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跨國公司的金融服務需求

跨國公司其具有的特定是：規模龐大、有良好的資信、完備的經營網絡、很強的行業競爭力。因此商業銀行需針對這些跨國公司特點，認真研究、分析跨國公司在我國金融業務需求的多樣性，抓住跨國公司金融需求的“七寸”，為其提供超高契合度的綜合金融服務方案，注重金融業務與產品相結合，增加產品附加值。從跨國公司的運作與商業銀行的各項業務往，可以看出跨國公司的金融業務服務需求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迫切希望主辦行制度推出

由于跨國公司在中國業務擴張迅速，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迫切需要有實力的國內主辦銀行，希望通過眾多本地實力派主辦銀行，獲取全面的本外幣金融業務服務。

2、一體化的全面金融服務需求

跨國公司為了滿足企業經營需要，需要與國內銀行建立密切的全面業務合作途徑，并需要國內銀行為其提供全面優質的本、外幣金融業務服務，業務范圍廣泛，既包含公司業務、個人業務，又包含資產業務、負債業務到結算、理財等中介業務，并需要國內銀行無論是總行還是分支行，都要將跨國公司遍布全國的的投資企業視為一個整體，按照統一的業務標準提供金融服務。

3、資金資產管理要求

在我國境內運營的眾多跨國公司需要通過建立統一的內部資金結算網絡，不受地域的限制，用以實現總部對其各地方子公司現金流的統一調配，提高其資金周轉速度，降低公司運作的財務成本，并需要使用中資銀行電子銀行服務來實現資金調撥、實時查詢、銀行會計系統與客戶會計系統實現對接和個性化報表等，來幫助其實現企業經營高效。上門收款和零鈔兌換等現金管理服務是許多零售跨國企業迫切需要的，并且在國際結算方面，需要資金清算系統暢通、快捷和銀行的匯路通暢。跨國公司對銀行提供的各項服務的價格異常敏感，在防范匯率、利率風險方向，跨國公司通過雙重貨幣存款、外匯通知存款，以及遠期外匯買賣、貨幣互換等來規避風險，這必然所致其對外匯資金收益的金融工具有需求迫切。

4、個人銀行業務需求

跨國公司在華企業實施人才戰略，以引進高素質人才，則需要通過制定和實施福利補貼政策，尤其在解決雇員的住房政策方面，而這些福利政策的實施往往離不開銀行，這就形成了對銀行個人業務的需求。同時，由于跨國公司有眾多外進高級管理人員，其對個人外匯服務方面的需求比較高。同時，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跨國公司對金融服務逐漸有新的需求。服務標準也有所變化，其堅持拿歐美一流銀行作為標桿，借鑒其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模式，以“高效、高質”的標準來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在服務內容也精益求精，從“融資”到“融智”，需要為跨國公司提供一攬子優質的金融解決方案，以幫助其提升產品內在價值。在服務范圍上，從“雙贏”到“多贏”，跨國公司需要銀行服務滲透到其產品的服務鏈、供應鏈，通過向其下游的消費者、上游的供應提供綜合、超高治理金融業務服務，增強它們對跨國公司的貢獻度和依存度。

二、中資銀行應對跨國公司金融服務需求的對策建議

目前國內的許多銀行為了迎合跨國公司的需求，在金融創新上采取了許多措施，加大了服務力度，提供了很多金融創新服務產品，但仍然與于跨國公司的需求有一定的差距，與歐美發達銀行相比在許多方面仍然存在著先天不足。為盡快滿足跨國公司的在金融業務上的需求，也為了提高國內銀行的金融服務水平，使其向國際一流金融服務靠攏，國內商業銀行還有比較長的路要走，在許多方面仍需要完善。

1、建立系統化、高標準的服務體系，以產品確立競爭優勢

為了提高拓展跨國公司客戶的成效。應該在細分客戶的基礎上實施差異化服務戰略，根據客戶需求和特點，實行公司金融VIP服務，建立服務“綠色通道”，同時提供包括存貸款利率、結算費用等優惠政策并優先為跨國公司提供增值服務。同時，整合傳統產品，提升優勢產品，開發新型產品，提供包括各種業務的全方位、多層次金融產品及服務，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確立領先地位。

2、加強與國際一流銀行的合作，優勢互補

在我國的外資商業銀行盡管很多先天優勢，如管理經驗比較成熟、技術比較先進，但仍然在經營地域和政策方面，有許多局限，難以達到競標條件。這種情況下，我國商業銀行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優勢如網點資源眾多和人民幣資源充足的優勢與外資銀行合作，以謀求實現“雙贏”。另外，針對某些跨國公司的現金管理需求，我國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與外資銀行的合作，利用外資銀行的優秀管理經驗、業務創新等，來滿足跨國公司的某些國內商業銀行暫時不具備的金融需求，從而穩定客戶，實現共贏。

3、建立新的經營管理體制：決策迅速、應變靈活

為了加強與跨國公司合作，有效地拓展金融業務，我國的商業銀行首先要參照歐美商業銀行的先進經驗，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綜合外資銀行的優點和本土商業銀行先天優勢，加強內部溝通協調，以“最大限度適應客戶”為原則改造國內商業銀行的業務流程，提高工作效率：量身定制跨國公司客戶需要的金融產品和業務，有區別的適配跨國公司的業務需求；同時建立反應靈活、快速決策的客戶管理體系。為了提高對重要客戶的管理力度，同時需要配備高素質客戶經理等手段。在中國逐漸市場開發，特別是加人世界貿易組織以后，許多跨國公司對中國商業銀行存在許多顧慮，但是，中國的商業銀行國內網點眾多、實力雄厚的豐富人民幣儲備優勢，國內銀行可以通過資源整合，改革提高經營管理，加快金融業務的創新突破，對業務流程進行重組，普及電子化網絡辦公等。這樣，可以使內資商業銀行在爭取跨國公司的金融業務競爭中，獲取更高的市場地位。

4、提高金融創新能力，應對跨國公司金融服務需求

為應對跨國公司金融服務需求，銀行應從三個層面來提高其金融創新能力。宏觀層面，主要通過金融技術的創新，金融市場的創新，金融服務，產品的創新，金融企業紐織和管理方式的創新，金融服務業結構等方面的創新來提高其創新能力；中觀層面，主要體現在銀行中介功能的變化，可以分為技術創新，產品創新以及制度創新，以更好地實現銀行的“三性”目標；微觀層面，則是通過信用、風險轉移、增加流動性和股權創造等金融工具的創新。

5、開辟多種營銷渠道，加大市場營銷力度

銀行應開辟多種營銷渠道，全方位、高層次、多角度地加大市場營銷的力度，使更多的跨國公司了解銀行的金融服務。一方面，利用內資銀行的政府支持和行業優勢，通過政府和銀行行業主管部門進行推銷，當然內資銀行要首先鞏固與政府部門和銀行業主管部門的天然合作關系，快速將跨國公司在我國的經驗運作搞清，把握好國家的政策信息等，快速、準確的尋找客戶源；另外，通過區域間的推薦進行營銷也是一種有效方法，此方法的實現主要是靠共享客戶信息和資源。鞏固好已有客戶，通過現有客戶的推薦，內資銀行可以更好的獲取更多跨國公司業務，要重點完善和鞏固現有跨國商業用戶的合作關系，將他們作為內資銀行拓展業務的一個重要途徑。另一方面，通過各種宣傳活動，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戰略，進行有針對性的營銷宣傳，擴大銀行的國際影響，強化營銷的效果。

作者：孫茂杰 單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二）

一、經營特點

（1）跨國公司以國際市場為導向為其戰略目標，實現全球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相反，國內企業的戰略目標是以國內市場為導向。

（2）跨國公司對國外企業的控制是以控股的方式進行控制，而國內企業則以契約的方式來對國內企業中一些較少的涉外經濟活動實行控制。

（3）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的各個領域，都全面進行資本、人才、技術、商品、信息和管理等的交易活動，并且這種“一攬子”活動必須符合公司總體戰略目標且必須處于母公司控制之下，其子公司也像外國企業一樣參加當地的再生產過程。因此，跨國公司對其分支機構必然實行高度集中的統一管理，享有高度的控制權。而國內企業的涉外經濟活動不涉及在國外建立經濟實體問題。國內企業涉外經濟活動的關系是松散的，存在較大偶然性，它的涉外經濟活動往往在交易完成后就立即終止，不再參與以后的再生產過程。

二、蓬勃發展的原因

近幾十年來，跨國公司在全球的蓬勃發展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自市場經濟生產方式在全球確立以來，資本積累速度的加快及資本逐利的本性受單個國家尤其是小國的資源與市場局限無法滿足資本擴張的需要，戰前的殖民地開拓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種矛盾。但各國列強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通過戰爭方式獲得的資源與市場很可能再通過戰爭的方式失去。另外，戰爭也破壞了生產力和資本擴張的機制，破壞了生產力和資本向縱深進一步發展的環境條件。顯然，從戰爭轉向合作是解決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徑，于是通過一定的制度調節，由資源爭奪轉向資源共享，從軍事競爭轉向經濟競爭，逐步成為戰后各國的共識，這在實際上便構成了跨國公司化在戰后迅速發展深層次認識的基礎。另外，科學技術革命和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又為跨國公司發展提供了經濟基礎。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強烈要求逾越國界，導致了一個國家的市場無法承受如此規模經濟分工；另一方面，科學技術革命的迅速發展使新技術和新產品的研究發明費用不是一個企業或是一個國家所能承受得起的。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跨國性的組織的集體力量或通過協調才能解決。因此，經濟一體化組織成了解決這種問題的必然產物。然而，生產力的發展只構成一體化的充分條件，而并非必要甚至唯一條件。五、引發的危險

1.經濟領域

（1）國際貿易影響。1993年，全球跨國公司已達37萬家，其海外附屬公司總計達17萬家。從1982年開始，跨國公司迅猛發展，截至1992年底，全球海外直接投資額累計達2兆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掌握在排名前100名的大的企業手中。1992年全球跨國公司海外銷售額總計達5.5萬億美元，比商品出口額高出1.5萬億美元。可見，在世界經濟中跨國公司在海外投資的作用明顯比國貿易大。事實上，跨國公司已成為當代科學技術、國際經濟和國際貿易中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力量。而這種力量隨著跨國公司投資總體的呈上升趨勢將得到進一步增強。

（2）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的影響。跨國公司的發展對戰后發達國家的對外貿易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種作用表現在，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使發達國家的產品能夠在東道國生產并銷售，繞過了貿易壁壘，使得其產品的競爭力得到大大提高；從能量及原材料上來看，這明顯減少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依賴；另外，這也使發達國家的產品能順利進入東道國及可以利用東道國的對外貿易渠道并易于獲得商業情報信息。

（3）對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和私人信貸，補充了發展中國家進口資金的短缺；跨國公司資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二戰后，發展中國家大力引進外國公司的技術、資本及管理經驗，著力發展加工工業的出口，一些工業部門提前實現了技術跳躍，從而促進了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的改變和國民經濟的發展；跨國公司資本的大量流入，促進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模式和與其相適應的貿易模式的形成和發展。二戰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尤其是跨國公司的投資，實施工業化模式和與其相適應的貿易模式，大體上可分為：初級產品出口工業化、進口替代工業化和工業制成品出口替代工業化三個階段。

2.政治領域

（1）跨國公司對民族國家主權形成挑戰。東道國政府根據國家主權原則的規定，為維護本國的正常的經濟秩序，需要對跨國公司進行必要監督、管理、制止甚至懲罰一些非法經營活動。東道國的對外政策受到影響和左右。跨國公司通過利益集團及代表其利益的政黨的政治資金介入東道國的國內政治。因此，跨國公司充當了東道國對外政策決斷的幕后決策者。國際關系規則和處理國家關系的手段受跨國公司的影響。“冷戰”期間，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因此“零和規則”成為當時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關系的主要規則，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收益是建立在另一個國家的損失基礎之上的，這種收益和損失正好相互抵消即所謂的零和。

（2）國際沖突的增加。受冷戰思維的影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中鼓吹霸權理，極力推行霸權主義。跨國公司所追求的投資和貿易的自由化，需要主權國家放松對外來資本和商品的管制。而主權是國家最基本的屬性，它意味著一個主權國家對內事物和人的最高管轄權和對外的獨立自主權。但近些年來，為打破國家對生產要素流動的限制，一些學者極力宣傳主權原則過時論并主張民族國家的瓦解。這與冷戰時期以軍事、政治霸權為目的的做法背道而馳。

三、小結

跨國公司依靠母國政府的力量使世界其它國家(地區)向跨國公司的貿易與投資開放。跨國公司的主要特征是趨勢性、壟斷性及競爭手段的殘酷性著稱，它在國外獲得的巨額利潤有助于其自身及母國的經濟發展，這些巨額利潤對國際收支平衡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會通過各種方式大力支持其國內及跨國公司的國際商業經營活動。當跨國公司向海外拓展市場時，如對外貿易投資，在受到東道國的限制時，母國政府常常出面幫助干預，依靠其強大的政治勢力強使東道國做出讓步。跨國公司在主權國家對外政策形成過程中充當幕后決策者的作用。西方國家的對外政策是以跨國公司和利益集團為主體，是借國家的外殼實現其利益最大化的國家行為，其對外政策除對經濟和政治領域發生作用外，在文化、科技等領域亦發揮著雙重作用。

作者：趙少欽 單位：云南中醫學院國際教育學院

（三）

一、改革開放后各個經濟時期的劃分

自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跨國公司在華的發展戰略可以分為若干個階段，而這些不同的戰略階段必然分別對應著我國特定時期的外商投資環境，所以我們可以通過分析跨國公司戰略發展的不同階段來界定出我國投資環境的不同時期。然而，不同的學者對于跨國公司戰略發展階段的劃分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曾成樺、姬虹、劉雯、張沈偉（2007）在他們的研究中將1992年~2006年跨國公司在華的戰略發展分為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2年~1997年，在這一階段跨國公司的戰略重點為制造業；第二階段為1997年~2001年，在這一階段跨國公司更加注重營銷戰略；第三階段為2001年~2004年，在這一階段跨國公司將人力資源作為戰略重點為；而在第四階段2004年~2006年，跨國公司更加注重研發。高強（2008）則將改革開放之后跨國公司的戰略發展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1978年~1992年，稱為戰略防御時期；第二個時期為1995年~2001年，稱為戰略相持時期；第三個時期為2001年~2008年，稱為戰略進攻時期。所以，綜合各位學者的研究，并結合文章的研究目的，本文將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及2001年中國加入WTO這三項中國當發表展史上重大歷史事件作為時間邊界，將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投資環境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改革開放初期，改革開放中期與后改革開放時期。

二、不同時期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環境的特點

本文將從外資政策、勞動力市場、市場環境、技術四方面描述不同時期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環境的特點。其中，外資政策指我國利用外資的政策傾向以及外資法律體系的發展情況；勞動力市場指我國勞動力市場以及相關法規的設立情況，勞動力市場規模以及勞動力人口在不同產業的分布情況；市場環境指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形式以及其在華的同盟者與競爭者；技術是指我國的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以及我國對于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法律的完善情況。

1.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1992年。這一時期主要是外資政策的初創與修訂時期。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同時也推動了我國外資政策的出臺。1979年，我國第一部外商投資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頒布，標志著我國外資立法的開始。自此之后，我國陸續推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等法案，并在1991年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進行了修訂與完善。在這一時期，我國通過政策法案的頒布給予外資“超國民待遇”，如中國對外資企業一直采取稅收優惠、投資優惠、外匯管理優惠等許多優惠政策來進行招商引資。改革開放以后，勞動力市場產生于計劃經濟之外，是初級與局部的。1978年，我國勞動力人口為40152萬人，占總人口比重41.7%。在這一時期，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方比較單一勞動力就業主要集中于第一產業，占總勞動力人數的70.5%，第二產業只占17.3%，并且主要為國有經濟體制內就業。1984年開始，體制內的勞動力開始向體制外流動，并且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這種流動不斷增大。到1992年，我國勞動力人口數為66152萬人，其中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58.5%，第二產業占21.7%。改革開放后第一家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是日本的松下，這一階段，外資企業只能以合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市場，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數目不多，多數為技術轉讓，進行的主要是商品貿易與技術貿易。國內市場占主導地位的仍舊為國有企業。國有企業與跨國公司通過合作各取所需，即“以市場換技術”。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生產與管理各項技術落后，同時也缺乏對于知識產權的重視與保護，這對我國的招商引資以及經濟發展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針對這一情況，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通過立法從法律上承認知識這一無形資產并加以保護，如1982年頒布的《商標法》以及1985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等。但是這一階段屬于我國知識產權法律的萌芽階段，法律體系有待完善與進一步發展。

2.改革開放中期：1992年~2001年。1992年1月鄧小平明確提出了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其中特別強調了擴大吸收外資的規模。而我國的外資政策在這一時期不斷的完善與發展，如1994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外商投資企業審批和登記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該文件對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審查、出資檢查及違章違法行為的查處做出了進一步明確規定。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我國又出臺了一系列的法案放寬了吸引外資的項目類型的范圍，同時逐步加強對高新技術以及環保的重視程度。1993年11月國務院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標志著勞動力市場得到了政府的認可。在這一時期，非國有經濟的迅速發展帶動了勞動力市場的不斷壯大，而沿海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了勞動力向這一地區的流動。并且，這一時期，由于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不完善，也造成了體制內勞動力向體制外流動以及國有企業職工下崗，為了解決這一問題，1998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善了我國的就業情況。到2000年末，我國的勞動力資源總量達到了72085萬人，占總人口的56.9%，其中，第一產業占50%，而第二、三產業分別約占25%。在這一時期，跨國公司興起了對中國的投資熱。1992年，IBM在北京成立了IBM中國有限公司成立，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家外國獨資機構，也預示著外商獨資化正式開始。自1997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新批準的外資項目中，獨資數量就開始超過合資項目的數量。同期，由于國家深化改革開放，民營企業開始崛起，這些企業競爭意識強，高度重視引進消化新技術，它們的崛起很快占領了新興制造業產業的低端市場。這也刺激著國有企業加大在高端產品市場的研發設計與創新。這一階段中國第一次出現了外企、國企與民企相互競爭相互促進的局面。從1992年開始，我國對專利法進行了第一次修訂，通過修訂完善了對申請人專利權的保護，隨后我國又加快了《著作權法》《技術合同法》等相關法律的立法進程。總體而言，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向著良好的態勢不斷發展。2000年與2001年，我國三資企業的專利申請數共達到1137件，授權數達803件。

3.后改革開放時期：2001至今。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我國的外資政策需要向國民待遇逐步靠攏，超國民待遇無法繼續作為招商引資的手段，必須把外資政策引入為外資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上來。所以，在此期間，我國興起了一輪制定和調整外資政策的高潮，僅2005年一年就出臺了830項政策。隨著2007年新稅法的出臺，規定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一直到2010年4月國務院公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規定中國對高科技產業、服務業、節能和環保產業的海外投資表示歡迎，但對重污染和高能耗及產能過剩的產業的投資則受到限制，意味著“過去那種無條件的‘外資優先’時代結束了”。并且，國務院決定，自2010年12月1日起，我國將統一內外資企業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制度，對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及外籍個人征收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至此，內外資企業稅制實現了全面統一，外資企業在稅收政策上享受的“超國民待遇”被徹底終結。這一時期，我國的勞動力市場更加成熟，各項政策法規更加完善。2008年《新勞動法》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2011年末全國就業人員達到76420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35914萬人。全國就業人員中，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34.8%；第二產業就業人員占29.5%；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占35.7%。2011年度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5278萬人，比上年增加1055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863萬人。隨著中國的入世，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涌入中國，將中國作為它們全球戰略的關鍵點。而在這一時期，跨國公司投資領域從制造業擴展到研發與生產服務領域，采取的方式多為兼并與并購，并且是直接收購民族品牌，這種“斬首行動”目的在于消滅在華競爭對手，直接壟斷我國市場。國有企業改革在這一時期也掀起了高潮，告別原有的僵化管理組織，采用現代企業制度必將給這些國有企業注入新鮮活力。同時民營企業在這一階段的發展勢頭強烈。這樣一來，外企、國企與民企之間的競爭局面變得更加激烈。相應的，我國對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也進行了修訂與完善從而達到與國際接軌，新《專利法》等的施行標志著我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邁上了一個更高的臺階。2011年，我國內資企業專利申請數為67871件，國有企業專利申請數為3349件，港澳臺資企業專利申請數為11948件，外資企業專利申請數達21448件，較上一時期相比有了大幅的提高。同時，我國高新技術產業企業不斷增多，并且我國的大中型企業也更加注重研發環節，2011年我國大型企業研發經費內部支出達96.4166億元，研發經費外部支出達49.7094億元，中型企業研發經費內部支出達281.3899億元，研發經費外部支出達47.5637億元。

三、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環境的比較研究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跨國公司在華的投資環境，無論是外資政策、勞動力市場還是市場環境與技術方面，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外資政策方面，中國外資政策越來越多地注重營造一個有利于外資利用的制度環境。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基礎薄弱，吸引外資，利用外資的先進技術進行基礎產業建設與發展成為迫切的需要，在這一階段，中國的投資環境還差強人意，因而要在競爭激烈的世界投資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就需要我國提供更多的優惠政策。同時，由于我國的外資政策法律處于萌芽時期，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同時對外資的利用也有許多限制，但是這一些的不完善與限制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中國的入世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入世以后，中國在非關稅壁壘、關稅等方面放款了限制，同時，中國對貨物、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保護以及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方面的法律法規進行了修改。此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綠色與可持續發展日益得到國家的重視，我國關于資源開采的相關政策也在不斷完善，對于自然資源與環境的保護日益加深，對于外資的態度也從改革開放初期一味的“招商引資”逐步向“招商選資”轉變。這些限制的放款以及政策的轉變必然將導致跨國公司大規模的進入，但是這種進入與之前掠奪性的進入相比更多的是一種良性的進入，能夠為中國的經濟與環境發展爭取到最適合的外資。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也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壯大，從1978年的40152萬人攀升至2011年末全國就業人員達到76420萬人，失業率也從5.3%降至了4.1%，而勞動人口在三個產業的分布也隨著經濟的發展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隨著時間不斷減少，而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不斷上升，并且，在改革開放初期與中期，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明顯高于第三產業，而進入后改革開放時期之后，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超過了第二產業，這也代表著中國經濟方式的轉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的市場環境也有了明顯的改變。由改革開放初期的國有企業一支獨大發展成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對于外商的態度也經歷了一個由合作轉向競爭再轉向競合的過程：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國以合資的形式與外商合作來尋求先進的生產與管理技術，國有企業成為了跨國公司在華的同盟者；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國家政策的放寬，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以獨資的方式進入中國，伴隨著崛起的民營企業以及國有企業便成為了跨國公司在華的競爭者；后改革開放時期，跨國公司大規模涌入中國，其在華的競爭對手既包括原有的國有企業以及民營企業，也包括其他跨國公司，在這一階段，跨國公司與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由競爭關系逐步走向了一種競合的關系，即在競爭中尋求合作，達到“共贏”的局面，所以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這一時期既是跨國公司在華的競爭者，也是他們的同盟者。此外，我國的高技術產業也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蓬勃發展，截至2010年底，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研發中心已經達到1400家。這不僅歸功于我國關于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的不斷完善，也歸功于我國人民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以及國家對于科研的重視程度的日益加大。雖然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于研發的投資以及對于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仍然存在不足，需要相關部門進一步的完善與改進。同時，我國企業越來越注重產品的研發，在研發環節的投資比重連年升高，這也揭示了我國企業努力擺脫“代工廠”的身份，向價值鏈前端轉移的戰略重心，未來中國的投資環境更多的將是吸引技術的投資而非生產的投資。總體而言，跨國公司在華的投資環境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演進而逐步向更加法制化、透明化、公平化、綠色化的方向發展，雖然在2012年出現了跨國公司投資下降的拐點，但是本文認為這代表著一種良性的淘汰，代表著讓更有益于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環境發展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

作者：劉 ? 單位：中央財經大學商學院博士生