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態足跡視野下的四大城市發展弊端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社區與區域規劃學院教授WilliamRees（威廉姆里斯）2012年3月7日在紐卡斯爾大學建筑規劃景觀學院發表演講，提出了“可持續性的障礙是什么？為什么我們如夢游一般走入全球生態危機之中？”的設問。他從生態足跡分析角度，指出了現代城市社會發展模式存在的四大弊端：一是阻礙了合作型的全球安全規劃；二是系統地削弱了生態圈的生命支持功能；三是加重了社會經濟的不平衡程度；四是耗空了維持世界文明所必需的自然資本。上世紀90年代初期，里斯教授提出了著名的生態足跡分析方法。他通過對比人類生態系統所對應的需求量（生態足跡）與生態系統每年的可再生供給量（生態承載力），全面考察人類可持續的發展指標。里斯教授認為，如今的人類世界，生態足跡已超過生態承載力的50%以上，可持續發展需要空前的國際通力合作。

二、清潔經濟對城市可持續良性循環的支撐

美國著名的公眾政策研究機構布魯金斯學會大都市政策項目主管BruceKatz（布魯斯卡茲）2012年4月23日在英國《衛報》網站上發表題為《城市化與打造清潔經濟之地》的文章，以綠色城市的典范——哥本哈根為例，指出可持續發展能夠創造巨大的市場經濟效益。文章認為，一個空間效率高、出行選擇多的城市帶來的直接效果是——居民更為健康，儲蓄數額上升；交通擁堵和事故減少，城市的護理開支隨之下降。此外，清潔技術、服務與產品市場發展迅猛，將為大城市帶來大量的工作崗位。卡茲還分析了美國的相關數據，認為清潔經濟在城市、公司、消費者、群組間構建了良性循環。

三、在消除階層隔閡中打造包容性城市

美國康州三一學院國際城市研究杰出教授GarthMyers（加思梅爾斯）于2012年3月8日發表就職演講——“能否通過消除階層隔閡打造包容性城市？”他以三一學院所在的哈特福德市為例，說明美國城市的收入差距加大，失業率和犯罪率上升，而且醫療、教育、住房資源的短缺使城市中的邊緣群體成功希望更加渺茫。作為對坦桑尼亞的桑給巴爾、南非的好望角等非洲城市頗有研究的教授，他認為美國城市應該打破陳舊觀念，從多方面向非洲城市成功的管理學習，盡量縮小經濟、空間、社會、機遇上的鴻溝。他還批評了聯合國人居署及其他非政府組織在非洲的部分政策，認為很多政策只加強了政府機構設置，并未有效改善城市貧民的生活。根據梅爾斯教授的理論，政府在制定政策伊始就應該將城市貧困人群考慮進去，真正做到兼容并包。

四、議會經理制與市長議會制的多元差別

2012年3月16日，美國匹茲堡大學公共國際事務研究學院大都市研究中心舉辦兩年一度的Wherrett講座，邀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公共管理學教授RichardFeiock（理查德費歐克）博士主講“可持續性與氣候保護的區域合作：本土機構與政策網絡”。費歐克博士提出了一系列氣候變化和可持續性的問題，例如：“議會經理制與市長議會制的政府為何會在城市能效和保護舉措方面有所區別？”通過數據分析，他指出議會經理制的政府更注重效率與效能，而市長議會制則更重視社區的需求。他強調，區域策略能夠鞏固自組的政策網絡，形成機制，并協調當地舉措，必將有效地推進可持續發展，而且城市在推進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應身先士卒。

五、步行對治愈現代“城市精神病”的意義

2012年3月29日，倫敦城市大學城市文化與設計專業教授GraemeEvans（格里莫伊凡斯）、布魯內爾大學社會學講師JohnRoberts（約翰羅伯斯）、布魯內爾大學當代思想教授WillSelf（威爾塞爾夫）在英國布魯內爾大學舉行“城市精神病”聯合講座。伊凡斯教授指出，許多城市設計加重了城市向反面烏托邦（與理想社會相反的一種極端惡劣的社會最終形態）的發展。羅伯斯博士探討了城市公共集會場所的出現原因。塞爾夫教授揭示了當代建筑和城市規劃中的荒誕和怪異，認為步行能夠治愈和校正人們與周邊環境的不良關系，且成為一種唯美的新型行為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