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定準備金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三大傳統工具之一，歷來以威力巨大而著稱。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的央行都降低或取消了法定準備金率。法定準備金率的有效性受到了質疑。
關鍵詞：法定儲備；超額儲備；利率　
　　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表現在三個層次[1]：第一，貨幣能否系統地影響產出；第二，貨幣與產出之間是否存在穩定聯系；第三，貨幣當局能否如愿地控制貨幣。本文的分析忽略第二個層次，即認為貨幣與產出之間的聯系是確定的。著重從第三個層次進行闡述，同時也涉及第一個層次的問題。
　　一、簡單分析
　　中央銀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其目的是緊縮銀根，減少貨幣供應量。若能證明中央銀行的這項政策對貨幣供應量不產生或者只產生很小的影響，則可以認為法定準備金率作為政策工具是無效的。
　　假設中央銀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之后，銀行系統需要追加的準備金數為△R。如果銀行用其超額儲備來彌補該項缺口，則基礎貨幣沒有變化。原因是，用超額儲備彌補法定準備金的不足，從央行負債方來看，只是儲備項內部結構的調整，其總額并沒有變化，R’=RR’+ER’=RR+△R+ER-△R=RR+ER。再來看貨幣乘數。α’=(C+D)/(C+
　　RR’+ER’)=(C+D)/(C+RR+△R+ER-△R)=(C+D)/(C+RR+ER)
　　=α也沒有變化。所以M1=αMB就沒有變化。
　　二、進一步分析
　　（一）銀行系統的角度
　　從銀行系統的角度來講，如果我們能夠得出銀行這種政策對抗行為的凈收益大于銀行按照央行目標行事的凈收益，我們就可以認為前者是可行的。換句話來講，央行政策就是無效的。
　　那么銀行系統拒絕信貸收縮的收益是什么呢？設貸款利率為r，則顯性收益為r△R/rD。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場上，銀行系統這種拒絕信貸收縮的行為可以看做是在傳遞其穩健性的信息，獲得的隱性收益記為Rx，因為無論是企業還是居民，都偏好于穩健的銀行系統，并且公眾的預期會影響到銀行的市值。
　　從成本的角度看，銀行系統持有△R的超額儲備，其機會成本為r△R。由于銀行系統降低超額儲備，會帶來可能的流動性不足問題，但銀行系統留有足夠的法定準備，所以我們記發生流動性風險的概率為p，銀行系統為應付流動性風險而以其他方式融資（比如說向貨幣市場融資）所產生的成本為Cr。
　　這樣，我們就可以算出銀行系統政策對抗行為的凈收益П1=r△R/rD+Rx-r△R-pCr。
　　如果銀行系統老老實實按照中央銀行的目標行事，收益為不留有△R的超額儲備的機會成本r△R。
　　實際成本項分為三部分：第一，銀行系統實行信貸收縮，當然不能得到貸款利息r△R/rD的收益；第二，銀行信貸根據貸款合同，一般具有一定的剛性，那么，從銀行方面來講屬于違約，付出的違約成本記為Cw(如果將一、二兩項合并起來考慮，其實就是計算r△R/rD的現值，這里是為了避免引入貼現率)；第三，同樣存在與上文含義相同的Rx的隱性成本。
　　則該情況下的凈收益為П2=r△R-r△R/rD-Cw-Rx。
　　△П=П1-П2=r△R/rD+Rx-r△R-pCr-（r△R-r△R/rD-
　　Cw-Rx）=2（1/rD-1）r△R+2Rx+Cw-pCr。只要pCr足夠小，使得△П>0，銀行系統就有充分的理由以其行為抵消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效果。
　　事實上，我認為pCr在一個發達的金融市場上幾乎為0。
　　（二）單個銀行的角度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將銀行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它的成本與收益。但問題是，正如囚徒困境博弈所表示的那樣，會不會出現全體的最優并不代表個體的最優。換句話來說，個人理性與團體理性是有矛盾的。
　　作為整個銀行系統，政策對抗行為可以看成是一組團體最優戰略，但會不會因為個體的理性行為而導致全體非理性的出現？為了簡化分析，我們考慮只有兩家銀行A、B的銀行系統。
　　由于公眾不是與A發生金融關系，就是與B發生金融關系，所以上文銀行收縮信貸的多倍收縮過程只產生于A、B兩家銀行之間。現在給出A、B兩家銀行博弈的雙變量矩陣。合作表示銀行拒絕信貸收縮；不合作則反之。
　　給定B合作，銀行A的最優戰略是合作；給定B不合作，銀行A的最優戰略還是合作。對于B亦然。所以（合作，合作）將是一組納什均衡，具體分析如下。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多倍收縮過程只產生于A、B兩家銀行之間，簡單給出信貸收縮鏈條（以A為主動方）A—B—A—B—B—A—……也就是說，當A收縮信貸時，不但會影響到銀行B，而且在遠期也會作用于自身，使得其信貸收縮的規模必定大于它第一次的數量，總體效果取決于公眾從銀行A減少存款的次數，或者銀行A資產方調整的次數。顯然，假設給定銀行B合作，合作便成了銀行A的最優選擇，因為如果A不合作，它所產生的影響并不是單方面的外部性，其無法預期和轉嫁在之后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成本。
　　現在假定銀行B不合作，但對于銀行A來講，事件已經發生，即相關成本已經付出，如果也選擇不合作，就會產生新的對任意一家銀行來說都是額外的成本，考慮到經濟決策中沉沒成本的概念，銀行A最好的選擇還是合作。
　　分析同樣適用于B。我們就得出了唯一的納什均衡（10，10）即（合作，合作）。
　　所以，結論就是：單個銀行的政策對抗行為也是最優的戰略。個人理性和團體理性在我們的模型中方向是一致的。這樣的一致性，正如我們所分析的那樣，會導致中央銀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失效。
　　（三）公眾的角度
　　上文已經指出，公眾如果用現金支付銀行收縮的信貸，中央銀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設社會的財富貯藏只有現金和存款兩種形式。引入公眾的無差異曲線，即代表公眾持有現金和存款的偏好程度。
　　如圖所示。縱軸代表公眾財富全部以現金方式持有，產生的貨幣供應量OM（縱軸截距）；橫軸代表社會公眾財富全部以存款方式持有，產生的貨幣供應量ON（橫軸截距），由于存款會產生多倍擴張，所以ON=OM/rD>>OM，則MN為預算約束線。當銀行信貸收縮時，公眾如果以現金支付，約束線變為M‘N（MM‘=△R）；以銀行存款支付，約束線變為MN’（NN‘=△R/rD）。設公眾初始的無差異曲線為U0，與MN相交于A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