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內生現代性”話語建構的必要與可能

　　[摘 要]我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需要建構適合自身倫理文化特征的“現代性”話語，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更能夠凸顯出“現代性”話語的內生之路。然而，探索我國的“現代性”發展，往往被西方先發的“現代性”話語所遮蔽，似乎被“外緣現代性”發展模式所主導，難以凸顯出倫理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內在推動力。通過考察傳統倫理秩序的演變與“現代性”的生成機理，對我國早期啟蒙思想所蘊含的“現代性”萌芽進行深入分析和判斷，充分表明中國具有“內生現代性”的倫理文化潛質。盡管這種潛質被西方先發的“現代性”所壓制， 但經過曲折的發展道路， 最終在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指引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 堅持改革開放，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使我國建構出以“內生現代性”為主導的話語模式。

　　本文源自長白學刊 發表時間：2021-03-10《長白學刊》雜志，于1985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CN:22-1009/D，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社會發展、歷史、文化等。

　　[關 鍵 詞]內生現代性;外緣現代性;話語建構;現代性

　　盡管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但“現代性”之路依然處在不斷的自我發展和完善中，既要擺脫傳統社會宗法一體化的思想桎梏，從封閉的自給自足走向開放的社會化大生產，又要避免西方“現代性”話語的浸染，建構適應自身倫理文化特征的“現代性”話語。“現代性”話語的核心是人的“現代性”，擺脫宗法秩序的束縛，依靠人自身的能力，生發出人與他人、社會、自然之間的倫理秩序。盡管也需要外在的影響和沖擊，能更好地激發“現代性”的內在生成，但并不仰賴于外部力量的干涉、支配，甚至是主宰來獲得的“現代性”發展。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現代性”經驗，深切感受自主意識覺醒的內在動力和自由選擇的權利意識，激發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渴望。我國“現代性”的發展經驗表明，追求“現代性”本身沒有錯，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如何追求“現代性”、追求何種“現代性”，這不能完全訴諸外在壓力的驅動，仰賴于 “沖擊 - 反應”論的西方模式，更需要挖掘自身倫理文化的內在潛力，生發出自身所特有的“現代性”因子，創造出“內生現代性”①的倫理文化模式。這不僅有利于現代性與傳統倫理文化的有效聯結，形成良性循環，更為世界大家庭增添多樣的“現代性”方案，對不同倫理文化間的有效溝通、相互借鑒、取長補短，提供普世性的倫理文化資源。本文試圖分析“內生現代性”的產生和發展機理，論證我國“內生現代性”話語建構的必要和可能，以期充分發揮倫理文化的內在特性，豐富“現代性”的倫理內涵，為“現代性”的全球化注入新的生機與活力。

　　一、我國“內生現代性”話語建構的問題緣起

　　“現代性”是一個極為復雜的概念，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還是過于細化 “現代性”內涵的多種要素，將其中的一種或幾種要素抽取出來作為“現代性”內涵的全部。這種理解方式，細致入微，以此窺其全貌，表面上似乎切近了“現代性”的內涵，實則脫離了“現代性”思想產生的社會倫理語境，缺少歷史維度的整體審視，難以把握“現代性”得以產生的最初動因和思想主旨。盡管“現代性”發展至今，對我們而言，“早已習以為常。熟悉生輕慢。我們把現代性視為理所當然，經常對它感到厭倦”[1]6 ，但是，其產生之初，卻呈現出巨大的進步性，通過理性化運作，終結了傳統倫理秩序對個體價值的束縛和壓制，開啟了以人為本的主體性建構及其世俗化生活模式，展開了現代社會豐富多彩的生活樣態。

　　在西方倫理文化中，康德拉開了“現代性”的序幕，他的“哥白尼革命”就是確立主體性原則，以主體的意識取代傳統倫理秩序中的上帝和存在，化為先驗的絕對主體概念，標志著“現代性”主體意識的覺醒。黑格爾把“現代性”稱作壯麗日出的“新時代”——“理性精神”成為“現代性”的基本標志和成果。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新時期的降生和過渡的時代。人的精神已經跟他舊日的生活和觀念世界決裂，正使舊日的一切葬入于過去而著手進行他的自我改造。”[2]6，7 當然，黑格爾在頌揚現代性的同時，也看到了“現代性”的矛盾和復雜性，他是“第一個使現代性成為問題的人”(哈貝馬斯語)。但他一生始終保持著對“現代性”的熱情，相信以辯證的態度加以反思，以相對和有限的方式加以調節，相信只有“現代性”能夠照亮我們的世界。深受黑格爾影響的馬克思，雖然完成了“形而上學的顛倒”，從超驗的絕對精神轉換到現實的社會生活，但并沒有否定“現代性”，而是在積極肯定“現代性”成果的基礎上開始反思、批判和重建。“現代性”價值觀斬斷了宗法等級制的封建羈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3]277，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誠然，“現代性”概念歧義叢生，所包含的問題也極為復雜，如“現代性”的多重維度、“現代性”的沖突與“現代性”之隱憂等諸多問題，似乎使“現代性”陷入剪不斷理還亂的倫理糾葛中。然而，如果把“現代性”問題，追本溯源，探尋由傳統倫理秩序向“現代性”倫理話語的轉變，回歸“現代性”產生的倫理初心，既能夠使西方文化窺見“現代性”自我超越的倫理根基，也可以對中國文化的“內生現代性”找到可靠的倫理依據。西方文化的“現代性”問題，其復雜性在于如何自我超越以及超越到何方的虛無主義倫理困惑，而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問題，目前最主要的是如何實現從“外緣現代性”向“內生現代性”的倫理轉型問題，即“內生現代性”話語建構。

　　對于更為復雜的“現代性”問題，如全球倫理秩序的重建以及如何克服“現代性”的倫理虛無主義等，需要歷史的縱深發展，根據不同時期的社會倫理語境，逐步分析、研討、協商和解決。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下，試圖窮盡“現代性”的所有問題，做根本性的徹底解決，這只是傳統倫理秩序所慣常采用的本體論思維方式，而不符合“現代性”的求實態度。“現代性”之為“現代性”，不再是設定一個人類無法企及的目標，一勞永逸地解決人類歷史面臨的根本問題，而是基于人類自身合理性需求，創造屬于人的歷史，讓人在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來把握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平衡之道。因而，從對“現代性”的這一判斷而言，相對于西方文化的“現代性”反思、批判，甚至自我否定，是基于極度現代性(查倫·斯普瑞特奈克語)的“返樸”求新，而我國目前的社會發展依然處于從傳統倫理秩序向“現代性”倫理話語的轉型過程中，需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則是“內生現代性”的話語建構，消除傳統倫理秩序中以血緣親情為紐帶的宗法倫理等級觀念、行為和制度，建構以普遍理性為根據、法治為特征的“現代性”倫理體系，彰顯人本主義的倫理信念。

　　長期以來，許多人認為，“內生現代性”的發展模式一直是西方文化的“專利”，似乎只有西方倫理文化才能孕育出“現代性”觀念，而中國始終處于“外緣現代性”發展模式，是在西方“現代性”價值觀刺激下而展開的。如韋伯就認為只有西方的組織模式和文明形態才能夠孕育和發展出具有普世性和理性形式的“現代性”，而中國傳統倫理秩序與“現代性”精神相違背，無法生成“現代性”。繼韋伯之后，費正清、孔飛力、黃仁宇等對中國“內生現代性”的理解基本持否定態度，往往以西方特殊的“現代性” 尺度來衡量中國“現代性”的發展歷程，只能看到中國倫理文化中存在的某種惰性，卻沒有挖掘出內在所包含的“現代性”潛能、生機與活力。

　　究其實質，對中國“內生現代性”的否定，無非是想證明只有一種“現代性”，進一步說就是西方的 “現代性”，為“西方中心論”或“歐洲中心論”做理論鋪墊，也為西方文化合理地支配、侵略其他文化提供所謂的“合法性”根據。“為什么那些西方著名學者關于現代性形成并發芽之因素的解釋五花八門、無一定論，但是就現代性乃是西方文化傳統之產物這一點上的見解卻是如此整齊劃一，這本身就值得思考。”[4]163 無可否認，中國“現代性”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參照西方“現代性”，借鑒、吸收西方先發內生的“現代性”經驗，但也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只是參照，而不是標準，只是學習、探索，而不是照搬、拿來。這樣，才能走出“刺激-反應”的西方“現代性”倫理文化模式，走向中國自主邏輯的“現代性敘事”，根據自身的社會處境、歷史方位、文化傳統及社會制度等多重因素，發展出“自我建構”“自主籌劃”的“內生現代性”之倫理語境探討，即建構我國“內生現代性”話語體系，為形成多姿多彩的現代世界構筑中國的“理想圖景”。

　　二、我國“內生現代性”話語建構的必要性

　　無疑，“現代性”是從傳統倫理向現代倫理轉型的必經之路。它未必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目標，但卻是使人類社會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轉折點。“它在精神氣質和體驗結構方面展示了一種與傳統時代迥乎不同的價值偏愛系統。如果對這個系統的現代性特征加以概括，那就是：拆除宗教架構，立足此岸場景，對世界給出理性解釋;高揚個人權利，強調主體自覺，尋求自然欲望的公開排釋和物質利益的正當追逐;以世俗生活為路軌，使政治-法權的自主與經濟-市場的自由銜接補充，最終將所有生活領域都變成自然運作的此岸體系。”[5]57 “現代性”價值觀的確立，就是基于對傳統倫理秩序的根本性轉變，彰顯人的價值，樹立人的尊嚴，造就了物質需求極大滿足、生活方式自主選擇的現代文明。

　　固然，傳統倫理秩序具有整體性、穩定性特征，為倫理文化的傳承和延續奠定基礎，但對于發展和創新并不總是起到積極促進和推動作用，往往會束縛新生力量的成長，阻礙向前演進的歷史步伐。如果傳統倫理秩序在某種程度上沒有對人性的外在壓制，“現代性”價值觀就沒有必要產生。抑或說，恰恰是“現代性”孕育于傳統社會秩序中的新生力量，沖破倫理秩序的外在枷鎖，創造了符合人性的現代倫理話語體系。從這一意義上來看，“現代性”的產生、發展與傳統倫理秩序存在密切的聯系，既出于傳統，代表一種新生力量，又超越于傳統，打破舊價值觀的文化藩籬，建構尊重人自身的新型價值觀。因此，每一種倫理文化傳統都存在“內生現代性”的必要，只是或早或晚而已。西方倫理文化的“內生現代性”，就是對傳統神義論至善倫理的反思，特別是對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價值顛覆，演繹出由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自發形成、自覺反思、自主建構的“現代性”發展歷程。

　　西方現代倫理文化就是典型的先發“內生現代性”，“因為西方的現代性是從其社會內部自主地孕育和生長起來的，并沒有明顯的外部力量介入，這是‘內生’的基本義;從時序上看，西方的現代性要早于東方，這是所謂‘先發’的含義”[6] 。西方“內生現代性”開啟了現代文明的歷史進程，首創了這一新的權威性價值話語，因而也就自然成為這一話語的詞匯、結構、語法規則等基本元素的鑄造者和制定者。但隨著“現代性”的不斷展開，西方現代倫理文化既給世界帶來強勁的福音，也引發了一系列負面效應。在體驗“現代性”帶來方便和舒適的同時，也需要化解現代文明的種種病癥，如人與自然沖突的生態危機、人疏離社會的情感危機，以及人對抗自身的精神危機，等等，這顯然僅僅依賴西方的單一話語解釋，遠遠不夠，更應該基于倫理文化多樣性的道德考量，發揮各自倫理文化的優勢，取長補短，群策群力，才能使現代社會更好地健康發展和進步。

　　因而，無論是“現代性”產生的現實機理，還是西方先發“內生現代性”的發展脈絡，我們能夠推斷出“內生現代性”話語建構的必要性。我國“內生現代性”正是基于傳統倫理生發出的“現代性”，才更具有發展前景和更強的生命力。具體而言，反思和批判傳統倫理秩序，是我國“內生現代性”產生的文化前提。我國傳統倫理與西方傳統倫理有所不同，沒有在客觀世界之外設定萬能的神或上帝作為主宰，而是基于自然的演變發展出自身特有的倫理文化，總體上看，少了人與世界、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外在緊張和對立，多了幾分平和、穩定與和諧。“由自然的序列，引入倫理的序列。于是，歷史的演變，由對自然循環往復的歸結，進入了以倫理為中心的循環，所以，沒有給神學史觀留下一片隙地，中國史觀走出了一條與別國大相徑庭的道路。”[7] 正是自然演變的倫理文化觀衍生出以自然血緣為核心的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體系，形成了等級有序綿延幾千年的宗法制度。在宗法制度下，社會結構以宗族為基本單位，每個社會成員依據與生俱來的血緣關系確定其在宗族中的位置。作為一種倫理文化，宗法制有其自身的道德合理性，如重家庭、尊孝道、知感恩等傳統美德，對人際倫理的交往、社會的和諧及民族精神的塑造，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宗法制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對中華文明的連綿不斷和中國文化在一定時期內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作出了貢獻。

　　然而，人類社會總是不斷進步的，不可能永遠停留在某個發展水平上。完全基于自然演變的社會變遷，從長期來看，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因為，“自然的演變畢竟是緩慢的，而人類進入文明史，其發展便迅猛得多，所以，把自然哲學加之于歷史觀上，其消極、滯后效能可想而知”[7] 。由此可見，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基于自然演變的宗法制倫理傳統在維護社會的統一與整體和諧的同時，也阻礙了人們不斷自我超越的幸福追求和向往。“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等政治倫理的宗法信念，使人們養成了依附性人格，嚴重抑制了獨立個性的發展。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小農意識，強調家族血緣，排斥異姓異族，缺少組織、協作，具有較強的保守性、缺乏進取精神。面對宗法社會倫理傳統的種種弊端，明清之際，大約 16—17 世紀，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家就開始打破宗法制的倫理傳統，如李贄、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戴震等，抨擊封建社會的宗法制，開啟了由傳統倫理文化中生發出“現代性”之路，“產生了個人自覺的近代人文主義”(侯外廬語)。早期“現代性”啟蒙思想家的自由思想的特點是：一方面，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懷疑和批判，如李贄對專制皇權的不滿，主張“天之立君，本以為民”，以及王夫之懷疑君臣之義、黃宗羲揭露封建君主等，展現了一定的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對人性中的私欲合理性的承認，如戴震的“理存于欲”的新人性論，展現出追求個性自由思想的萌芽，生發出“現代性”的倫理語境。可見，同樣是“內生現代性”，西方啟蒙思想家渴望從宗教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而中國早期的啟蒙思想家則為改造自身上的奴性而斗爭， “這種奴性源于家族權威而不是神權專制”[8]3 。雖然歷史條件的差異使得啟蒙的時間、啟蒙的內涵不盡相同，但啟蒙的方式和目標，卻有一個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是在反叛傳統倫理當中生發出“現代性”內涵，目標都是立足于人性，尊重人的正當合理的價值和尊嚴。因此，沒有理由能夠反駁我國“內生現代性”話語建構的必要及其實現的可能。

　　三、 我國“內生現代性”話語建構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中國“現代性”的產生是西方的經濟實力和軍事上的船堅炮利強大壓力沖擊下而被迫接受的“舶來品”。如果持有這種觀點，就會把中國“現代性”的開端追溯到鴉片戰爭，是外因刺激所形成。但事實并非完全如此。在我國傳統倫理文化中，儒、道、佛等多種派系并存，有著匯集百川優勢、兼容八方智慧的顯著特點，既充滿較強的融合性和凝聚力，又葆有頑強的生命力和發展創新性。中國早期的啟蒙思想，就是順應當時經濟社會狀況而作出的學術判斷，從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中生發出“現代性”萌芽，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盡管這種萌芽逐漸被西方“現代性”浪潮所沖擊，被西方倫理話語所裹挾和遮蔽，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歷史的沉淀，依然存在有識之士，慧眼識珠，發現早期啟蒙思想的“現代性”價值，如章太炎、梁啟超、胡適、錢穆、余英時、侯外廬等思想家，打破“現代性”完全來自西方文化刺激的觀點，挖掘我國倫理文化自主建構“現代性”話語的必要和可能。

　　因此，從根本上說，中國“現代性”發端于早期啟蒙思想，而非從鴉片戰爭以后的“西學東漸”開始的。“可以論定：中國有其內發原生的近代化萌動;中國社會的近代轉型與西方一樣是內發原生型而不是所謂外發次生型的。”[9] 至于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究竟是明代的“一條鞭法”，還是“隆慶開放”，哪一種說法更能體現出近代社會的基本特征，這已是歷史學的考據問題，并不會影響獨立自主探索“現代性” 之路來源于明清之際的學術判斷。更為重要甚至也是根本的問題是，對我國能夠內生“現代性”的思想論斷，糾正了中國社會自身不可能產生“現代性”的西方中心主義偏見，表明了由中國傳統倫理生發出 “現代性”思想的必要與可能，找到中國“現代性”思想產生的理論源頭和歷史根據，但如何發展“內生現代性”，將“現代性”思想萌芽轉化成現實的可能，是一個不斷向前摸索、探求、發展和完善的過程。

　　對此，我國“內生現代性”的話語建構，首先，應該力求從傳統倫理生發出“現代性”這一內生環節開始，否則，一種倫理傳統極有可能因為他者強勢倫理文化的擠壓、沖擊而中斷，化約為“一元擴散”模式的單一“現代性”。“現代性”創造的文明固然極為重要，將人類文明提升到新的發展高度，但不能以完全失去一脈相承的倫理傳統為代價，以求為了創新而創新，便陷入追逐無聊的歷史虛無主義。每一種倫理文化傳統，能夠生存、發展和延續，都有其自身存在的道德合理性，對于源遠流長的中國倫理文化傳統而言，同樣如此。但對待自身的倫理文化傳統，我們不能以此故步自封，自信卻不能盲目，既能看到自身的優勢，也要正視自身的不足。“現代性”作為倫理文化傳統的“異端”，摒棄傳統倫理文化中不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消極因素，創造性地將積極因素，如人的正當需要、個體價值及其幸福追求等，抽取出來，作為基于人性的道德啟蒙，喚醒現實社會生活“沉睡”的人們，走向遵循歷史發展普遍規律的新社會。

　　由此觀之，作為我國“內生現代性”話語的開端，早期啟蒙思潮就是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工商業需要，在摒棄傳統倫理文化不能適應歷史發展的消極因素而成長起來，建構了基于普遍人性的新思想、新文化。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文化之體并不是一個僵化的固定不變之體，而是“以古代文化的長期積累為背景的傳統文化向現代轉化的歷史性起點,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自我批判、自我發展和更新”[10]。但是，“現代性”社會的產生和發展不可能僅僅局限于理論意義上的道德啟蒙，更應該立足于實踐意義的道德啟蒙，面對現實，積極應對，生發出更具有創造力的倫理文化圖景。抑或說，這種處于萌芽狀態的“現代性”啟蒙只是潛在的可能性，而要成為現實的可能性，還要面對難以預料的遭遇，經歷極為復雜的考驗，克服重重險阻，撥云見霧，才能看到“現代性”發展的曙光。

　　其次，我國“現代性”的發展，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然經歷曲折中前進和發展，既需要克服傳統倫理文化向“現代性”轉型的文化阻力，不斷消解宗法等級觀念的社會影響，又要協調與“先發現代性” 的他者倫理文化之間的關系。事實上，我國“現代性”的社會發展，的確遠遠超出了早期啟蒙的預期，呈現出難以想象的復雜態勢。鴉片戰爭爆發，強行打開中國大門，使中國“現代性”的發展邏輯不完全是 “內生”，也包括“外緣”，依靠學習和借鑒西方，從“器物”“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不斷深化的歷程。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之前，“現代性”的社會發展基本處于“內生”與“外緣”之間強烈的沖突和振蕩，處于非此即彼的膠著中。在這一百年的時間里，盡管尚未形成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性”模式，但也從反面證明了“現代性”的社會發展完全依靠“內生”或“外緣”，既不現實，也沒有可能。從根本上說，“內生現代性”固然重要，畢竟需要依靠自身的倫理文化生發出的“現代性”，體現出“現代性”與倫理文化傳 統之間的內在關聯。然而，在當時的歷史境遇下，面對西方“先發現代性”的強大壓力和文化沖擊，“內生現代性”沒有自然生長的可能，必須由被動接受轉向主動學習，依靠“外緣”催生“現代性”的成長。但是，這種催生的“現代性”成為西方列強的附庸，摧毀了我國自身的倫理文化自信。事實證明，完全依靠 “外緣”，追逐西方“現代性”的發展之路只能走向“死胡同”。值得慶幸的是，在追逐西方“現代性”如火如荼之時，兩次世界大戰，敲響了“現代性”的警鐘，開啟了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讓苦苦求索的中國人迎來了馬克思主義，照亮中國“現代性”向前發展的道路。

　　再次，建構以內生為主導的“現代性”發展之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實際，經過艱苦的努力，建立了新中國，開始發展社會主義，為中國“現代性”的自主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保障。新中國，戰爭陰云猶在，社會發展面臨百廢待舉、百業待興，需要立足于現實，發展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性”圖景。但事實上，由于錯誤的指導方針，脫離了實際，發展出超越“現代性”的所謂的“一大二公”理想模式。其結果是“忽視甚至取消了尚未完成的反封建的任務，繼而在‘社會主義’的口號下恢復封建主義，對中國現代化事業造成危害”[11] 。歷史的沉痛教訓，也揭示出中國“現代性”發展不能脫離實際，割裂“內生”與“外緣”之間的有機聯系。

　　歷史的挫折由歷史的進步得到補償。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遵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路線，重啟“現代性”建設與發展。以馬克思“社會發展三階段理論”①為指導，結合我國的實際狀況，建構了以“內生”為主導、“外緣”為契機的“現代性”發展之路。一方面，“現代性”建設和發展，必須自足于“內生”，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發揮倫理文化的自身優勢，取長補短，依靠人民的主動性與創造性，才能描繪出自己的“現代性”圖景。另一方面，積極推進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借助于“外緣”，容納、吸收現代文明的優秀成果，抵制消極、沒落、腐朽的文化，建構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現代性”倫理完善機制。以此為理念，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騰飛、政治穩定，文化繁榮。

　　最后，我國“現代性”發展步入生態文明建設“新時代”，更加凸顯出倫理文化的“內生”動力。探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進一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倫理文化，創造性地提出了生命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理念，有力增強了“內生現代性”的話語能力，為實現“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新時代提出的“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理念，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將我國以“天人合一”為核心的傳統倫理文化轉化為適應現代中國語境下的話語表達，深切體認人與自然血脈相連的復雜聯系，有力促進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順利展開。當然，“內生現代性”話語并不排斥“外緣”，而是基于自我創造的倫理文化為前提，堅持改革開放的步伐，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與他者倫理文化互動交流，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互助互利，構筑人類命運共同體，維護人類生命安全與共同利益。我國率先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在常態下的經濟政治活動中切實履行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原則，更能夠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非常態”下，充分發揮“家國一體”的倫理情懷，堅決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為世界應對疫情，提供了全新的中國方案和寶貴經驗。由上可見，如果說改革開放讓中國人強大起來，那么，步入新時代的中國方案，讓中國人有了充分的“文化自信”。這都得益于“內生現代性”話語的合理建構，基于“內生”，結合“外緣”，使我國的社會發展更加和諧進步，讓世界感受中國力量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