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國城鎮化飛速發展，由此產生大量因拆遷征地而失去土地的農民，也隨之產生了大量社會矛盾，給農村思想政治教育和社會穩定帶來了新問題，新挑戰。以往的農村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缺乏針對性，不能很好地適應城鎮化新形勢下農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使其失去應有的效力。本文旨在通過對失地農民這一群體在拆遷前后的思想態勢的階段性分析，探尋一條加強失地農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徑。
關鍵詞：城鎮化；失地農民；思想政治教育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目前我國農村城鎮化已進入了加速發展時期。前不久，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確定，2010年“三農”工作將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要求，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推進城鎮化作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持久動力[1]。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稿也明確提出，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是“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大任務，必須堅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統籌城鄉發展[2]。農村城鎮化在國家戰略的指導下大力推進，因此我國廣大農村社會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必然處于一個轉型時期，也隨之產生大量因拆遷征地而失去土地的農民。面對失地農民這一群體，以往傳統的農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由于缺乏針對性，不能很好地適應城鎮化新形勢下農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使得農村思想政治教育失去其應有的效力。很多農民由于思想認識不夠，對拆遷與征地這一政府行為理解不夠，從心理上和行動上抗拒政府拆遷征地相關政策。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工作者必須與時俱進、積極探索，進一步改進農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使其變得更具針對性和更好地適應當前城鎮化新形勢下失地農民這一特殊群體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加強失地農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在城鎮化飛速發展的新形式下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因此我們必須從講政治、顧大局的高度深刻認識思想政治工作在拆遷與征地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特別是在當前，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深層推進，廣大失地農民的維權意識逐漸增強，以往的強硬式拆遷逐漸陷入困境，也同時給基層政治生活帶來許多不穩定因素[3]。因此，如何從維護基層政治穩定的高度，探討一條拆遷與征地工作向“柔情拆遷”、“和諧拆遷”轉變的新路徑顯得尤為重要，而“柔情拆遷”、“和諧拆遷”的實現，加強失地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保障。一直以來，拆遷與征地問題都是農村城鎮化建設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拆遷與征地工作涉及群眾的切身與根本利益，是關系到農村能否長治久安的“民心工程”，也是新一輪農村城鎮化建設能否取得突破的關鍵所在。而無數拆遷案例表明，思想工作是拆遷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于拆遷戶在拆遷前后的思想干預與教育是整個拆遷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對于失地農民這一群體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成為當前形勢下農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點所在。
　　社會轉型時期必然也是一個社會利益群體多元化，社會矛盾凸顯時期[4]，而失地農民與政府、開發商之間的矛盾可以說是這些矛盾中的主要矛盾。隨著失地農民這一隊伍的日益龐大以及政府“硬式拆遷”步伐的加快，這一矛盾由雙方共存逐漸向激烈對抗狀態發展，并由此衍生了大量社會問題。暴力與自焚抗拆、群訪與群體事件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與不合作，這些問題加重了政府行政成本，影響農村社會的穩定，滯緩了農村城鎮化的腳步，甚至會阻礙和諧社會的構建。這些問題的解決光靠提高物質補償也是行不通的，因此亟待找到一條把加強失地農民的思想工作與制訂合理的補償政策相結合的路徑，才能使城鎮化走出當前困境。
　　二、對當前問題以及背后所暗含的思想根源的階段性分析
　　（一）在拆遷與征地之前，一部分農民守舊思想嚴重，對自家房子和土地有著強烈的依賴心理，“故土難離”和“金窩窩，銀窩窩比不上自家的土窩窩”的思想就是其具體體現。同時，由于長期受農本位的封建思想影響，他們認為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務農是農民的本分，所以很大部分年紀稍長的農民不愿意離開也舍不得轉讓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也不愿意搬到別的地方居住和嘗試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于是乎，這部分農民打心底里很排斥“拆遷干部”的思想工作，對地方政府的種種拆遷政策更是嗤之以鼻。如果政府思想工作不到位，他們很容易轉變成拆遷與征地中最頑固的一派，不管政府補償多么豐厚，拆遷動機多么合理，死活守著那五畝田和三間房不放，甚至拿性命相威脅。還有一部分農戶封建迷信思想嚴重，認為自家的宅基地是一塊“風水寶地”，隨意拆遷會給子孫后代帶來厄運。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的甚至還要求政府安置房的建設位置符合某種“風水標準”，當要求達不到時，就千方百計阻撓拆遷。另外，少部分農民由于其小農思想的立場不堅定性，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拜金思潮”的影響，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為最高追求，缺乏大局意識，投機倒把，把拆遷與征地看成是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在與基層政府談補償問題時漫天要價，當其過分要求被政府拒絕時，就散播謠言，中傷政府的拆遷征地政策，甚至花錢雇用閑雜人員上街游行示威，借此給政府施加壓力。這些行為損害了政府形象，增加了政府行政成本，在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阻礙了拆遷與征地工作和城鎮化的進程。
　　（二）在拆遷與征地之后，相當一部分農民在得到補償款后安于現狀，不思進取。當地耕地和宅基地被政府征用后，許多農戶獲得幾十萬至幾百萬元的補償金。而他們缺乏商業頭腦和市場經濟理念，不懂得如何去利用這筆資金。因此，不少農民因征地“暴富”后，開始互相攀比購買家用汽車、高級服裝和金銀首飾等，其中有些人還參與賭博、地下六合彩和放高利貸等違法犯罪活動。這種炫富心理與炫耀性消費想象，實則暗藏著返貧隱患。當這筆補償金被揮霍一空時，又沒找到一條合適的致富門路，他們便徹底失去了住所與收入來源而成為社會閑雜人員，也同時成為威脅農村治安與穩定的“不和諧音符”。此外，還有一些農戶在拆遷與失地后，由于土地價值差異和地方財政拮據等各方面的原因，導致其所得補償款偏少。于是這部分農戶不知所措，開始變得過分悲觀起來，對前途感到迷茫，對“城鎮化”信心不足。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勞作了半輩子，除了種田再無其他一技之長，當賴以生存的土地被征收時，會本能地產生一種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如果政府不從思想和就業上加以引導，他們很容易將自身境遇的不利，歸咎于社會的“不公”和政府的“不力”，進而走上一條長期和政府“對抗”、“專業上訪”的道路。而且他們這種悲觀的情緒，會降低整個失地農戶群體對政府的信任度和對城鎮化事業的信心，對整個農村的精神風貌也會產生消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