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技術邏輯：個體需求的功能性滿足

功能主義人類學的觀點強調“文化制度對人的生物和心理需求的滿足”。技術發展的驅動力之一也在于其對特定人群心理需要、社會需要的功能滿足。有學者認為Web2.0及未來技術對數字化個體進行了再定義，指出“自我的數據化將是新媒體時代個體的普遍行為”，“個體已經變成互聯網上巨大的社會網絡中的一個個節點”，“每一個個體都可以成為新媒體平臺中的傳播中心”，“人與終端的融合趨勢將越來越明顯”。新媒體時代的個體需要已明顯有別于大眾傳播時代的受眾。呼應個性化的個體功能需求，技術推動下的媒介融合帶來了傳播理念的更新，使傳播的交互性增強、時空界限消弭、主體多元化、受眾分眾化、渠道綜合化、內容多媒體化。傳統廣電媒體在與新媒體融合后所發展出的全新傳播形態，包括網絡廣播電視臺、移動客戶端、IPTV、OTTTV等多種類型，顯現出臺網互動、多屏融合、直播與點播結合、個人觀看與社交網絡分享結合、定制與推送結合等適應全新受眾需求的功能特征。

（一）傳播方式個人化、移動化

傳統電視的收看場所相對固定，更多表現為“合家歡式”的多人觀看模式。而廣電媒體所拓展的新媒體業務中，無論是在電腦上的網絡廣播電視臺，還是各種手機、平板電腦的影視客戶端，其觀看模式則具更強的個人性、私密性。與此同時，以移動設備為終端、通過移動通信網絡接入互聯網、結合了移動數據通訊和互聯網綜合優勢的移動互聯網，已深刻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格局與生態。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5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占比提升至81.0%。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移動智能終端與手機網民群體的壯大，為廣電新媒體的全方位布局、廣電機構內容傳播的無縫銜接提供了可能。廣電新媒體在時間性上的一個重要優勢是由單一線性傳播轉變為直播與點播結合的多重時序，個人用戶在內容選擇上擁有了更多的主動權。突發事件將在第一時間借助廣電機構強大的采編能力并融合用戶微博等渠道產生的“公民新聞”進行立體化直播，可有效占領輿論高地，實現突發事件傳播的積極應對策略。綜藝、娛樂、生活資訊類節目的點播方式讓用戶能更靈活、更個性化地主動選擇相應傳播內容，便于維系忠實觀眾，形成傳播內容真正意義上的有效覆蓋。但其中的挑戰也日益顯現，突發事件中廣電機構融合用戶采制信息的立體化傳播涉及其對“公民新聞”的反應速度與甄別能力。非新聞性內容的點播方式也不應是對廣電內容的簡單拆分和添加標題，而是需要對敘事方式與手段提出了全新要求。

（二）傳播內容碎片化、社交網絡化

廣電媒體占領移動智能終端、布局移動互聯網后，原有的線性、條狀內容以碎片化方式呈現。移動終端上被重新編輯、組合后的內容有效利用了用戶碎片化的時間、適應了新媒體用戶碎片化的信息“閱讀”習慣。而即使遷移到個人終端、移動終端上進行更具私密性的觀看模式，用戶的媒介接觸動機除了獲取新知、娛樂消遣外，仍保有甚至強化了原有的間接參與社會、獲取認同、融入群體屬性等社會性動機。據美國尼爾森公司2013年11月公布的數據顯示，75%的美國智能手機與平板電腦用戶每月一次以上邊看電視邊使用這些“第二屏幕”。且這一人群中約一半會每天都會接觸“第二屏幕”的內容———也就是約五千萬人。另據尼爾森公布的2013年第4季度美國智能手機用戶手機用途情況數據，除去占29%的“其他”，用途排名前兩位分別是占28%的“社交”和占12%的“通訊”。這說明擁有移動終端的用戶在觀看電視同時，會利用移動終端與其社交網絡中、非同一接收場所的人群同步進行信息分享、意見交換、觀點討論。由此可看出，傳統電視“大屏幕”與移動終端“小屏幕”的互動關系與模式不應是單純的廣電內容上網、切分重組。無論是網臺互動還是雙屏、多屏互動，都需要結合不同終端特點與傳播形態的優勢，最終實現用戶規模的擴展與產業效能的提升。業界已有相關設想，認為“推出符合雙屏觀看模式的新網絡電視業務，應該實現用戶在同一時空內的：傳統電視觀看與個性化觀看結合，面對面溝通+網絡溝通，電視聚會線上人數大規模擴張，內容選擇性無限擴展，電視內容線上快速分享和傳播……大屏播放的節目可以形成中心興趣點，用戶圍繞此中心興趣點展開相關資訊的閱讀、發起相關社交話題或者相關移動互聯網活動；抓住中心興趣點，積極開展社交，相關資訊、電商、擴展廣告等規模化運營。”廣電媒體在其跨屏傳播中合理布局不同取向的傳播內容與功能、挖掘社交網絡屬性是面對傳播內容碎片化、網絡化的必然選擇。

（三）用戶特征與行為數據化

傳統模擬信號廣電媒體的大眾傳播活動中，受眾作為籠統的概念存在，其個性化特征與行為被抹去。無數據回傳通道也使其受眾統計只能借助抽樣的方式進行，在準確性與豐富程度上屢受詬病。數字電視雖然可實現數據的雙向傳輸，但所能體現的用戶特征和行為仍然有限。新媒體傳播活動中，用戶通過注冊形成個人基礎數據，通過點擊、瀏覽、搜索、評論、點贊、分享等個人化操作形成和積累了大量的行為數據。最終對這些結構化或半結構化大數據的挖掘，可分析還原個人特征與行為、集體特征與趨勢。用戶特征與行為數據化所形成的大數據，首先為精準廣告的投放提供了依據。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在其廣告推廣中早已利用此類數據，并成為其盈利的重要渠道。美國的康卡斯特公司和時代華納有線公司這些傳統的廣電網絡運營商也已開始利用這些數據來進行視頻廣告的分類、定向傳播。大數據帶來的精準廣告投放有效提高了用戶接觸廣告后產生購買行為的轉化率。因此，廣告份額向新媒體平臺的轉移也必然成為持續性趨勢。而廣電新媒體中基于移動終端的傳播平臺，由于其移動性、便攜性及可提供基于地理位置服務（LBS）的特性，也為廣電媒體向電子商務平臺的拓展提供了天然優勢。國內移動支付業務在2014年初的發力，讓這一技術演進所描繪的商業前景更加清晰。對于廣電媒體的核心競爭力內容生產來說，大數據也便于其掌握用戶媒介消費偏好，為內容生產與傳播的細分提供基礎。對廣電新媒體用戶大數據與用戶媒介消費偏好間相關關系的把握可為今后廣電媒體的內容生產帶來更精準的評價指標體系。

二、制度想象：市場主體與國家意志的動態均衡

媒介的進化可看作一個“技術與社會相互作用的復雜過程。人類進一步解放自我的需要，媒介間的競爭、融合關系，以及社會的政治壓力、經濟發展水平、文化背景構成了媒介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在外部環境的變化給媒介造成壓力下，媒介內部又能激發技術的進一步創新，傳播理念、管理運作方式的進一步革新，從而導致媒介內部環境的變化”。⑩廣電新媒體的技術演進形成自身清晰邏輯后，經濟權力的強化使其媒介活動的商品化過程更加高效。廣電機構在全面進軍新媒體領域后，其產業化規模提升、跨媒介集中、全生產過程控制訴求將得以實現，其企業權力的制度延伸意圖、空間化特征日益明顯。而這些在技術邏輯牽引下產生的商品化、空間化過程，在現實社會環境中仍會受到政治壓力、管理運作方式、政策行為等制度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從而使權力、社會關系、傳播實踐間互相建構的結構化過程更趨復雜。

（一）行業格局與行政級別的多重突破

在我國傳統的傳播通訊格局中，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分屬廣電與電信兩大行業，各自在其領域中形成壟斷，無法互相進入。在2001年十五計劃綱要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促進三網融合后，終在2010年由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加快推進三網融合，并明確時間表。三網融合有利于減少基礎建設投入、提高資源利用水平、增強產業競爭力。在經歷了初期階段的停滯不前與往復后，當前廣電行業與電信行業的雙向進入已取得較大突破。廣電新媒體業務即是以寬帶互聯網、移動通信網為依托展開。2013年初，原國家廣電總局下發的《廣電總局關于促進主流媒體發展網絡廣播電視臺的意見》（2013年1號文）明確指出鼓勵電臺電視臺與寬帶互聯網、移動通信網等新興媒體結合，發展新形態廣播電視播出機構———網絡廣播電視臺。2012年6月發布的《廣電總局關于IPTV集成播控平臺建設有關問題的通知》（2012年43號文）也使由廣電主管部門主導的新業態內容監管政策體系趨于清晰。三網融合有效重塑了產業結構，為形成一個統一的傳媒產業提供了可能。但目前三者之間仍有著較明確的產業邊界，也分屬不同的產業主管部門、適應不同政策規制。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尚存在“終端生產企業、網絡運營商、牌照商、互聯網業務提供商等各自為戰，能夠滿足產業鏈各方需求、良性可盈利的商業模式并未形成”???等問題。廣電新媒體還面臨著在與高度市場化背景下運作多年的商業視頻網站競爭中處于劣勢的局面。產業進一步融合的需要及市場因素主導下的產業重塑，也讓業界對相關產業主管部門的重組產生期待。與此同時，《廣電總局關于促進主流媒體發展網絡廣播電視臺的意見》中還指出，在運營機制體制方面，實行三級整合措施，鼓勵中央級網絡廣播電視臺整合地方電臺電視臺資源，省級網絡廣播電視臺整合省（區、市）轄區域電臺電視臺資源，城市聯合網絡電視臺聚合地方城市臺資源。這一政策已顯現出對廣電系統延續多年的“四級辦廣播、四級辦電視、四級混合覆蓋”的大膽突破，是廣電新媒體適應市場運作規律、去行政級別化的積極嘗試。而要進一步增強廣電媒體、傳媒行業的產業活力、市場屬性，推動機制轉化動力的自動生成，則對既有行政格局的多重突破可成為改革的著力點之一。

（二）意識形態性與商業性制度性悖論的雙向破題

當前中國的廣播電視傳播機構仍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這一現實制度安排的背后，交織體現著廣播電視事業的意識形態性與商業屬性。這樣的定位曾給廣播電視機構產業活力的激發提供了空間。但當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市場力量掙脫行政力量束縛的趨勢日益明顯，意識形態性與商業性產生摩擦的幾率日益增加。有學者在分析廣電主管部門2012年限制衛視娛樂節目的意見時認為“，國家試圖將日益趨于市場化以至對國家設定的政治屬性邊界構成解構作用的電視娛樂形式，重新納入改革時期以壟斷的行業準入制度為基礎達成的媒體和國家之間的經濟政治動態均衡之中。《意見》的出臺，既可以看作是對依托于條塊分割的高度行政化的市場傳媒體制導致的低水平惡性競爭的糾正，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國家試圖重申和恢復主流意識形態在傳媒文化領域的主導性地位的政策努力。”???事實上，包括廣電新媒體在內的廣電行業在市場化過程中不斷謀求市場主體地位、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主張，始終與國家意識形態再生產的政治使命存在沖突。作為市場主體，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其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周旋于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尤其當廣電行業將自身與電信行業展開市場角逐的核心競爭力定位于內容生產后，主管機構對傳媒內容兼具意識形態性與商業性的定位更顯現出傳媒內容“雙刃劍”的鋒芒。在這一制度性悖論背后，雙重屬性實非不可調和的矛盾雙方。從傳媒產業、廣電新媒體業務的角度，須認識到公信力、權威性是其獲得受眾認可、贏得市場的基本前提，行業自律協會、社會團體監督力量應是規范傳媒業市場主體行為的主要力量。而國家力量作為政治手段，可在意識形態性與社會主流價值觀間尋獲共性與重合點，并以更具宏觀性、策略性的方式彰顯意圖。無論社會團體監督、行業自律還是社會主流價值觀，又均可整合在媒體的公共屬性之中，從而以公共性銜接意識形態性與商業性，以此使雙方力量在動態中均衡化并雙向破題其間的制度性悖論。

三、結語

以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域解讀廣電新媒體發展路徑不難看出，作為傳統廣電業務的拓展與廣電產業中最具市場主體性的力量，其媒介形態的演進遵循了技術發展的邏輯規律，實現了對個體需求的個性化功能滿足。同時其發展前景表現出對既有政治因素、政策行為的建構主張，并試圖在對行業格局與行政級別的多重突破、意識形態性與商業性制度性悖論的雙向破題中，謀求市場主體與國家意志的動態均衡。從上述技術邏輯與制度想象出發對廣電新媒體進行宏觀與整體性觀照，有助于構建廣電新媒體發展策略的認知基礎。

作者：羅昶 單位：北京工商大學

第二篇

一、實驗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意義

Gremmen和Potters（1997）檢驗了國際經濟關系仿真實驗對于提升學習成績的效果，發現實驗前后分數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性；Emerson和Taylo（r2004）則檢驗了11個課堂實驗的有效性，結果發現在大學經濟學理解考試（TUCE）中的成績收益很顯著，特別體現在難度最高的認知水平的試題上。

二、經濟學實驗設計的幾個原則

我們要將較為復雜的過程,通過實驗簡明地再現出來，以下幾個原則是必須注意的。

1.實驗條件的簡化和環境的可控性。所謂模型，就是要舍棄次要的因素保留主要的因素，就是簡化了的現實。經濟學實驗也是如此原理，只有這樣，實驗才可行可控，才能演繹主要矛盾，再現事物發展的脈絡，才能透過實驗分析結果找出規律。

2.實驗內容選取的典型性。西方經濟學的內容十分龐雜，在有限的課堂教學時間內，必須選取代表性的富含典型內容的原理作案例，比如，完全競爭市場均衡實驗、廠商生產和成本實驗、博弈論實驗、檸檬市場實驗等。

3.獎勵制度下的實驗的高仿真性。為保證實驗在學生眼中不是游戲，而是一種經濟現象的再現，可在學生中進行實驗的宣傳和鼓勵，在積極申請的學生中通過某種形式選拔一部分學生參加，給參與的學生一種成就感，未參與的學生一種向往參與感和努力參與感，并在實驗結束后，拿出一定的小額經費或獎品給予實驗中表現或業績優秀者獎勵。

三、實驗教學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應用

實驗教學中通常包括四個主要環節：設計實驗、講解實驗、支付報酬和獎勵、分析實驗結果。實驗制度確定了被試者，也就是經濟實驗的參與者按照什么樣的規則進行交易或決策，規則的變化通常會對被試者的行為產生重大影響。

1.設計實驗：主要包括實驗條件、實驗過程描述、交易的注意事項、實驗中需要的相關記錄表格的設計、擬討論題目的設計。

2.講解實驗：必須用簡明的語言給學生將以上設計實驗的主要環節講解清楚，包括這個實驗主要是做什么的，需要哪些實驗條件，大家按照什么步驟和程序去做，實驗中必須注意的一些問題，實驗中要及時做好各種數據記錄。

3.支付報酬和獎金。通常如果需要參與者認真對待實驗的每一個環節，給予實驗足夠的重視，需要給予參與者一定的物質獎勵。最好的做法是對于實驗中的優勝者和業績佳者，按照總交易額的一定的比例給予獎勵或者給予一定的實物獎勵。

4.分析實驗結果。實驗的過程結束后，要組織實驗者迅速整理計算實驗數據，根據實驗數據來分析其中的規律，教師要幫助學生歸納總結，完成實驗的感性認識升華到理論的理性認識高度。并組織學生圍繞實驗設計中的討論題目進行更深入的討論，進一步拓展學生的思維。

四、實驗教學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實驗在經濟學教學中的目的是通過創造情景條件再現經濟學原理，因此，簡單的技術問題就必須加以注意，以保證實驗效果。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實驗方法的科學性。實驗一定要體現可控性和重復性的特點，即要用統計實驗法來做，在此過程中，一定要遵循其基本方法和規律。

2.實驗角色的選擇。為了達到實驗的高仿真性，實驗角色的選擇十分重要。通常因為個體因素的差異，人們會對同樣的問題作出選擇上的差異，所以在選擇人群的抽樣的）廣泛性上和參與的積極性認真度上要好好把關，通常參與者的抽樣人群越廣泛越符合實驗者的心理角色，參與的積極度和認真度越高，作出的結論就越符合設計意圖。

3.樣本的數量。通常的實驗分為發現型和檢驗型兩種，發現型實驗結果的準確性，特別需要一定的樣本數量保證實驗結果的無偏，由于經費限制等原因，通常會出現樣本數量的不足和被招募的參與者較多集中在學生群體中的現象。即使高校經濟學教學的課堂，也應選擇不同的年級的學生來參與實驗，以保證實驗的相對客觀性。

作者：鄭愛文 單位：合肥工業大學

第三篇

一、農民工權益保障的研究述評

吳潔(2005)等認為農民工的政治、經濟、社會權益難以實現，得不到有效保障，加快城市化進程需要輸入地、輸出地政府和農民工的共同努力，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對農民工群體的有效管理和對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保障。沈君彬(2005)以構建和諧社會為視角對農民工權益保障缺失進行了分析，指出農民工權益受損的制度性根源是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公共利益訴求機制，提出從制度和立法層面解決農民工權益保障的缺失問題。葉孝生(2005)也有相似的觀點，他指出制約農民工權益保障的因素是傳統的城鄉二元制，提出要善待農民工，尊重農民工，促進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發展來維護農民工權益，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打下政治基礎。蔡小娥與陳??(2008)認為政府應當把農民工納入城市管理體系，讓農民工享受到公共服務。近年來的研究表明農民工權益保障的缺失，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繁榮與增長，制約著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然而很少有學者站在歷史的角度從農民工產生的背景與經濟發展的邏輯來分析我國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本文從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的角度探討我國農民工權益保障的現狀，用公共經濟學理論分析我國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

二、農民工形成的歷史原因

我國1954年頒布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國公民具有居住自由和遷徙自由。隨著土改完成加上1956年自然災害的影響，越來越多的農村人涌進城市，試圖尋求生存和發展機會。受此人員流動的影響，1958年國家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第一次將戶口登記制度與限制遷徙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形成了二元戶籍制度體系。戶籍制度即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為核心的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規定以及配套的具體措施。在世界范圍，只有中國實行城鄉隔離的二元戶籍制度。二元戶籍制度以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為依據確定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并以戶籍制度固定下來，形成城市與農村居民的身份壁壘。戶籍制度是一種“社會屏蔽”制度，是在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資源之間建立起新的秩序。戶籍制度先天地默許一些人占有和享有一定的社會資源，而排斥他人對此染指。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城鄉二元公共產品或服務的供給體制。政府的政策意圖是通過農業剩余支持工業資本積累和城市經濟建設，使有限的農業資源大量流出農村，農村的公共產品供應受到很大的約束。城市和農村公共產品或服務的供給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城市公共產品或服務一直主要由國家負擔，居民基本上不交稅，或者只需拿出個人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納稅，就可以免費或者半免費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種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而在農村，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則十分有限。正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不合理，使廣大農民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在這種“重工輕農”、城鄉二元分割的非均衡發展戰略下，國家為了工業的資本積累和對城市的補貼，導致大量的農業剩余被強制性的抽取。據1978年統計，當年農戶只擁有很少的財產，折合現款戶均不超過550元。其中戶均生產資料不足10元，消費資料只有不超過500元的住房，32．09元的貨幣存款和不超過60斤的余糧。農村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高達67．7%，處于國際公認的絕對貧困線之下。全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約為2．5億，占農村人口的1/3。1978年是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一年，這一年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國社會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此時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最重要的變化即是農民工階層的出現，他們戶籍在農村，而工作卻是非農行業，以工人身份生活在城市。到目前為止，我國社會已經形成農民———工人———農民工這樣的三大勞動階層結構。

三、農民工權益保障現狀

以戶籍制度為基礎，以城鄉二元結構為藩籬的中國公共產品提供機制是典型的戰爭時代遺留的產物。所謂的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的公共產品保障功能主要考慮的是國防建設需要與服務國防的城市居民的公共產品需要，廣大農村居民的發展與生存保障并未考慮在內。傳統的公共產品體制提供的公共產品不是按人供給的公共產品均等化服務，而是遵循了國防軍人優先，城市次之，農村農民最后的公共產品分類提供模式。農民工背負著雙重身份，雖然他們在城鎮生活，但是身份標簽還是農民，他們是城市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但是卻享受不到城市化發展帶來的很多好處，他們為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仍然被排除在城市公共產品與服務之外。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二元模式形成了最不公平的公共產品分配格局，農民工作為我國最大的弱勢群體，享受著各種不公平的待遇。對農民工的歧視從根本上來說是對農民的歧視和蔑視。在我們國家，自從1958年實行城鄉戶籍分離的制度以來，農民就不再是一個職業的概念，而是一個身份的概念，是一個低城市人一等的群體的概念。當他們來到城市以后，受到的是極不公正和極不平等的待遇。他們不能成為國有企事業單位和行政機關的正式員工;他們要忍受制度造成的就業歧視，只能從事又臟又累的城市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他們勞動強度大、勞動時間長、工資待遇低，且不能按時領到。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是人生中的最大不平等。這個最大的不平等在農民工子女身上得到了明顯的體現。在現行二元教育制度下，農民工子女以在家鄉接受義務教育為主。農民工子女隨著父母生活，就成了義務教育的“邊緣人”。我國采取的教育體制給農民工子女受教育帶來了額外的教育成本:流出地兒童享受不到原地政府提供的教育公共產品補貼，同時又沒有資格享用流入地政府教育公共產品補貼，農民工子女要進入城市公辦學校上學，不僅需要辦理繁瑣的手續，而且需要繳納高額的贊助費，這對于處于弱勢群體的農民工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農民工子女的社會弱勢地位，決定了他們在教育體系中也處于弱勢地位，社會階層的分化是客觀存在的，而社會教育的不公平更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享受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也是勞動者的一項基本權利。由于農民工不是市民，因此他們很少享受到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的公共產品。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以往輕視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危害性，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得到充分的暴露，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忽視或者有意降低社會保障水平，單純追求經濟增長，歪曲了現代化的可持續發展本質。從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歷史經驗來看，社會保障制度對于社會安全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作為公共產品的社會保障制度，如果不能惠及我國3億農民工，使農民工獲得社會保障這一公共產品與服務，就無法實現人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的愿望。由于我國正處于轉型階段，低端勞動力供大于求，加上城鎮下崗失業工人，使得城市就業壓力驟增。為緩解就業壓力，許多城市執行的是對農民工就業歧視政策，對農民工實行職業和工種限制，實行先城后鄉。再加上農民工自身素質普遍比城市居民要低，因此，農民工只能從事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苦、累、臟、危、毒”的工作，并且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大量務工者與企業正式職工不能做到同工同酬，不僅待遇低、工資少，而且工作期滿往往不再續簽合同。對農民工的就業限制體現了城市體制對新來者的一種歧視性政策。我國《勞動法》(1994)規定:勞動者有平等就業的權利，然而農民工作為勞動者卻享受不到和城市市民一樣的平等權利。

四、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意義

農民工作為現代城市的建設者，是城市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是國民財富的創造者和城市化的直接動力。眾所周知，進城務工人員對于提高城市化水平，功不可沒，農民工權益保障的缺失嚴重阻礙了我國城市化進程。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對于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城鄉一體化市場的形成具有積極意義，更有利于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質量。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是實現社會公平與社會和諧，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當農民工生活出現困境時對其給予必要的救助，降低他們的反社會情緒，減少乃至消除他們的反社會行為，從而達到社會和諧發展與保持社會穩定的目標。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是解決“三農”難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在農村，“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就業問題。農民僅靠“一畝三分地”是不可能實現小康的，最重要的是把農村剩余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引導他們放棄亦工亦農的生產模式，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從而改善農業經營方式，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有利于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綜上所述，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它不僅關系到“三農”問題的解決，而且關系到整個社會穩定、城市化推進速度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因此非常具有必要性和現實緊迫性。

五、告別農民工，中國的城市化之路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宋丙濤的研究成果(2013)表明，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限制性城市化模式與我國工業化發展嚴重不協調，伴隨著現代工業化而出現的公共產品集中提供的政府服務優勢沒有出現，中國政府推動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出現嚴重畸形。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帶來的公共服務不均日益嚴重，要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可以直接讓農民進入城里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即農民工直接變成市民。我國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現狀主要是由于農村人口沒有隨著工業化的推進而相應減少造成的，城市化核心是為居民提供具有規模經濟效應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農民工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應該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財政實力不斷增強也使我國公共財政支持農民工市民化成為可能，因此政府應該支持農民工市民化，實現社會公平。農民工轉化為市民，不但不會減少原市民的福利，相反規模經濟效應的存在反而會因為吸引了更多的居民而降低公共服務的成本。

作者：張林濤 王建飛 單位：河南大學

第四篇

一、馬克思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

馬克思經濟學從城鄉發展的歷史進程和內在聯系出發，指出城鄉發展是一個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歷史過程。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演進不會固化城鄉分離和城鄉對立，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城鄉融合必然實現。馬克思經濟學認為城鄉關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決定了“城市鄉村化”的城鄉關系，工業革命決定了近代“鄉村城市化”的城鄉關系。馬克思指出：“城市化的本質是城鄉關系對社會經濟形式的從屬性表現”，他認為城鄉對立只是“生產力水平不夠高的表現，是當時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系的必然產物，具有歷史必然性”。城鄉分離和城鄉對立給人類帶來的進步和弊端表明超越城鄉間的分離和對立，實現城鄉融合，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實現“共產主義”，必須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城鄉融合”，認為農村農業人口和城市工業人口的相對分離是經濟發展水平不夠高的體現，通過生產教育、變換工種等方式可以實現城鄉逐步融合，使大家共同分享社會福利。城鄉融合就是消滅農民與工人間的階級差別，消除城市與農村間的對立和城鄉人口不均現象。馬克思經濟學認為大城市在城鄉融合與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

（一）城鄉發展階段理論

庫茲涅茨在1955年提出了居民收入差距倒U理論，指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長期軌跡是“先擴大，后縮小”。庫茲涅茨將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數據與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數據進行橫向比較，得出居民收入差距在經濟發展低級階段逐步擴大，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收入分配逐漸趨于平均，居民收入差距長期趨勢呈現倒U型規律。庫茲涅茨對倒U理論產生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經濟結構轉變和儲蓄過分集中于高收入階層是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勞動人口逐漸由農業轉移到工業，可以縮小產業間的收入差距，進而縮小收入差距。此外，新興產業的興起會減少舊產業財產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也能縮小收入差距，因此庫茲涅茨主張進行立法干預和政策調節，推進技術革新，促進新興產業發展，有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威廉姆遜1965年發表了《區域不平衡與國家發展過程》，提出了地區經濟差距倒U理論。威廉姆遜分析了英格蘭東部地區110年的經濟發展統計數據，對24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數據進行了對比分析，結論顯示不論時間序列數據分析還是截面數據分析都表明區域間經濟差距先擴大，后縮小，呈現出倒U型變化軌跡。該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初期，工業和城市的非均衡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必要階段，當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后，農村與城市的均衡發展又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存在三個階段：擴大階段、持續階段和縮小階段，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空間極化現象是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必經階段。

（二）城鄉非均衡發展理論

1954年美國學者劉易斯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出了城鄉二元結構理論。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城鄉二元結構，發展中國家大多同時存在著相對弱小的現代工業部門和較為強大的傳統農業部門，現代工業部門雖然弱小，但技術比較先進，資本相對豐富，生產效率遠遠高于傳統的農業部門，而傳統的農業部門雖然強大，但技術落后，生產效率遠低于現代工業部門，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勞動力從農業向現代工業轉移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而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并不會減少農業部門的產出，增加了國民收入，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與農村人口城市化同時發生。當農業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后，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工業生產率達到平衡，二元結構消失，城鄉差距也隨之消失，城鄉二元結構的非均衡發展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必經階段。1957年繆爾達爾提出了地理二元結構理論，建立了循環累積因果模型，指出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之間存在著擴散效應和回流效應兩種作用力。發達地區由于具備技術、資本等優勢，在回流效應作用下，通過抑制落后地區發展積聚要素資源，實現自身快速發展，此后，當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通過擴散效應，開始向落后地區輸送要素資源，促進落后地區發展。繆爾達爾認為擴散效應和回流效應同時存在，二者的效應強度并不均衡，經濟水平越高，擴散效應越強，經濟水平越低，回流效應越強，但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回流效應通常大于擴散效應，在經濟發展中，往往造成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差距逐漸擴大，從而形成地理上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最終形成空間上的“中心—外圍”結構，要消除這種二元結構，政府必須采用相關措施，積極提高擴散效應的影響力。

（三）城鄉均衡發展理論

1898年霍華德提出了田園城市理論，他在《明日：一條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描述了世界各地城鄉間的嚴重分化，表達了對城市過分集中擁擠和農村逐漸衰落的深切擔憂。霍華德認為城鄉間嚴重分化的原因在于城市的“引力”大于農村的“引力”，只有找到農村大于城市的引力“新磁鐵”，才能解決城鄉分化問題。霍華德指出城市生活水平高、就業機會多，但物價高、環境污染嚴重、交通擁堵，農村環境優美、生活閑適，但就業機會少、相對貧窮落后。為了解決這對矛盾，霍華德提出了田園城市理論，田園城市是為了健康生活和經濟發展而設計的發展模式，包括城市和農村兩個部分，城市周圍由農村地區環繞，為城市提供豐富的生活資源，但城市規模不能超過環境的承載力。田園城市理論關于城鄉關系的創造性觀點是最早的城鄉規劃理論，對現代城市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后，美國經濟學家芒福德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理論，認為城鄉間不能分割，二者同等重要，提倡新建更多的中心城市，組成更廣大區域的經濟生活統一體，實現城鄉間的平衡發展。

三、兩種城鄉發展理論的比較研究

（一）兩種理論的相似點

第一，兩種理論對城鄉發展趨勢的判斷較為一致，都認為城鄉關系是由彼此分離向逐步融合轉變的，最終實現城鄉協調發展。馬克思經濟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對矛盾出發，闡述了城鄉融合的歷史必然性。西方經濟學從分工和勞動生產效率角度出發，指出隨著城鄉勞動生產效率逐步接近，城鄉間必將逐步融合，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第二，兩種理論都認識到城市在城鄉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馬克思經濟學的城鄉理論認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現，造成了城鄉分離和城鄉對立，隨著城市數量的增加，城市和農村逐漸連接，最終實現城鄉融合。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理論認為分工造成城鄉間在生產效率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城市會吸引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工業和城市，造成城鄉分離的二元結構，當城鄉二元結構發展到一定階段，“城市病”逐漸出現，城市邊緣區逐步增加，加上城市和農村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城鄉融合進程加快，并最終實現城鄉協調發展。

（二）兩種理論的區別

第一，兩種理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不同。馬克思經濟學的城鄉理論從城鄉發展的內在機制出發，認為生產關系是城鄉關系演變的主要原因，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最終實現城鄉融合。西方經濟學從社會分工、資源配置等方面對城鄉關系進行了分析，以某一特定階段的勞動生產效率為視角，在不同時期提出了很多城鄉關系理論。第二，兩種理論的深度和體系性不同。馬克思經濟學從歷史的唯物的角度出發，闡述了城鄉關系發展的本質，用聯系和發展的觀點指出了城鄉關系發展的一般規律，揭示了城鄉對立的根本原因，形成了完整、嚴密、系統的城鄉理論體系，具有較高的理論深度。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側重于對城鄉現象的解釋和對城鄉發展一般規律的描述，沒有闡述城鄉關系發展規律產生與發展的原因，在不同階段提出了不同的城鄉理論，這些理論缺乏緊密的聯系，因此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較零散，缺乏統一的體系框架，理論深度不夠。第三，兩種理論的研究范式不同。馬克思經濟學的城鄉理論以理論范式為基礎，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作為出發點，提出了城鄉關系發展規律，因此馬克思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理論性過強，沒有提出具體處理城鄉問題的對策，缺乏實踐性。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理論以應用范式為基礎，考慮了城鄉發展不同階段的特點，如二元結構理論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初期應如何利用二元結構轉變發展經濟，可見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具有較強的實踐性。

四、結語

結論通過對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城鄉發展理論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兩種理論即有區別，也有一致性，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目的不同，兩種理論在各自領域取得重要理論成果的同時，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馬克思經濟學的城鄉發展理論具有完善的體系，揭示了城鄉關系的本質，西方經濟學的城鄉理論較為零散，缺乏統一的理論體系，但實踐性較強。因此，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應當借鑒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城鄉發展理論的合理部分，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加快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促進城鄉關系健康發展，逐步構建現代城鄉發展理論的科學框架。

作者：王家旭 郭艷 仲深 單位：齊齊哈爾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哈爾濱商業大學金融學院

第五篇

1、經濟類專業校外實踐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教師實踐教學經驗缺乏，素質不高。重科研、輕教學的思想在高校教師中長期盛行，教師缺乏投身實踐教學的激勵和熱情，從事實踐教學工作的往往是剛從高校畢業的年輕碩士、博士，或者是低學歷、低職稱教師，他們缺乏實踐教學的鍛煉。校外實踐教學呈現出一種學校組織不力、老師、學生被動應付的局面。

（2）校外實踐教學的過程難以有效控制。首先，學校與實習基地之間沒有形成有效的制約。基地往往是憑借熟人關系得以建立，有的沒簽合同，有的即使簽了合同，也形同虛設，對雙方沒有實質性的約束。企事業單位缺乏積極性，不愿意對學生進行有效的指導。其次，有些院校對學生實習指導教師的考核，一般都是以帶學生的數量為指標的，對學生的指導質量沒有要求。再者學生實習成績，由于教師沒有全程跟蹤，只能根據學生自己提供的實習報告，結合實習單位的成績最終評定，往往存在較大偏差；并且學生的實習成績對學生的榮譽評定沒有影響，最終導致學生不重視實習。

2、經濟學專業校外實踐基地建設的原則

（1）系統性原則。應采取系統論的觀點和方法，建立一整套校內外實踐教學相互銜接有效運作的實踐教學體系。校內實踐教學主要是按教學計劃進行的課堂實踐環節和課程實驗，以及輔助教學計劃的校內拓展環節。校外實踐教學則主要是校企（政）合作在企事業單位或政府部門進行的實踐教學過程，它是對校內實踐教學的拓展和延伸。兩種實踐教學在教學內容、教學形式、教學評價等諸多方面都應前后銜接、相互呼應，在教學地點、實踐形式上互為補充。

（2）專業性原則。實踐基地建設要與經濟學專業學生能力培養相適應，要與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相適應。經濟學專業的培養目標是熟知現代社會經濟現象，具有一定經濟分析能力、財務分析能力和數據分析能力的綜合性應用型人才。這種目標定位決定了校外實踐活動的內容，同時也能為學生日后實際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識和技能。

（3）多元化原則。為了培養學生全方位的素質和能力，經濟學校外實踐基地的建設不必過分拘泥于專業完全對口，針對不同的能力訓練模塊，可以選擇不同行業、不同性質、不同規模的企事業單位作為實習基地。

（4）多樣化原則。經濟學專業應用型人才的培養，不僅包括通用素質的訓練，還包括專業素養的提高，是一個綜合的能力提高過程。因此也要求我們在實踐中為學生創設不同的實踐環境和實踐環節，采用不同的實踐形式，比如生產實習、專業實習、畢業實習、社會調查、專業調查、支農支教等。

（5）互利互惠原則。只有建立在雙贏基礎上的合作才可能是長久而穩定的。校企（政）合作過程中必須遵循互利互惠原則。彼此雙方真正理解和顧及對方的利益訴求，尋找合作的契機。

3、經濟學專業校外實踐基地建設模式創新

從上面的分析可看出，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是當前高校經濟學專業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根據經濟學專業實習基地的建設原則，針對其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具體可考慮如下方法：

（1）大學與地方政府協議共建實習基地模式。培養應用型、創新型人才不僅是大學的辦學目標，同樣也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從大學角度，校外實習基地一方面可以為大學應用型人才培養提供穩定的教學改革實踐平臺，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學校服務社會的能力，提高學校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從地方政府來看，通過與高校合作，一方面可以展示本地優秀企業和地方經濟建設成就，另一方面，可以獲得高校對地方經濟建設的智力支持。大學與地方共建專業實習基地是一種互利互惠的“雙贏”機制。具體建設形式多種多樣，比如地方政府通過委托學校開展調研課題，老師帶領學生參與調研活動及撰寫調研報告。另外學校也可以通過與地方政府專業部門建立合作基地或假期社會實踐基地，來吸收學生的參與。

（2）大學與企業互利共建實踐基地模式。這種模式就是要充分利用學校和企業的各自優勢，通過構建雙贏的利益驅動機制，建立由學校和企業共同管理的校外實踐教學平臺。校內教師可以利用自身的專業優勢，為企業提供培訓、咨詢、企業發展規劃等服務。也可吸納企業的專家進入專業建設委員會，參與實踐方案的制定，聘請有經驗的員工作為校外指導教師，參與學生實踐的全程指導。

（3）兄弟院校或院系共建共享實習基地模式。建設并維護好一處實踐基地，需要付出較大的投資。不同學校的經濟學專業對實踐基地的要求具有相似性，為了避免重復建設，可采取與其它院校合建的模式。另外經管類各專業校外實習基地建設難易程度不同，有些專業的實習基地數量多、規模大，一個實習基地可滿足多個專業的實習需要。針對這種狀況，學院（學校）可考慮將經管類專業作為一個大類，對其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形成經管類專業校外實習基地資源共享機制。

（4）“訂單式培養”模式。這是一種由企業提出人才培養要求，由學校和企業聯合制定培養計劃，校企合作共同培養學生，學生畢業后直接輸送到企業的教育模式。這種模式有兩種運作形式，一種是從招生開始企業就下訂單，培養計劃按企業要求制定，企業參與專業教學的全過程；另一種是學生在基礎課程完成以后，學校根據企業提出的人才培養目標制定教學計劃，組織教學，企業為學生提供實踐基地，鍛煉學生的實踐能力。這種培養模式使得企業能以最小的投入獲取其所需的人才。同時也能促進企業資源與學校資源的有效整合，減少學校在實踐基地方面的投入成本，可以為實踐基地的長遠發展提供有力的保證。在這種以企業需求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模式中，充分顧及了企業的利益，因此實施起來相對要容易些，關鍵是要尋找雙方合作的契合點。

（5）自建創業園引導學生創業模式。高校通過自建創業園，鼓勵有創業意愿和創業能力的學生進入創業園，自主創業，學校提供一定的啟動經費，聘請有經驗的老師進行指導，實現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通過創業活動，一方面對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是一個極大地鍛煉，同時也使學生在實踐中明白自身的不足，不斷發掘潛能，為今后的職業生涯作一個理性的規劃。

（6）創新建設理念，拓寬建設渠道。在校外實踐基地的建設過程中，高校還可根據經濟學專業特點，創新不同的建設模式，比如自辦經濟實體；或者采用股份制合作方式與其它機構聯辦實體等方式來建立實踐基地。

作者：蔡堅 單位：湖北經濟學院

第六篇

1、勞動力商品理論的普遍意義

1．1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商品學說

勞動力既然是商品，那么它就與其他商品一樣，也有二因素，即使用價值和價值。馬克思認為，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勞動力的使用，也就是勞動。勞動是價值的源泉，它不僅創造價值，而且能夠創造比勞動力價值更大的價值，能夠帶來剩余價值。像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它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由于勞動力只能存在于活的人體中，所以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可化為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勞動力價值由3部分組成:一是維持勞動者自身生命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維持勞動者子女生長發育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三是提高勞動者勞動生產力所必需的教育和訓練費用。與其他商品不同的是，“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是，在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期，必要生活資料的平均范圍是一定的”。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有一個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這個限度就是維持勞動者生命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如果勞動力價格降到這個限度，那就降到勞動力價值以下，勞動力就只能在萎縮的狀態下維持和發展。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商品學說，是政治經濟學史上的重大革命，它奠定了剩余價值學說的基礎，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2現階段我國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

勞動力商品學說是《資本論》的重要內容。馬克思提出勞動力商品的概念是以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前提的。那么，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勞動力還是不是商品呢?關于這個問題，經濟理論界爭論得十分激烈，而且都有自己較為充分的論據。傳統觀點認為，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兩個條件即勞動者有人身自由、勞動者一無所有，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現象。正是因為勞動者一無所有，所以只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生存，而資本家“購買”勞動力的行為就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屬性。因此勞動力商品范疇體現的是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實行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勞動者與企業之間是一種新型的地位平等的關系，不是雇傭關系。因此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存在勞動力商品這個概念的。我們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力商品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因為在我國現階段，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內、外部條件仍然具備。

1．2．1市場經濟是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外部條件

雖然勞動力商品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物，但市場經濟并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我國現階段也是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我們認為，只要市場經濟存在，價值規律還起作用，社會主義國家客觀上也就存在著勞動力商品的概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加快形成和完善現代市場體系，使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商品市場，資本、技術、土地、管理等生產要素市場得到較快發展。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和完善，才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成熟。在這里，勞動力只有以商品的形式進入市場，通過勞動力買賣雙方的交換，勞動力價值才能充分地表現出來。假如勞動力不是商品、不通過市場進行配置，那么市場體系也就是殘缺不全的，市場也就不能充分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1．2．2勞動力成為商品的直接原因即內部條件依然存在

首先，在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仍然是自由的人，即勞動力仍然歸個人所有，個人可以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上，一般都是經過勞動力市場來實現的。在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買賣雙方實行“雙向選擇”、自由流動，充分體現了勞動力的“自由人”屬性。其次，從理論上說，我國實行的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全體人民都是生產資料的主人，都擁有生產資料。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還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都是國家(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或集體代表人民來行使生產資料管理和使用權，而勞動者個人并沒有直接占有生產資料。要使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還必須要通過市場交換。因此，不僅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中非公有制經濟等，它們中的勞動力是商品，而且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力也是商品。這里，公有制經濟內部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需要通過市場途徑，這一點，對勞動力普遍商品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價值的特殊性

實踐證明，體育教師的勞動與其他教師的勞動一樣，也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因此，體育教師勞動力也具有商品屬性。體育教師是教師的一部分，體育教師與其他教師、與非教師勞動力商品在價值上有什么不同呢?下面我們作一簡要分析。

2．1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價值的構成特點

體育教師勞動力作為商品，與其他勞動力商品一樣，也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的使用價值，就是體育教師勞動力的使用，也就是教學勞動。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和再生產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進而由維持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但它又表現出以下特點:

2．1．1維持體育教師自身生命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

這主要包括體育教師日常的衣、食、住、行等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由于體育教師具有知識型與技能型的雙重特征，具有明顯的體力與智力的雙重耗費，因此，與同一時代勞動力商品相比，體育教師所消耗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一般地說，要比非教師、其他教師大一些。

2．1．2維持體育教師子女生長發育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

這一點應該與其他勞動力商品一樣，沒有多大出入。但是我們應當看到，體育教師的子女“子承父業”的可能性要比一般家庭大得多。這在其子女生長發育中存在著生活資料價值相對消耗較大的可能。2．1．3提高體育教師教學質量和效率所必需的教育和訓練費用體育教師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員，屬于知識技術型人才，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教育、體育對體育教師的體力與智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進而對其的教育和訓練費用都有大幅增加。對體育教師來說，除了學歷教育和繼續教育的費用需要增加外，訓練和提高技能的費用增加得則更加迅速。這是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與其他勞動力商品相比較而表現出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此外，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價值的決定也包含了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即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教育(體育)文化水平的提高，體現在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價值中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也會不斷增加。同時，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時期，由于道德、生活習慣等因素的影響，體育教師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會發生變化。通過上述簡單分析可以看出，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與非教師勞動力商品相比，它的知識含量更高一些;與其他教師勞動力商品相比，它的技能含量更高一些。這些表現，構成了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價值的特殊性。

2．2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創造

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創造過程，是體育教學勞動過程與價值增值過程的統一。體育教學(業余運動訓練、業余體育競賽等)過程，首先是勞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體育教師運用勞動資料(體育、健康等知識產品)對勞動對象(學生)進行加工(知識傳授)，創造出具有特定使用價值(勞動能力)的產品(知識人才)。這個過程是一切社會形態共有的。同時，體育教學過程又是價值增值過程。在體育教學過程中，一方面體育教師將已有的體育、健康等知識產品的價值通過傳授的方式轉移到學生勞動力價值中，另一方面，體育教師通過講授新的體育、健康等知識的活勞動又創造了學生新的勞動力價值，二者結合便形成了學生勞動力的總價值。在體育教學過程中，體育教師同時也創造剩余價值，這種創造是因為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也具有獨特的使用價值，即他在教學勞動中所創造的學生勞動力的價值大于他勞動力本身的價值。不過，體育教師的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的量的衡量有一定的難度。具體來說:

2．2．1體育教師體育教學勞動的價值創造

體育教師創造價值的過程，首先是在教學勞動中實現的。在教學中，無論是課堂教學還是開放式環境下教學，體育教師都要付出勞動。體育教師要通過自己的勞動轉移知識產品的已有價值，即要按照體育教科書向學生傳授體育健康知識，還要通過備課授課等向學生講述新的體育健康知識，轉移自己活勞動的價值，從而形成學生的體育知識、技能的學習能力和學習成績，進而提高學生勞動力價值和使用價值，以適應社會需要。與其他教師不同的是，由于體育是德育、智育、美育等的身體基礎條件，因而體育教師的價值創造就更有教育產品的奠基性意義。

2．2．2體育教師體育業余訓練勞動的價值創造

目前，體育教師在從事體育教學勞動的同時，還要從事體育業余訓練勞動。作為學校體育的組成部分，體育業余訓練對于鞏固體育教學知識、技能，對于提高學生運動興趣、鍛煉意志、運動能力、增進健康和樹立終身體育理念等都具有重要意義。在體育業余訓練中，體育教師的勞動耗費是巨大的，不僅耗費大量體力，更要耗費大量智力，是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都很大的復雜勞動。在科學、嚴格的訓練中，體育教師創造著比其他教師更大的價值量，而這個價值量轉移到學生的身體中，形成了學生的訓練能力和訓練成績。

2．2．3體育教師體育業余競賽勞動的價值創造

體育業余競賽勞動也是體育教師創造價值的一個方面。體育競賽雖然是檢驗體育教學和體育訓練成果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也滲透了體育教師的勞動。在體育競賽中，需要體育教師的計劃、組織、指導、協調等，這就需要耗費體育教師的體力和智力;而且要取得體育競賽的優異成績，更需要體育教師有豐富的運動理論、高超的運動技術和嫻熟的指揮藝術，這更需要耗費較多的勞動。體育教師在體育競賽中的勞動，轉化為學生的競賽能力和競賽成績。實踐證明，世界上任何一個頂級運動員的成長，都離不開體育教師的勞動創造。

3、尊重體育教師的勞動是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客觀要求

以上分析可知，體育教師作為勞動力商品，他的價值構成有其特殊性，他創造的價值并不低于非教師、其他教師創造的價值。但在現實生活中，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卻嚴重背離其價值，這就極大地挫傷了廣大體育教師的勞動積極性。

3．1體育教師價值的貶值

體育教師勞動力價值的貶值，表現在其“名譽”價值與實際價值同時貶值。

3．1．1體育教師“名譽”價值的貶值

名譽即名望和聲譽，它體現了一個人的人格與尊嚴。體育教師名譽價值的貶值，說明了社會、學校對體育教師的尊重度下降的趨勢。這方面:一是社會對體育教師勞動的誤解。長期以來，社會上一些人認為，學校的體育教師都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教書匠，他們不學無術，無知愚昧，只會蹦蹦跳跳、打打鬧鬧，也只是哄哄學生玩玩、鍛煉鍛煉身體而已，沒有多大能耐和出息。體育教師的勞動價值長期得不到社會承認，社會地位低下。二是學校對體育教師的勞動重視不夠。在相當一部分學校，由于應試教育的需要，長期把體育課當做副課，把體育教師的勞動當做輔助勞動;在評獎、評定職稱、評先和培訓、進修、課題申報、提拔、住房分配等方面，體育教師大多被“邊緣化”了。在社會與學校雙重壓力下，體育教師的勞動積極性受到抑制。

3．1．2體育教師實際價值的貶值

實際價值貶值，也就是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的價格低于其價值的狀態。由于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用貨幣反映表現為價格，而價格又表現為工資，那么在價格低于價值的情境下，勞動力商品的工資就必然低于其價值。也就是說，當前體育教師的工資收入與他創造的價值嚴重不一致，是付出多而收入少。在學校，體育教師不僅要上體育課，還要組織早操、課間操鍛煉，組織學生業余體育訓練、體育競賽、學生身體素質測試等工作，勞動量非常大。如譚清芳(2013)對武漢市獨立院校體育教師的工作量調查可知，10所“獨立院校體育教師周平均工作量主要集中在20－30學時之間，平均每天工作量在4－6學時之間，部分院校體育教師周平均工作量甚至達到了30學時以上”。不僅如此，在這10所獨立院校中，有8所對體育教師的課酬都要打折計付，打折幅度為0．7－0．9不等。“另外在相當數量的高校中存在著同工不同酬的現象，體育教師的工作量系數只是其他學科教師的0．6”。還有的學校對體育教師組織早操、課間操、課外體育活動等勞動不計算工作量，如此等等。這就使體育教師勞動力商品的價格長期不能真實反映其價值，一些體育教師被迫從事第二職業勞動。

3．2尊重體育教師的勞動是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客觀要求

體育教師作為教師隊伍中的一員，是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重要力量，在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過程中，體育教師的勞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尊重體育教師的勞動與尊重其他教師的勞動一樣，具重要意義，是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客觀要求。要尊重體育教師的勞動，有兩個必要的前提，一是下決心變應試教育為素質教育，把體育教學放在應有的位置，并給予足夠的重視;二是堅持按勞動力價值分配個人消費品的原則，充分承認體育教師的勞動力價值，保證體育教師勞動力價值的實現。3．2．1尊重體育教師的勞動，就要科學計算體育教師體育教學勞動量從體育教師勞動力價值構成來看，體育教師的勞動屬于熟練程度與勞動強度都很高的復雜勞動。復雜勞動是倍加的簡單勞動。在勞動的屬性上，體育教師與其他教師并沒有本質區別。因此，從體育課堂教學來說，體育教師勞動的量的計算應當與其他教師勞動的量的計算一致起來，并用一樣的標準計酬。那種認為“體育教學沒有多少知識含量”而對體育教師工作量打折計酬的做法，不僅挫傷了體育教師的勞動積極性，而且也不符合我國現階段按勞動力價值付酬的原則，于情于理都難以服人。

3．2．2尊重體育教師的勞動，就要客觀對待體育教師組織體育課外活動勞動量

學校體育課外活動包括早操、課間操、個人或班級體育鍛煉、課外運動訓練、課外體育競賽等等。組織學生體育課外活動是學校體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體育教師的工作任務之一。在組織體育課外活動過程中，體育教師也要耗費大量的勞動，而這些勞動的耗費過程也是創造價值的過程，理應得到補償。因此，建議學校制定體育教師組織體育課外活動勞動量計酬方法與標準，并對體育教師給予合理勞動補償，以彌補體育教師勞動力消耗。

3．2．3尊重體育教師的勞動，就要考慮體育教師勞動力價值實現的延遲性特點

所謂延遲性，通俗的說就是勞動力商品所創造的新價值的一部分在勞動過程完成后一段時間內才能實現，表現出一種遷延性的特征。例如，某個學生在學校經過體育教師的教育、訓練等掌握了某項體育技術專長，后來這個學生又經過嚴格地專業訓練終于取得了全國或世界冠軍。雖然這個學生的冠軍不是在學生階段取得的，但這個學生的運動基礎卻是在學校打下的，是體育教師“啟蒙”的結果。誰能說姚明、劉翔、李娜、林丹等世界頂級運動員的成長，沒有體育教師“啟蒙”的功勞?誰又能說國家隊、省隊的多數專業運動員在學校時沒有經過體育教師“教練”過呢?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應該考慮體育教師創造新價值的“延遲性”特點，對經過“啟蒙”而輸送到國家隊、省隊或在全國、洲際、國際大賽上取得名次的運動員的體育教師，學校應當給予適當勞動補償，這是符合按勞動力價值分配原則的。

3．2．4尊重體育教師的勞動，就要考慮體育教師勞動力價值的依附性特點

所謂依附性，就是由于體育教學的主要特征是“身體的運動”，而身體運動需要一定的輔助條件如體育教師自身運動穿的運動服、用的運動器械等等，這些輔助條件“依附”在體育教師體育教學過程的腦力與體力的耗費中，從而形成勞動力價值的組成部分。因此，學校應當考慮體育教師教學勞動的特殊性，把體育教師教學需要的運動服裝、運動器械等納入體育教師的勞動保障用品范疇，按需要無償地提供給體育教師。總之，只有社會、學校和家庭真正重視體育運動、真正尊重體育教師的勞動創造，一個尊師重教的良好氛圍才能在全國真正形成。

作者：弋晶 葛菁 單位：牡丹江師范學院

第七篇

一、馬克思唯物辯證方法論與產業結構理論

由馬克思最先提出的唯物辯證法是研究任何學科的基本方法論，馬克思唯物辯證法在產業經濟學的運用可以體現在產業結構的學習中。產業結構是與經濟發展雙向關聯的，經濟發展能夠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產業結構的升級又會促進經濟發展，這與唯物辯證法中世界是普遍聯系的觀點是一致的。在分析經濟如何增長以及產業結構如何變動的問題上，世界各國的學者都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在解釋經濟增長方面，哈羅德—多馬模型認為經濟增長與一國的儲蓄率和資本產出之間存在正向關系；而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生產結構需要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生產要素如資本和勞動會從較低的生產率部門轉移到較高的生產率部門；庫茲涅茨和羅斯托的研究成果對發展現在經濟增長理論起到了重要貢獻，庫茲涅茨和羅斯托分別從總量和部門的角度研究現代的經濟增長。應該認識到，從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看，有目的的思想活動同時包含著思維能力是產生經濟理論的途徑，經濟理論的產生是為了解釋經濟社會問題的，不同的理論之間雖然表面上存在區別，但是理論背后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針對不同的社會歷史時期解釋相同的經濟社會發展議題，正因為它們在理論內涵上都是解決產業結構問題的，所以可以將它們歸納為同一學科體系的研究成果中。在運用理論解決實際情況時，要本著實踐的觀點，用實踐來檢驗理論的真偽，在實踐中加深對理論的認知。

二、運用實證經濟思想學習產業經濟學

在產業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會涉及很多與實踐密切結合的案例，如何令學生理解并加深對經濟結構變動、市場運行和企業競爭行為的學習，就需要在課程講解中運用實證經濟分析思想。由孔德創立的實證主義以方法論的形式影響和改變了經濟學的研究。伴隨著社會分工而產生的產業，也會隨著社會的進步而發展，在教學過程中，要和學生明確實證研究是產業經濟學研究問題的基本方法，對產業內、企業間的市場關系的研究應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在學習產業發展理論部分需要運用實證分析的思想，產業發展是包括產業產生、成長和進化的過程，那么對于產業如何發展以及產業發展呈現什么樣的特征，每個歷史階段都有相應的學者進行探討，如劉易斯（1954）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論中將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的發展進行階段性的劃分，但是羅斯托（1971）則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會經歷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大規模高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等六個階段。不同的經濟理論對應當時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每一種理論都為解決當時如何促進產業發展提供了依據。

三、計量經濟方法與產業組織理論

在產業經濟學中產業組織部分的學習中，需要運用到大量的計量經濟方法，這就導致了20世紀60年代后計量經濟學在產業經濟學中的廣泛應用。計量經濟學（也譯作經濟計量學）分析經濟問題時，綜合了理論上的數量和經驗上的數量，使得計量經濟學成為經濟學的分支。比如，在市場績效的學習過程中，利潤率指標通過稅前利潤、稅收總額和自有資本計算得出，Lerner指數運用價格和邊際成本得到，Bain指數則是會計利潤和經濟利潤的比值，會計利潤的計算需要了解總收益、當期總成本和折舊，而經濟利潤是由正常投資收益率和投資總額計算得來。市場績效的評價在實際教學學習過程中，是一個面臨較多影響因素的測算過程，這就導致學生接受新知識時不僅要針對如何設計產業績效綜合評價的指標，同時還應該鼓勵學生運用實際經濟數據以及計量經濟學方法來估測產業的綜合績效。對于計量經濟學運用到產業經濟學的學習過程中，還應該考慮到計量經濟學的特殊性，特殊性有三點：一是計量經濟學在產業經濟學的學習過程中從研究確定性問題轉化為研究非確定性問題，這樣導致需要采用新的方法思路、分析新的方法結果；二是相比于其他數學方法，計量經濟學主要以概率論和數理統計作為基礎方法來研究其他經濟問題，不是純粹的數學方法，應將它與數學方法進行區分；三是由于計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問題，研究方法與純數學不同，故對計量結果的分析需要結合實際經濟狀況進而給出結論。

作者：申倩 單位：內蒙古財經大學

第八篇

一、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辨析

在科學方法的推動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出現了跨學科交叉，二者之間原有的清晰界限變得模糊，這在提高經濟學研究科學性的同時，降低了對研究對象的關注，導致了經濟學的唯方法論困境。主要表現為雖然經濟學不同領域研究對象的特點和內涵各不相同，但在客觀性和科學性的原則指導下，研究者往往在未對研究對象進行區分和甄別的前提下使用相同或類似的研究方法，從而導致經濟主體多樣性、復雜性和易變性的缺失。由此一來，即使迥然不同的研究對象，采用的方法也可能相同或類似，此時數學工具再精確，也可能無法探究問題本質。雖然實證主義致力于尋求經濟學中客觀普遍存在的規律，但是當個體主觀意識體現在經濟學研究中時，關注并直接納入主觀因素是必然選擇。近些年經濟學方法論的后實證主義呈現強勢狀態。相關學者認為，在對經濟現象和關系進行闡述時，研究者實際上是將想法轉換為知識，但其想法被認同為知識以及知識是否正確的評判標準不局限于客觀驗證。研究者通過語言對經濟現象和體系進行描述和解釋，其對知識的掌握程度受自身因素的影響和限制，因此經濟學的實質和意義同樣是人為構造的，研究者如何理解和研究經濟學至關重要。實際上，研究方法沒有絕對的優劣，只是因條件和出發點不同而相異。一些學者主張應借鑒文本分析、社會學、后結構主義等研究方法。文本分析從文本中抽離出以量化形式表現的信息；社會學通過經驗考察和批判分析探究社會結構和活動；后結構主義降低了客觀性和理性的重要性，企圖通過邏輯方法得出非邏輯的結論，這些方法為經濟學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解構中心化偏誤和量化分析缺陷

主流經濟學方法論比較突出的矛盾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以市場有效性為中心假設的均衡理論，二是基于量化模型的實證檢驗過程。傳統經濟學的重要基礎是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它詮釋了市場經濟的有效性，認為市場具備內在調節功能，主要體現為價格機制。在個人趨利動機的推動下，通過價格調整能夠實現個體和社會的共同進步和福利最大化。這個結論的前提是將市場、經濟人的趨利性和福利相等同。“看不見的手”通過隱喻方式映射了市場有效性假說，由此得出的均衡理論已經成為經濟學科的硬核，并在經濟思想的演變過程中不斷被強化。“看不見的手”暗含經濟學研究的先驗存在，強調市場有效且不存在錯誤，如果經濟運行出現問題，必然源于市場之外的因素，這導致了以市場有效為中心的研究固化。依據市場有效性剖析經濟稀缺性和經濟效率等問題存在認識論的斷裂，這使得經濟學在研究對象方面固化，即使研究非均衡和經濟波動等問題也基于均衡思想的回歸理念。這導致了下述狀況，雖然經濟學方法不斷改進和完善，但忽視了對研究對象自身的特征和本質的考察；雖然市場有效性是經濟研究的中心假設，但尚需進一步完善。“看不見的手”和均衡狀態體現了一種邏輯關系，這種關系會隨著研究對象的變化發生改變甚至出現悖論。除理論假設之外，基于量化模型的實證過程也存在缺陷。經濟理論的模型化和經濟研究的計量化是量化分析的主要體現。研究思路通常是當甲事件發生時，乙事件就會發生，這個邏輯過程以未甄別封閉系統與開放系統為前提。相對于開放系統而言，封閉系統控制或規避了其他因素的存在和影響。模型化相當于封閉系統內的測試，以初始條件和假設為前提，借助模型解釋說明一種現象或關系，得出特定條件下的結論。這種封閉系統內的經濟行為和量化關系，忽略了系統開放的可能性，得出的結論必然缺乏指導性。因此簡單將基于量化模型的實證分析作為經濟理論化主要表現方式的做法值得商榷。另外，弗里德曼曾提出，一種經濟理論的正確性和有效性體現在結論是否與現實經濟狀況吻合，而不取決于前提假設是否符合經濟現實，亦即理論假設條件的重要性并不突出①。模型的使用體現了科學思維，模型的構建反映了理論假設，理論可以解釋客觀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狀態。一般情況下，通過模型的推導和構建能夠表現假想的實體、其相互間經濟關系及因果機制，從而體現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對于無法直接觀測的經濟關系和機制，模型能夠假設這些經濟狀況的存在并通過實證檢驗證明其是否真實存在。但是其缺陷也十分明顯，關注規律性的同時勢必忽視客體的差異性，過于模型化可能把理論與實踐強行聯系起來，得出錯誤的因果關系。同時，如果混淆了經濟變量的外生性和內生性，模型檢驗的結果可能只能解釋局部，無法還原經濟現象本身。因此，量化分析只是方法的應用而不是客觀事實，檢驗結果雖然有效，但依據量化分析得到的結論卻可能與現實不符，依此得出的政策應用也將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三、本體存在性的回歸

經濟學的發展和進步取決于研究方法的不斷改進和完善，但過度依賴方法會造成對研究對象的忽視，不利于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和預測，解決方法之一是重視研究對象的特質。本文認為可以從關注研究對象的客觀存在、引入歷史要素、應用隱喻方法三個方面實現研究對象特質的顯現。經濟學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為了追求邏輯一致性，往往忽視研究對象的客觀存在，將不同特質的研究對象一概而論，這容易導致經濟學的形式化，造成研究對象的主體性遺失。所以必須將研究對象納入經濟分析過程，認真審視其特征，據此選擇適合的研究方法。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重要門類，具有強烈的繼承性，應不斷檢驗和完善前人的理論。這體現了人類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往往會經歷一個從模糊到清晰的過程。歷史要素在經濟學研究中至關重要，這不僅因為歷史能夠借古鑒今，而且還因為歷史自身具有認識論和本體論意蘊。歷史的認識論意蘊體現在，對未來的預測和認知是建立在對現時狀況的理解和領會的基礎上，而對現時狀態的領悟基于對過去的領會和解析。在社會科學詮釋世界的過程中，以歷史為標準并參照歷史事件有助于提升研究效果。對于歷史的本體論而言，經濟運行隨時會受到各種沖擊的影響，預測沖擊影響程度和效應對于經濟調控至關重要，這需要理解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和作用機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改變，并受過去狀態的影響。事實上，經濟理論并未完全否定歷史因素，只是未能探究過去現象的根源所在。因此，歷史要素應該納入模型構建之中。對于無法觀察的現象和難以論述的機制的認知可以借助亞當•斯密采用的隱喻方法。隱喻不僅是一種語言表達方法，而且是一種思維和認知手段，能夠實現從具體概念到抽象概念的系統映射，即實現跨概念跨領域的系統映射。利用模型表現研究對象間的關系就體現了隱喻的構建。在隱喻的使用過程中，不是僅僅通過語言的運用重新界定研究對象，而是據此重啟模型的構建過程，因為模型研究對象包括機制、結構等未知因素，無法用語言進行真實描繪和刻畫，通過隱喻可以實現研究對象和現實來源的類比，有助于解釋未知的研究對象。１９９２年，多位經濟學家發表了“Ｐｌｅａｆｏｒ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ａｎｄＲｉｇｏｒｏ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一文，內容主要是尋求經濟學多元化，包括不同分析路徑的批判式對話和溝通，他們指出經濟學在面臨爭議時不應喪失作為精準學科的特征，即不能忽視經濟學精確的評價標準。這一訴求主要反映在方法層面。但是，即使方法實現多元化，如果未能挖掘研究對象的本質，方法的多元化也無法解決實質問題。在掌握研究對象本質的基礎之上，應該實現多元主義倡導的研究路徑，在本體反思下選擇研究方法。事實上，上述闡述不是對實證研究方法的否定，而是強調在研究過程中應強化對研究對象存在的關注，重視研究對象自身的特征，只有這樣形式化和計量方法才更有效果，才能更準確地確立研究個體與經濟社會的邏輯關系和作用機理。

作者：劉柏 張艾蓮 單位：吉林大學

第九篇

一、經驗歸納法促進近代西方經濟學的產生

受此影響，早期的經濟學家在經濟學研究方法上出現了兩大傾向：一是對中世紀經院哲學家用宗教教義和倫理規范來描述經濟現象和解釋經濟問題的教條式的方法進行批判。二是對社會生活中的經濟現象進行觀察、歸納和總結。在這兩種方法傾向的引導下，經驗學的研究對象發生了改變，世俗商人的生產生活、流通領域的經濟問題成為經濟學家研究的重點，由此產生了西方經濟學中最早的流派——重商主義。重商主義分為早期重商主義和晚期重商主義。早期重商主義者的方法特點是：一方面通過觀察從實際生活中總結經驗規律，另一方面從古代思想家和經驗哲學的思想和宗教規范中尋找理論的依據。主要代表人物是蒙克萊田，他在《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1615)一書中，首先用該種方法考察了流通領域的經濟現象和問題，提出商業是國民經濟活動的中心，商人在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國民的富足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國王應該對商人進行激勵。此外他還認為本國對外貿易是獲得金銀的唯一手段，但外國商人對本國經濟是有害的，因而主張對外國商人進行管制。晚期重商主義主要是從商業資本家的實際經驗出發來總結經濟活動，并開始試圖構建經濟學體系，代表人物是托馬斯•孟和詹姆士•斯圖亞特。托馬斯•孟主要從他作為一個商人的長期從事貿易的實踐出發來批判早期重商主義對外國商人進行管制的觀點，提出輸出貨物和輸出貨幣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同樣重要的觀點。詹姆士•斯圖亞特則試圖將重商主義的各種觀點歸納總結為一個體系，他以“實質價值和讓渡利潤說”作為這個體系的核心，并規定了一些經濟學概念，如“實質”、“讓渡利潤”、“絕對利潤”等。正是由于方法上得到了突破，近代西方經濟學才能打破經院哲學和宗教神學的枷鎖。

二、歸納演繹法促使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

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于18世紀的英國和法國，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因而斯密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對于考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斯密在哲學觀上受兩種哲學思想的影響較深：一種是自然哲學，一種是休謨的懷疑論。自然哲學認為世界本身是有規律可循的，這種規律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它比人所創造的社會秩序優越的多、完美的多。而休謨的懷疑論則認為人是永遠不能認識真理的，人只能通過描述事物外部的現象來獲得經驗的認識。這兩種哲學觀體現到斯密的經濟學研究中表現為：一方面，斯密以自然秩序為分析依據，以演繹法為基礎，積極探索各種經濟范疇內在的聯系性；另一方面，他又按照歸納法對經濟活動所呈現出來的外在表現來進行描述、分析、比較、歸類。歸納和演繹在斯密那里被孤立而又聯系的運用著，斯密的歸納是現象的歸納，演繹卻是本質的演繹，兩者相互矛盾，卻被斯密同一使用。一方面，斯密以當時的重大經濟問題為研究中心，對各種經濟材料進行現象的描述和歸納，形成一系列的簡單的概念，如他用“購買到的勞動”決定價值來解釋商品的價值；另一方面，斯密又以演繹法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他把工農業統一到價值的概念中，初步形成了勞動價值論，并由價值演繹出一系列的工資、地租、利潤、資本、分工、交換等概念。當演繹法遇到困難時，斯密就求助于歸納法，當歸納法難以解釋時，斯密又轉而運用演繹法。然而，歸納演繹法對斯密建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還是具有很重要作用的，他的著名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建立在這兩種方法的基礎上的，全書共五篇，其中第一篇和第二篇集中概括了他的全部政治經濟學思想，而歸納演繹法也在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在第一篇“論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并論勞動生產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中，斯密從分工開始以描述歸納法研究了分工、交換、貨幣、工資、利潤、價值等經濟范疇，并將這些范疇以從抽象到具體的順序加以排列，使之成為一個演繹的體系。“價值”是這個體系的核心內容。在第二篇“論資財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中他對經濟現象進行歸納描述認為資本是儲蓄的一部分，并用演繹法對資本作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資本是由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兩部分組成，強調資本積累和資本合理利用的重要性。后面三篇主要是對前面內容的進一步論證。斯密的歸納演繹法是在充分繼承重商主義、配第、魁奈等人歸納法的基礎上又吸收了傳統哲學的演繹思想，這種方法上的突破直接促使他在建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上比前人更進一步。同時，他的方法也對后來的經濟學方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他以后，經濟學在方法上形成了兩大流派：一是以歸納法為主，從馬爾薩斯、薩伊到今天的西方經濟學；另一派是以演繹法為主，從李嘉圖到馬克思。

三、分析綜合法`促動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分離

分析綜合法是人類認識世界的思維方式發展到現代社會在方法上的一大進步，是分析法和綜合法的有機統一。所謂分析法就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將復雜的認識對象分解為簡單的部分、方面或要素，予以研究的方法；所謂綜合法則是在深入分析、了解掌握了各個部分、方面或要素的性質之后，再將它們統一起來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考察的方法。無論是分析法，還是綜合法都要求以整體觀、系統觀來看待認識對象，分析是對整體中的部分、系統中的要素的分析；綜合是整體各個部分的綜合，系統各個要素的綜合。分析綜合法在現代經濟學研究中從微觀到宏觀的發展，直接促使了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分離，這種分離則標志著現代經濟學范式的確立，從此經濟學沿著宏觀和微觀兩個方向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分析綜合法從微觀到宏觀的發展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具有一定的社會現實基礎。在凱恩斯以前，分析綜合法還處在微觀分析時期，被新古典經濟學家們作為研究經濟學的主流方法，以自由競爭為前提，以市場上的單個廠商或個人的行為為研究對象來對經濟運行規律進行概括和提煉。但1929年世界性的經濟大危機的爆發，使得新古典經濟學家們奉行的市場可以自動調節經濟達到均衡和有效的理論徹底破產，微觀分析綜合法的主體地位也受到了挑戰。凱恩斯根據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后，各國政府紛紛加強對國家經濟干預的事實，將分析綜合法運用到宏觀變量中去，以總量流量分析來考察封閉經濟體系中兩個部門的國民收入；以總需求和總供給來探討國民收入和就業的決定及其變動問題，以總量局部均衡來分析商品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的均衡條件和均衡狀態，從而建立了一整套宏觀經濟理論體系。分析綜合法的發展不僅促使了現代經濟學范式的確立，還打破了微觀分析綜合法統一經濟學研究方法領域的局面，開創了微觀分析綜合法和宏觀分析綜合法共同主宰經濟學研究方法領域的歷史。同時宏觀分析綜合法的建立使得一大批西方經濟學者紛紛放棄微觀分析綜合法轉而研究宏觀分析綜合法，并在這一領域作出了許多開創性的貢獻。如英國的瓊•羅賓遜、哈羅德、卡爾多等；美國的漢森、哈里斯、薩繆爾森等。

四、證實證偽法促成后現代經濟學發展中新分支的出現

后現代經濟學發展中最突出的現象就是經濟學方法論開始作為經濟學的一門分支學科登上歷史舞臺。經濟學方法論這種地位的產生是和證實證偽法被引入經濟學研究中密不可分的。20世紀早期，經濟學方法論家首先將科學哲學中邏輯經驗主義的證實原則引入到方法論的研究中去使得經濟學方法論有了自己獨立的研究視角，這一時期的經濟學方法論主要關注的命題是理論的可證實性、可檢驗性和邏輯結構的有效性。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波普爾證偽原則，庫恩“范式”理論和拉卡托斯“綱領”研究的新進展，一批經濟學家開始把證偽原則運用到方法論研究中來，他們尋找波普爾、庫恩、拉卡托斯的思想與經濟學的聯系，開始從科學哲學的認識角度來討論經濟學方法論的問題。在這方面具有重要貢獻的是馬克•布勞格，他在1980年到1992年之間寫了一本書《經濟學方法論》，在這本書中他以證偽主義為主要論點，在對科學哲學和早期經濟學方法論研究成果總結的基礎上，對經濟學不同派別的方法進行了研究，提出：經濟學方法論研究中不僅應包括科學哲學中證實主義所關注的命題在經濟學方法論上的運用，同時也應包括證偽主義所關注的命題在經濟學方法論上的運用。布勞格的著作基本上奠定了80年代以后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基調，在他以后的經濟學方法論家的研究大都致力于對布勞格觀點的批判和深化。如考德威爾提出經濟學研究方法不應該僅僅局限在證偽主義上，應該提倡方法的多元化。這些經濟學方法論家研究的議題大致可以歸納為五類：(1)、“后現代主義者”對關于方法論目標的討論的反對；(2)、對波普爾方法論的哲學上的批判；(3)、把證偽主義者的方法應用到經濟學分析中的努力；(4)、“拯救”波普爾傳統理論中某些內容的努力；(5)、捍衛證偽主義理論；①他們將證實證偽法引入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不僅規范了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內容，而且對經濟學本身的發展也具有借鑒意義。綜上所述，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是與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分不開的，方法論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理論的發展，而方法論的發展又總是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相適應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受經濟理論進步影響的，兩者共同作用才構成了今天西方經濟學的大廈。因而，在研究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同時，不能忽視對其方法論的研究。

作者：潘海燕 單位：重慶市萬盛經濟技術開發區平山產業園區管理委員會

第十篇

一、新醫改中公立醫院“內動力缺乏”的經濟因素剖析

1.諸多醫改約束機制使醫院經濟下滑，造成“內動力缺乏”

要求醫務人員“合理用藥、合理檢查、合理治療”，降低患者的藥品、檢查、治療費用。臨床路徑的建立和實施，提高了醫務人員的醫療技術水平，規范了醫療行為。醫保部門為了限制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首先從單病種限價入手，制定單病種限價項目和上限，醫療費用超限者，醫保部門拒付，由醫院為患者買單。然而，單病種限價只是簡單地以前幾年的費用水平作為基數，缺乏科學性，也不考慮物價因素。其次，醫保部門還實行了總額預付制。依據上年度醫保支付的總額，按一個較低的增長率（約3%），制定次年的支付總額，與醫院簽訂協議，實施總額預付制，按超限的不同比例，部分或全部拒付，從而控制醫藥費用的增長。而實際上由于在新醫改中鄉鎮衛生院主要職能的轉變，以及收支政策的改變，造成大量患者涌入市縣二級公立醫院，加上醫院開展新項目新技術和物價上漲的因素，收入增長率都在百分之十幾、二十幾以上，按3%的增長率進行總額預付，確實使公立醫院難以接受。總之，在眾多機制的約束下，醫院經營的確是在一步步走向規范，然而，醫院經營也在一步步地面臨困境。似乎新醫改給醫院發展帶來的不是好處，而是壓力和制約，削弱了醫務人員積極參與的動力，造成“內動力缺乏”。

2.投入機制缺位造成“內動力缺乏”

我國對公立醫院現行的投入方式分為兩類，一類稱之為財政基本補助，即原來的差額補助，是醫院運營資金的補償；一類是專項補助，稱之為財政項目補助，是醫院發展資金的補償。財政基本補助實際上是醫療收費低于醫療服務價值的補償性投入，是醫院運營資金的保障，特別是在醫療行為不斷規范，醫療收費受到抑制，醫保支付受到約束之后，這種補償性投入對公立醫院就顯得尤為重要。然而政府對醫院的補償遠低于新醫改的要求，醫院經營資金受到影響。財政項目補助可以說是政府對醫院的發展投入，是醫院的發展資金。國務院頒發的《“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明確要求公立醫院的基本建設費和設備購置費由政府投入，原醫院自籌資金購買的設備由地方政府回購，禁止醫院舉債建設，并降低大型醫療設備的檢查費用。醫院的建設與發展由政府投入，乍看起來對醫院是好事，其實不然。對經濟落后地區政府來說，常常沒有能力肩負起公立醫院的建設與發展責任。醫院沒有能力靠經營積累發展醫院，又沒有政府投入來源，更不能舉債建設，醫院的發展面臨著新的挑戰。

3.價值補償機制不健全造成“內動力缺乏”

從經濟實體的角度看，醫療服務存在一個價值體現的問題，需通過政府投入和服務收費來實現。如果醫院的總收入水平（包括醫療收入和政府投入）高于費用水平(包括發展資金，下同），不僅政府的辦醫宗旨得不到體現，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得不到解決，百姓的醫療消費能力也會萎縮，就醫人次和消費就會大量減少，從長遠來看對醫院并不是好事。反之，若醫院的總收入水平低于費用水平，百姓的就醫率明顯提高，但醫院的醫療能力會明顯下降，越是門庭若市，越是加速醫院的萎縮，最終連簡單的再生產都難以維持，從長遠來看對百姓同樣不是好事。我們不妨對醫院的總收入（包括那些不很合理的、很不合理的在內）進行分析，如果支付了醫療業務必需的費用以后存在很大的利潤，用于發展醫院綽綽有余，說明存在不合理收費情況，必須給予嚴格制止。若還能維持醫院的正常發展，或僅能保生存不保發展，或連生存都不保的話，說明現存政策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政府投入不足，二是在政府投入不足的前提下，醫療收費補償不足。醫院是把不合理收費作為醫療服務價值得不到充分補償的補充，所以政府在革除了醫院不合理的收費后，必須通過合理方式彌補醫療服務價值損失，否則醫院就難以維持下去，不合理收費就會以新的方式出現。

二、增強醫療機構內動力的對策

唯物辨證法的內外因原理告訴我們，事物的內部矛盾（即內因）是事物自身運動的源泉和動力，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要解決公立醫院“內動力缺乏”問題，就要著力解決公立醫院改革中存在的內在矛盾，使醫院具有強勁的發展源泉。筆者認為，新醫改在對公立醫院的醫療行為、收費行為進行整治后，必須解決以下矛盾，才能較好地解決公立醫院的發展問題。

1.解決好醫療服務高投入、高成本與患者醫療支付能力低下的矛盾

醫院和患者是矛盾的統一體，在矛盾中相互制約、相互依存。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健康意識的提高，對生命、對身體的保護要求愈來愈高，然而在我國現階段，個體的收入水平不高，難以支付昂貴的醫療費用。所以患者希望花較少的錢，獲得優質的醫療服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為向患者提供醫療服務的醫院，昂貴的醫療設備，價格不斷飆升的醫療耗材，使醫療服務高投入、高成本，要求醫院“高投入低收費”是很難的。低于成本運營，就意味著醫院向患者提供的醫療服務水平不斷下降，意味著患者的醫療需求越來越得不到保證。患者“低付出高回報”的要求和醫院“按價值回報”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當然提高個體收入水平從而提高個體醫療支付能力，是解決矛盾的根本方法。但是在我國現階段要全面提高個體的收入水平從而提高整體醫療支付能力還比較困難。因此，我國政府將部分資金投向醫療保障，緩解醫療支付能力低下的矛盾；部分資金投向醫療服務機構，解決醫療收費不足的矛盾，因而產生了雙向投入模式。不管是單向投入還是雙向投入，也不管是投向需方還是投向供方，目的都是發展醫院，滿足患者不斷增長的醫療需求，減輕廣大患者的醫療負擔，把醫療服務作為公共品向全民提供。

2.解決好醫療服務價值補償不足和政府醫療投入水平低下的矛盾

醫療機構的“趨利”意識與行為，源于此前的“醫療市場化”改革。那是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政府醫療投入相當有限的形勢下進行的無奈之舉。現在我國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強調公立醫院的公益性，把醫療服務作為公共品向全民提供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財政支付能力還十分有限，且人口眾多，個人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低下，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政府的醫療投入要根據各級政府的支付能力來決定，醫療服務價格要在醫療服務價值基礎上，根據政府的醫療投入水平決定，否則就會出現公立醫院發展缺乏后勁的問題。筆者認為，醫療服務價值等于醫療服務成本加醫院發展基金，醫療服務價格等于醫療服務價值減政府投入，用公式表示為：醫療服務價值=醫療服務成本+醫院發展基金醫療服務價格=醫療服務價值-政府投入醫療服務價值是醫療服價格的基礎，政府投入是醫療服務價格的決定因素，政府投入愈大醫療服務價格就愈低，要讓廣大患者獲得實惠，加大政府投入是關鍵。價值、價格和政府投入三者密不可分，不能有半點偏頗，否則不是患者的利益受損就是醫院的發展受阻。另外，加大政府投入，要有強化措施，否則就變成了“空頭支票”，對醫院的運營和發展不利，最終對患者不利。

3.解決好醫療物資價格盈溢與醫療勞務價值不足的矛盾

醫療服務物資是醫療服務的前端商品，完全由市場定價，而醫療收費價格是由政府制定的，且一定就數年不變。當物價連年上漲時，醫療收費水平其實在相對下降，這就使“醫療物資價格盈溢與醫療勞務價值不足的矛盾”更加突顯。要解決這一矛盾，首先政府要把某些醫療物資作為特殊商品，列入醫改的重要內容來抓。如加強生產領域的成本控制，特別是對那些改頭換面所謂的“新藥”的成本控制，控制所謂的“科研成本”進入成本，合理制定出廠價格。同時要加強物流管理，控制物流費用。這樣不僅可以降低醫療成本、減少患者醫療費用，還可以起到抑制醫療行業的商業賄賂和藥品銷售回扣行為。其次是優化醫療機構物資管理，嚴格購銷使用手續，對貴重醫療設備進行可行性研究，按設備招標采購程序操作；對醫療耗材加強預算控制，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切實降低醫療成本。再次是建立醫療服務價格調節機制，合理定價，每2~3年根據物價指數調價，確保醫療服務價值得到充分的體現。

4.解決好改革整治與協調發展不同步的矛盾

公立醫院改革實質上是對公立醫院醫療服務的目的、醫療服務秩序、醫療運營管理等進行整改和治理，整改與治理要并舉。作為我國現階段醫療服務的主體，公立醫院醫療服務能力能否提高，直接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醫療需求能否得到滿足，關系到國家辦醫的宗旨、目標能否如期實現。公立醫院要改變醫療服務中的不合理因素，同時建立良好的醫療服務機制、藥品供銷機制、醫療價格機制、政府投入（補償）機制和群眾醫療保障機制，使醫院得到良好發展，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醫療需求，更好地服務患者。如果只破不立、只整不治，勢必影響醫療服務的正常開展和公立醫院的健康發展。只有本著“發展醫院、服務患者”的目的，整改與治理并舉，讓醫療工作者感受到醫改的目的也是為了促進醫院發展，才能使其積極參與新醫改，發揮主觀能動性，推動新醫改的進程。

作者：曾若 單位：海南省屯昌縣人民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