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中國傳統對外思想與現代國際法的沖突與融合

　　摘要：中國傳統對外思想是中華民族在數千年文明歷史中形成的運用于處理對外關系問題的觀點和方法。其與現代國際法所倡導的一系列原則和理念相比，既有沖突、對立的一面，也有融合、共通的一面。通過比較中國傳統對外思想在價值取向、制度構建以及外交實踐上與現代國際法的異同，從中提取符合時代要求的合理成分，不僅可以為新時期我國對外工作提供指導和參考，也可以為現代國際法秩序的完善和全球治理體系的建設做出重要的理論貢獻，充分發揮傳統對外思想的當代價值。

　　本文源自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發表時間：2021-02-15《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雙月刊，創刊于2002年，由淮北職業技術學院主辦、安徽省教育廳主管堅持從本院實際出發，緊緊圍繞學科建設及時、全面、集中展示本院教學科研成果，營造濃厚的學術氛圍，促進職業技術人才的脫穎而出。讀者對象為全國高等院校師生、科研人員。

　　關鍵詞：中國傳統對外思想;現代國際法;對外工作;沖突與融合

　　一、引言

　　正如馬克思所言，“一切已死先輩們的傳統，會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1]中華民族是一個擁有源遠流長的文明歷史的偉大民族，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在歷史中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明成就，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留下了大量豐富而寶貴的歷史遺產。在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與周邊民族和外來文明有著廣泛的接觸和交流，其中既有血腥的沖突與戰爭，也有和平的交往與合作。在與外界交往的過程中，古代中國以儒家思想為根本指導，逐漸形成了獨具中華文明特色的傳統對外思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傳統對外思想對于中國處理對外關系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對于自身和世界關系問題的看法，也從長遠上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

　　今天的國際社會，是一個以主權國家和民族國家為基本組成單位，以國際法和國際制度為調整國與國關系的主要規范的復雜體系，與過往的世界體系相比既一脈相承又大有不同。任何國家，要想在國際社會立足，必須要有科學合理的對外思想指導對外工作。對中國來說，傳統對外思想既有與現代國際法所倡導的一系列原則和理念相吻合、符合時代主題和對外工作要求的合理成分，同樣也有與現代國際法精神相悖，不適應當下世界形勢和外交實際的落后成分。因此，一味肯定或否定中國傳統對外思想的做法毫無疑問都是不可取的。客觀評析中國傳統對外思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僅有利于為新時期中國更好地開展對外工作提供參考，也有利于為完善當代國際秩序和解決世界性問題提出“中國方案”，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

　　二、中國傳統對外思想與現代國際法的沖突

　　(一)華夏中心主義與主權平等原則的沖突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東亞地區的中心國家，也是東亞秩序的長期主導者和東亞文化的發源地。早在先秦時期，華夏民族在與周邊民族接觸的過程中，就逐漸形成了所謂“華夷之辨”的華夏中心主義觀念。這種觀念認為，居于中原的華夏是文明先進的，是天下的中心;而居于周邊的夷狄則是野蠻落后的，應當臣服于華夏，接受華夏的羈縻和教化。即所謂“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屬內以制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2]在這種華夏中心主義的觀念對古代中國的對外交往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歷史進程。特別是在秦漢以后，隨著中原地區實現了大一統，中國成為東亞領土最廣闊、經濟最富庶、文化最先進的龐大帝國，在文明發展程度上形成了對周邊民族的巨大優勢，這又進一步深化了這種華夏中心主義的觀念。在幾千年的歷史中，華夏民族的對外關系時而體現出“蠻夷與戎狄交，中國不絕若線”[3]的緊張對峙，時而體現出“海外賓服，四夷納職”[4]的和諧共處;中原王朝的對外政策時而展現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5]的鐵血強硬，時而又展現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6]的溫和大度。然而無論對外關系是緊張還是緩和，對外政策是強硬還是溫和，都不意味著古代中國將自己和外族放到了平等的主權國家的位置上進行交往。事實上，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7]。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中國”與其說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概念，不如說是一個大而化之的“天下”世界。可以說，當代國際社會存在的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截然區分，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中是不存在的。

　　毫無疑問，這種華夏中心主義的觀念與現代國際法倡導的主權平等原則是根本相悖的。自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主權平等原則已經成為國際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已經得到世界各國的公認。《聯合國憲章》將這項原則列為各項原則之首，規定“本組織系基于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8]37，說明了主權平等原則對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的極端重要。隨著當代國際體系的變化，特別是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深化，傳統的主權觀念受到了一定的挑戰，但主權平等原則作為國際法的重要基石，始終沒有發生根本的動搖。當然，在現實中，仍然存在著侵犯他國領土完整、干涉他國內政等明顯侵犯他國主權的行為，特別是一些大國經常打著“人權高于主權”“人道主義干預”的旗號，大搞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肆意踐踏小國的主權。然而，沒有任何國家膽敢堂而皇之地直接在國際法上否定這一原則。新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做出的“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的承諾，也正代表了我國對國際法中的主權平等原則的明確認可和堅決遵守。因此，在對外活動中，我國應當始終堅持主權平等的原則，在學習和借鑒傳統對外思想的同時，也絕不能把傳統對外思想中的華夏中心主義觀念重新帶回來。

　　(二)禮治傳統與條約規范的沖突

　　中國素來有著“禮儀之邦”的美稱，對古代中國人來說，“禮”不僅僅是一種人際交往的行為規范，更是發展成為一種獨具東方特色的社會治理模式，即所謂的“禮治”。禮治傳統在中國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時期。正如孔子所言，“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9]21-22到了周朝時期，周公制禮作樂，進一步明確了“禮”分為巡狩、朝覲、聘問、會盟、慶吊等儀式，作為天子與諸侯、外邦之間使臣交往的一般規范。[10]秦漢以后，隨著儒家思想被確立為官方正統思想，禮治的傳統繼續得到傳承和發揚，統治者在使用嚴刑峻法統治民眾的同時，也十分重視禮樂教化的作用，用忠孝節義、三綱五常、天地君親師等倫理道德觀念引導民眾的行為。可以說，在古代中國，從朝廷的登基封禪、朝聘述職，到民間的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禮”在空間上橫貫古代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在時間上縱貫古代中國歷史的各個階段，成為維系古代中國社會的一條重要紐帶。

　　正所謂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這種禮治傳統自然也被應用于對外關系的處理上，成為古代中國對外交往的規范和依據。并且伴隨古代中國與周邊互動進程的加深，“禮”越來越成為中國和周邊國家共同認可的國際交往規范，并最終建構了一個以禮治傳統為基本精神、以朝貢制度為具體運行機制的地區體系。這一體系有著天下體系、朝貢體系、華夷秩序等多種稱呼。香港學者黃枝連教授將其稱為“天朝禮治體系”，突出強調了這一體系的“禮治”特色。他指出，“在19世紀以前，遠東地區有一個突出的區域秩序，是以中國封建王朝(所謂“天朝”)為中心而以禮儀、禮義、禮治及禮治主義為其運作形式;對中國和它的周邊國家(地區)之間、周邊國家之間的雙邊和多邊關系，起著維系與穩定的作用，故稱之為“天朝禮治體系。”[11]很顯然，在這一體系中，約束國家行為的不是明確的條約、法律文本，而是“禮”這種富有濃厚道德倫理色彩的規范，國家間關系不再是現代國際法認可的平等的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而是一個尊卑分明的“天下秩序”，是古代中國社會在對外層面的延伸。這種包含了強烈的等級色彩和人格化特征的“禮治”，與當今國家之間在平等基礎上簽訂的，以嚴格明晰的條約規范為基本形式的現代國際法相比，可謂剛好是相對立的。

　　(三)外交機構的非專門性、非正式性與專門化、正規化外交工作的沖突

　　國家借以與其他國家保持外交關系的各種機關統稱國家外交關系機關。國家外交關系機關可以分為中央機關和派出機關，即外交代表機關。前者的所在地在國內，后者則通常是在國外。中央的外交關系機關有：國家元首、政府、外交部門。其中，外交部門是專門執行國家對外政策、處理日常外交事務的機關。派出的外交關系機關，即外交代表機關，分為常駐的和臨時性的。其中，常駐的有使館(外交使團)和駐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的使團。[12]可以說，專門處理外交事務的外交部門和常駐使節制度，是現代國際法背景下各國外交工作的“標配”。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古代中國在東亞無與倫比的實力地位，加之華夏中心主義和儒家禮治傳統的影響，古代中國的外交工作與今天主權國家間的外交工作自然也存在很大的差別。一方面，體現在外交活動中，中國和周邊國家處在明顯不平等的位置上，中國處于宗主地位，而周邊國家則處在臣屬的位置上，內政和外交界限十分模糊;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基本上沒有設置正式和專門的外交機構，來負責對外工作。以清朝為例，在1861年晚清政府設立總理衙門之前，中國的對外工作長期由禮部和理藩院兼管，禮部主要掌管禮儀、祭祀、教育和考試等事務，理藩院則主要負責管理邊疆少數民族事務，兩者顯然都不是正式和專門的外交機構。至于對外代表機關，雖然早在周朝，就有關于“行人”的外交使節的記載，后世的中外使節往來活動更是史不絕書，但這些使節無一例外都是特使，是為了完成某一特定使命而臨時出使他國，現代國際法下的常駐使節制度始終沒有在古代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建立起來。

　　二、中國傳統對外思想與現代國際法的融合

　　(一)以和為貴、兼愛非攻與維護和平、互不侵犯原則的融合

　　世界和平是人類自古以來的追求，中華民族也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根據《尚書·堯典》記載，早在上古帝堯時代，就有了“協和萬邦”[13]的思想。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雖然諸子百家在各個方面都有著不同的觀點，但追求和平，實現天下的安定和諧和民眾生活的和睦共處，基本上是大多數學派的共識。作為后世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從一開始就提倡“以和為貴”的價值觀，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123，不僅應當成為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道德準則，也應當成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交往的基本原則。墨家則提出了“兼愛”和“非攻”的主張，主張“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14]，通過倡導全人類的博愛精神和加強國家間合作的方法消除戰爭，實現永久和平，和后來西方理想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學派的觀點頗有相似之處。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具有強烈現實主義色彩，講求功利的法家和兵家，同樣也不支持在對外交往中濫用武力。韓非子認為“兵者，兇器也，不可不慎用也”[15]，兵圣孫武同樣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6]，強調必須“慎戰”，只將武力作為實現一定目的所必需的手段，不到必要時候決不輕易使用。可以說，這種反戰、和平的思想，正是與《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8]37等原則的精神相對應的。

　　當然，中國傳統對外思想中對和平的熱愛，絕不意味著對外無原則無限度的妥協退讓。對和平的追求，決不能以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受損為代價，也不能與捍衛正義的原則相悖。《論語》記載，當孔子得知齊國大夫陳恒(田成子)殺死了齊簡公之后，立刻上奏魯哀公，要求出兵討伐齊國。[9]153在今天看來，盡管孔子的做法也許有“干涉他國內政”之嫌，但放在當時歷史背景下，這被視為是為了捍衛普遍道德原則的正義做法。墨家在強調“兼愛”“非攻”的同時，也非常重視防御的重要性，支持發展以實力為后盾的防御力量，并支持受到大國侵略的小國協同抵抗侵略。[17]而這與《聯合國憲章》倡導的會員國有“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8]47，以維護國家正當權益和捍衛國際正義的精神也是相通的。

　　(二)會盟制度與多邊外交的融合

　　多邊外交是指三個或更多的國家共同參與的外交談判。有人認為，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是第一次多邊外交。[18]今天看來，這種觀點顯然具有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特點。事實上，早在我國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和今天的多邊外交形式相仿的會盟活動。會盟包括“會”和“盟”兩部分，“會”是各國當時諸侯之間召開的用于商討政治、軍事事務或解決爭端的會談活動，“盟”指的是諸侯之間締結的規定彼此權利和義務的盟約，這和今天多邊外交中，國家間通過召開國際會議，簽署國際條約的外交形式可謂十分相似。據史書記載，整個春秋時期，就發生了大約450多次會盟，締結了大概140多個盟約，其中最著名的要屬齊桓公發起的葵丘之盟，晉文公發起的踐土之盟，吳王夫差發起的黃池之盟以及越王勾踐發起的徐州之盟，分別先后確立了齊、晉、吳、越的霸權。除此之外，還有春秋中后期在宋國主導下召開的兩次弭兵之盟，特別是第二次弭兵之盟，共有14個諸侯國參加。會議劃分了晉楚兩大霸權國的勢力范圍，形成了晉楚共治的均勢格局，暫時停止了晉楚兩國為爭霸而進行的連年征戰，為中原各國營造了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春秋以后，這種類似多邊外交形式的會盟活動逐漸減少，會盟活動轉變為以雙邊外交為主，但多邊會盟的形式也沒有完全消失，漢末討伐董卓的十八路諸侯在酸棗舉辦的會盟，也可以視為一種變相形式的多邊外交。

　　當然，無須諱言，古代意義上的會盟活動和今天意義的多邊外交相比，還是有很大不同的。一方面，會盟具有偶然性，通常只是為了解決一定的問題而臨時舉行的;另一方面，今天的多邊外交大多在正式的國際組織和一定的國際機制的范圍內進行，這也是古代的會盟活動所不具備的。可以說，古代的會盟活動和今天的多邊外交的相融之處，主要還是體現在形式的層面。

　　(三)天下大同、四海一家與自由貿易、互利互惠思想的融合

　　一體化、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通過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實現勞務、資本、商品的自由流通，是實現經濟一體化的基本途徑。而實現自由貿易，又是跨國經濟合作的基礎。事實上，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產生了自由貿易思想的萌芽。據史書記載，公元前651年，齊桓公就在葵丘之盟上和其他諸侯達成了“無遏糴”的協議，[19]也就是不得阻止糧食在各國之間的自由買賣。再比如公元前562年的亳之盟，又規定“凡我同盟，毋蘊年，毋雍利”[20]，要求參與會盟的諸侯不得囤積收成，也不得阻礙阻塞利益的流動，這堪稱是歷史上最早的自由貿易協定。不僅如此，儒家的先賢們也十分支持自由貿易的思想，提出了“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21]，“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矣”[19]67的觀點。孟子甚至聲稱“古之為關者，將以御暴;今之為關者，將以為暴”[19]322，可見其對征收關稅的強烈反對。荀子也認為自由貿易是天下大同的一個重要條件，“財貨流通，無不盡致其用，四海之內，若一家也。”[22]自由貿易不僅可以滿足各國對不同種類產品和資源的需求，實現物盡其用、互通有無，還可以加強各國在經濟上的聯系，進而帶動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從而達到“四海之內若一家”的地步，這與當今國際經濟法倡導的互利互惠、全球合作原則可謂不謀而合。

　　三、結語

　　通過分析我國傳統對外思想和現代國際法的沖突與融合，我們認識到，雖然由于古代中國的特殊國情和古人思想的歷史局限性，傳統對外思想中有很多不合時宜的落后成分，但瑕不掩瑜，傳統對外思想中同樣也有很多值得我們發揚和繼承的精華，它與現代國際法提倡的不少理念、原則是相吻合的。我們應當辯證地看待傳統對外思想，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積極提煉其積極成分，將其融入到對外工作的實踐中去，促進我國對外工作的進步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