以超越改革開放前起主導和支配作用的“本本主義” 時代原則，就不可能真正推進改革開放，更不可能建立深圳經濟特區，何談在此基礎上凝練精華、萃取精神。其次，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亂想，而是扮演社會革命的先導角色，其目的在于實事求是地探索改革規律、遵循改革規律。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不是封閉的體系，而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旨在實踐中把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辯證地統一起來，超越任何封閉的、僵固的體系，以此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最后，與時俱進的精神重在運用新的改革方法應對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與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是根本一致的。辯證法在本質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著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唯物辯證法的批判性是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與時俱進的內在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改革開放時代，意味著中國所面臨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呈現在當時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新形勢，要求他們根據新實情，批判地、革命地做出新判斷和新選擇。概言之，把握好改革開放的時代邏輯，就要從哲學的高度捕捉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在社會失序中衍生出具有超越性質的“元精神”，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原則，才能從一般性、深層性上把握好兩者在時代發展上的內在一致性。

　　三、歷史邏輯：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同源性、同程性以及同構性

　　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生成的歷史邏輯，就是兩者在一定的歷史規律內演化和變遷中所表現出從簡單到豐富、從自發到自覺的本質規律。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誕生與延續有其內在的邏輯關聯性，呈現出同源性、同程性以及同構性的特點。要從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展現的總體歷史布局中把握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之間具體的、歷史的、辯證的關系，就要理解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最初歷史語境。追溯至中華民族精神這一歷史“源”點，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是中國精神在時代中不斷豐富發展、富有生命活力的主要表現，二者依托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全過程，在建構主體與理想目標上具有同構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宏偉進程中。

　　(一)同根同源：內蘊于中華民族精神譜系中

　　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具有同源性，兩者的精神內核同根且同源于中華民族精神的創新性、和合性和務實性中。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 “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的強大生命力在于，“它體現了寓于該民族內部各種成分、要素之間的普遍性，從而具有自我否定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8] 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是基于特定時代背景上的價值精華，是中華民族精神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孕育中自覺地進行自我否定與自我更新中向時代精神不斷轉化的成果。兩種精神集中體現與反映了中華民族精神中的創新精神、和合精神和務實精神。第一，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體現和反映了中華民族創新精神。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注重創新與變革的民族。從古代湯之《盤銘》上“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辭到《康誥》中關于“作新民”的表述等中國古代經典著述都可以看出，華夏文明在形成初期就始終蘊含著一種“日新”精神，即創新精神。創新精神是一種勇于自我革命、破舊立新的精神，在改革開放偉大實踐與深圳經濟特區建設中被運用在各個領域，從而實現了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等各個方面的創新。第二，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和合精神。儒學經典《周易》中提出“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厚德載物” 包含著以和為貴、兼容并包的和合精神。和合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也是中華文化的精粹。所謂和合，是指相和諧的事物之間互相交融而產生新事物，同時指稱一切相互對立、相互矛盾的沖突事物之間的一種融合性存在狀態。“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思想觀念、海納百川的人才觀念、融匯海外的多元文化體系、開放包容的新時代深圳特區精神等，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精神不僅能把既有的合理因素融為一體，而且能夠汲取外來優秀文明成果，并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從而達到中華民族精神的“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9]。第三，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體現和反映了中華民族務實精神。“經世致用”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顯著特質，強調興邦治國、建功立業的務實精神。從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載人航天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到青藏鐵路精神，從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思想原則、具體內涵到根本問題，都是對民族生存與國家發展的現實關注，都從不同層面詮釋與解讀了中華民族的務實精神。

　　(二)同往同程：鑄就于改革開放偉大實踐過程

　　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具有同程性，兩者的形成發展同往且同程于改革開放偉大實踐所產生的中國道路上。20 世紀 70 年代，中國發展走到了新的歷史關口，經濟轉型、政治民主以及價值觀發展等瓶頸問題匯聚成一個問題，即“走什么道路”。道路的問題始終關系政黨事業的成敗與否，中國道路并非是從頭腦中想象出來的先驗命題，而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邏輯，是中國人在實踐活動與理論創造中成就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發生了“三件大事”，分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一個偉大歷史轉折，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第一，認識中國道路首先需要考慮社會主義的現代性與批判超越性。中國社會發展與社會主義有著內在關聯，是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對資本主義“現代性”道路下領導主體、理論內核以及價值取向的根本性超越，因此中國道路本身就包含了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與根據時代變化的適應性變革。可見，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現代性與超越性涵育于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第二，深刻理解中國道路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辟的新道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黨在改革開放中不斷加強領導、維護核心地位，同時大力推進黨的建設，始終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較大成效，與中國共產黨在進行改革開放建設中勇于、敢于進行自我革命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自我批判精神蘊含于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傳統中。概言之，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共同鑄就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對社會主義再認識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這種精神、文化的力量對于國家與民族的發展至關重要，成為驅動深圳發展、中國復興不斷走向成功的文化密碼。

　　(三)同向同構：著眼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具有同向性，兩者的價值理念同向且同構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中國的現代化發源于中華民族的近代歷史遭遇，屬于外發型、后發型現代化，即“刺激— 反應”式現代化，這種現代化的發源方式激發了中國人民從近代以來渴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是世界各國關心的話題，更是中國的現實問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意味著構筑一種新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意味著古老文明的復歸、意味著各種文明的融合，但更為重要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即是改革開放的主體，也是改革開放的客體，就此而言，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最本質、根本的內涵在于尊重人的本質與順應人的發展，這才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體現，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把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貫穿全過程。人民群眾作為歷史活動的主體與決定性力量，在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鐫刻下最壯麗的篇章，開創了蛇口精神、抗洪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災精神、奧運精神、載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等，這些先進精神統一于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之中，構成了一幅東西南北中，貫穿中國改革開放全局的發展全貌。可以說，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中國人民以及中華民族的面貌，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總而言之，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是改革開放的初心與使命，也是深圳特區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的初心與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